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会要

嘉靖九年，给事中夏言上疏言：“太祖太宗并配，父子同列，稽之经旨，未能无疑。臣谓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太祖足当之；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太宗足当之。”礼臣集议，谓：“二祖配享百有余年，不宜一旦轻改。”帝降敕谕，欲于二至日，奉太祖配南北郊；孟春祈，奉太宗配上帝于大祀殿。阁臣以二祖分配，于义未协；且录仁宗所撰谕并《告庙文》以进。帝复命集议于东阁。皆以为太庙之祀，列圣昭穆相向，无嫌并列。况太祖、太宗功行并隆，圜丘、大祀殿所祀，均之为天，则配天之祖不宜阙一。臣等窃议，南北郊及大祀殿每祭皆宜二祖并配。帝终以并配非礼，谕阁臣讲求。璁等言：“古者、郊与明堂异地，故可分配。今圜丘、大祀殿同兆南郊：冬至，礼行于报，而太宗不与；孟春，礼行于祈，而太祖不与。心实有所不安。”帝复报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天惟一天，祖亦惟一祖。故大报天之祀，止当以高皇帝配。文皇帝功德岂不可配天？但开天立极，本高皇帝肇之耳！如周之王业，武王实成之；而配天止以后稷，配上帝止以文王，当时未闻争辨功德也。”因命寝其议。已而言复疏言：“虞夏殷周之郊，惟配一祖。后儒穿凿，分郊、丘为二，及误解《大易》‘配考’、《孝经》‘严父’之义；以致唐宋变古，乃有二祖并侑、三帝并配之事。望断自宸衷，依前敕旨。”报曰：“礼臣前引太庙不嫌一堂。夫配帝与享先不同，此说无当。”仍命申议。张璁入言：“郊祀之议，圣见已决，独臣不忍无言。皇上信以并配之说尽古礼乎？大祀殿非明堂之位，孟春祈又非大享之礼，则未免有失于古也。皇上信以并配之说非今宜乎？太祖百有余年之神座，岂忍言撤；文皇百有余年配天之报，岂忍言废，则又未免有失于今也。窃以天地分祀，宜从古礼，彰我皇上善继善述之孝。祖宗并配，宜从今制，彰我皇上不愆不忘之心。”疏入，帝乃责璁前后变志，非忠爱之道。于是礼臣复上议：“南北郊虽曰祖制，实今日所创。请如圣谕，俱奉太祖独配。至大祀殿则太宗所创，今乃不得侑享于中，窃恐太宗之心有所未安。宜仍奉二祖并配。既复古礼，又存祖制，礼意人情，两不为失。”遂依拟行之。(《实录》、《礼志》。 )万历三年，张居正进《郊礼图册》云：“自洪武初，奉仁祖配向配享；建文初，更奉太祖配享；洪熙元年，奉太祖太宗同配享；嘉靖九年，初建圜丘方泽，分祀天地，俱止奉太祖一位配享，而罢太宗之配。其大祀殿则以孟春上辛举行祈，奉太宗同配享。十年，又改以启蛰日行祈礼于圜丘，仍止奉太祖一位配享。十七年九月，诏举明堂大飨礼于大内之元极宝殿，奉献皇帝配享。隆庆元年，诏罢明堂配享。”(《通典》。 )
◎祈
嘉靖十年正月辛卯，祈于大祀殿，奉太祖、太宗配。(《本纪》。 )
明初，未行祈之典。世宗欲更定二祖分配礼，因诸臣固请，乃许于大祀殿祈，奉二祖配。至是，始以上辛日举行。礼毕，帝心以为未当，谕张璁曰：“自古惟以祖配天，今二祖并配，决不可法后世。嗣后大报与祈，只奉太祖配，”寻亲制祝文，更定仪注，改用惊蛰节。礼视大祀少杀，不设从坛，不燔柴，著为定典。(《三编》。 )
十一年正月辛未，祈于圜丘。始命武定侯郭勋摄事。(《本纪》。 )
给事中叶洪言：“祈、大报，祀名不同，郊天一也。祖宗无不亲郊。成化弘治间，或有故，宁展至三月。盖以郊祀礼重，不宜摄以人臣。请俟圣躬痊，改卜吉日行礼。”不从。(《礼志》。 )
《文彬》按：世宗厘正祀典，皆能折衷于古。顾郊祀更定后，三十余年间，祀南郊者七祀方泽者一；议行祈大飨诸典，仅初举时一躬亲，以后皆遣代。所为纷纷制作，徒崇虚文以饰观瞻而已。
十八年二月丁未，祈于元极宝殿，不奉配，遂为定制。(《礼志》。 )
隆庆元年正月，礼臣言：“先农亲祭，遂耕田，即祈遗意。今二祀并行于春，未免烦数。且元极宝殿在禁地，百官陪祀，出入非便。宜罢祈，止先农坛行事。”从之。(同上。 )
崇祯十四年正月辛巳，祈于南郊。(《本纪》。 )
十五年正月，行祈礼。上辛即在朔日，辛未，礼部以朝贺不便，疏请改十一日辛巳为中辛。得旨：“改中辛日行礼。”(《五礼通考》。 )○大雩(祷雨附。 )
明初，凡水旱灾伤及非常变异，或躬祷，或露告于宫中，或于奉天殿陛，或遣官祭告郊庙陵寝及社稷山，无常仪。
洪武二年，太祖以春久不雨，祈告诸神只，中设风、云、雷、雨、岳镇海渎凡五，帝亲行礼。(已上《礼志》。 )
三年六月戊午朔，以久旱祷雨，互服草履，徒步至山种坛露宿，凡三日。(《本纪》。 )七年五月，大雩。(《吾学编》。 )宣德八年六月乙酉，祷雨不应，作《闵旱诗》示群臣。
景泰六年五月己巳，祷雨于南郊。成化六年二月丁丑，祷雨于郊坛。
八年四月、旱，遣使祷于郊社、山川、淮渎、东海之神。(已上《本纪》。 )
弘治十七年五月，畿内山东久旱，遣官祭告天寿山；分命各巡抚祭告北岳、北镇、东岳、东镇、大海。
嘉靖八年，帝谕礼部：“去冬少雪；当春，雨泽不降；当亲祭南郊、社稷、山川。”尚书方献夫等具上仪注。二月，亲祷南郊，山川同日，社稷用次日；不除道。冠服浅色，群臣同。文五品、武四品以上，于大祀门外；余官于南天门外；就班陪祀。
九年，帝欲于奉天殿丹陛上行大雩礼。夏言请筑雩坛。每风孟春祈后，雨时若，则雩祭遣官摄行；如雨泽愆期，则躬行祷祝。
十一年，乃建雩坛于圜丘坛外泰元门之东，风旱则祷，奉太祖配。(已上《明会典》。 )
十二年，夏言等言：“古者大雩之祀，命乐正习《盛乐》、舞《皇舞》；盖假声容之和，以宣阴阳之气。请于三献礼成之后，九奏乐止之时，乐奏《云门之舞》。仍命儒臣括《云汉诗》词，制《云门》一曲，使文、武舞士并舞而合歌之。”(《礼志》。 )
十七年四月，大雩。时将躬祷郊坛，帝谕礼部：“祷雨乃修省事，不用全仪，不奉祖配。”(《实录》。 )二十二年七月丙午，以久旱，亲祷雩坛。(《大政记》。 )
二十四年四月丙申，上祷雨于神只坛。(《实录》。 )三十七年五月，大雩。(《大政记》。 )四十三年四月，大雩，(同上。 )四十五年六月，亲祷雨于凝道雷轩。
万历十三年二月，旱。庚午，大雩。三月甲申，大雩。四月丙午，大雩。崇祯元年五月辛巳，祷雨。
四年四月庚戌，祷雨。五月甲戌朔，步祷于南郊。(已上《本纪》。 )○大飨
明初，无明堂祀上帝及配位之制。嘉靖十七年，前扬州府同知丰坊上言：“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宜建明堂，尊皇考为‘宗’，以配上帝。”下礼部会议。尚书严嵩言：“明堂、圜丘皆所以事天。今大祀殿在圜丘之北、禁城东南，正应古之方位。明堂秋飨之礼，即此可行，不必更建。至侑飨之礼，昔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传以为万物成形于秋，故秋祀明堂，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时也。自汉武迄唐、宋诸君，莫不皆然，主亲亲也。至钱公辅、司马光等之议，则主于祖宗之功德。今以功德论，则宜配文皇；以亲亲论，则宜配献皇。至称‘宗’之礼，则未有称‘宗’而不太庙者，臣等不敢妄议。”帝降旨：“明堂秋报大礼，宜于奉天殿行之，其配享皇考。称‘宗’何为不可？”命再议。户部侍郎唐胄疏争之曰：“三代之礼，莫备于周。《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又曰：‘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说者谓：周公有圣人之德，制作礼乐，而文王固其父，故引以证圣人之孝，答曾子问而已。非谓：有天下者，皆必以父配天，然后为孝。不然，周公辅成王践阼，其礼盖为成王而制，于周公为严父，于成王为严祖矣。然周公归政之后，未闻成王以严父之故，废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于武王也。及康继成，亦未闻以严父之故，废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于成王也。后世祀明堂者，皆配以父；此乃误《孝经》之义，而违先王之礼。昔有问于宋儒朱熹者，曰：‘周公之后，当以文王配耶？当以时王之父配耶？’朱熹曰：‘祗当以文王配。’又问：‘继周者如何？’熹曰：‘只以有功之祖配之，后来第为严父之说所惑耳！’由此观之，明堂之配，不专于父，明矣。皇上继统之初，廷臣执为人后之说，于是力正大伦，惟张孚敬席书诸臣。及何渊有建庙之议，陛下嘉答诸臣，亦云：‘朕奉天法祖，岂敢有干太庙。’顾今日乃惑于丰坊之言耶？臣谓明堂之礼，诚不可废，惟当奉太宗配，于礼为宜。若献皇帝得圣人为之子，不待称宗议配，而专庙之享，百世不迁矣。”疏入，帝怒，下胄诏狱。嵩乃再会廷臣议，请奉献皇帝配明堂，而文皇帝配祀于孟春祈。帝从献皇配帝之请，却文皇议不行。已复集文武大臣于东阁，议献皇帝宜称“宗”。帝以疏不言“庙”，留中不下，乃设为臣下奏对之词，作《明堂或问》，以示辅臣。大略言：“文皇远祖，不应严父之义，宜以父配。称‘宗’虽无定说，尊亲崇上，义所当行。既称‘宗’则当庙，岂有太庙中四亲不具之礼？”帝既排正议，崇私亲，心念太宗永无配享，无以谢廷臣，乃上献皇帝庙号曰睿宗，而改称太宗号成祖。时未建明堂；迫季秋，遂大飨上帝于元极宝殿，奉睿宗配。(《礼志三编》。 )
二十一年四月丙辰，建大飨殿，谕礼部曰：“周之明堂与郊祀并重。曩以季秋享地未定，特祭于元极宝殿，朕心歉焉。兹朕自作制象立为殿，恭存名曰‘泰亨’，用昭寅奉上帝之意。”乃定：岁以秋季大飨上帝，奉皇考睿宗配享；行礼如南郊，陈设如祈。(《通典》。 )
《通典》云：“明堂之礼，明初未议。及嘉靖中，丰坊首创严父配天之说，迎合上意，由是特举斯礼，追崇所生。元极既配之后，明年幸承天，享帝下于龙飞殿，亦奉献皇帝配。其后自定规制，更建泰享殿，三年而后成。然大享之礼终未举行，内殷荐亦止遣官摄事。盖帝之排群议，崇私亲，虽矫强于一时，终有然不自安者。故礼臣敦请，屡谕缓行，非仅耽奉元修，惮乘舆之一出也。先圣所云：‘名不正，言不顺，而事不成者，’岂不信哉！”
二十四年八月辛丑，大飨殿成。礼部请行秋享于新殿，上命是秋仍于元极宝殿行礼。自是，岁遣官行之以为常。(同上。 )
隆庆元年，礼臣言：“我朝大飨之礼，自皇考举行，追崇睿宗以昭严父配天之孝。自皇上视之，则睿宗为皇祖，非周人宗祀文王于明堂之义。于是帝从其请，罢大享礼，命元极宝殿仍改钦安殿。(《礼志》。 )
◎朝日夕月
洪武三年，礼官言：“古者祀日月之礼有六：然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此从祀之礼，非正祀也。《大宗伯》：‘肆烦于四郊，兆日于东郊，兆月于西郊；’《观礼》：‘祀方明，礼日于南门之外，礼月于北门之外；’此因事之祭，非常祀也。惟春分，朝日于东门之外；秋分，夕月于西门之外；此祀之正与常者。盖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阴阳之义，春分阳方永，秋分阴气始长，故祭以二分。今宜设坛专祀。朝日坛筑于城东门外，夕月坛筑于城西门外。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星辰则祭于月坛。”从之。(《春明梦馀录》。 )
七年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是日春分。礼官奏：“朝日礼用己亥。”制曰：“可。”(《典汇》。 )
二十一年二月，增修南郊坛。于大祀殿丹墀内叠石为台四，东西相向，以为日月星辰四坛。其朝日、夕月、星之祭悉罢之。(《通典》。 )
嘉靖九年二月，帝谕张璁曰：“日月照临，其功甚大。太岁等神岁有二祭，而日月星辰止一从祭，于义未安。当并建东、西郊与南、北郊而四。”遂定春、秋分之祭，如常仪；而建朝日坛于朝阳门外，西向；夕月坛于阜成门外，东向。(《礼志三编》。 )
时改郊坛礼，朝日、夕月等坛玉爵，各用其方之色。因诏求红黄玉于天方、哈密诸国，不可得。有回回馆通事撒文秀者言：“二玉产在阿丹，去吐鲁番西南二千里。其地两山对峙，自为雌雄，或自鸣。请如永乐、宣德时，赍重贿往购。”帝从部议，已之。(《外国传》。 )
十年，夕月坛以铁炉置于坎上焚燎，不必造燎坛，以称祭月于坎之义。(《图书编》。 )
二月庚辰，上亲祀大明于朝日坛。八月癸未，亲祀夜明于夕月坛。(《大政记》。 )
隆庆元年，礼部议定：东郊以甲、丙、戊、庚、壬年，西郊以丑、辰、未、戌年，车驾亲祭。馀岁，遣文大臣摄祭朝日坛，武大臣摄祭夕月坛。(《礼志》。 )
三年，礼部上朝日仪，言：“正祭遇风雨，则设小次于坛前，驾就小次行礼。其升降奠献，俱以太常寺执事官代。”制曰：“可。”(《会典》。 )
天启六年二月己亥，祭日于东郊。(《本纪》。 )○星辰
洪武三年，帝谓中书省臣：“日月皆专坛祭，而星辰乃祭于月坛，非礼也。”礼部拟于城南诸神享祭坛正南向增九间，日月及周天星辰皆于是行礼。朝日、夕月用春、秋分；祭星辰则于天寿节前三日。从之。
四年九月，帝躬祀周天星辰，仪如朝日。二十一年，以星辰既从祀南郊，罢星之祭。
先是元年，太常司奏：请以立秋后辰日祀灵星，立冬后亥日，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禄，为坛于城南。从之。二年，从礼部尚书崔亮奏：每岁圣寿日祭寿星，同日祭司中、司命、司民、司禄，八月望日祀灵星，皆遣官行礼。至三年，罢寿星等祀。(已上《礼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