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会要

文彬案：太祖厘正祀典，革除天皇、太乙、六天、五帝之类，去岳镇、海渎、城隍诸神封号，改从本称，尽洗汉、唐以来陋习；又分祀天地，举千数百年相沿之误，一旦整饬，洵足为万世法守。未几，感齐居阴雨，仍改天地合祀，立大祀殿，屋而不坛，合圜丘明堂为一制；此失礼之尤者。揆其意，不过欲省烦而趋便耳！彼时礼部长贰官如朱梦炎、李冕辈，庸暗不识大体，未能抗疏力争。沿谬百六十年，至嘉靖始复旧典。然非夏言辈力排群议，亦未能赞成其美。则甚矣复古之难也。
十二年正月己卯，始合祀天地于南郊。(《本纪》。 )又建神乐观于郊坛之西，以处乐舞生。(《实录》。 )
永乐十八年，京都大祀殿成，规制如南京。南京旧郊坛，国有大事，则遣官告祭。(《礼志》。 )
洪熙元年正月丙戌，南郊誓戒毕，帝进分献官谕之曰：“事神之道，岂独临事之际，务致诚敬；要其奉天子民之心，积累于平日者，孚达鬼神；所以祭则受福。”(《大训记》。 )
正德十年正月戊辰，帝有事于南郊，逮暮成礼。给事中王良佐言：“郊庙之祀：天子必省牲，必誓戒，散齐、致斋有常期，有专所；当祭之日，夙驾而往；行礼之际，无贰尔心；期昭格也。迩者正月五日，躬祀太庙，薄暮方出行礼。十日郊祀，七日当誓戒，臣等导驾与百官俱朝服，候至夜漏下，忽传闻免朝，不知旨从何出？九日，车驾当临斋宫，百官莫不晨趋以俟。乃薄暮方往，仓猝至坛；行礼甫毕，旋即下营。臣愚，不知陛下此行，果事天耶？抑游幸也？及次日驾还，复至夜分。城门失启闭之期，禁闼纵驰骋之乐，一切非时与制。乞自今祭祀朝贺之期，经筵讲书之候，起居寝兴之节，务各及时遵制举行。”不报。
十二年正月戊寅，召百官至左顺门，告以“己丑郊竣，将幸南海子观猎”。廷臣极谏不听。及期，速蒇祀事，遂往畋。
十三年正月丙午，帝至自宣府。庚戌，当南郊，以初至不及致齐，遂行礼。(已上《三编》。 )
十四年正月甲辰，改卜郊。先是，太常寺奏以是月十二日郊祀；至是，以圣驾未回，请改卜。内批“改次日”。既又命改卜。于是礼科给事中邢寰等言：“祖宗以来，郊祀必于正月上旬，所以重一岁之首，昭莫大之敬也。今改而又改，日复一日，不惟隳祖宗相循之制，亦且非祗畏天地之道。请如期返跸，以成大礼。”礼部尚书毛澄等驰疏谏曰：“皇祖之训曰：‘凡祀天地，精诚则感格，怠慢则祸生。’今六龙遐骋，旋轸无日。万一冰雪阻违，道途梗塞，元正上日，不及躬执玉帛于上帝前，陛下何以自安？伏乞趣驾速还，躬亲裸享宗社，臣民幸甚。”俱不报。壬戌，钦天监奏拟郊祀日期。传旨，令择二月上旬以闻。太常寺奏：“仲春当释奠先师及祀社稷，而郊礼未成；请俟郊后，择丁、戊日行礼。”报可。
喜靖十年九月丙辰，罢南京郊祀。初，上命修辑郊社诸坛，未成。南京太常寺卿黄芳等言：“天地、社稷、山川既统祀于京师，其在南京者，可弗举也。若有时祭告及灾变修理等事，因事行之，亦非常祭之比。宜祭告孝陵及山川诸神，不必备物，酒醴脯醢而已。”上以为然，遂罢之。(已上《实录》。 )
十一年冬至，尚书言：前此有事南郊，风寒莫备。乃采《礼》书，“天子祀天张大次、小次”之说，请作黄毡御幄为“小次”。每大祭，所司以随；值风雪，则设于圜丘下。帝就幄中对越，而升降奠献，以太常执事官代之。命著为令。(《礼志》。 )
十七年十一月辛未朔，诣南郊，上皇天上帝号。(《本纪》。 )
隆庆四年十一月己卯，祀天于南郊。旧制：郊毕举庆成宴。自世宗倦勤，典礼久废。至是，礼部尚书殷士儋始考定旧仪行之。(《殷士儋传》。 )
万历十三年，礼科给事中王三馀疏言：“郊祀必躬亲，载之《会典》。乃者秋七月，雷震郊坛；恭绎德音，宣示臣工，共图修省。今岁似宜亲郊，以答天戒；代摄之举，未可以为常。”疏入，帝以其奏请不早，诘责之；仍遣官代。(《三编》。 )
◎郊议
洪武元年二月壬寅朔，中书省臣李善长等奉敕撰进《郊祀议》，略言：“王者事天明、事地察，故冬至报天、夏至报地，所以顺阴阳之义也。祭天于南郊之圜丘，祭地于北郊之方泽，所以顺阴阳之位也。《周礼大司乐》：‘冬日至，礼天神；夏日至，礼导只。’此三代之正礼，而释经之正说。自秦立四以祀白、青、黄、赤四帝，汉高祖复增北，兼祀黑帝。至武帝有雍五，及渭阳五帝、甘泉太乙之祠，而昊天上帝之祭则未尝举行。魏、晋以后，宗郑玄者，以为天有六名，岁凡九祭，宗王肃者，以为天体惟一，安得有六？一岁二祭，安得有九？虽因革不同，大抵多参二家之说。自汉武用祠官宽舒议，立后土祠于汾阴隹上，(校点者案：《明史礼志》作“隹上”。但《史记封禅书》作“隹丘”。 )礼如祀天；而后世因于北郊之外仍祠后土。郑玄又惑于《纬》书，谓：‘夏至于方丘之上，祭昆仑之只；七月于泰折之坛，祭神州之只。’析而为二；后世又因之一岁二祭。元始间，王莽奏罢甘泉泰，复长安南、北郊，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亲合祀天地于南郊。由汉唐历千馀年间皆因之。其亲祀北郊者，惟魏文帝、周武、隋高祖、唐元宗四帝而已。宋元丰中，议罢合祭。绍圣政和间，或分或合。高宗南渡以后，惟用合祭之礼。元成宗始合祭天、地、五方帝，已而立南郊，专祀天。泰定中又合祭。文宗至顺以后，惟祀昊天上。今当遵古制，分祭天地于南、北郊。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岁从祀。夏至祀皇地只于方丘，以五岳、五镇、四渎从祀。”太祖如议行之，建圜丘于钟山之阳，方丘于钟山之阴。(《礼志》。 )
《三编质实云》：“按《唐书》：‘睿宗太极元年夏五月，祭北郊。是月改元延和。八月，元宗即位，改元先天。’是亲祭北郊者睿宗，非元宗也。此议偶误耳！”
嘉靖九年，帝既定《明伦大典》，益覃思制作。凡郊庙百神，咸欲斟酌古法，厘正旧章。乃问张璁曰：“《书》称‘燔柴祭天’。又曰‘类于上帝’。《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以形体主宰之异言也。朱子谓：‘祭之于坛谓之天，祭之屋下谓之帝。’今大祀有殿，是屋下之祭帝耳，未见有祭天之礼也。况上帝、皇地只合祭一处，亦非专祭上帝。”璁总：“国初，遵古礼，分祭天地，后又合祀。说者谓：大祀殿下坛上屋，屋即明堂，坛即圜丘。列圣相承，亦孔子从周之意。”上复谕璁曰：“二至分祀，万代不易之礼。今大祀殿拟周明堂，或近矣；以为即圜丘，实无谓也。”璁乃备述《周礼》及宋陈襄、苏轼、刘安世、程颐所议分合异同以对；且言祖制已定，无敢轻议。帝锐欲定郊制，卜之奉殿太祖前，不吉，议且寝。会夏言请举亲蚕礼，帝以古者天子亲耕南郊，皇后亲蚕北郊，适与所议郊祀相表裹，因令璁会言陈议。言乃上疏言：“国家合祀天地，及太祖太宗之并配，诸坛之从祀，举行不于长至而于孟春，俱不应古典。宜令群臣博考《诗》、《书》、《礼》经所载郊祀之文，及汉宋诸儒匡衡、刘安世、朱熹等之定论，以及太祖国初分祀之旧制；陛下称制而裁定之。此中兴大业也。”礼科给事中王汝梅等诋言说非是，上切责之，乃敕礼部会廷臣各陈所见，且言汝梅等举《召诰》中郊用二牛，谓明言合祭天地。夫用二牛者，一帝一配位，非天地各一牛也。又或谓天地合祀，乃人子事父母之道，拟之夫妇同牢；亵慢已甚。又或谓郊为祀天，社稷为祭地，古无北郊。夫社乃祭五土之神，犹言五方帝耳，非皇地只也。社之名不同，自天子以下，皆得随所在而祭之，故礼有亲地之说，非谓祭社即方泽祭地也。于是下言疏，令礼部一并议行。三月丙申，璁录上《郊祀考议》一册。时詹事霍韬深非郊议，且言：“分祀之说，惟见《周礼》，莽贼伪书，不足引据。”于是言复上疏言：“《周礼》一书于祭祀为详，《大宗伯》：以祀天神则有祀、实柴、燎之礼；以祀地只则有血祭、沈、辜之礼。《大司乐》：冬至日，地上圜丘之制，则曰礼天神；夏至日，泽中方丘之制，则曰礼地只。天地分祀，从来久矣。故宋儒叶时之言曰：‘郊丘分合之说，当以《周礼》为定。’今议者既以太社为祭地，则南郊自不当祭皇地只，何又以分祭为不可也？合祭之说，实自莽始。汉之前皆主分祭，而汉之后亦间有之。宋元丰一议，元再议，绍圣三议，皆主合祭，而卒不可移者，以郊赍之费，每倾府藏，故省约安简便耳！未尝以分祭为非礼也。今之议者，往往以太祖之制为嫌为惧，然知合祭乃太祖之宝制为不可改，而不知分祭固太祖之初制为可复；知《大祀文》乃太祖之明训为不可背，而不知《存心录》固太祖之著典为可遵。且皆太祖之制也，从其礼之是者而已。敬天法祖，无二道也。《周礼》一书，朱子以为周公辅导成王，垂法后世，用意最深切，何可诬以莽之伪为耶？且合祭以后配地，实自莽始。莽既伪为是书，何不削去圜丘方丘之制，天神地只之祭，而自为一说耶？”疏入，下礼部，令折衷群议以闻。辛丑，礼部集上群臣所议郊礼，奏曰：“主分祭者，都御史汪钅宏等八十二人；主分祭而以慎重成宪及时未可为言者，大学士张璁等八十四人，主分祭而以山川坛为方丘者，尚书李瓒等二十六人；主合祭而不以分祭为非者，尚书方献夫等二百六人；无可否者，英国公张仑等一百九十八人。臣等祗奉敕谕，折衷众论，分祀之义，合於古礼。但坛一建，工役浩繁。《礼》：‘屋祭曰帝。’夫既称昊天上帝，则当屋祭。宜仍於大祀殿专祀上帝，改山川坛为地坛，以专祀皇地只。既无创建之劳，行礼亦便。”上复谕：当遵皇祖旧制，露祭於坛；分南北郊，以二至日行事。言乃奏曰：“南郊合祀，循袭已久。朱子所谓：千五六百年无人整理。而陛下独破千古之谬，一旦举行，诚可谓建诸天地而不悖者也。”已而命户、礼、工三部偕言等诣南郊相择。礼臣欲於具服殿稍南为圜丘。言复奏曰：“圜丘祀天，宜即为敞，以展对越之敬。大祀殿享帝，宜即清，以尽昭事之诚。二祭时义不同，则坛殿相去，亦宜有所区别。乞於具服殿稍南为大祀殿，而圜丘更移於前。体势峻极，可与大祀殿等。”制曰：“可。”於是作圜丘。是年十月工成，而分祀之制遂定。(《礼志》。 )
隆庆元年，礼部会议，罢祈及明堂大享礼。圜丘方泽分祀已久，宜照例於冬至夏至日亲祭，仍奉太祖高皇帝配。礼部又言：“郊庙社稷诸祀，先期具奏行礼，止奏日，不奏时；以故陪祀诸臣失期者众。请以后并奏日、时。”从之。(《通典》 )。
万历三年十一月，大学士张居正进《郊礼新旧图册》，略言：“高皇帝初制郊礼，分祀十年矣，而竟定於合享者，良以古今异宜，适时为顺。故举以岁首，人之始也；卜以春初，时之和也；岁惟一出，事之节也。为屋而祭，行之便也。百六十余年，列圣相承，莫之或易者，岂非以其至当允协，经久而可行乎？今以冬至极寒，而裸献於星露之下；夏至盛暑，而骏奔于炎之中；一岁之间，六飞再驾；以时以义，斯为戾矣。且成祖文皇帝再造宇宙，功同开创，配享百余年，一朝而罢之，于人情亦大有不安者。故世宗虽分建圜、方之制，而中世以后，竟不亲行。虽肇举大享之礼，而岁时祀，止于内殿。是斯祀之在当时，已窒碍而难行矣。况后世乎？臣等愚昧，窃以为宜遵高皇之定制，率循列圣之攸行，岁惟一举合祀之礼，而奉二祖并配。斯于时义允协，于人情为顺。顾郊祀重，今且未敢轻议，谨稽新旧规制礼仪，而略述其概，以俟圣明人容裁断焉。”上从之。(王圻《续通考》。 )
《通典注》：“按居正进《新旧礼图》，欲改合祀，然四年、七年五月俱尝祀地北郊，固未尝改为合祀。故《神宗》、《熹宗》、《庄烈帝》三《纪》皆书祀天，特祭地之祀不行耳。”
文彬按：江陵此议，疏谬之甚，特其时未尝举行耳。神宗自七年后，郊祀不亲，惟十四年一祀天，非特祀地之祀不行也。熹宗祀天一，(三年。 )祀地一；(五年。 )庄烈祀天四，(元年，八年，十一年，十三年。 )祀地四；(二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 )皆见《本纪》。《通典注》云：“三《纪》皆书祀天，特祭地这礼不行，”误也。
卷八礼三(吉礼 )
◎郊礼配位
洪武元年十一月庚子、冬至，始祀上帝于圜丘。有司议配祀，太祖谦让不许，亲为文告太庙曰：“历代有天下者，皆以祖配天。臣独不敢者，以臣功业有未就，政治有关失；去年上天垂戒，有声东南，雷火焚舟、击殿吻，恐无以承上帝好生之德，故不敢辄奉以配。惟祖，神与天通；上帝有问，愿以臣所行奏帝前，善恶无隐。候南郊竣事，臣率百司恭诣庙庭，告成大礼，以共享上帝之锡福。”(《礼志》。 )
二年五月癸卯，夏至，将祀方丘，群臣复请。太祖执不允，曰：“俟庆阳平，议之。”八月，庆阳平。十一月乙巳，冬至，群臣复固请。乃奉仁祖配天于圜丘，(同上。 )
三年五月戊申，祀地于方丘，以仁祖配。
建文元年正月庚辰，大祀天地于南郊，奉太祖配。(已上《本纪》。 )
洪熙元年正月敕曰：“太祖受命上天，肇兴皇业。太宗中兴宗社，再奠寰区。圣德神功，咸配天地。朕崇敬祖考，永惟一心。今年正月十五日，大祀天地神只，奉皇祖、皇考配祀。仍著典章，垂范万世。”(《通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