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

《黄图》载元始仪：上帝坛圆八觚，径五丈，高九尺。茅营去坛十步，竹宫径三百步，土营径五百步。神灵坛各於其方面三丈，去茅营二十步，广坐十五步。合祀神灵以璧琮，用辟神道以通，广各三十步。竹宫内道广三丈，有阙，各九十一步。坛方三丈，拜位坛亦如之。为周道郊营之外，广九步。营六甘泉北辰於南门之外，日、月、海东门之外，河北门之外，岱宗西门之外。为周道前望之外，广九步。列望道乃近前望道外，径六十二步。坛方二丈五尺，高三尺五寸。为周道列望之外，径九步。卿望亚列望外，径四十步。坛广三丈，高二尺。为周道卿望之外，径九步。大夫望亚卿望道外，径二十步。坛广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为周道大夫望之外，径九步。士望亚大夫望道外，径十五步。坛广一丈，高一尺。为周道士望之外，径九步。庶望亚士望道外，径九步。坛广五尺，高五寸。为周道庶望之外，径九步。凡天宗上帝宫坛营，径三里，周九里。营三重，通八方。后土坛方五丈六尺。茅营去坛十步外，土营方二百步限之。其五零坛去茅营，如上帝五神去营步数。神道四通，广各十步。宫内道广各二丈，有阙。为周道后土宫外，径九步。营岱宗西门之外，河北门之外，海东门之外，径各六十步。坛方二丈，高二尺。为周道前望之外，径六步。列望亚前望道外，三十六步。坛广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为周道列望之外，径六步。卿望亚列望道外，径二十五步。坛广一丈，高一尺。为周道卿望之外，径六步。大夫望亚卿望道之外，径十九步。坛广八尺，高八寸。为周道大夫望之外，径九步。士望亚大夫望道外，径十二步。坛广六尺，高六寸。为周道士望之外，径六步。凡地宗后土宫坛营，方二里，周八里。营再重，道四通，常以岁之孟春正月上辛若丁，亲郊祭天南郊，以地配，望秩山川，遍於群神。天地位皆南乡，同席，地差在东，共牢而食。太祖高皇帝、高后帝配於坛上，西乡，后在北，亦同席共牢而食。日冬至，使有司奉祭天神於南郊，高皇帝配，而望群阳。夏至，使有司奉祭地於北郊，高皇后配，而望群阴。天地用牲二，燔燎瘗用牲一，先祖、先妣用牲一。天以牲左，地以牲右，皆用黍稷及乐。
七年，大议郊祀制，多以为周郊后稷，汉当祀尧。诏下公卿议。侍御史杜林以为周室之兴，祚由后稷，汉业特起，功不缘尧，祖宗故事所宜因循。乃定从林议，依旧制，以高祖配。
陇蜀平後，乃增广郊祀。高帝配食，位在中坛上，西面北上（《汉旧仪》曰：“祭天祭紫坛幄帷。高皇帝配天，居堂下西向，绀帷帐、绀席。”《钩命决》曰：“自外至者，无主不止；自内出者，无匹不行。”）。天、地、高帝、黄帝各用犊一头，青帝、赤帝共用犊一头，白帝、黑帝共用犊一头，凡用犊六头（《汉旧仪》曰：“祭天，养牛五岁，至三千斤。”按：《礼记》曰，“天地之牛角茧栗”，而此云五岁，本志用犊是也）。日、月、北斗共用牛一头，四营群神共用牛四头，凡用牛五头。凡乐奏《青阳》、《朱明》、《西皓》、《元冥》，及《翘》、《育命舞》。中营四门，门用席十八枚；外营四门，门用席三十六枚，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簟，率一席三神。日、月、北斗无陛郭。既送神，燎俎实於坛南已地（《周礼》：“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犹鬼神之居，辨其名物。”郑玄曰：“犹，图也。居谓坐也。天者群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以此图天神、人鬼、地之坐者，谓布祭众寡与其居向。《孝经》说郊祀之礼曰：‘燔燎扫地，祭牲茧栗，或象天酒旗坐星，厨仓具黍稷布席，极敬心也。’言郊之布席，象五帝坐。《礼》祭宗庙，序昭穆，亦有似虚、危，则祭天圜丘象北极，祭地方泽象后妃，及社稷之席，皆有明法焉。”）。
明帝永平二年，以《月令》有五郊迎气，因采元始故事，兆五郊於雒阳（详见《祠五帝门》）。
按：自秦始皇有三岁一郊之制，汉高、惠二帝未尝亲郊。文帝在位二十三年，亲郊雍及渭阳五帝各一而已。景帝不亲郊。武帝元光後，常三岁一郊。昭帝不亲郊。宣帝神爵以前，十三年不亲郊，以後间岁一郊。元、成如之。盖西都之所谓郊祀，若雍五，若甘泉泰一，皆出於方士祈福之说，而非有古人报本之意。惟武、宣以求仙，成帝以求嗣，故三君亲郊颇多，而其清心无求者，则领之祠官，修故事而已。世祖置郊丘於洛阳，以高帝配祀，始稍复古人祀天之制。但《范史》纪、志不载亲郊之岁月，《礼仪志》云：正月上丁祠南郊，礼毕，次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谓之五供。岂每岁行之邪？《祭祀志》言：二年初制郊，采元始中故事。按元始之制，常以岁孟春正月上辛若丁亲郊，祭天南郊，以地配；冬至则使有司祭天神於南郊，以高帝配；夏至使有司祭地於北郊，以高后配。然则天地之祭，每岁亲祠者一，命有司祭者二，岂岁以为常，故不复纪述乎？
昭烈章武元年即位，设坛於成都武担山南，用元牡。三年十月，诏丞相诸葛亮营南郊於成都。
●卷七十郊社考三
○郊
魏文帝南巡在颍阴，有司为坛於繁阳故城。庚午，登坛受绂，降坛视燎成礼，未有祖配。
明帝景初元年十月，营洛阳南委粟山为圜丘。诏曰：“曹氏系世，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号圜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以武宣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
按：此以郊与圜丘为二处，用郑元之说。其时康成所注二《礼》方行，王子雍虽著论以攻之，而人未宗其说。然魏、晋而後，有天下者多起自匹夫，其祖父未有可以配天之功德，非如虞、夏四代之比。而康成之所谓配天者，以为周祀天於圜丘，以喾配，谓之；祀五帝於郊，以稷配，谓之郊；又祀五帝及五人帝於明堂，以文王配，谓之祖；祀五神於明堂，以武王配，谓之宗。此三祭者必皆有祖考可配，而後可以举事，是以魏文帝之时，有郊祀而未有祖配，直至明帝时，复远取舜以配圜丘，然後以武帝配郊，以文帝配明堂，盖拘於康成支离之说。是以配天之祀，必俟奕世之後，又复上取之遥遥华胄以足之，然後可以行礼耳。
初，侍中高堂隆论郊祀事，以魏为舜後，推舜配天。其後蒋济著文以追诘隆，谓舜本姓妫，其後曰田。曹氏族出自邾，魏武作《家传》，自云曹叔振铎之後，又陈思王作《武帝诔》曰：“於穆武王，胄稷允周。”则非舜後明甚，而横祀非族，降黜太祖，不配正天，皆为缪妄。济曰：“夫虬龙神於獭，獭自祭其先，不祭虬龙也；麒麟、白虎仁於豺，豺自祭其先，不祭麒、虎也。如元之说，有虞以上豺、獭之不若邪？”
自正始以後，终魏代，不复郊祀。
孙权初称尊号於武昌，祭南郊，告天用元牡。自以居非中土，不修设。末年，南郊追上父坚尊号为吴始祖以配天。後王嗣位，终吴代不郊祀。
晋武帝即位，南郊燎告，未有祖配。
泰始二年，诏定郊祀。南郊除五帝座，五郊同称昊天，各设一座而已。时群臣议：五帝即天也，王气时异，故殊其号，虽名有五，其实一神。宜除五帝号，同称昊天。从之。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十一月，有司又议奏：“古者，丘，郊不异，宜并圜丘、方丘於南北郊，更修立坛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帝又从之。是月冬至，帝亲祀圜丘於南郊。自是後，圜丘、方泽不别立。
按：以圜丘即郊，五帝同一天，王肃之说。武帝，肃外孙也。故祀礼从其说。
太康三年，帝亲郊祀，皇太子、皇子悉侍祠。十年十月，诏复明堂及南郊五帝位（见《五帝门》）。
诏：“郊祀、明堂礼乐，权用魏仪，遵周室肇称殷礼之义，但改乐章而已。”使傅元为之词。
《祠天地五郊夕牲歌》一。　《祠天地五郊迎送神歌》一。　《飨天地五郊歌》一。　《天地郊明堂夕牲歌》一。　《天地郊明堂降神歌》一。　《天郊飨神歌》一。
元帝即位於建康，太兴二年，立南郊於已地，其制度皆太常贺循所定，多依汉及晋初之仪。
三月辛卯，帝亲郊祀，飨配之礼一依武帝始郊故事。时尚未立北坛，地众神并在天郊。
始议立郊祀仪。尚书令刁协等议，宜须旋都洛邑乃修之。司徒荀组据汉献帝都许即便立郊，宜於此修奉。从之。
成帝咸和八年，制：“天郊则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轩辕、后土、太一、天一、太微、钩陈、北极、雨师、雷、电、司空、风、伯、老人，凡六十二神从祀。”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辛未，南郊，帝亲奉焉。祝文称“嗣天子臣某”。
安帝元兴三年，刘裕讨桓元，走之。已卯，告成功於南郊。是年，帝蒙尘江陵未反。其明年应郊，朝议以为宜依周礼，宗伯摄三公行事。尚书左丞王约之独曰：“郊天极尊，非天子不祀，无使皇舆不得亲奉。”从之。
郊庙牲、币、璧、玉之色，虽有成文，秦世多以骝驹（赤马黑鬣曰骝），汉则但云犊，未辨其色。江左南北郊同用元牲。
礼有事告祖祢宜社之文，未有告郊之典也。汉仪，天子之丧，使太尉告谥於南郊，他无闻焉。魏文帝黄初四年七月，帝将东巡，以大军当出，使太常以一特牛告祀南郊。及文帝崩，太尉锺繇告谥南郊，皆有事於郊也。江左则废。
宋武帝永初二年正月上辛，帝亲祀南郊，大赦。
三年九月（时营阳王已即位），司空徐羡之等奏高祖武皇帝宜配天郊。诏可。
孝武大明二年正月，有司奏：“今月六日南郊，舆驾亲奉；至时或雨，遂迁日，有司行事。”
有司奏：“按：魏代郊天值雨，更用後辛。晋代顾和亦云更择吉日，徐禅云晋代或丙或庚，并别有义。”“且武帝十二月丙寅受禅，二年十一月庚寅冬至，祀天於圜丘，非专祈。又按《郊特牲》‘受命於祖庙，作龟於祢宫’者，谓告之，退而卜。则告义在郊，非告日也。今日虽有迁，郊祀不异，不应重告。”徐爰议以为：“郊祀用辛，何偃据《礼》，不应更告。毛血告之後，虽有事，得更应有司行事，不容迁郊。”参议：“宜於遇雨迁用後辛，不重告。”诏可。
南郊自魏以来，多使三公行事。
三年，移郊兆於秣陵牛头山西，在宫之午地（徐爰曰：“《礼记》：燔柴於泰坛，祭天也；迎日於南郊，就阳位也。晋代过江，郊祭悉在北，或南出道狭，多於已地。大宋造邦维新，宜移郊正午，以定天位。”）。
五年，有司奏郊用三牛。孝武崩，废帝以郊旧地为吉祥，移置本处。
齐高祖受禅，明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而无配，牺牲之色因晋、宋故事。
武帝建元五年，正月，祀南郊。自兹以後，间岁而祀（时有司奏：“前代嗣位，或因前郊年，或自更始。今年正月已郊，未审明年应郊与否？”尚书令王俭议：“检晋明帝太宁五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即郊。简文咸安二年南郊，其年七月崩，孝武帝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其年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改元，亦郊。此二代明例，差可依仿。”祭酒张绪等并同。诏可）。
永明元年，立春前郊祀（王俭启云：“按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郊，其月八日立春。此近代明例，不以先郊後春为嫌，无烦迁日。”帝从之）。郊坛圆兆外内起瓦屋，形制宏壮（散骑常侍庾昙崇启云：“祭天尚质，秦、汉以来，郊兆坛域无立宫室，以明谦恭。”诏付外详。博士贺议：“《周礼》：‘王旅上帝，张毡案。’以毡为床於幄中，不闻郊所置宫宇也。”虞炎议：“汉之郊祀，天子自竹宫遥拜，息殿去坛既远，奉祀毕，旋息於此，无嫌。”祠部郎中李议：“《周礼》：‘凡祭祀张其旅幕，张尸次。’尸则有幄。郑仲师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帐也。’凡祭之文，既不止於郊祀；立尸之言，理亦关於宗庙。古则张幕，今也房屋，宗庙旅幕可变为栋宇；郊坛毡案，何为不转制檐甍？”遂不行昙崇议）。
梁武帝即位，南郊，为坛在国之南（坛高二丈七尺，径十八丈，其外再，四门），常与北郊间岁。正月，皇帝致斋於万寿殿，上辛行事（吴操之云：“启蛰而郊，郊应在立春後。”何佟之云：“今之郊祀，是报昔岁之功，而祈今年之福，故取岁首上辛，不拘立春先後。周之冬至圜丘，大报天也；夏正又郊，以祈农事。故有启蛰之说。”帝曰：“圜丘自是祭天，先农即是祈。祭昊天宜在冬至，祈必须启蛰。”），用特牛一，祀天皇大帝於坛上，攒题曰“皇天座（四年，佟之启：“《周礼》称天曰神，今天攒宜题曰‘皇天座’。”）”，以皇考太祖文帝配，五帝、天文从祀（五方上帝、五官之神、太一、天一、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太微、轩辕、文昌、北斗、三台、老人、风伯、雨师皆从祀。其五帝、二十八宿及风、雨师等座有坎，馀皆平地。王僧崇启曰：“五祀位在北郊，圜丘不宜重设。”帝曰：“五行之气，天地俱有，故宜两从。”僧崇又曰：“风伯、雨师皆箕、毕也，而今南郊祀箕、毕，复祭风伯、雨师，恐乖祀典。”帝曰：“箕、毕自是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即箕、毕下隶，两祭非嫌。”）。礼以苍璧制币，除鬯（佟之启：“按：鬯者盛以六彝，覆以画幂，备其文饰，施之宗庙。今郊有，恐乖尚质，宜革之。”帝依之），香用沉（取本天之质阳所宜），器以陶匏素俎，席用藁秸（太祝牒：“坛下神座，悉用白茅，俎以漆。”诏下议。八座奏：“《礼》云：‘观天下之物，务称其德。’则知郊祭俎不应漆。席用白茅，《礼》无所出。”於是改用素俎，五帝以下皆蒲席藁荐）。皇帝一献，再拜受福（帝以一献为质，三献为文，诏下议。博士陆玮等以为宗祧三献，义兼臣下，上天之礼，主在帝王。约理申义，一献为允。自是天地之祭皆一献。惟皇帝受福，明上灵降祚，臣下不敢同）。太尉设燎坛於丙地，礼毕，器席有司埋之（佟之议曰：“《礼》：‘祭器弊则埋之。’今一用便埋，费而乖典。”帝曰：“荐席轻物，陶匏贱器，方还府库，容後秽恶。但弊则埋之者，谓四时祭器耳。”从有司烧埋之）。五年，迎五帝，以始祖配（时明山宾议，以始祖配飨五帝，从之）。十一年，帝曰：“《礼》‘祭月於坎’，由是阴义，乃别祭之仪。今兆南郊，既云就阳，理不应为坎。”遂废之（八座奏曰：“五帝之义，不应居坎。良由齐代圜丘小峻，边无神位。今丘形既广，请五帝座悉於坛上，外域二十八宿及风伯、雨师等座，悉停为坎”）。十七年，帝以威仰、魄宝俱是天神，於坛则尊，於下则卑。南郊所祭天皇，其五帝别有明堂之祀，不烦重设。又祭二十八宿无十二辰，於义阙然。南郊可除五帝祀，加十二辰与二十八宿，各於其方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