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嘉祐元年八月。初，李照斥王朴乐音高，乃作新乐。下其声太常，歌工病其太浊，歌不成声，私赂铸工，使减铜齐，而声稍清，歌乃协。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制编钟皆侧垂，照及胡瑗皆非之。及照将铸钟，给铜于铸?务，得古编钟一。工不敢毁，乃藏于太常。钟不知何代所作，其铭云：「粤朕皇祖，实铸和钟。粤斯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叩其声，与朴钟夷则清声合，而其形侧垂。瑗后改铸，正其钮使下垂，叩之，弁郁而不扬。其铸钟又长角而震掉，声不和。著作佐郎刘羲叟谓人曰：『此与周景王无射钟无异，上将有眩惑之疾。』已而果然。于是范镇言：『臣复见国家自废祖宗旧乐用新乐以来，及今四五年，日食星变、冬雷秋雹、大雨不时、寒暑不节，不和之气，莫甚此者。使乐无感动则已，乐而有所感动，则众异之至，未必不由此也。去年十二月晦，大雨雪，大风，宫架辄坏。元日大朝会，乐作而陛下疾作。臣恐天竟以为陛下不应变祖宗积乐而轻用新乐也，不然，何以方作乐之时而陛下疾作?此天特警陛下之深也。自初议乐时，臣屡论新乐非是，其间书一通最为详悉，今再具进呈，乞下执政大臣参详。臣书如有可采，伏乞且用祖宗旧乐，以俟异时别加制作。』丁丑，诏太常恭谢用旧乐。

校勘记
[1]丙辰朔原本无『朔』字，据《长编》卷一一六补。
[2]乐音原本作『音乐』，据《长编》卷一一六乙正。
[3]丙寅原本作『丙戌』，据《长编》卷一一六改。
[4]甲辰原本作『甲午』，据《长编》卷一一七改。
[5]并施原本『并』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一七补。
[6]二月原本作『正月』，据《长编》卷一一八改。
[7]应诏书者原本『诏』字为墨丁，《长编》卷一一八作『应书者』，句不通。兹据文意补。
[8]十釐原本作『十犛』，据《长编》卷一一九改。
[9]酬验原本『酬』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一九补。
[10]轩为正声原本脱『为』字，据《长编》卷一七五补。
[11]胡部原本『胡』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七五补。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三十二
仁宗皇帝

修唐书
　　明道二年十一月丙寅[1]，崇文院纂《唐遗事》，翰林学士承旨盛度请命官刊修《唐书》故也。
　　庆历五年五月己未，翰林学士兼龙图阁学士判集贤院王尧臣、翰林学士史馆修撰张方平、侍读学士兼龙图阁学士判史官修撰余靖并同刊修《唐书》。
　　闰五月庚子，度支员外郎集贤校理兼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曾公亮、宗正丞崇文院检讨兼天章阁侍讲赵师民、殿中丞集贤校理何中立、校书郎宋敏求、大理丞馆阁校勘范镇、大理寺丞国子监直讲邵必并为编修《唐书》官。必以为史出众手非是，卒辞之。
　　七年六月庚戌，命参知政事丁度提举编修《唐书》。
　　皇苗兀年六月甲戊，改命同刊修《唐书》、翰林侍读学士宋祁为刊修官。
　　三年二月戊申，翰林侍读学士兼龙图阁学士、给事中、史馆修撰宋祁坐其子与张彦方游，出知亳州。
　　三月乙卯，知亳州宋祁就州修《唐书》，易史馆修撰为集英殿修撰。
　　至和元年七月甲子，诏修《唐书》宋祁、编修官范镇等速上所修《唐书》。
　　二年十月庚戌，翰林学士、刊修《唐书》欧阳修言：『自汉而下，惟唐享国最久。其间典章制度，本朝多所参用。所修《唐书》，新制最宜详备。然自武宗以下并无《实录》，以传记、别说考正虚实，尚虑阙略。闻西京内中省寺、留司御史台及銮和诸库有唐朝至五代以来奏议案簿尚存，欲差编修官口口夏卿诣彼检讨。』从之。
嘉祐四年六月戊戌，翰林学士欧阳修等上所修《唐书》二百五十一卷，刊修及编修官皆进秩，或加职，仍赐器币有差。

修国史
　　景德四年八月丁巳，诏修太祖、太宗正史，宰臣王旦监修国史，知枢密院事王钦若、陈尧叟、参知政事赵安仁、翰林学士晁迥、杨亿并修《国史》。初，景德二年，毕士安卒。时寇准止领集贤殿大学士，日一以参知政事权领史馆事。及旦为相，虽未兼监修，其领史职如故，于是始正其名。
　　大中祥符四年七月，国史院进所修《太祖纪》。上录纪中义例未当者二十于条，谓王旦、王钦若等曰：『如以钟鼓楼为室，漏窑务为甄宫，岂若直指其名?悉宜改正之。』钦若曰：『此盖晁迥、杨亿所修。』上曰：『卿尝参之耶?』旦曰：『朝廷撰集大典，并当悉心，务令广备，初无彼此之别也。』因诏：『每卷自今先奏草本编修官及同修史官。其初修或再看，皆详具载其名。如有改正增益事件、字数，亦各于名下题出，以考其勤惰焉。』
　　九年二月丁亥，监修国史王旦等上《两朝国史》一百二十卷，优诏答之。戊子，加旦守司徒，修史官赵安仁、晁迥、陈彭年、夏竦、崔遵度并进爵赐物有差。王钦若、陈尧叟、杨亿尝豫修史，亦赐之。
　　天圣五年二月癸酉，命参知政事吕夷简、枢密副使夏竦修《真宗国史》，翰林学士宋绶、枢密直学士刘筠、陈尧佐同修，宰臣王曾提举之。故事，宰臣自领监修国史。至是以曾提举，乃降敕焉。
　　《会要》云：修《两朝国史》时，王旦未领监修，故特授敕。曾已监修而再授敕为提举，盖一时之制也。
　　九月甲寅，以龙图阁学士兼侍讲冯元同修国史。
　　十月乙酉，监修国史王曾言：『唐史官吴兢于《实录》正史外。录太宗与群臣对问之语为《贞观政要》。今欲采太祖、太宗、真宗《实录》、日历、时政记、起居注其间史迹不入正史者别为一书，与正史并行。』从之。
　　七年三月壬午，上谓监修国史王曾曰：『先朝美政甚多，可谕史官详载之。』
　　八年六月癸巳，监修国史吕夷简等上新修国史于崇政殿。初，太祖、太宗正史帝纪六、志五十、传五十九，凡一百二十卷。至是修真宗史成，增纪为十，志为六十，传为八十，总百五十卷。故事，史成，由监修而下皆进秩，而夷简固辞之。甲午，修国史夏竦、同修国史宋绶、冯元、编修官王举正、谢绛、李淑、黄鉴、管勾内臣韩守英、承受蓝元用、罗崇勋、供书皇甫继明并迁官职，龙图阁待制马季良专督三司应报文字，亦赐勋一转。
　　嘉祐四年九月甲寅，史馆修撰欧阳修言：『史之为书，以纪朝廷政事得失及臣下善恶功过，宜藏之有司。往时李淑以本朝正史进入禁中，而焚其草。今史院但守空司而已。乞诏龙图阁别写一本下编修院，以备检阅故事。』从之。
　　江氏《杂志》：陈相就史馆检先君传，云尝为县小吏，因此进本入內。至今史馆无国史。与欧阳修所言不同，当考。《会要》载修言但称史馆，不出李淑姓名。当考。
　　
删定编敕
　　天圣四年九月壬申，命翰林学士夏竦、蔡齐、知制诰程琳等重修定编敕。时有司言：『编敕自大中祥符七年至今，复增及六千七百八十三条，请加删定。』帝问辅臣曰：『或谓先朝诏令不可轻改，信然乎?』王曾曰：『此险人之言也。咸平中删太宗朝诏令，十存一二。盖去其繁密之文，以便于民，何为不可?今有司但详具本末，又须诏臣等审究利害，一一奏禀，然后施行也。』上然之。
　　十一月甲辰，诏见行编敕，又续降宣敕，其未便者，听中外具利害以闻。
　　七年五月己巳，诏以新令及附令颁天下，始命官删定编敕。议者以唐令有与本朝事异者，亦命官修定，成三十卷。
　　九月，编敕既成，合《农田敕》为一书，视祥符敕损百有余条。其丽于法者，大辟之属十有七；流之属三十有四；徒之属百有六；杖之属二百五十有八；笞之属七十有六。又配隶之属六十有三，大辟而下奏听旨七十有一。凡此皆在律令外者也。于是诏下诸州阅视，听其言未便者。寻又诏尽一年无改易，然后镂极【杰按：极，应为“板”之误。】颁行。
　　明道元年三月戊子，始行《天圣编敕》。
　　二年五月己丑，语曰：『敕令者治世之经，而数动摇，则众听滋惑，何以训迪天下?天圣所修敕令既已颁宣，自今有司毋得辄请删改。有未便者，中书、枢密院具奏听裁。』
　　景祐三年七月，禁民间私写编敕、刑书及毋得镂板。
　　庆历三年八月。《天圣编敕》既施行，自景祐二年至今，所增又四千七百余条。丁酉，复命官删定。翰林学士吴育、侍御史知杂事鱼周询、知谏院王素、欧阳修并为详定官，宰臣晏殊、参知政事贾昌朝提举。
　　十月丁巳，史官修撰王质、集贤殿校理天章阁侍讲曾公亮同详定编敕。
　　四年五月癸酉，司勋员外郎吕绍宁请以见行编敕年月后续降宣敕，令大理寺检法官意律门分十二编，以颁天下，庶便于检阅，而无误出入刑名。从之。
　　七年正月己亥，《庆历编敕》成，凡十二卷，别总例一卷，视《天圣敕》增五百条，大辟增八，流增五十有六，徒减十有六，杖减三十有八，笞减十有一；又配隶减三，大辟而下奏听旨者减二十有一。详定官张方平、宋祁、曾公亮并加勋，及赐器币有差。
　　嘉祐二年八月丁未，韩琦又言：『天下见行编敕，自庆历四年以后，距今十五年，续降四千三百余件，前后多牴牾。请加删定。』乃诏宰臣参知政事曾公亮同提点详定编敕。
　　七年四月壬午，宰臣韩琦等上所修《嘉祐编敕》，起庆历四年，尽嘉祐三年，凡十二卷。其元降敕但行约束而不立刑名者，又析为《续附令敕》凡五卷，视庆历敕，大辟增六，流减五十，徒增六十有一，杖增七十有三，笞增三十有八，配隶增三十，大辟而下奏裁听旨者增四十五云。

修定历法真宗附
　　咸平四年三月庚寅。初，《乾元历》气朔渐差，诏判司天监京兆史序等考验前法，研竅旧文，取其枢要。编为新历。于是历成来上，赐名《仪天》，命翰林学士朱昂为历序颁行之。修历官迁秩、改服章、赐帛有差。
　　大中祥符七年七月乙未，上览司天监知历数官表求改秩，因谓宰相曰：『历象，阴阳家流之大者也。以推步天道、平秩人时为功，究灾祥吉凶者，虽有妙术，必待之而成。近年惟秋官正赵昭逸能专其业。始王熙元等上《仪天历》，独昭逸请覆算。熙元等不从。后二岁，历果差。昭逸言荧惑度数稍谬，推验亦如其说。平居算策未尝离手，熙元亦伏其精，一言，后人鲜及也。』熙元，处讷子。
　　天圣元年三月辛卯，司天监上新历。赐名《崇天》，保章正张奎、灵台郎楚衍等所造也。命翰林学士晏殊为历序。
　　天圣九年闰十月壬戌，司天监上《重修崇天历》。
　　庆历元年十二月丁丑，司天监上所修《崇天历》。
皇祐四年十一月甲辰，诏司天监、翰林天文院以唐《戊寅》、《麟德》、《大衍》、《五纪》、《正元》、《观象》、《宣明》、《崇真》八历及皇朝《应天》、《乾元》、《仪天》、《崇天》四历算此月太阴真食及时辰分野[1]，各具两本以闻。仍命知制诰王洙及编修《唐书》刘羲叟参定，以司天监言此月十五日太阴当食也。明年三月，洙言：『据司天监李用晦等称，十一月望月食十分，七历并同。复圆在昼，不辨辰刻。推验起亏时刻，内《宣明》算在丑正二刻，《仪天》在丑正三刻，《应天》、《乾元》寅初一刻，《崇天》寅初二刻，《大衍》、《景福》寅初三刻，而其夜食寅初四刻。推《大衍》、《景福》相近。然《景福》算景祐三年四月朔日食二分强，而《崇天》、《乾元》、《宣明》不食，后果不食。《大衍历》算唐开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日食八分半，十三年十二月壬戊朔日食十五分之十三，至是皆不食，所以一行《大衍历议》云：「假令理历者因开元二食曲变交限以就之，则所协甚少，所失甚多。」用晦等亦不敢指定《大衍》、《景福》为密。伏缘历数日月交食，诸历互有亲疏，不可常为准的。盖日月动物，岂不少有盈缩?亦变常不定。历象必无全密，所谓天道远而人道迩。古来撰历名贤，如太史公、洛下闳、刘歆、张衡、杜预、刘绰、李淳风、僧一行等，尚不能第究，况用晦等浅学，止依古法推步，难为指定日月所食疏密。又据羲叟言，古圣人历象之意，止于恭授人时。虽则预考交会，不必吻合辰刻，故有修德救食之理。天道神变，理非可尽，设谓必可尽耶，则先儒不容自为疏阔。又《大衍》等七历所差不多，法数大同而小异，亦是递相因藉，乘除积累，渐失毫釐。且辰刻更筹，惟据刻漏，或微有迟速，未必独是历差。按《隋历志》日月食既有起讫，早晚亦或变常进退。于正见前后十三刻半内候之，今止差三刻。或是天道变常，未为乖谬。又一行于开元中治历，以《大衍》及李淳风《麟德》、刘绰《皇极》三历校日食三十七事，《大衍》课第一，所中才二十三，《麟德》得五，《皇极》得十。如一行聪明博达，时谓圣人，宣考古今，尚未能尽，如淳风辈，益以疏远。况圣朝《崇天》历法颁用逾三十年，诞布海内，熟民耳目，方将施行无穷，兼所差无几，不可偶缘天变，轻议改移。诘其本原，盖亦出于《大衍》，其《景福历》行于唐季，非治世之法，不可循用[3]。』诏乃用《崇天》历法。

中书枢密分合神宗附
　　庆历二年七月壬寅朔，知谏院张方平言：『朝廷政令之所出在中书，若枢密院，古无有也，盖起于后唐权宜之制，而事柄遂与中书均，分军民为二体，别文武为两途。为政多门，自古所患。今朝纲为弛，边事日生，西、北交有凭陵之志。二府之中，岂无才猷之士?臣向尝面论之，而陛下谕臣：今倚以为用者犹不任职，若更选用，诚乏可使之人。臣请于外择人，陛下以为疆事未宁，边臣无功，岂当遽召而用之?审如圣意，则所用者不过燕安朝路、容身养望者尔。若然，则劳臣益解体，武士益离心矣。陛下试思臣前议，断自渊衷，特废枢密院。或重于改为，则请并本院职于中书，其见任枢密使、副不才者罢之，诸房吏且皆如旧，亦足以一政事之本，通赏罚之权，省冗滥之费，塞侥幸之望。改而张之，不伤体裁，而制之不动众。陛下幸与一二宗臣旧老深图此议而必行之。』不报。戊午，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吕夷简判枢密院，户部侍郎、平章事章得象兼枢密使，枢密使晏殊同平章事。初，富弼建议宰相兼权枢密使，上曰：『军国之事，当悉归中书。枢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废，故止令中书同议枢密院事。及张方平请废枢密院，上乃追用弼议，特降制命夷简判院事，而得象兼使，殊加同平章事，为使如故。壬辰，诏晏殊班张耆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