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本志以为都转运使夏竦，误也。竦五年八月判并州，六年二月改大名。拱辰十一月戊子罢三司使，出知亳州，张方平代之。方拱辰司政时，竦无缘却为都转运使。据何郯奏议，为都转运使者乃鱼周询也。王岩叟元祐初奏议，亦误以鱼周询为夏竦。
且言：『商人贩盐，与所过州县吏交通为弊，所算十五二三。请敕州县以十分算之，听商人至所鬻州县并输算钱，岁可得缗钱十七余万。』三司奏用其策，上曰：『使人频食贵盐，岂朕意哉?』于是三司更立榷法，而未下也。方平见上，问曰：『河北再榷盐，何也?』上曰：『始议立法，非再榷也。』方平曰：『周世宗榷河北盐，犯辄处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诉，愿以盐课均之两税钱而弛其禁，世宗许之。今两税盐钱是也，岂非再榷乎?且今未榷也，而契丹常盗贩不已，若榷之，则盐贵，彼盐益售，是为我敛怨，而使彼获福也。彼盐滋多，非用兵莫能禁。边隙一开，所得盐利，能补用兵之费乎?』上大悟，曰：『卿语宰相，立罢之。』方平曰：『法虽未下，民已户知之。当直以手诏罢之，不可自下出也。』上大喜，命方平密撰手诏，下之河朔，父老相奉，拜迎于澶州，为佛老会七日，以报上恩，且刻诏书北京。其后父老过诏书下，必稽首流涕。
　　《食货志》云：三司奏用其策，仁宗曰：『使民顿食贵盐，岂朕意哉?』下诏不许。若三司之请，则不复下诏。今既下诏，盖已立法而未行，墓志当得其实，今从之。《食货志》不载方平事，益疏略也。
熙宁八年六月，章惇又议榷盐。

易东南盐
　　景祐二年十二月。先是，天禧初，募人入缗钱、粟帛京师及淮南、江浙、荆湖州军易盐。乾兴元年，入钱货京师，总为缗钱一百十四万。会通、泰煮盐，岁损所在积贮，无几，因罢入粟帛，第令入钱。久之积盐复多，于是参知政事王随建言：『淮南盐初甚善，自通、泰、楚运至真州，自真州运至江浙、荆湖，纲吏舟卒侵盗贩鬻，从而杂以砂土。涉道愈远，杂恶殆不可食。吏舟坐鞭笞、配徙相继而莫能止。比岁运河浅涸，漕挽不行，远州村民，顿乏盐食，而淮南所积一千五百万石，至无屋以贮，则露积苫覆，岁以损耗。又亭户输盐应得本钱，或无以给，故亭户困贫，往往起为盗贼。其害如此，愿得权听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入钱京师，又置折博务于扬州，使输钱及粟帛，计直予盐，一石约售钱二千，则一千五百万石，可得缗钱二千万，以资国用，一利也。江湖远近皆食白盐，二利也。岁罢漕运縻费、风水覆溺，舟人不陷刑辟，三利也。昔时盐漕舟可移以漕米，四利也。商人入钱可取以偿亭户，五利也。赡国济民，无出于此。』时范仲淹安抚江淮，亦以疏通盐利为言。即诏翰林侍读学士宋绶、枢密直学士张若谷、知制诰丁度与三司使、江淮制置使同议可否，皆以谓听通商，则恐私贩肆行，侵蠹县官，请制置司益造船运至诸路，使皆有二三年之蓄。复天禧元年制，听商人入钱粟京师及淮浙、江南、荆湖州军易盐。在通、泰、楚、海、真、扬、涟水、高邮贸易者，毋得出城，余州听诸县镇，毋至乡村。其入钱京师，增盐予之。并敕转运使经画本钱，以偿亭户。诏皆施行。
此事据本志附见年末。范仲淹以七月安抚江淮，或可附见七月末。
　　康定元年十二月。初，明道二年，复用天禧旧制，听商人入钱粟京师，而淮浙、江南、荆湖州军易盐。及景祐二年，三司言诸路博易无利，乃罢之，而入钱京师如故。
　　此据《食货志》第四卷景祐二年诏，而《实录》亦无有。今且依本志附此。
　　是岁，又诏商人入刍粟，陕西并边愿受东南盐者，加数予之。
　　此亦据《食货》第四卷。志云康定元年诏，而《实录》亦无有，今且附此。
会河北谷贱，三司因请内地诸州行三税法，募人入中，且以东南盐代京师实钱。诏籴至二十万石止。
此据《食货志》第三卷。其第四卷『加数与东南盐』下又云：『河北用三税法，亦以盐代京师所给缗钱。』即第三卷所书也。第三卷所书稍详，今用之。
　　
给虔州盐
　　嘉祐七年二月。初，江湖漕盐既杂恶，又官估高。故百姓利食私盐，而并海民以鱼盐为业，用工省而得利厚，由是盗贩者众。又贩者皆不逞无赖，捕之急则起为盗贼，而江淮间虽衣冠士人，狃于厚利，或以贩盐为事。江西则虔州，地连广南，而福建之汀州亦与虔接。盐既弗善，汀故不产盐，二州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每岁秋冬田事毕，往往数十百为群，持甲兵旗鼓，往来虔、汀、漳、潮、循、梅、惠、广八九州之地，所至劫人谷帛，掠人妇女，与巡捕吏卒格斗，至杀伤吏卒，则起为盗，依阻险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岁月浸淫滋多，而虔州官籴盐岁才及百斤，朝廷以为患。自庆历中，广东转运使李敷、王繇请运广南盐于南雄州，以给虔、吉，敷等即运四百余万斤于南雄州，而江南转运使初以为非便，不往取。其后户部判官周湛等八人复请运广盐入虔州，江西亦请自具本钱取之。皇祐五年，始诏屯田员外郎施元长乘驿会江西、广东转运使议利害。至和初，元长与转运使阎询、元绛皆请如湛等议，独发运使许元以为不可。三司是元言，遂止。嘉祐中，知连州曾奉先请商人贩广南盐入虔、汀州，所过州县收其算。知汀州林东乔请放虔、汀、漳、循、梅、潮、惠七州盐通商，通判真州阮士龙请毋运岭外盐入虔州，第岁运淮南盐七百万斤至虔，二万斤至汀，使民间足盐，寇盗自息。虞部员外郎米泌请令虔州增散蚕盐钱，知潮州吕璹[14]、知梅州王淑亦皆论其利害；或又请官自置铺役兵卒，运广南、福建盐至虔州，或请榷虔州官盐价，以平其直。论者不一。朝廷尝遣职方员外郎黄炳乘驿会所属监司及知州军、通判议，于是炳等合议，以谓虔州食淮南盐已久，不可改，第损近岁所增官估，斤为钱四十。以十县五等户夏税率，百钱籴盐二斤，随夏税入钱偿官。继命提点铸钱沈扶覆视可否，扶及江西、福建、广东转运使、虔州官吏请选江西漕船团为十纲，以三班使臣部之，直取通、泰、楚都仓盐。既又命比部员外郎曾楷请广南，与监司复议通广南盐，而转运判官陈从易请即惠、循、梅、潮置五都仓贮盐，令虔州募盐铺户入钱，二州趣五仓受盐，还三州贸易，所谓变私盐为官盐，易盗贼为商旅。朝廷难之，卒用炳、扶等策，然岁才增粜六十余万斤。先是，屯田员外郎蔡挺知南安军，常条奏利害。至是，擢挺权提点江西刑狱，使之制置。挺令民首纳私藏兵械以给巡捕吏卒，令贩黄鱼笼，挟盐不及二千斤徒，不及五人、不以兵甲自随者，止输算勿补。淮南既团新纲漕盐，挺增为十二纲，纲二十五艘，锁袱至州乃发。输官有余，则以畀漕舟吏卒，官复以半价取之，由是减侵盗之弊，盐遂差善。又损籴价岁课，视旧额增至三百余万斤，乃罢扶等所率籴盐。异时汀州欲贩盐，辄先伐鼓山谷中，召愿从者与期日，率常得数百人已上与俱行。至是，州县督责者保有伐鼓者辄捕送，盗贩者稍稍畏缩。朝廷以挺为能，留之江西，积数年乃徙。久之，江西盐皆团纲连致，如虔州焉。
挺以二月半巳权江西宪，九月丙寅落权字，治平元年四月庚寅理转运使资序，二年三月丙寅改陕西运副。熙宁三年七月，张颉论蔡挺指置，视此略不同，今两有之。
熙宁三年七月。先是，提点江西刑狱张颉言：『虔州地接岭南，官盐卤湿杂恶，轻不及斤，而价至四十七钱。岭南资贩入虔，以斤半当一斤，纯白不杂而卖钱二十，故虔人尽食岭南盐云云。蔡挺常议[15]，以盐之杂恶，皆舟人盗窃之弊。然虔州经涉赣江三百余里，故令盐船三岁一易，增人二分，舟人运盐，无欠而有羡，及百斤者支半价。三运毕，部押人转为押官。若使臣，即得减磨勘二年，故盐不杂恶有羡，岁卖至三百六十一万斤，增二十倍。食者既众，不复以税钱约配，盗贩衰息。自挺去[16]，船七岁始易[17]，人因稍减，赏亦渐薄，挺之法十废五六。无赖抵冒之民稍集，而官卖益亏。愿尽复挺规画，以杜奸盗。』辛丑，诏江南西路岁运淮南盐十二纲赴虔州，依嘉祐七年二月四日指挥，运船三岁一易。盐有羡，十分以五分价钱与艄工充赏。部押人三年迁押官。

钱币

商州铸大钱
　　康定元年十二月戊申[18]，屯田员外郎、判河中府皮仲容知商州，兼提点铜铁钱事。
　　仲容尝建议铸大钱一当十。既下两制及三司议其事，谓可权行，以助边费，故有是命。初，韩琦安抚陕西，尝言陕西产铁甚广，可铸钱兼用。于是叶清臣从仲容议，铸当十钱。翰林学士承旨丁度奏曰：『汉之五铢、唐之开元及国朝钱法，轻重小大最为折中。历代更改，法虽精密，不能期年，即复改铸。议者欲绳以峻法，革其盗铸。昔汉变钱币，盗铸死者数十万；唐铸乾元及重轮乾元钱，钱币轻重，严刑不能禁止。今禁旅戍边，月给百钱。得大钱裁十，不可畸用。旧钱不出，新钱愈轻，则粮刍增价。臣尝以湖州民有抵茶禁者，受千钱，立契代鞭背。在京西，有强盗杀人，取其弊衣，直不过数百钱。盗铸之利，不啻数倍。复有湖山绝处，凶魁啸聚，炉冶日滋，居则铸钱，急则为盗，民间铜铅之器悉为大钱，何以禁止乎?』本志云：军兴，陕西移用不足，始用知商州皮仲容议，采洛南县红崖山、虢州青水冶青铜，置阜民、朱阳二监以铸钱。按《实录》乃铸铁钱，与本志不同，当考。孙沔奏乞罢铸大钱，当删附。
　　庆历八年六月。初，陕西军兴，移用不足，知商州皮仲容（康定元年十二月）始献议采洛阳县红崖山、虢州青水冶青铜，置阜民、朱阳二监以铸钱。既而陕西都转运使张奎（庆历元年五月，奎为陕西都漕）、知永兴军范雍（庆历元年五月，雍知永兴兼漕事）请铸大钱，与小钱兼行，大钱一当小钱十。奎等又请因晋州积铁铸小钱（元年九月）。及奎徙河东（二年十月），又铸大铁钱于晋、泽二州，亦以一当十，以助关中军费。未几，三司奏罢河东铸钱，而陕西复采仪州竹尖岭黄铜，置博济监铸大钱（据《实录》在四年）。朝廷因敕江南铸大铜钱，而江、池、饶、虢州又铸小铁钱，悉辇致关中（江、池、饶三州见元年十一月，虢州未见，当时范雍所议）。数州钱杂行，大约小铜钱三可铸当十大铜钱一，以故民间盗铸者众，钱文大乱，物价翔踊，公私患之。于是奎复奏晋、泽、石三州及威胜军（《实录》云在五年）日铸小铁钱，独留用河东，而河东铸钱既行，盗铸钱者获利十之六。钱轻货重，其患如陕西，言者皆以为不便。知并州郑戬（六年一月，戬知并州）请河东铸钱，且以二当铜钱一。行一年，又以三当一，或以五当一。罢官炉日铸，但行旧钱。知泽州李昭遘（六年四月，昭遘知泽州）亦言：河东民烧石炭，家有橐冶之具，盗铸者不可诘。而北人亦能铸铁钱，以易并边铜钱而去，所害尤大。朝廷常遣鱼周询（四年三月）、欧阳修（四年四月）分察两路钱利害，又数命官议（正月己酉、四月甲午）。
　　是月，翰林学士张方平、宋祁、御史中丞杨察与三司使叶清臣先上陕西铁议曰（六月乙未）：『关中用大钱，本以县官取利太多，致奸人盗铸，其用日轻。比年以来，皆虚高物估，始增直于下，终取偿于上。县官虽有折当之虚名，乃受亏损之实害。救弊不先自损，则法未易行。请以江南、仪、商州大铜钱一当小钱三。』又言：『奸人所以不铸小铁钱者，以铸大铜钱得利厚而官必不禁。若铸大铜钱无利，又将铸小铁钱以乱法。请以小铁钱三当铜钱一。』既而又请（七月辛丑）河东小铁钱如陕西，亦以三当一，且罢官所置炉。朝廷皆施用其言，自是奸人稍无利，犹未能绝滥钱也。其后诏商州罢铸青黄铜钱。皇祐二年二月，又令陕西大铜钱、大铁钱皆一当二（嘉祐四年二月），盗铸乃止。然令数变，兵民耗于资用，类多咨怨，久之始定。
《实录》于六月乙未载陕西议，七月辛丑载河东议。今从本志，并书之此月末。

成都陕西交子务神宗附
天圣元年十一月戊午。初，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民十六户主之。其后富者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数起。大中祥符末，薛田为转运使，请官置交子务，以榷其出入。久不报。寇瑊守蜀，遂乞废交子，不复用。会瑊去而田代之，诏田与转运使张若谷度其利害。田、若谷议废交子不复用则贸易非便，但请官为置务，禁民私造。又诏梓州路提点刑狱官与田、若谷共议。田等议如前。于是诏从其请，置益州交子务。
《实录》、《食货志》皆云寇瑊请官置交子务。按：薛田附传、正传则置交子务乃田为转运使时所请。城守蜀，始用田议。然《成都记》载此事特详，瑊议盖欲官司俱不用交子，而田议始终皆欲禁私造，官为主之。（今置务实从田请，瑊无与也。《实录》、附传、正传、《食货志》俱误矣。）
　　庆历二年九月，秘阁校理孙甫常监益州交子务，转运使以伪造交子多犯法，废不用。甫曰：『交子可以伪造，铁钱可以私铸。有犯私铸，钱可废乎?但严治之，不当以小害废大利。』交子卒不废。
　　熙宁二年闰十一月壬寅，条例司言：『西京左藏库副使高遵裕等十一人各乞置交子。本司详交子之法用于成都府路，人以为便。今河东公私苦运铁钱劳费，宜试如遵裕等议，行交子之法，仍令转运司举官置务。』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