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事略

　　先是，八年，上海会议《通商税则善后条约》，钦差大臣大学士桂良等与英、法、美三国公使额尔金等面议，谓税则内所定出口进口之货，均按照百中抽五以为则。惟查洋药系例禁进口之物，现因定税弛禁，通融办理，应与各货分别征收，另立专条，以示限制。三国皆以为然。乃于《上海税则善后条约》第五款内开：向来洋药不准通商，今稍宽其禁，听商遵行纳税贸易，准其进口，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惟该商只准在口销售，一经离口，即属中国货物。只准华商运入内地，外国商人不得获送。即《天津条约》第九款所载，英民持照前往内地通商。又二十八条所载，内地关税之例，皆与洋药无涉，其如何征税，听凭中国办理；嗣后遇修改税则，仍不得按照别货定税，止准照新章买卖，敢违此例，所运货物，全罚入官等语。浑其名曰“洋药”，以昔年原照药材上税故也。当经王大臣等会户部议奏，略言洋药一项，除系官员、兵丁、太监人等照例治罪，又私售藏奸聚集者照聚赌例治罪外，其余民人概准买用。凡外洋及内地客商在各省关口贸易者，均照酌定税则。上海一口，议定每百斤税银三十两；所有各海口及天津关，均系一水可通，再内江河面凡船只能到各税关口者，均请照上海一律输税。至崇文门及各省由旱路转进者，均请每百斤减税十两，作为脚费。

　　一切缉私章程，均照各关税口，毋庸另立条款，以归简便。各省关口，于所征此项税课，不必归入各关岁额报部。自接到部文之日为始，三个月将所征税银两簿，一面报部，一面起解交库，不准奏留拨充用项。其民间买用，于九年三月初一日，出示晓谕，一月以后，悉照新定条例一体遵行。奉朱批：依议。

　　于是鸦片之禁大弛。其列入税则也，人多谓英人利己损人，不顾公论，强请而后允。访之局外人，不尽然也。盖当日粤中互市定例，以货易货，不得易银出洋。彼以洋布、呢羽易我丝茶，商情多不踊跃，示以鸦片，则争先恐后。嗣又屡以鸦片违禁肇衅，虽逐其趸船至外海，而奸徒偷运如故。英人见我嗜之甚，遂谓与其以是肇衅，曷若量请弛禁，尚可保承平，敦和好。是此次之入税，亦我华人先有以召之也。

　　考洋药按百斤征税三十两，原系征之海口，征之洋商，今约内声明一经离口，即是中国货物，则此后运入内地之洋药，皆系征之华商，与洋人无涉。其征之华商者，听中国办理，须照内地逢关纳税，遇卡抽厘章程。各省惟海口三十两之税一律照办，余则收税收厘，应酌量情形，随时随地，或增或减，悉听中国，外国不得干预。乃上海方按章程举行，而英国驻京公使威妥玛报称上海设局抽厘，于进口税银三十两外，另收银五十两，与条约内明文不符，商民不便。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行文江苏，旋准咨覆，洋药进口，每百斤征洋税三十两，售与内地商人，征华税三十两，厘捐二十两，是征之洋商者，仅有三十两，其余五十两，皆征之华商与洋商无涉。由总理衙门照会威使，始不能辩。续据总税务司赫德在京呈递清单，内称：洋药抵中国者，每年约有七万箱，收厘太重，即起保私偷漏之端。现议有两法：一则进口时，征一次重税，每百斤六十两，完税后，准往各处，不复另征别税；一则进口时，按则征收洋税三十两，再征华税十五两，准在通商之本府所属境内，不再加征，一出本府之境，应听凭地方官随时设法办理。就王大臣谓洋药一入内地，总以由中国任意征收为是。赫德言：“今上海办法，并无起色，如照单办理，征洋税三十两，华税十五两，犹恐不无走漏。是以到香港者虽有七万箱，而单内可稽者，约只六万箱。若照内地办法，另征税银三十两，厘捐二十两，窃虑有名无实，收税愈重，走漏愈多，恐所征者，尚不如每百斤仅征四十五两之多。”经王大臣等奏请将单发南北洋通商大臣妥议。又据赫德另呈洋药一款，内称广东省城设有洋药厘捐总局，如先在局纳厘五十两，即无庸在关完纳正税。亦经总理衙门行文入粤，仍照原议，洋商交税，只准在海口销卖，不得运入内地。其卖与华商后，如何征收税厘之法，洋商不得过问。又议定土货复进口，应听中国纳税抽厘，即使洋商影射销售，而征税征厘，悉与华商无别云云。于是外洋无从取巧，而各口走私偷漏之案层见叠出。广东一省为尤甚。窃以为威妥玛之争，欲便其洋药商人，厘轻则利重，此其私心执约以拒是也。若赫德总司税务，予夺出自中国，其论收税愈重，走漏愈多一语，诚有至理。所请进口时征一次重税每百斤六十两后，不再征，正以救进口后走漏之弊，惜其时初用洋人，未能据信其言。然税厘由关并征，即根于此也。印度运来洋药，以香港为总汇所，地既属英，我不能设关以征其税，而斤件固可稽其数。故赫德单内，有每年七万箱之语，但就六万箱计税，则其余皆走漏者也。单内详其漏税之口，以粤东为最，福州、厦门次之。香港系中国无税之口，四面皆海，离岸不远，而粤东水程多歧，因此大小各船均可到港。洋药物小价贵，偷漏难防。

　　其自香港运入粤境，亦非外洋船只，类多各乡村渡船、渔船，或贩私盐船，更有官设保私之巡船，不难指名。若有海关巡船往拿，则开枪炮抗拒，不遵查验。漏税之多，即以粤海一关而论，一年便有五十万两，则几二万箱矣。又据单内，照其所定每箱税银四十五两估计，各口每岁之税额，天津、牛庄、登州洋药，以每年二千箱算，应纳税约八万两；上海、长江一带以三万余箱算，应纳税约一百五十万两；福州以四千五百箱算，应纳税约二十万两；厦门以三千二百箱算，应纳税约十万两；广州以一万二千箱算，应纳税约五十万两；潮州以一千八百箱　算，应纳税约八万两。此外台湾琼州、宁波等处，亦约有数千箱。此六万余箱洋药抵中国，各口税则之可考者也。赫德又以内地人之做洋药生理者，窑口一也，行户二也，烟馆三也。自许民间买用之令下，则与百货之开张者无异，而稽查税则势不能不设法办理。故单内言欲做此等生理者，须先赴关呈明，拟在何处开张洋药店铺，请领字号招牌，并颁给准充执照，方许开张。凡给照者，应以一年为限。请领准照之人，应分别窑口、经纪、烟馆三项，照内注明某项应纳银若干。若在通商港口请领执照者，无庸拘定限额，以符条约。又后开另款，内称：在上海做洋药生理，应由户部行文地方官，出示禁揽包揽霸市。

　　但验明有准照者，均随意在栈房或在趸船，不论与外国何人置买洋药等语，此亦惜未能行者。

　　光绪二年，英官马嘉理被害事起，英公使威妥玛会北洋通商大臣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于七月二十六日在烟台议立条款。其第三端洋药一项，威使议请本国准为另立办法，与他项洋货有别，令英商于贩运洋药入口时，由新关派人稽查，封存栈房或趸船，俟售卖时，洋商照则完税，并令买客一并在关输纳厘金，以免偷漏。其应抽收厘税若干，由各员察看情形酌办。

　　威使上之英廷，议久不决，下印度总督核议。非英廷之难决也，盖印度度支赖是项税款者，十之三四，虑一经议定，中国既于海口重加其税厘，内地复随意抽收，于贩卖商人有所不便，即于印度进款有所不便，而于英廷尤有不便。印督中于商人之言，英廷复中印督之言，且烟台条款有益于彼者，已尽行之，此事遂置不理。其谓久议不决，特饰词也。

　　六年十月，总理衙门与美国驻京公使另立条款。其第二条曰：“两国彼此商定，中国不准贩运洋药入美国通商口岸，美国商民亦不准贩运洋药入中国通商口岸，并由此口运往彼口，亦不准作一切买卖洋药之贸易；两国商民，无论雇用本国、别国船，及本国船而为别国商民雇用贩运洋药者，均由各本国自行永远禁止。”维时，巴西国亦遣使臣喀姓来请立约，北洋李大臣与议，其第十四款与美约同。美巴商人，本无运售洋药者，论者谓是约无关重轻，而不知关系特重，盖将来与他国修约，据是以为成案，由渐而列之约章，可期尽遏来源也。

　　七年，南洋通商大臣大学士两江总督左宗棠奉诏入直枢垣，与北洋李大臣会商威使，加征洋药税厘，每百斤共银一百五十两，使价贵瘾减，寓罚于征，得以渐除，并加收土烟厘金。奏曰：“鸦片流毒中国，其患先中于市廛衙署，凡中人温饱之家，佚游燕辟子弟，聚处而嬉，用以遣日。比吸食有癖，积渐成瘾，瘾重而形神交瘁，于是资倾家破，而身命随之。内地罢民，抛腴地以种罂粟，Ｅ５９果取浆，名为土浆。其患先中于镇集乡村，凡食贫力作之人，游手无聊之辈，久且视为平常日用所需，不知禁令为何事。于是吸食者多，更成积重之势。华民之吸烟者多，洋药之销路亦日益畅。从前各海口每岁进洋药三万余箱，嗣渐增至五万余箱，近闻且增至七万余箱。而洋药之价，前时每箱百斤售银七百余两，近闻已减至五百余两。是销路之畅，由于货价之减，可知也，而洋人心计之工，亦可知。于此而严吸食兴贩之禁，法轻则易犯，令峻又难行；若奉行不得其人，非徒无益也。臣前督陕甘，先以禁种罂粟为务，饬各属随时查拔，以清其源。遇有洋药入境，则标识封存行栈，勒由原路折回，不准在地方销售。其故违者，察出焚之通衢。已著微效。

　　惟此法，行之一方为宜，若统筹全局，则令其由原路折回，滞于此者或销于彼，仍为不了之局。详察事宜，断非加洋药土烟税捐不可。税捐加，则洋药土烟之价必贵，价贵则瘾轻者必戒，瘾重者必减，由减以至断瘾，尚有可期。若徒恃空文禁制，丁役之弊索，官吏之欺隐，由此而生。案牍纷繁，讼狱纠扰。特恐政令不行，而闾里骚然，未睹严禁鸦片之效，而先受其弊也。

　　自古整齐世宙，不能无藉乎政刑；政刑之用穷，不能不剂之以罚。周课田功，有里布夫家之罚；汉重酒禁，有误酬免侯之罚，其明征也。近如海国土产出口，辄按其成本而倍征之。英人于好嗜之物，更加征两倍，亦与赎刑遗意相近。况加征洋药土烟税捐，意在加倍减瘾，以期坊民正俗，复厥本初，多取亦不为虐。且议加者，中国吸食之价，非取之出产之地外国兴贩之徒。

　　权自我操，谁能过问？稽经诹律，理有同然，而措正施行，又无烦再计决也。臣奉命与各国事务，责无可辞。曾于接晤英使威妥玛时，论及鸦片宜加征税厘，翼可减瘾，威妥玛亦无以难之。适李鸿章至，臣偕赴总署，与威妥玛会商一次，李鸿章又独与威妥玛晤商两次，威妥玛意见不同，语多反覆，而于加价一节，尤断断然若重有所惜者。臣等如从其后议，以每箱八十两为定则，加数甚微，不但瘾无由减，适足为兴贩洋药者广其销路，而内地种罂粟贩烟土者得以藉口，并加征捐厘亦多窒碍。

　　是与拟增税捐，期收实效，本谋大相刺谬，而其事且有所难行。

　　兹拟总口原征洋药进口每百斤税银三十两，仍由总口征收，毋庸置议外，其总口厘捐，由中国自办，于总口附近地方，设立总局，遴委廉干大员，总司洋药厘捐。凡洋药进口完纳税银后，听洋商分销各口，或留存趸船，或起存行栈。税务司查明箱数，报知总局复验，登簿盖印，设立三联票，一存总局为票根，一填发税务司为备核验票，一给洋药商人为运销各口验票，三联骑缝钤印，编立号数，彼此执存，轮流互核。遇有偷漏及土烟夹杂诸弊，无难一览而知。似此销路一清，讥禁可得而施，市价相若，税厘可得其实。以言增加税厘，期收禁烟实效，庶有当焉。至于增税加厘办法，各有攸殊。或议于总口征洋商之税，即并内地应捐之厘而加征之，是为合办；或议于总口照税加厘外，于内地分销各口加征华商之厘，是为分办。两者衷诸一，是朝廷执中有权，推之而准，与洋人毫无干涉。按照现今厘章，于两起两验中，寓周代儆惰农，汉世严酒禁遗意，每洋药百斤统税厘合计征实银一百五十两，理法均得其平。总较之洋法，别国土产货物进口，照本征税，其嗜好之物进口征加两倍，轻减为多。而以古昔省刑薄敛之意义论之，固考之不谬，而质之无疑者也。若内地私种罂粟，所造土烟，行销浸广，应即照洋药税则，加捐示罚。惟土烟味淡气薄，吸者弗尚，其价值亦较洋药为轻，税厘之加，未宜与洋药一律。如按其斤重价值，准洋药推算议加，乃与罚捐之意允协，而贫难之民因惜费而减瘾，其实效亦复相同。”

　　奏上，光绪七年五月初九日，奉上谕：左宗棠奏禁食鸦片请先增洋药土烟税捐，以收实效一折。鸦片流毒中国，为害甚深，近因民间吸食愈多，销路愈广，于国计民生，大有妨碍。

　　朝廷轸念时艰，何难申明禁令，齐之以刑。惟虑陷溺既久，兴贩吸食之徒日众，空文禁制，既属徒法难行，讼狱滋繁，又将别增扰累。左宗棠所奏拟加增税厘，参用罚惩遗意，冀可渐挽颓风，不为无见。各省原定洋药厘捐，本较洋税为重，乃总计所收厘金，竟远不及进口之税。是承办之员，奉行不力，减成折收，任令奸商隐匿偷漏，巡役包庇分肥所致，情弊显然。左宗棠所拟每洋药百斤统税厘合计征银一百五十两，内地土烟价值较低税厘准照洋药推算征收，亦尚平允。此项系取之于吸食鸦片之人，与华洋各商并无干涉。著南北洋大臣、福州将军、各直省督抚、粤海关监督，将各关口及地方情形详细体察，将稽查征收章程悉心妥议，于一月内覆奏，候旨定夺。此事务在必行，该大臣等当熟筹办法，期于大局有裨，实为至要。原折均著抄给阅看。又奏香港偷漏过钜，请由广东督抚委员赴港查其出入之数，轻总理衙门会北洋李大臣，以香港久画为英埠，政令不及，若在港查其出入实数，仍不能不与英官商办等词覆奏。当增税之谕到浙，浙江巡抚谭钟麟、委道员蒋国桢，于五月二十八日，抵宁波总口，体察情形，浙省可加，而苏省以上海有洋人聚居处所，免厘之章，未便遽加。江浙毗连，加于此而不加诸彼，不啻为渊殴鱼。闽之于粤情形亦然。煌煌天语，率格不行。而罂粟之禁，自是转不弛而弛。嗣复经总理衙门与威妥玛商办洋药税厘并征，在香港设局，每百斤先收正税三十两，带征内地厘金八十两。威使仍有意推延，始终以咨回本国为词。维时有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者，德国人，上书北洋李大臣，请先奏派大员往印度查勘种制鸦片情形，兼探印度总督意旨。李大臣韪之，因派道员马建忠由津赴印，将应议各节带往，面商印督。印督亦深喜我国自操此项贸易之权，庶可缓缓断绝，即抽收税厘，亦可由我国自主。于是德璀琳建议办法十条，陈之李大臣。略谓印度每年运来鸦片约九万箱，即准此数，由中国就印度设局收买，运回分售，别商不得买卖，以三十年为限，每年递减三千箱。请印督晓谕种罂粟者，每年少种三千箱之罂粟，减至三十年，此患可绝。而英人又谓中国土植罂粟，年盛一年，宜先自禁，以是又不果行。然所议由官收买，立限递减，底于断绝，固至善也。办法附：（一）应奏明特简有名望、才略大员，先赴印度，与印督将中国现拟设局收买洋药，彼此均有利益各节，详细陈明，再赴英京伦敦，告知英廷，请将《烟台条约》第三端内之第三节删去。缘此条英廷从前未经允行，以致中国迄未举办。现既与印督商明办法，自应销除前节，另立专条，以昭信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