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

　　齐之北泽烧火，猎而行火曰烧，式照反。光照堂下。管子入贺曰：「田野辟，农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岁租税九月而具。桓公问管子曰：「此何故也？」对曰：「万乘、千乘之国，不能无薪而炊，今北泽烧，莫之续，则是农夫得居装而卖其薪荛，大曰薪，小曰荛。一束十倍，则春有以事耜，夏有以决芸，耘同。此租税所以九月而具也。」
　　桓公问管子曰：「终身有天下而勿失，有道乎？」对曰：「请勿施于天下，独施之于吾国。国之广狭，壤之肥硗，有数；终岁食余，有数。彼守国者，守谷而已矣。曰某县之壤广若干，某县之壤狭若干，国之广狭肥硗，人之所食多少，其数君素皆知之。则必积委币，委，蓄也。各于县州里积蓄钱币，所谓万室之邑，必有万锺之藏，藏镪千万；千室之邑，必有千锺之藏，藏镪百万。于是县州里受公钱。公钱即积委之币。泰秋国谷去参之一。去，减也，丘吕反。君下令谓郡县属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谷重一也，以藏于上者，一其谷价而收藏之。国谷三分则二分在上矣。言先贮币于县邑，当秋时，下令收籴也。则魏李悝行平籴之法，上熟籴三舍一，中熟籴二舍一，下熟中分之，盖出于此。今言去三之一者，约中熟为准耳。泰春国谷倍重数也，泰夏赋谷以理田土，泰秋田谷之存子者若干，今上敛谷以币，人曰无币，以谷，则人之三有归于上矣。言当春谷贵之时，计其价以谷赋与人，秋则敛其币，虽设此令，本意收其谷，人既无币，请输谷，故归于上。重之相因，时之化举，无不为国筴。重之相因，若春时谷贵与谷也。时之化举，若秋时谷贱收谷也。因时之轻重，无不以术权之。则彼诸侯之谷十，吾国谷二十，则诸侯谷归吾国矣。诸侯谷二十，吾国谷十，则吾国谷归于诸侯矣。故善为天下者。谨守重流，重流，谓严守谷价，不使流散。而天下不吾泄矣。泄，散也。吾谷不散出。彼重之相归，如水之就下。吾国岁非凶也，以币藏之，故国谷倍重。诸侯之谷至也，是藏一分而致诸侯之一分也。利不夺于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轻，国常有十国之筴也。此以轻重御天下之道也。」
　　魏文侯相李悝曰：「粜甚贵伤人，此人谓士工商。甚贱伤农，人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人无伤而农益劝。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少四百五十，不足。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籴至于甚贵者也。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余四百石；平岁百亩收百五十石，今大熟四倍，收六百石。计人食终岁长四百石，官籴三百石，此为籴三舍一也。中熟自三，余三百石；自三，四百五十石也。终岁长三百石，官籴二百石，此为籴二而舍一也。下熟自倍，余百石。自倍，收三百石，终岁长百石，官籴其五十石，云下熟籴一，谓中分百石之一也。小饥则收百石，平岁百亩之收，收百五十石，今小饥收百石，收三分之二也。中饥七十石，收二分之一也。大饥三十石。收五之一也。以此推之，大小中饥之率。故大熟则上籴三而舍一，中熟则籴二，下熟则籴一，使人适足，价平则止。小饥则发小熟之所敛，官以敛藏出粜。中饥则发中熟之所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粜不贵而人不散，取有余而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汉宣帝时，岁数丰穰，谷至石五钱，农人少利。大司农中丞耿寿昌请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价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价而粜，名曰「常平仓」，人便之。上乃下诏赐寿昌爵关内侯。元帝即位，罢之。
　　后汉明帝永平五年，作常平仓。
　　晋武帝欲平一江表，时谷贱而布帛贵，帝欲立平籴法，用布帛市谷，以为粮储。议者谓军资尚少，不宜以贵易贱。泰始二年，帝乃下诏曰：「古人权量国用，取赢散滞，有轻重平籴之法。此事久废，希习其宜，而官蓄未广。言者异同，未能达通其制。更令国宝散于穰岁而上不收，贫人困于荒年而国无备，豪人富商挟轻资，蕴重积，以管其利，故农夫苦其业而末作不可禁也。今宜通籴，主者平议，具为条制。」然事未行，至四年，乃立常平仓，丰则籴，俭则粜，以利百姓。
　　宋文帝元嘉中，三吴水潦，谷贵人饥。彭城王义康立议，以「东土灾荒，人凋谷踊，富商蓄米，日成其价。宜班下所在，隐其虚实，令积蓄之家，听留一年储，余皆勒使粜货，为制平价，此所谓常道行于百代，权宜用于一时也。又缘淮岁丰，邑地沃壤，麦既已登，黍粟行就。可折其估赋，仍就交市，三吴饥人，即以贷给，使强壮转运，以赡老弱。」并未施行，人赖之矣。
　　齐武帝永明中，天下米谷布帛贱，上欲立常平仓，市积为储。六年，诏出上库钱五千万，于京师市米，买丝绵纹绢布。扬州出钱千九百一十万，扬州，理建业，今江宁县也。南徐州二百万，南徐州，理京口，今丹阳郡。各于郡所市籴。南荆河州二百万，南荆河州，理寿春，今郡。市丝绵纹绢布米大麦。江州五百万，江州，理浔阳，今郡。市米胡麻。荆州五百万。荆州，理南郡，今江陵。郢州三百万，郢州，理江夏，今郡。皆市绢、绵、布、米、大小豆、大麦、胡麻。湘州二百万，湘州，理长沙，今郡。市米、布、蜡。司州二百五十万，司州，理汝南，今义阳郡。西荆河州二百五十万，西荆河州，理历阳，今郡。南兖州二百五十万，南兖州，理广陵，今郡。雍州五百万，雍州，理襄阳，今郡。市绢绵布米。使台传并于所在市易。
　　后魏孝文时，秘书丞李彪上表曰：「昔之哲王，莫不殷勤稼穑，故尧汤水旱，人无菜色，盖由备之也。汉家乃设常平，魏氏以兵粮制屯田，军国取济。光武一亩不实，罪及牧守。皆明君恤人若此。今山东饥，京师俭，臣以为宜析州郡常调九分之二，京都度支岁用之余，各立官司。年丰籴积于仓，时俭则减私之十二粜之。如此，人必力田以买官绢，又务贮钱以取官粟，年丰则常积，岁凶则直给。」明帝神龟、正光之际，自徐扬内附之后，徐，今彭城郡。扬，今寿春郡。收内兵资，与人和籴，积为边备也。
　　北齐河清中，令诸州郡皆别置富人仓。初立之日，准所领中下户口数，得支一年之粮，逐当州谷价贱时，斟量割当年义租充入。齐制，岁每人出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垦租送台，义租纳郡，以备水旱。谷贵，下价粜之，贱则还用所籴之物，依价籴贮。
　　后周文帝刱制六官，司仓掌辨九谷之物，以量国用。足，蓄其余，以待凶荒；不足，则止余用。用足，则以粟贷人，春颁秋敛。
　　隋文帝开皇三年，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京师置常平监。
　　五年，工部尚书长孙平奏：「古者三年耕而余一年之积，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储，虽水旱为灾，人无菜色，皆由劝导有方，蓄积先备。请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即委社司，执帐检校，每年收积，勿使损败。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谷振给。」自是诸州储峙委积。
　　至十五年，以义仓贮在人闲，多有费损，诏曰：「本置义仓，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计，轻尔费损，于后乏绝。又北境诸州，异于余处，灵、夏、甘、瓜等十一州，所有义仓杂种，并纳本州岛。若人有旱俭少粮，先给杂种及远年粟。」
　　十六年，又诏，秦、渭、河、廓、豳、陇、泾、宁、原、敷、丹、延、绥、银等州社仓，并于当县安置。又诏，社仓准上中下三等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
　　大唐武德五年，废常平监。八年敕，诸州斗秤，京太府校。
　　贞观初，尚书左丞戴冑上言曰：「水旱凶灾，前圣之所不免。国无九年储蓄，礼经之所明诫。今丧乱之后，户口凋残，每岁租米，未实仓廪，随即出给，纔供当年。若遇凶灾，将何振恤？故隋开皇立制，天下之人，节级输粟，名为社仓。终于文皇，得无饥馑。及大业中，国用不足，并取社仓，以充官费，故至末涂，无以支给。今请自王公以下，爰及众庶，计所垦田稼穑顷亩，每至秋熟，准其见苗，以理劝课，尽令出粟。稻麦之乡，亦同此税。各纳所在，为立义仓。年谷不登，百姓饥馑，当所州县，随便取给。」太宗曰：「既为百姓，先作储贮，官为举掌，以备凶年。非朕所须，横生赋敛，利人之事，深是可嘉。宜下有司，议立条制。」户部尚书韩仲良奏：「王公以下垦田，亩纳二升。其粟麦粳稻之属，各依土地。贮之州县，以备凶年。」制从之。自是天下州县始置义仓，每有饥馑，则开仓振给。
　　高宗永徽二年九月，颁新格：「义仓据地取税，实是劳烦，宜令率户出粟，上上户五石，余各有差。」六年，京东西市置常平仓。高宗、武太后数十年闲，义仓不许杂用，其后公私窘迫，贷义仓支用。自中宗神龙之后，天下义仓，费用向尽。
　　开元二十五年定式：「王公以下，每年户别据所种田，亩别税粟二升，以为义仓。其商贾户若无田及不足者，上上户税五石，上中以下递减各有差。诸出给杂种准粟者，稻谷一斗五升当粟一斗。其折纳糙米者，稻三石折纳糙米一石四斗。
　　天宝八年，凡天下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万二千二百二十石。
　　和籴一百一十三万九千五百三十石：
　　　　关内五十万九千三百四十七石，　　　　河东十一万二百二十九石，　　　　河西三十七万一千七百五十石，　　　　陇右十四万八千二百四石。
　　诸色仓粮总千二百六十五万六千六百二十石：
　　　　北仓六百六十一万六千八百四十石，　　　　太仓七万一千二百七十石，　　　　含嘉仓五百八十三万三千四百石，　　　　太原仓二万八千一百四十石，　　　　永丰仓八万三千七百二十石，　　　　龙门仓二万三千二百五十石。
　　正仓总四千二百一十二万六千一百八十四石：
　　　　关内道百八十二万一千五百一十六石，　　　　河北道百八十二万一千五百一十六石，　　　　河东道三千五十八万九千百八十石，　　　　河西道七十万二千六十五石，　　　　陇右道三十七万二千七百八十石，　　　　剑南道二十二万三千九百四十石，　　　　河南道五百八十二万五千四百一十四石，　　　　淮南道六十八万八千二百五十二石，　　　　江南道九十七万八千八百二十五石，　　　　山南道十四万三千八百八十二石。
　　义仓总六千三百一十七万七千六百六十石：
　　　　关内道五百九十四万六千二百一十二石，　　　　河北道千七百五十四万四千六百石，　　　　河东道七百三十万九千六百一十石，　　　　河西道三十八万八千四百三石，　　　　陇右道三十万三十四石，　　　　剑南道百七十九万七千二百二十八石，　　　　河南道千五百四十二万九千七百六十三石，　　　　淮南道四百八十四万八百七十二石，　　　　江南道六百七十三万九千二百七十石，　　　　山南道二百八十七万一千六百六十八石。
　　常平仓总四百六十万二千二百二十石：
　　　　关内道三十七万五千五百七十石，　　　　河北道百六十六万三千七百七十八石，　　　　河东道五十三万五千三百八十六石，　　　　河西道三万一千九十石，　　　　陇右道四万二千八百五十石，　　　　剑南道七万七百四十石，　　　　河南道一百二十一万二千四百六十四石，　　　　淮南道八万一千一百五十二石，　　　　山南道四万九千一百九十石，　　　　江南道阙。
　　论曰：昔我国家之全盛也，约计岁之恒赋，钱谷布帛五千余万，其数具食货赋税篇下。经费之外，常积羡余。遇百姓不足，而每有蠲恤。自天宝之始，边境多功，宠锡既崇，给用殊广，出纳之职，支计屡空。于是言利之臣继进，而道行矣。割剥为务，岐路多端。每岁所入，增数百万。既而陇右有青海之师，范阳有天门之役，朔方布思之背叛，剑南罗凤之凭陵，或全军不返，或连城而陷。先之以师旅，因之以荐饥，凶逆承隙构兵，两京无藩篱之固，盖是人事，岂唯天时。缅惟高祖、太宗，开国刱业，作程垂训，薄赋轻徭，泽及万方，黎人怀惠。是以肃宗中兴之绩，周月而能成之，虽神算睿谋，举无遗策，戎臣介夫，能竭其力，抑亦累圣积仁之所致也。夫德厚则感深，感深则难摇，人心所系，故速戡大难，少康、平王是也。若敛厚则情离，情离则易动，人心已去，故遂为独夫，殷辛、胡亥是也。今甲兵未息，经费尚繁，重则人不堪，轻则用不足，酌古之要，适今之宜，既弊而思变，乃泽流无竭。夫欲人之安也，在于薄敛，敛之薄也，在于节用。若用之不节，宁敛之欲薄，其可得乎？先在省不急之费，定经用之数，使下之人，知上有忧恤之心，取非获已，自然乐其输矣。古之取于人也，唯食土之毛，谓什一而税；役人之力，谓一岁三日。未有直敛人之财，而得其无怨，况取之不薄，令之不均乎！自燧人氏逮于三王，皆通轻重之法，以制国用，以抑兼并，致财足而食丰，人安而政洽，诚为邦之所急，理道之所先，岂常才之士而能达也。民者，瞑也，可使由之，不可使因之。审其众寡，量其优劣，饶赡之道，自有其术。历观制作之者，固非易遇其人。周之兴也得太公，齐之霸也得管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强也得商鞅，后周有苏绰，隋氏有高颎。此六贤者，上以成王业，兴霸图，次以富国强兵，立事可法。其汉代桑弘羊、耿寿昌之辈，皆起自贾竖，虽本于求利，犹事有成绩。自兹以降，虽无代无人，其余经邦正俗，兴利除害，怀济时之略，韫致理之机者，盖不可多见矣。农者，有国之本也。先使各安其业，是以随其受田，税其所植。焉可征求货币，舍其所有而责其所无者哉！天下农人，皆当粜鬻，豪商富室，乘急贱收，旋致罄竭，更仍贵籴，往复受弊，无有已时，欲其安业，不可得也。故晁错曰：「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如此农民有钱，粟有所泄。」谓官以法收取之也。诚如是，则天下之田尽辟，天下之仓尽盈。然后行其轨数，度其轻重，化以王道，扇之和风，率循礼义之方，皆登仁寿之域，斯不以难矣。在昔尧汤，水旱作沴，而人无捐瘠，以国有储蓄。若赋敛之数重，黎庶之力竭，而公府之积，无经岁之用，不幸有一二千里水旱虫霜，或一方兴师动众，废于艺殖，宁免赋阙而用乏，人流而国危者哉！通典选举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