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镇以五月三日初上疏。此云两月余，则当在七月十日庚寅未谢晴前。或两月余字误，更详之。
　　七月，文彦博等共议建储，未尝与西府谋也。枢密使王德用闻之，合掌加额曰：『置此一尊菩萨何地?』或以告翰林学士欧阳修，修曰：『老衙官何所知?』于是上疏略曰：『自古人君必有储副，所以承宗庙之重而不可阙者也。陛下临御三十余年而储副未立，此久阙之典也。近闻臣僚多以此事为言，大臣亦尝进议，陛下圣意久而未决，而庸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体者因以为异事，遂生嫌疑之论，此不思之甚也。且自古帝王有子，至三二十人者甚多，材高年长罗列于朝者甚众，然其为君父者，莫不皆享无穷之安，岂有所嫌而斥其子耶?若陛下鄂王、豫王在，至今则储宫之建久矣。世之庸人偶见陛下久无皇子，忽闻此议，遂以云云尔。且《礼》曰：「一人元良，万国以正。」盖谓定天下之根本，上承宗庙之重，亦所以绝臣下之邪谋。自古储副，所以安人主也。若果如庸人嫌疑之论，则是常无储副则人主安，有储副则人主危，此臣所谓不思也。臣又见自古帝王建立储副，既以承宗庙之重，又以为国家美庆之事，故每立太子，则不敢专其美，必大赦天下，凡为人后者，皆被恩泽，所以与天下同其庆喜，然则非恶事也。汉文帝初即位之明年，群臣再三请立太子，文帝再三谦让，而后从之。当时群臣不自疑而敢请，汉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者，臣主之情通故也。五代之主或出武人，或出养子，如后唐明宗，尤恶人言太子事，群臣莫敢正言。有何泽者尝上书乞立太子，明宗大怒，谓其子从荣曰：「群臣欲以汝为太子，我将归老于河东！」由是臣下更不敢言。然而文帝立太子之后，享国长久，为汉太宗，是则何害为明主也?后唐明宗储嗣不早定，而秦王从荣后以举兵窥觎，陷于大祸，后唐遂乱，此前世之事也。况闻臣僚所请，但欲择宗室为皇子尔，未即以为储贰也。伏惟陛下仁圣聪明，洞览古今，必谓此事国家之大计[3]，当谨审而不可轻发，所以迟迟尔，非恶人言而不欲为也。然朝廷大议，中外已闻，不宜久而不决。昨自春首以来，陛下服药，大臣侍于左右，如人子之侍父，自古君臣，未有若此之亲者也。下至群臣、士庶、妇女、婴孩，昼夜祷祈，填咽道路，发于至诚[4]，不可禁止。以此见臣民尽忠，蒙陛下之德厚，爱陛下之意深，故为陛下虑也。今之所请，天下臣民所以为爱君计也，陛下何疑而不从乎?中外之臣既言陛下圣躬康复，又欲见皇子出入宫中，朝夕问安侍膳于左右，然后群臣奉表章为陛下贺，辞人墨客称述本支之盛，为陛下歌之颂之，岂不美哉?伏望陛下出于圣断，择宗室之贤者，依古礼文且以为子，未用立为储副也。既可以徐察其贤否，亦可以俟皇子之生。』疏凡再上，皆留中不出。
韩琦旧传云：欧阳修因水灾再上疏，皆留中。修传亦云水灾即嘉祐元年事，而修传乃于作枢副后载之，误也。修奏议自有日月。王德用事据江氏《杂志》，误云富、范。盖误以文为范也，今改之。
　　知制诰吴奎言：『王者以社稷为本，宗庙为重。社稷必有奉，宗庙必有主。陛下在位三十五年而嗣续未立，今之灾沴，乃天地祖宗开发圣意，不然，何以陛下无大过，朝廷无甚失，辄降如此之灾异?在《礼》，大宗无嗣，则择支子之贤者。汉成之于哀帝，孝和之于安帝，皆兄弟之子也。若以昭穆言之，则太祖、太宗之曾孙；以近亲言之，则太宗之曾孙，陛下所宜建立，用以系四海之心者也。况陛下春秋犹盛，俟有皇子，则退所为后者，颇优其礼数，使不与他宗室等，亦何为而不可?臣愿陛下勿听阴邪巧说，以误大事。使万一仓卒之际，柄有所归，致宗庙社稷不血食，书之史册，为后世叹愤。臣不愿陛下以圣明之质，当危亡之比也。臣恐此事不宜优游，愿速以时裁定，定之不速，必有奸人阴贼其间，然亦不独为陛下之过，辅弼之臣，未闻力争，致宗祀无本，郁结群望，感召沴气，毒流天下，所宜深罪。推之咎罚，无大于此。』殿中侍御史吕景初亦言：『此阴盛阳微之戒也。商周之盛，并建同姓；两汉皇子，多封大国；有唐宗室，出为刺史；国朝二宗，相继尹京，是故本支强盛，有磐石之安，则奸雄不敢内窥，而天下有所系望矣。愿择宗子之贤者，使得问安侍膳于宫中，以消奸萌，或尹京典郡，为夹辅之势。』
　　八月，司马光又上疏，其略曰：『以臣之愚，念当今甚大而急者，未有过于本根未建，众心危疑。释此不忧而顾彼三者（谓河患、积储、边寇），是舍其肺腑而救四肢也，不亦左乎?借有高才之臣能复九河之道，储九年之食，开千里之边，而本根未建，尚何益也?况复细于彼三事哉！今陛下圣体虽安，而四方之人未能遍知，尚有疑惧者。不以此时早择宗室之贤，使摄居储副之位，内以辅卫圣躬，外以镇安百姓，万一有出于意外之事，可不过为之防哉?』癸丑，范镇又上言，略曰：『陛下即位三十五年，以纳谏为德，以畏天为心，至于小小议论，未尝不虚怀开纳。今及宗庙社稷之计，乃拒谏而不用，违天而不戒乎?臣职当言，不敢爱死，默默负陛下。陛下以臣言为然，乞以臣前所上章与大臣速定大议；以臣言为不然，乞加臣万死之罪。何者?陛下素有纳谏之美，因臣奏疏，使陛下有拒谏之名，臣更不敢奉朝请，谨阖门以待万死之罪!』乙卯，镇又言：『臣前六奏宗庙社稷之计，四奏进入，两奏奉圣旨送中书。陛下不以臣章留中，而令送中书者，是欲使中书奉行也。臣两至中书，递相设辞以拒臣。以此观之，臣欲陛下为宗庙社稷计，而大臣不欲为也。为大臣而不欲为宗庙社稷计，非所谓大臣也。臣窃原大臣之意，恐行之而事有中变，故畏避而为容身之计也。今星变主兵，万一兵起，大臣家族首领顾且不保，其为身计亦已疏矣。就使事有中变而死陛下之职，与其死于乱兵，不犹愈乎?乞陛下以臣此章示大臣，使其自择死所！』庚申，起居舍人、直秘阁、同知谏院范镇为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镇固辞不受，曰：『陛下以臣言为非，即当加臣万死之罪；以臣为是，岂可不先宗庙社稷计，而遽为臣转官迁职也?』
　　九月壬午，司马光又上疏，其略曰：『自古帝王即位，则立太子，此不易之道也。其或谦撝未暇，则有司请之，所以尊宗庙、重社稷，未闻人主以为讳也。及唐中叶以来，人主始有恶闻立嗣者，群臣莫敢献言，言则刑戮随之，是以祸患相寻，不可复振。不知本强则茂，基壮则安。今上自公卿，下至庶人，苟有患于国家者，其心皆知当今之务无此为大，然而各畏忤主之诛，莫敢进言，独臣不爱犬马之躯，为陛下言之。历观春秋以来，迨至国初，积千六百年，其间兵寝不用者，不过四百余年。至如圣朝芟夷僭乱，一统天下，朝野之人，自祖及孙，耳目相传，不识战斗。盖自上世以来，未有若今之盛也。且国家于州县仓库斗粮、尺帛，未尝不严固扃钥，择人而守之，况国家融明闳茂之业，岂可不谨择亲戚可信任者，使助陛下守之乎?陛下何独不念太祖、太宗跋履山川，经营天下，真宗宵衣旰食，以致太平之艰难乎?此臣所以夙夜皇皇，起则思之，卧则梦之，感叹涕泗而不能已也。』范镇又以书遗执政曰：『诸公视今日之事与前日为孰难?必曰：今日难于前日。安知他日不难于今日乎?以为他日易而可为，则今日不为难也；以为今日难而不可为，则他日不为易也。此所谓难易有机而不可以忽也。事早则济，缓则不及，先圣贤所以贵于及机会也。诸公谓奸言已入，今日不可弭，他日可以弭乎?』先是，执政谕镇以『上不豫，诸大臣亦尝建此策。今间言已入，为之甚难。』故镇书及之。
　　十一月辛巳，范镇入对垂拱殿，言：『臣待罪中，蒙恩除知杂御史，七降圣旨，趣臣赴台。臣虽甚愚，知陛下必以臣言为是，然久而不决者，窃恐左右近习以为陛下已安，不用为此，以惑陛下。是佞邪无识之人，不可不察。古人所谓小人爱人以姑息者，正为此辈。臣愚谓陛下既安，尤当为之，以答天意。天意报贶，必蒙子孙无疆之庆，此天人相与之际，必然之理。愿陛下黜小人姑息之浅见，察臣至言，则大臣不敢畏避，必能辅佐陛下，以为宗庙之计。臣前后上章凡十九次，窃虑留中，大臣不尽得见，今录进呈，乞付中书、枢密大臣同共参详，有异议者，乞令与臣廷辩；谓臣不然，即乞明加臣罪；不加臣罪，即乞解臣言责。臣之至情，尽在于此。』镇待罪几百日，鬚发为白，至泣以请。上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当更俟三二年。』镇由是卒辞言职，朝廷不能夺也。己丑，新除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范镇复为起居舍人，充集贤殿修撰。
　　嘉祐二年二月己巳，右正言吴及上疏曰：『帝王之治，必敦骨肉之爱，而以至亲夹辅王室。《诗》曰：「怀德惟宁，宗子维城。」故同姓者，国家之屏翰；储副者，天下之根本。陛下以海宇之广而根本未立，四方无所系心，宗社之忧，无大于此。谓宜发自圣断，择宗室子以备储副。以服属议之，则莫如亲；以人望言之，则莫如贤。既兼亲贤，然后优封爵以宠异之，选重厚朴茂之臣以教导之，听入侍禁中，示欲为后，使中外之人悚然瞻望，曰宫中有子矣!陛下他日有嫡嗣，则异其恩礼，复令归邸，于理无嫌，于义为顺。弭觊觎之心，属天下之望，宗庙长久之策也。』
　　二月己卯，起居舍人、集贤殿修撰、同修起居注范镇知制诰。镇自罢言职，每因事，未尝不以储副为言，冀上心感动。及知制诰正谢，又面请之曰：『陛下许臣复三年矣，愿早定大计。』
　　六月庚戌，龙图阁直学士、左司郎中、权知开封府包拯为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拯言：『东宫虚位日久，天下以为忧，群臣数有言者，卒未闻有所处置，未审圣意持久不决，何也?夫万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祸孰大焉?愿采诗人盘维之义，固天下根本之地。』帝曰：『卿欲谁立?』拯曰：『臣非才备位，所以乞预建太子者，为宗庙万世计尔。陛下问臣欲谁立，是疑臣也。臣行年七十且无子，非邀厚福者。惟陛下裁察。』帝喜曰：『徐当议之。』
　　四年十一月庚子，汝南郡王允让薨。帝临奠，诏特屏桃茢祓除，以示亲厚。赙恤加等，罢朝五日。赠太尉、中书令，追赠濮王，谥安懿。命龙图阁直学士向传式、入内副都知任守忠护葬。
　　六年闰八月丁未，司马光奏：『臣昔通判并州日，曾三上章，乞陛下早定继嗣，以遏乱源。当是时，臣疏远在外，犹不敢隐忠爱死，数陈社稷至计，况今日侍陛下左右，官以谏诤为名。窃以国家至大至急之务莫先于此，若舍而不言，专以冗细之事烦浼圣听，厌塞职业，是臣怀奸以事陛下，罪不容于菹醢。伏望陛下取臣所上三章，少加省察，或有可则断自圣志，早赐施行。如此，则天地、神衹、宗庙、社稷、群臣、百姓并受其福，惟在陛下一言而已。』光既具札子[5]，复面请之。上时简默不言，虽执政奏事，首肯而已。闻光言，沈思良久，曰：『得非欲选宗室为继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无人敢及尔。』光曰：『臣言此自谓必死，不意陛下开纳。』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光以所言付中书。光曰：『不可，愿陛下自以意谕宰相。』是日，光复言江淮盐事，诣中书。宰相问光：『今日复何言?』光默计此大事，不可不使韩琦知，思所以广上意者，即曰：『所言宗庙社稷大计也。』琦谕意，不复言。
　　九月，司马光复奏：『臣前乞检会臣并州所上章早定继嗣事，陛下即垂听纳，凡所宣谕，皆非愚臣所能及，乃天地神衹保佑皇家，实万世无疆之休也。臣意陛下朝夕德音，宣告大臣施行其事。今甫一月，未有所闻，岂陛下以兹事体大，精选宗室，未得其人，将左右之人有所间沮，荧惑圣听?臣皆不得而知也。臣闻为之后者，为之子也，著于礼律，皆有明文。汉成帝即位二十五年，年四十五矣，未有继嗣，立弟子定陶王欣为太子。今陛下即位之年及春秋已过之，岂可不为宗庙社稷深思远虑哉?臣愚亦不敢望陛下便正东宫之名，但愿陛下自择宗室仁孝聪明者养以为子，官爵居处稍异于众人。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意有所属，以系远近之心，它日皇子生，复使之退居藩邸，有何所伤?此诚天下安危之本，愿陛下果断而速行之。』初，韩琦既默喻光所言，后十日，有诏令与殿中侍御史里行陈洙同详定行户利害。洙与光屏人语曰：『日者大飨明堂，韩公摄太尉，洙为监察。公从容谓洙曰：「闻君与司马君实善，君实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送中书，欲发此议，无自发之。行户利害，非所以烦公也，欲洙见公达此意尔。」于是公复具奏，且面言：「臣向者进说，陛下欣然无难意，谓即行矣。今寂无所闻，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孙当千亿，何遽为此不祥之事?小人无远虑，特欲仓卒之际，援立所厚善者尔。唐自文宗以后，立嗣皆出于左右之意，至有称定策国老、门生天子者，此祸岂可胜言哉?」』上久感悟，曰：『送中书。』光至中书，见琦等曰：『诸公不及今议，异日夜半禁中出寸纸，以某人为嗣，则天下莫敢违！』琦等皆唯唯，曰：『敢不尽力!』洙寻具奏，乞择宗室之贤者立以为后。既发奏，谓家人曰：『我今日入一文字，言社稷大计。若得罪，大者死，小者贬窜，汝辈当为之备。』下奏状者未返，洙得疾暴卒。御史中丞王畴等乞优加赙赠，与一子官。诏赐钱十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