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氏闻见录

　　予读韩愈书，知其斥杨墨、排释老，以尊圣人之道，其志笃矣。自孟轲扬雄没，传其道而醇者，唯韩愈氏而已。然其言孟轲辅圣明道之功不在禹下，斯亦过矣。得非美其流而忘其源乎？当尧之时，洪水浸天下，民病其害深矣。虽尧舜之圣，犹咨嗟遑遑，未有以治之之道，禹乃决横流而放于海，粒斯民而奠厥居，是天下之患，非禹不能去，昭昭然矣。虽百夔离又何益哉？孔子之道，衣被天地，陶甄日月，万类之性，人灵之本，孰不由其德而能存乎？苟一日失之，则鸟兽之不若也。当周之亡，辩诈暴横，圣人之道偶不行于一时，亦犹天地之晦，日月之蚀，运之常也，复何伤乎？盂轲，学圣人者也，愤然而兴，辟杨墨，诛叛义，以尊周公、孔子，信有大功于世。然圣人之道无可无不可，苟当时轲之徒不能力排杨墨，横遏异端，明仁义以训天下，则圣人之教果从而废乎？若使圣人之道遭杨墨之害而遂衰微，则亦一家之小说尔，又乌足谓万世之法哉？轲虽欲张大其教，天下可从而兴乎？是圣人之道，不为一人而废，一人而兴，又昭昭然矣。其后嬴政肆虐，火其书，窒其途，愚天下之耳目，使不能通其说，其为害过杨墨远矣。然汉家之兴，则孔氏之言，雷震于海内，岂又由轲之辩而后行邪？故曰：誉之不足益，毁之不足损，由其道大也。后之儒者，有能立言著书，振扬其风，发明其旨则可矣。若曰：随其废而兴之，因其塞而通之，得非过矣乎？予谓杨墨之祸，未若洪水；然而九年之害，非禹不能平。孔氏之道，虽见侵毁，亦不由轲而益尊。苟毁誉由轲而兴，则不足谓之孔氏之道，使圣人复生，必不易于言也。（右张俞《论韩愈称孟子功不在禹下》）
　　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谥法》曰：“受禅成功曰舜，仁圣盛明日舜。”《白虎通》曰：“舜犹亻舜亻舜也，言能推信尧道而行之。”孔安国曰：“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服丧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数，为天子五十年，凡寿一百十二岁。”案《书》称“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言百姓思慕尧德，且明舜虽受终，令天下服丧三年，如继世之礼，故于“殂落”下终言之。下文云“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谓尧崩逾年，见于文祖庙而改元。孟轲不达此言，以为三载服除后，舜格于文祖，乃妄称孔子曰舜既为天子，又帅天下诸侯，以为尧三年丧，是二天子矣。若然，当以服除之月至庙，不当用于“正月元日”也。逾年改元，《春秋》常法，迄今如之。轲又云尧、舜、禹崩，三年丧毕，舜、禹、益皆避其子，然后践位。且舜正月上日受终文祖，已二十八年，岂容至服除未定，方让其子？孔安国仍轲之谬，乃曰舜服尧丧三年毕，将即政，复至文祖庙。周衰，杨墨道盛，孟子排而辟之，可谓醇矣。其于论经义，说世事，知谋往往短局乖戾，陋儒爱其词简意浅，杂然崇尚，固可鄙笑也。司马迁云：“舜年三十，尧举之，五十摄行天子事，五十八尧崩，六十一代尧践位，三十九年崩。”亦用孟轲旧说也。郑玄云：“舜生三十，谓生三十年也。征庸三十，谓历试三十年也。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谓摄位至死为五十年，舜年一百十岁也。”（右刘道原《资治通鉴外纪》）
　　臣闻《春秋》尊一王之法，以正天下之本，与《礼》之尊无二上，其旨实同。盖国之于君，家之于父，学者之于孔子，皆当一而不二者。是以明王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大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今国家五十年来，于孔子之道或二而不一矣。其义说归之于老庄，而设科以《孟子》配《六经》，视古之黜百家而专明孔氏《六经》者，不亦异乎？前者，学官罢黜孔子《春秋》，而表章伪杂之《周礼》，以孟子配乎孔子。而学者发言折中于《孟子》，而略乎《论语》，固可考矣。今皇太子初就外傅之时，会官僚讲《孝经》而读《孟子》，盖《孟子》不当先诸《论语》者也。如以《孟子》先诸《论语》，岂所以傅道皇太子天资迈世之令德而视之以一德哉？臣愚窃以谓宜讲《孝经》而读《论语》，恭俟讲《孝经》毕日，复讲其已讲之《论语》，则其入德亦易矣。或间日读《尔雅》以示文字训诂之本源，而明天地万物之名实，先儒谓《尔雅》本是周公训成王之书，信不诬矣。臣愚流落衰暮之时，荷圣君一日非常之眷，自太子左谕德，授以詹事，苟有所志，不敢无犯而有隐。臣愚自度此言一出，必遭世俗诬谤不浅矣。其所恃以安者，陛下圣度，旁烛万代之微，而不为世俗惑也。重惟太子天下之本，而一本于孔子《六经》，则宗庙社稷之流光不亦伟乎！臣闻以狂瞽独见之言，干冒宸庚，不胜惶惧待罪之至。（右晁以道《奏审皇太子读〈孟子〉》）

　　●卷十四陈叔易言：“王荆公得东坡《表忠观碑》本，顾坐客曰；‘似何人之文？’自又曰：‘似司马迁。’自又曰：‘似迁何等文？’自又曰：‘《三王世家》也。’”予以为不然。司马迁死，其书亡《景帝》、《武帝》二《纪》、《礼书》、《乐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龟策传》、《三王世家》。至元成间，褚先生者补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当时以其言鄙陋，失迁本意。荆公岂不知此，而以今《三王世家》为迁之书邪？如议者多以司马迁怒武帝，故于《本纪》，但著绝海求神仙，大宛取马，用兵祠祭等事，以为谤者，非也。
　　子由云：“子瞻读书，有与人言者，有不与人言者。不与人言者，与辙言之，而谓辙知之。”世称苏氏之文出于《檀弓》，不诬矣。
　　柳子厚云：“以淮、济之清有玷焉若秋毫，固不为病，然而万一离娄子而眇然睨之，不若无者之快也。”予谓文章英发，前无古人者，益当兼佩斯言矣。柳子厚云：“北之晋，西适豳，东极吴，南至楚、越之交，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永最善。”以妙语起其可游者，读之令人然有出世外之意。然子厚别云：“永州于楚为最南，状与越相似。仆闷则出游，游复多恐，涉野则有蝮虺大蜂，仰空视地，寸步劳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窃发，中人形影，动成疮疣。”子厚前所记黄溪、西山、钴铒潭、袁家渴果可乐乎？何言之不同也？东坡《江行唱和集序》云：“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草木之有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虽欲无有，其可得邪？故予为文至多，未尝敢有作之之意。”时东坡年方冠，尚未第，其有发于文章已如此。故黄门论曰：“公之于文，得之于天也。”
　　欧阳公谓曾子固云：“王介甫之文，更令开廊，勿造语，及模拟前人。”又云：“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谓梅圣俞云：“读苏轼之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又曰：“轼所言乐，乃修所得深者尔，不意后生达斯理也。”欧阳公初接二公之意已不同矣。
　　退之于文，不全用《诗》、《书》之言。如《田弘正先庙碑》曰：“昔者鲁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实命其史臣克作为《》、《必》、《泮》、《》之诗，使声于其庙，以假鲁灵。”其用诗之法如此。如曰《前进士上宰相书》，解释《菁菁者莪》二百余字，盖少作也。
　　柳子厚记其先友于父墓碑，意欲著其父虽不显，其交游皆天下伟人善士，列其姓名官爵，因附见其所长者可矣。反从而讥病之不少贷，何也？是时，子厚贬永州，又丧母，自伤其葬而不得归也。其穷厄可谓甚矣，而轻侮好讥议尚如此。则为尚书郎时可知也。退之云“不自贵重”者，盖其资如此云。
　　柳子厚书段太尉逸事：“解佩刀，选老蹙者一人持马，至郭门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吾戴吾头来矣。”宋景文修《新书》曰“吾戴头来矣”，去一“吾”字便不成语。吾戴头来者，果何人之头耶？曾子固之文，可以名家矣。然欧阳公谓：广文曾生者，在礼部奏名之前已为门下士矣。公示吴孝宗诗，有云：“我始见曾子，文章初亦然。昆仑倾黄河，渺漫盈百川。疏决以道之，渐敛收横澜。东溟知所归，识路到不难。”是子固于文，遇欧阳公方知所归也。而于固《祭欧阳公文》自云：“戆直不敏，早蒙振祓，言徭公诲，行徭公率”也。子开于欧阳公下世之后，作子固行述。乃云：“宋兴八十余年，海内无事，异材间出。欧阳文忠公赫然特起，为学者宗师。公稍后出，遂与文忠公齐名。”予以为过美。张籍《哭韩退之》诗云：“而后之学者，或号为韩、张。”退之曰，籍、辈者，学者曰韩门弟子，不曰韩、张也。苏东坡曰：“文忠之薨，十有八年。士庶所归，散而自贤。我是用惧，日登师门。”有以也夫！曾子开论其兄子固之文曰：“上下驰骋，愈出而愈新，读者不必能知，知者不必能言。盖天材独至，若非人力所能，学备精思，莫能到也。”又曰：“言近指远，虽《诗》、《书》之作未能远过也。”苏子由论其兄子瞻之文曰：“遇事所为，诗骚铭记，书檄论撰，率皆过人。”又曰：“幼而好书，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晋人，至唐褚、薛、颜、柳，仿佛近之。”子开之言类夸大，子由之言务谦下，后世当以东坡、南丰之文辨之。文用助字，柳子厚论当否，不论重复。《檀弓》曰：“南宫纟舀之妻之姑之丧。”退之亦曰：“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近时六一、文安、东坡三先生知之。愚溪惜杨诲之用《庄子》太多，反累正气。东坡早得文章之法于《庄子》，故于诗文多用其语。
　　读司马子长之文，茫然若与其事相背戾。如言“人民乐业，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何属于《律书》也？《伯夷传》首曰：“余登箕山，其上有许由冢云。”意果何在？下用“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等语。殊不类，其所以为闳深高古者欤！视他人拘拘窘束，一步武不敢外其事者，胆智甚薄也，唯杜子美之于诗似之。鲁直以晁载之《闵吾庐赋》问东坡何如？东坡报云：“晁君骚辞，细看甚奇丽，信其家多异材邪！然有少意，欲鲁直以渐箴之。凡人为文，宜务使平和；至足之余，溢为奇怪，盖出于不得已耳。晁君喜奇似太早。然不可直云尔，非为之讳也，恐伤其迈往之气，当为朋友讲磨之语可耳。”予谓此文章妙诀，学者不可不知，故表出之。
　　东坡中制科，王荆公问吕申公：“见苏轼制策否？”申公称之。荆公曰：“全类战国文章，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故荆公后修《英宗实录》，谓苏明允有战国纵横之学云。老苏公云：“学者于文用引证，犹讼事之用引证也。既引一人得其事，则止矣。或一人未能尽，方可他引。”
　　宋玉《招魂》以东南西北四方之外，其恶俱不可以托，欲屈大夫近入修门耳。时大夫尚无恙也。韩退之《罗池词》云：“北方之人兮，谓侯是非。千秋万岁兮，侯无我违。”时柳仪曹已死，若曰国中于侯，或是或非，公言未出，不如远即罗池之人，千万年奉尝不忘也。嗟夫，退之之悲仪曹，甚于宋玉之悲大夫也。《英宗实录》：“苏洵卒，其子轼辞所赐银绢，求赠官，故赠洵光禄寺丞”，与欧阳公之《志》“天子闻而哀之，特赠光禄寺丞”不同。或云《实录》，王荆公书也。又书洵机论衡策文甚美，然大抵兵谋权利机变之言也。盖明允时，荆公名已盛，明允独不见，作《辩奸》以刺之，故荆公不乐云。
　　《楚词）文章，屈原一入耳。宋玉亲见之，尚不得其仿佛，况其下者，唯退之《罗池词》可方驾以出。东坡谓“鲜于子骏之作，追古屈原。”友之过矣。如晁无咎所集《续离骚》，皆非是。
　　韩退之之文，自经中来；柳子厚之文，自史中来；欧阳公之文，和气多，英气少；苏公之文，英气多，和气少。苏叔党为叶少蕴言：“东坡先生初欲作《志林》百篇，才就十二篇，而先生病，惜哉！先生胸中尚有伟于武王非圣人之论者乎？”
　　予客长安，蓝田水坏一墓，得退之自书《薛助教志》石。校印本，殊不同。印本“挟一矢”，石本乃“指一矢”，为妙语。又城中有发地得小狭青石，刻《瘗破砚铭》，长安又得退之《李元宾墓铭》，段季展书，校印本，无“友人博陵崔弘礼卖马葬国东门之外七里”之事。又印本《铭》云“已乎元宾，文高乎当世，行过乎古人，竟何为哉”！石本乃“意何为哉”。益叹石本之语妙。欧阳公以下，好韩氏学者，皆未见之也。
　　李汉于韩退之，不日子婿，曰门人。云：“退之诗文，汉所类也。”如《革华传》，类本无之。赵《因话录》云：“《才命论》称张燕公，《革华传》称韩文公，《老牛歌》称白侍郎，《佛骨诗》称郑司徒，皆后人所诬，其辞至鄙浅，则《革华传》非退之作明甚。”予谓凡李汉所不录，今日《昌黎外集》者，皆可疑。如柳子厚云：退之寓书曰，见《送元生序》，不斥浮图。又刘梦得云：韩愈谓柳子厚曰：“若知天之说乎？吾为子言天之说”云云。又云，柳子厚死，退之以书来吊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尝评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不足多也。”又退之自云：“愈与李贺书，劝贺举进士。”今其说其书皆不传，则汉之所失亦多矣。
　　司马迁父名谈，故《史记》无“谈”字，改“赵谈”为“赵同”。范晔父名泰，改“郭泰”、“郑泰”为“太”。杜甫父名闲，故诗中无“闲”字，其曰“邻家闲不违”者，古本“问不违”；“曾闪朱旗北斗闲”者，古本“北斗殷”。李翱父名楚今，故所为文，皆以“今”为“兹”。独韩退之因李贺作《讳辩》，持言征之说，退之父名仲卿，于文不讳也。曹志为植之子，其奏云“干不植强”，不讳其父名也。吕岱为吴臣，其书云“功以权成”，不讳其君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