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７、丙寅，命司马光、滕甫同看详裁减国用制度，仍取庆历二年数比见今支费，有不同者，开析以闻。光登对言：（案：《传家集·辞免裁减国用劄子》为七月三日上，《纪事》类系於下命日。据集中所载云：臣近曾乞选差官裁减国用，奉圣旨不许辞免。臣以非才，叼忝美职，月受厚俸，常自愧恐无有报称，若果能有益於国，臣何敢辞。窃惟方今） “国用所以不足者，在於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异滥，军旅不精。此五者，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若但欲如庆历二年裁减制度，比见今支费数目，此止当下三司供析其同与不同，不必更差官置局。”（案：《传家集》此下有云：专领此事，况臣所修《资治通鉴》委实文字浩大，朝夕少暇，难以更兼钱穀差遣。）上因问五者利害，光具悉以对，上深开纳。明日，（案：此明日，依《传家集》七月三日上章，当为七月四日甲戌。）即置裁减局。（《纪事本末》卷六十六。）

　　８、是月，废随州为光化县。（《纪事本末》卷七十七。案：《宋朝事实》卷十八：随州，熙宁元年省为安化县。四库馆原校本云：按《宋史》作熙宁元年废光化县为镇入随县，与《元和县志》管县有光化之文，而与《文献通考》熙宁五年改光化军为光化县隶襄阳，及此作元年省安化县者，先后沿革互有歧异。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宋史》三云：随州之光化县，本安化县，后周改名。此熙宁元年所废之光化，乾道二年以襄州之阴城县、光化军并置，乾德县隶焉。熙宁五年废光化县隶襄州，此别一光化县。虽同在京西路，初不相涉。）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六月，录唐魏徵、狄仁杰后。案：宋史全文《资治通鉴》云：癸卯，以同州明法魏道严为本州司士参军，前邠州观察推官狄国宾注仪陇州职官一任，以判永兴军韩琦言道严，唐郑国公徵裔孙；国宾，梁国公仁杰十二代孙故也。《宋史·本纪》与《全文》日同。

　　１、七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辛未朔。）癸酉，诏：“谋杀已伤，案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初，登州言妇人阿云，有母服嫁民韦阿大，嫌其陋，谋夜以刀杀之，已伤不死。案问欲举自首。审刑院、大理寺论其死，用违律为婚，敕贷阿云死。知登州许遵言：“当论如敕律。”诏送刑部，刑部断如审刑、大理。遵不服，乞送两制定议。诏送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同定，而光与安石议异。安石本不晓法而好议法，彊主遵议，特与光异。及执政，遂力行之。然议者不以安石为是也。（《纪事本末》卷七十五。案：《传家集》载温公议云：臣窃以为凡议法者，当先原立法之意，然后可以断狱。窃详《律》文：“其於人损伤，不在自首之例。”注云：“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所谓“因犯杀伤”者，言因犯他罪，本无杀伤之意，事不得已，致有杀伤，除为盗之外，如劫囚、略卖人之类，皆是也。律意盖以於人损伤既不得首，恐有别因馀罪而杀伤人者，有司执文并其馀罪亦不许首，故特加申明云“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然杀伤之中，自有两等，轻重不同：其处心积虑，巧诈百端，掩人不备者，则谓之谋；直情径行，略无顾虑，公然杀害者，则谓之故。谋者尤重，故者差轻。今此人因犯他罪致杀伤人，他罪虽得首原，杀伤不在首例。若从谋杀则太重，若从斗杀则太轻，故酌中令从“故杀伤论法”也。其直犯杀伤更无他罪者，惟未伤则可首，但係已伤，皆不可首也。今许遵欲将谋之与杀分为两事，案谋杀、故杀，皆是杀人，若将谋之与杀分为两事，则故之与杀亦是两事也。且《律》称“得免所因之罪”，故劫囚、略人皆是，已有所犯，因而又杀伤人，故劫略可首，而杀伤不原。若平常谋虑，不为杀人，当有何罪可得首免？以此知“谋”字止因“杀”字生文，不得别为所因之罪也。若以劫斗与谋皆为所因之罪，从故杀伤法，则是斗伤自首反得加罪一等也。遵所引苏州洪祚断例，案《律疏》云：“假有因盗故杀伤人而自首者，盗罪得免，故杀伤罪仍科。”《疏》既指名故杀伤人，则是因盗谋杀伤人者，自从谋法。当时法官误断，不可用例破条。遵又引《编敕》“谋杀人伤与不伤，罪不至死者，并奏取敕裁”，以为谋杀已伤而罪不至死者，即是自首之人。按尊长谋杀卑幼之类，皆是已伤而罪不至死，不必因首也。遵又引《律疏问答》条云：“谋杀凡人，乃云是舅。”又云：“谋杀之罪尽。显是谋杀，许令自首。”案问皆谓谋而未伤，方得首免，若其已伤，何由可首？凡议罪制刑，当使重轻有叙，今若使谋杀已伤者得自首，从故杀伤法，假有甲乙二人，甲因斗殴人鼻中血出，既而自首，犹科杖六十罪；乙有怨雠，欲致其人於死地，暮夜伺便推落河井，偶得不死，又不见血，若来自首，止科杖七十罪。二人所犯绝殊，而得罪相将。果然如此，岂不长奸？况阿云嫌夫詀陋，亲执腰刀，就田野中，因其睡寐，斫近十刀，断其一指，初不陈首，直至官司执录将行拷捶，势不获已，方可招承。情理如此，有何可悯？朝廷贷命编管，已是宽恩，而遵更稽留不断，为之伸理，欲令天下今后有似此之类，并作减二等断遣，窃恐不足劝善，而无以惩恶，开巧伪之路，长贼杀之源，奸邪得志，良民受弊，非法之善者也。臣愚以为大理寺、刑部所定已得允当，难从许遵所奏作案问欲举减等两科。今来与王安石各有所见，难以同共定夺，伏乞朝廷特赐裁酌施行。又案：邵博《闻见后录》：登州有妇人阿云者，谋杀夫而自承。知州许遵谓法因犯杀伤而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科故杀伤法，而敕有因疑被执招承减等之制，即以按问欲举闻，意以谋为杀之因，所因得首，合从原减。事下百官议，盖斗杀、劫杀，斗与劫为杀因，故按问欲举，可减以谋为杀，则谋非因，所不可减。司马文正公议之云云。自廷尉以下，皆嫉许遵之妄，附文正之议。王荆公不知法，好议法，又好与人为并，独主许遵之议。廷尉以下争之不可得，卒从原减。至荆公作相，谋杀遂立按问。旧法一问不承，后虽为自言，皆不得为按问。时执法者欲广其事，虽累问不承者亦为按问，天下非之。至文正公作相，立法应州军大辟，罪人情理不可悯，刑名无所疑虑、辄敢奏闻者，并令刑部举驳，重行朝典，不得用例破条。盖自祖宗立法以来，大辟可悯、与疑虑得奏裁减。若非可悯、非疑虑，则是有司妄谳，以幸宽纵，岂能暴恶安善良之意乎！文正公则辟以止辟，正法也。荆公则姑息以长奸，非法也。至绍圣以来，复行荆公之法，而杀人者始不死矣。余尝谓后汉张敏之议，可为万世法。曰：“孔子垂经，皋陶造法也，原其本意，皆欲禁民为非也。或以‘平法当先论生’。臣愚以为天地之性，唯人为贵，杀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开杀路，一人不死，天下受弊。《记》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杀，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为灭，秋一物华即为灭。王者承天地，顺四时，法圣人，从经律而已”。盖为司马文正公之议合也。苏黄门初嫉许遵之谳，后复云：“遵子孙多显，岂能活一人，天理固不遣哉！”亦非也。使妄活杀人者，可为阴功，则被杀者之冤，岂不为阴谴哉！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云：神宗熙宁元年，登州有妇谋杀夫伤而未死，及按问，遂承。知州许遵言：“法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请从减论。”诏司马光与王安石议，安石以遵言为是，光谓：“因他罪致杀伤者，他罪得首原，岂可以谋与杀分为两事？而谓谋为所因得以首原乎！”文彦傅、富弼等多主光议。逾年不决。诏卒从安石议。《宋史·许遵传》：为审刑院详议官，知宿州、登州。遵累典刑狱，彊敏明恕。及为登州，执政许以判大理，遵立奇以自鬻。会妇人阿云狱起。初，云许嫁未行，嫌壻陋，伺其寝田舍，怀刃斫十馀创，不能杀，断其一指。吏求盗弗得，疑云所为，执而诘之，欲加讯掠，乃吐实。遵案云纳采之日，母服未除，应以凡人论，谳於朝。有司当为谋杀已伤，遵驳言：“云被问即承，应为案问。审刑、大理当绞刑，非是。”事下刑部，以遵为妄，诏以赎论。未几，果判大理。耻用议法坐劾，复言：“刑部定议非直，云合免所因之罪。今弃敕不用，但引断例，一切案而杀之，塞其自首之路，殆非罪疑惟轻之义。”诏司马光、王安石议。光以为不可，安石主遵，御史中丞滕甫、侍御史钱觊，皆言遵所争戾法意，自是廷论纷然。执政悉罪？己者，遂从遵议。虽累问不承者，亦得为案问。或两人同为盗劫，吏先问左，则案问在左；先问右，则案问在右。狱之生死，在问之先后，而非盗之情，天下益厌其说矣！）

　　２、乙亥，名秦州新筑大甘口谷寨曰甘谷城，即筚篥城也。（案：《宋史·地理志》三：秦凤路甘谷，熙宁元年置，有吹藏、大甘、陇诺三堡，四年增置二堡。）先是，韩琦遣李立之驰奏请修筚篥城。（案：《安阳集·魏公家传》载奏疏云：秦凤路沿边累为西人侵掠，西蕃熟户日失藩篱之固。昨郭逵已筑治平、鸡川二寨，包入熟户疆土不少，若更修筚篥城一两处，则西与古渭相接，方成外奭之势。）枢密院难曰：“筚篥是秦州熟户地土，将来兴置一两处，接连古渭，又须添屯军马，计置粮草，复如古渭之患。”（案：《安阳集·魏公家传》所载此下有云：况西蕃熟户，本要为汉藩篱，若与筑城，令熟户自守，必知熟户不能自守，须藉汉兵，傥有贼至，则汉兵当锋，熟户受庇，汉有馀力为之则可，但虚内而事外，非计之得。前后臣僚累有奏请，以此未曾施行，更切子细相度以闻。）琦复奏曰：“窃观先世图制匈奴，患其西兼诸国，故表河列郡，谓之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今西夏所据，盖多得匈奴故地，自昔取一时之计，弃废灵州以来，因失断臂之势，故德明、元昊更无忌惮，得以吞噬西蕃，以至其甘、凉、瓜、肃诸郡。（案：《安阳集》魏公家传此下有云：皆为贼有，势既大。至宝元初，始敢僣号。案：《安阳集》此下有云：以背朝廷。是时贼方与诸路边兵相攻战，故秦、渭一带，西蕃未暇窥夺。臣庆历初曾知秦州，今二十六七年矣。是时永宁、安远之北，绵亘一二百里之外，皆是西蕃熟户，其间有不授捕职名目，官中亦不勾点彼族兵马者，则谓之生户，并与熟户交居，共为篱落，故秦州最号藩篱之壮。讫元昊纳款，未尝侵犯。只自庆历通好，后来西人以寇抄为事，见秦、渭间西蕃最为繁盛，又为我之降人献说，以谓西界诸郡当贵广有所出，可以先取西蕃，然后以兵扼要害，则西川诸郡，一皆得之。）遂一向攻胁秦、渭诸蕃。（案：《安阳集·家传》此下有云：大半为其所属，浸淫直逼秦州西路城寨，比庆历中，藩篱大段薄弱。）近年西人复将西市城修葺，建为保泰军，（案：《安阳集家传》此下有云：於其中修盖行衙，闻甚宏壮，令伪驸马花马总领之。）只去古渭寨一百二十里，（案：《安阳集家传》此下有云：即近蔡挺与白知军者公文往来之处。）去汉界之近如此，自前未有也。（案：《安阳集·家传》此下有云：又秦州上丁族瞎药恕，质其父厮铎心，及逃去，与木征相合。木征者，即唃厮啰之孙，瞎毯之子也。其木征、瞎药更与自来秦州多点集不起广有力量青唐族相结，谋立文法，去西界所建西市城甚近，阴与夏人通款。若渐次尽为西夏所诱，不独古渭孤危，秦州西路城寨日为贼逼，则其董毯一带至回纥以来搬次尽为阻隔。秦州豢马，自亦稀绝，可谓秦塞之深患也。与臣二十六七年在秦州时，边事变易全然不同。臣不因再忝西帅，亦不能知此子细。）所以久在西陲谙知边事者，皆谓城筚篥，则可与鸡川、古渭通成外奭之势，隔绝得西人？吞古渭一带诸蕃与瞎药、木征、青唐等族相结之患。（案：《安阳集·家传》此下有云：少得前世所谓断臂之策，兼自来鄜延、环庆、泾原等路沿边，例皆以城寨包卫熟户，使诸族知有家计，则可以相资表悰，号为篱落之固；不然则诸族老小，散居山谷田野间，去城寨稍远，西贼一来，官军既难救应，则尽为贼所杀掠，此安可谓之篱落也？）臣复见泾原路原州有明珠、灭臧、康（案：安阳集家传，康作唐。）奴三族，广有人力，以居处恃险，点集不起。（案：《安阳集·家传》此下有云：屡杀官军，出入西界买卖，都无忌疑。庆历中，每西人入寇，则前为乡导，同为抄劫。）后来范仲淹遂於三族之北，与西界相接处，修置靖安、绥宁二寨，佛空平、耳朵城二堡，其明珠等三族於是不敢作过，听从点集。（案：《安阳集家传》此下有云：始为篱落之用。臣今所以乞城筚篥者，非好生事也。盖欲与西人议事未复好间，乘此机会，可以城之。既城此则经久，有臣前所陈之利，忽而不为，则他日有臣前所陈之害，故城与不城，其利害实系於国家而不系於臣，在朝廷之深算也。）若谓其修城之后，又积兵聚粮之费，（案：《安阳集·家传》此下有“力有未及”四字。）臣以为不然。盖筚篥既城，则秦州三阳、伏羌、永宁、来远、宁远诸寨皆在近悰，可以均匀抽减逐寨之兵，往彼屯泊，更有创置酒税场课利相兼。”（案：《安阳集·家传》此下有云：充赡。复闻筚篥城侧近有隙地，自可招置弓箭手七八百人，就使防守，则边防之势，其雄重可知矣。臣今画鄜延、环庆、泾原路沿边城寨对西界小纸图黏连在后，陛下观之，则可见今之诸路，例皆以城寨包卫熟户，非妄言也。望与二府大臣裁酌。）诏从之。初，秦凤副都总管杨文广受韩琦檄筑筚篥城。文广即饬诸将，声言城喷珠，率众至其处，日已暮，乃急趋筚篥城，屯列既定，迟明，虏骑大至，知不可犯而去，遗书当白国主，以数万精兵逐汝。文广遣裨将袭其后，所获甚多。或问其故，文广曰：“先人有夺人之心，必争之地，彼若知而据之，则未可图也。”文广，业之孙也。韩琦又言已牒秦凤路於擦珠谷（案：《宋史·地理》志三：治平四年，置鸡川。熙宁元年，改擦珠堡。）筑一大堡，又乞废罢纳迷、丹山、菜园、白石、了锺五堡，使臣戍兵。擦珠堡成，赐名通渭。（《纪事本末》卷八十三。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秋七月，城筚篥。初，秦州生户为谅祚劫而西徙，有空城百里，名筚篥，知府马仲甫请城而耕之。《宋史·马仲甫传》：秦州古渭介青唐之南，夏人在其北，中通一径，小警则路绝。仲甫得筚篥城故趾，自鸡川砦筑堡，北抵南谷，环数百里为内地，诏赐名甘谷堡。故时羌人入城贸易，皆僦邸，仲甫设馆处之，阳示礼厚，实闲之也。《安阳集·家传》云：公又委秦凤帅马仲甫兴置贡珠、甘谷诸堡。自是夏人不敢近寨，劝诱古渭一带蕃部，献地八千馀里，以招置弓箭手，於是篱落壮固，边声振矣。西夏乃械送害杨定者李崇贵、杨道喜诣阙请命。朝廷遣韩缜同公属官刘航至延安，与西人薛宗道议事，仍令偕至长安，禀公而后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