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湖南学风

　　罗正钧，字顺循，号劬庵，晚号石潭山农，为湘潭人。少贫劬苦，读王夫之书，慨然想慕其人，镌一印曰“船山私淑弟子”，而罔罗旧闻，补辑仪征刘毓崧《船山年谱》二卷，《船山师友记》十七卷以寄意。及年逾弱冠，负笈长沙之岳麓书院，师郭嵩焘而友湘乡杜俞元穆。俞才气无双，而正钧亦好议论，务陵侪辈出其上，顾二人者，相好也。俞方读书其邑之东山，因得尽识其同学黄煦海霞、朱应庚恢元、陈瀚子瀞、曾希文仙亭、张通典伯纯诸人，所谓“东山十子”者也，志意纵横而诗歌唱答，每有会山，篇什争出，互赞交诵，旁若无人。正钧独不能诗，默坐以听，而十子者亦置之不厝意。每发论曰：“往者湘乡曾、罗、左、李诸公以忠义倡动乡里，遂平剧寇，其为学具有本末，而未尝喜言诗。言诗者，湘乡之衰也。”然而十子者不以正钧言为忤。正钧举光绪十二年乡试，受聘为醴陵渌口书院山长，而左宗棠先主讲焉，尝依朱子小学为学规八则，董课甚严，其后无踵行者，而业亦堕。至正钧踵修坠绪，士习丕变。三试礼部不第，而刻厉于学，景行乡贤，以为必可企而及。读其遗书，而为之年谱，欲以推见志事，为例尤精。每言：“刘毓崧《船山年谱》，虽不免疏舛，然其据遗书以谱生平，经纬往复，条贯而详核，非深具苦心者不能有也。”于是推本其体以成《王壮武公年谱》二卷、《左文襄公年谱》十卷。武强贺涛，尝受古文于桐城吴汝纶，而世之号称知言者也，尤喜诵说《左文襄公年谱》，叹曰：“昔赵充国平西羌，言兵事利害及屯田诸奏，翔实矜慎，一洗贾、晁浮夸之习，于汉文中为最知体要。班氏论次其传，一即仿效之，而其文乃与充国诸奏无异。文襄勋伐大于充国，而谋略则同。其筹画之见于章奏书牍，《年谱》既备采之，挚大拾零，捃摭遗佚，至繁博矣；而融以精意，经纬成章，洪赡坚重，一如《年谱》所载文襄之文。‘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罗君之谓矣。邹代钧驰心域外以究方舆，而正钧景行乡贤以治年谱，宏识孤怀，骈绝当代。侍郎廖寿恒以人才荐，诏用知县发直隶，试署抚宁。县瘠而民习为盗，士不知学，正钧之莅官也，则捐廉俸购书数千卷，置骊城书院，时诣讲课以劝学。而编保甲，捕斩大盗陈国魁、韩振择等数人以靖盗。先是义宁陈三立为正钧论：知县一官当以听讼为教养，谓；“判决公而民知是非，所以为教。判决勤而民免拖累，所以为养”也。正钧心识其言。至是定旬之三六九为堂期，亲自收呈，出批未尝逾三日，皆出亲笔，有虚诬者，必抉其情实乃已，往往一批而讼以息。有传案者，计道里远近为期，一到即审，非两造输服，不下判词，尤出以澄心审量，而邑大治。寻移定兴，而拳匪起。其原起于莠民习教以怙势，悍民习拳以抗教。而正钧折狱以情，治狱以平，教民无所怙恃，教士不得关说。顾邑民之习拳者，拳坛星布，拳足蜂屯，相为构扇，欲阑入；而正钧驰谕立散，罗拜跪送，呼“定兴好县官，勿犯也”。及返城，而邑绅鹿学尊迎谓曰：“今日真可谓黄巾罗拜郑康成矣。”然大府熟视莫为之所，而朝议袒拳，声生势张，渐不可制。而正钧请剿，久不报；请代，厪得归，而京师陷，拳匪亦熸，时为光绪二十六年。朝局更新，大臣交章论荐，宜加擢用。诏赴部引见。湖南巡抚俞廉三奏留本省兴学练兵，而以二十八年派赴日本观操，因考察学制。返报，而请派学生赴日本习专科之学，湖南之派留学生自此始。二十九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奏立学校司，电调办学。正钧上言：“教育贵普及，而以中小学堂为本；然必先造就师资，而后中小学能刻期举办。”中国之有师范学堂，自直隶始，而直隶之办师范学堂，其议发自正钧。遂以学校司提调派充师范学堂总办，而招师范生六百人，分速成、完全两科，是为直隶创设师范学堂之始。明年，速成科毕业，派充小学教员，县各一人，是为全省各县创设小学堂之始。而部檄补授邢台县，世凯以兴学方始，而难其代，请改署清苑首县，仍兼办学。又三年，而师范完全科毕业，派充各府州中学教员，是为各府州创设中学之始。自创设师范学堂，日就月将，四年而全省之中小学堂如期成立。风声所播，于是山东、河南两省人士，胥以直隶办学，知所先后，程效最速，可为法式，请选派俊秀，附学师范，以资观摩而开风气，则正钧之以也。王闿运以今文开蜀学，而正钧树北学之规模，君子因机立教，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泽之所及者广矣，何必以私于里子弟哉！袁世凯奏请破格任用。三十三年四月，以保升直隶州知州，特授天津府知府，调署保定府，兼管全省学务，学部奏充二等谘议官。明年六月，以道员用，署山东提学使。时山东全省，仅省垣有师范学堂、高等学堂各一，而图书阙，规制简。正钧即以施之直隶而有效者，首从整饬师范学堂人手，厘订课程，礼延良师，而严定州县办学考成，法立令行。越二年为宣统元年，而自省垣以及各府州县之中小学堂，次第成立，一如直隶。然部定奖励，纳科举于学校，其士之入学者，既志在得官，而师之为教者，亦以为速化，而不知道问学而尊德性，先器识而后文艺，学校愈推广，风气愈窳敝。正钧惄然曰：“此班孟坚所谓禄利之途然也，岂国家所以敬教劝学、化民成俗之意？惟读书可以变化气质；抑读书何限庠序诸生。”于是广购图书，以创办山东图书馆。而日本人有购运嘉祥、肥城诸县汉画像十石以过济南者，正钧叹曰：“吾国艺人之瑰宝，何可为外人有！”截留不许出境，而创设山东金石保存所以附图书馆内，曰：“士子摩挲古物，亦以发思古之幽情也。山左画像石最夥，山崖墟莽，往往有之，而武梁祠画像盛传于世，然黑文凸起，体貌朴拙。余获金乡汉扶沟侯朱鲌墓画象石以置金石保存所，朱文古劲，独为精绝。往者诸暨陈章侯画人物，躯干伟岸，而衣摺如铁画银钩，瘦硬通神，见者称其兼有公麟、子昂之长，而章侯则自谓得之汉画，人以为大言诞诬。今观朱墓画像，而后叹章侯之言为有征也。”以宣统二年九月引疾归。归一年而革命成功，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起正钧为经界局会办，再电不应，而使至，亦不见。搜采一时臣僚之殉清以死者，得百数十人，成《辛亥殉节录》六卷以寄怀云。正钧熟当朝掌故，尚气好谈兵，侃侃自将，多忤而少与；然所交契，如同县赵启霖芷荪、郭承鎤伯庚、黄笃恂涤君、长沙左调元长卿、黔阳黄忠浩泽生、义宁陈三立伯严，及湘乡杜俞之伦，皆志节磊落之士。其中赵启霖，名御史；黄忠浩，名将也；陈三立，名公子也；杜俞，名监司也。而郭承鎤、黄笃恂、左凋元三人者，困诸生不得出，无乡曲之誉。声闻显晦不同，而正钧久而敬之，盖无不同。三立则以正钧扬榷古今，议论务为激发，而诤之曰：“以此承王先生遗老孤愤之流弊，其极也，将以党同门、妒道真。”正钧亦自笑也。顾正钧独称推郭承鎤、黄笃恂及左调元为人，如不容口，以励儒行。
　　左调元者，家贫，居长沙城北一破屋，客至，坐门槛，商榷古今，至日旰不能设茗，薄暮则持一布囊，徐行入市，购米盐鱼肉以归奉母，意有欲，无不致也。为诸生数十年，憔悴专一，无当世名，而志在天下。颇嫉世衰政窳，不务推本仁义，每太息言之，以谓：“天生民而立之君，所以养民之生，而非徒为奉己以自尊也。孔子于三代之君，独推禹无间然，而其所称，‘菲饮食’、‘恶衣服’、‘卑宫室’三者而已。此则仁圣之同趣，治天下之要道也，”通《论语》三《礼》，不为章句。或劝以著书，答曰：“学务心知而已。后世著书之士，探索临时，久之已亦忘之矣。吾不为也。”
　　郭承鎤者，少孤好学，闻湖北有章先生者，讲学山中，附舟造访，而途遇盗，刃伤数人，诸客惶怖乞命，承鎤危坐大声以斥，盗不测所以，相惊引去。已从章先生受邵雍书，归而逾益精通，独处一室，如对严命。行事造次，必准前儒，人大姗笑之。及察其行己，久而益卓，转相钦叹。刘锦棠以通政使督师新疆，闻其名，走书币速驾。锦棠久将威重，幕府数十人，长跪白事，而承鎤自以布衣为宾客，相见一揖，同幕侧目，以为慢也。意不自得，则日闭户著书；倦则匹马独出，冒大风雪，射猎天山，而赋长歌；以摅怀云。始承鎤家居贫甚，当授徒给衣食，而以不习制举文，无相延者。乃日具粥饭奉母，而身与其妻食糠秕，恒经月不粒食，其自厉如此。然志意广大，欲通一经以整齐百家。始治《春秋》，未卒业，见方苞书，与己说无殊异，乃弃去治《易》，著书曰《周易观象》。既至新疆，陕西有李生者，抱其父所著《易》，走千里造谒军中，言曰：“吾父且死，属若干岁后，南方有郭君者至，可以畀矣。君岂其人耶？”承鎤阅书名乃与己同，大异之，而益喜自负。于是为缮写其书以刊，而更名己书曰《周易经传解》，苦思力索，每下一义，屡岁始定；而自新疆归，未尽一月，毕上下《经》《大象》，自诧为有神助焉。
　　黄笃恂者，博观书传，而修洁有精识，尝以春秋士大夫达于治术而有文采，后世能兼之者，独贾谊、苏轼，慨然慕其为人。兄弟八人，咸有才器，而笃恂次居仲，褒衣博带，相与提衡今古，以为古昔圣贤言治备矣，而立国日益贫弱，乃综览中西之书，斟酌百家之说，著为论曰：“近古无百年之治者。近古之为治，无以禹墨为体，周孔为用者也。言夫其必以禹墨者，以其贵俭兼爱也；必以周孔者，以其敦礼明教也。由禹墨之道而不用周孔，则其弊也质胜文，所谓‘见俭之利而因以非礼’，‘推兼爱之道而不别亲疏’；由周孔之道而不别禹墨，则其弊也文胜质，所谓‘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盖禹墨者，不敢一息弛其形；周孔者，不敢一息纵其心。不弛其形，不纵其心，庶政以修，百度以贞，而天下不治，治而不长久者，未之有也。弛其形，纵其心，上乐其欲，下同其风，纪纲废弛，内外交讧，而多其术以求富强，卒之富强不可治，而国愈困，民愈贫，【亻谗｜讠】焉不可终日矣。”又言：“为学之道，先之以绝流俗之心，次之以集义，终之以成务。”高瞻远瞩，而最早死，年二十二，士论惜之。
　　三人者，皆屏迹闾巷，声光暗然，而左调元、郭承鎤，尤穷窭不自活，正钧独喜诵说其言，以谓“岩穴之士，趋舍有时。王夫之著书，综贯天人，而遁世无闷，经二百余年，其书始出，而能读之者亦几人哉？太史公曰：‘士欲砥名立节，非附青云之士，恶能声施后世？’抑亦志士仁人之所悲也。若左调元、郭承鎤之属，其学行固皆有可称。”
　　正钧有《劬庵文稿》四卷、《诗稿》二卷、《官书拾存》四卷。

　　八谭嗣同蔡锷章士钊

　　世穷欲变，当王为贵。谭嗣同、章士钊文章经国；蔡锷将略盖世。文武殊途，成败异变，而无不运会维新，志欲匡时。谭嗣同明于死生之故，变法不成，而杀身以殉所信。蔡锷力张军国之策，所投非主，而反兵以声大义。章士钊欲权新旧之宜，与时相劘，而丛诟以将没齿。呜呼！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苏轼不云乎：“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其中是非毁誉之故，亦监观得失之林也。吾于谭嗣同，而得处死之决焉；吾于蔡锷，而明择主之谊焉；吾于章士钊，而知用晦之道焉。遂以终于篇。谭嗣同，字复生，浏阳人。父继洵，光绪初，以进士官户部员外郎，外擢甘肃巩秦阶道。历甘肃布政使，升任湖北巡抚。三子，嗣同次三。其乡人欧阳中鹄以举人会试留京，而继洵延馆其家，使受业焉。倜傥能文。自言：“少为桐城，刻意规之，出而识当世淹博之士，稍稍自恧。由是上溯秦汉，下循六朝，始悟心好沉博绝丽之文，子云所以独辽远也。昔侯方域少好骈文，壮而悔之以名其堂。嗣同亦既壮，所悔乃在此不在彼。而所谓骈文，非排偶之谓，气息之谓也。子云抑有言：‘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处中外虎争，文无所用之日，丁盛衰互纽，膂力方刚之年，行并所侮者矣。”于是改字壮飞。弱娴技击，长弄弧矢。其父之官甘肃巩秦阶道，而嗣同往省。尝于隆冬朔雪，挟一骑兵，七昼夜驰一千六百里，岩谷阻深无人烟，载饥载渴。比达，髀肉尽脱，濡裤血殷，见者目不忍视，而嗣同神色洋洋。乃父所部防军，设酒馔，鼓吹陈百戏以相宴享，嗣同不喜也。独出驰生马，走山谷中，遇西北风作，沙石击人面如中弩，而嗣同不顾，臂鹰弯弓，从百十健儿，大呼驰疾，争先逐猛兽。夜则支幕沙上，椎髻箕踞，掬黄羊血，杂雪而咽，拨琵琶引吭歌秦腔，欢呼达旦。既而出玉门关，谒新疆巡抚刘锦棠。于时方为驰骋不羁之文，讲南宋永康之学，抵掌而谈，奇策纷纭。自以究天之奥，握霸王之略也。自是往来于直隶、河南、陕西、甘肃、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等省，咨风土，结豪杰。而其父之巡抚湖北也，嗣同时以便道省视，因揽其山川形胜。一日，循视罗泽南洪山故垒，怃然有间，曰：“此绝地也。武昌处江汉之冲，江水南来，掠城西而北，折而东，汉水自西来会，湖陂溪泽，左右萦带。惟道洪山而东，陆路达咸宁、通山，以联湖南、江西之势，而为武昌之吭背。而逼城以峙，俯瞰则环城百里一览尽。昔洪秀全踞武昌，而罗忠节公驻军于此，然利于主而不利为客。盖山蜿蜒一线夹两水间，而无冈阜以为屏辅，使城贼潜军断其后，则援军阻水，而不战成擒矣。幸胡文忠公先据金口，而罗公既得洪山，益南攻贼垒以自达金口军；于是犄角之势成。而武昌以南皆非贼有矣。然论武昌于今日，又非天下所必重。古之重武昌者，以其挈长江之要领也。今则中外互市，轮舟上下，而长江尽失其险。故武昌，譬则斗也，而其柄不在此。亦欲操其柄以斟酌海内，挹注八荒，必先以河南、陕西、四川、云贵、湖南、江西为根本，而以武昌为门户，合势并力以临驭长江之下流，然后东北诸行省恃以益重。嗟乎，古今之变亦已亟矣！余谓毋遽求其变也，先立天下之不变者，乃可以定天下之变尔。”先是罗泽南率厉乡人以起湘勇，曾国藩、左宗棠因之，削平东南，威殚旁达，南至于海，西极天山。而湘中子弟睹父兄之成功，欲袭故迹以奋起功名。顾嗣同悄然叹曰：“湘军其衰矣。狃于积胜之势，士乃嚣然喜言兵事，人颇牧而冢孙吴，其朴拙坚苦之概，习俗沾溉，且日以趋于薄。读圣人书而芜其本图，以杀人为学，是何不仁之甚者乎！”既而走京师，谒乡先辈刘人熙而问业焉。始识永康之浅中弱植，俶闻张载之深思果力，而发之以王夫之之精义，幡然改图。于是著《张子正蒙参两篇补注》。道之大原出于天也，王志，私淑船山之意也。乃进而求之六经，而欲以礼立体，以《易》观通，及治《春秋》以说例，一折衷于礼，而推本诸《易》以究天人古今之变，以谓“大《易》观象，变动不居，四象相宣，匪用其故。天以新为运，人以新为生，汤以日新为三省，孔以日新为盛德。方其机已勃兴于后，乃其情犹执滞于前，何异鸿鹄翔于万仞，而罗者视乎薮泽？则势常处于不及矣。智名勇功，儒者勿重，不必其卑狭也。方其事之终成，即其害之始伏。何异日夜相代乎前，而藏舟自谓已固，则患且发于无方矣。此皆不新故也。早岁之盛强，晚岁必臻衰老；今日之神奇，明日即化朽腐。道限之以无穷，学造之以不已，庸讵有一例之可概、一德之可得乎？常怪‘善’岂一而已，择之何云‘固执’。俯仰寻思，因知固执乎此，将以更择乎彼。不能守者，固不足以言战；不能进者抑岂能常保不退耶？嗣同之纷扰，殆坐欲新而卒不能新，其故由性急而又不乐小成。不乐小成，是其所长；性急，是其所短。性急，则欲速躐等，岂能深造而自有得？不得已，又顾而之他；又无所得，则又他；且失且徙，益徙益失。此其弊在不循其序，所以自纷自扰而无底止也。夫不已者，日新之本体；循序者，日新之实用。颇思以循序自敕，而以日进于不已。不已，则必不主故常而日新矣。”遂在浏阳设一学会。适南海康有为倡强学会于京师，多士风动。嗣同千里造谒，而有为归广东，不得见，见其弟子新会梁启超，则导扬师说，而为述有为所发明《易》《春秋》之微言，穷《春秋》三世之义，阐《礼运》大同之治，而体《易》乾元统天之精，与嗣同平日所诵习契机，而益闻所未闻，则大感愤而欲措见诸行事。以父命就官知府，候补金陵。而石埭杨文会亦需次焉，博览佛典；嗣同时时往从之游，明心见性，而以反求诸己，自谓“作吏一年，无异入山。”闻华严性海之说，而悟世界无量，现身无量，无人无我，无去无住，无垢无净。舍度外人更无自度之理。闻相宗识浪之说，而悟众生根器无量，故说法无量，种种差别，圆性无碍。深造而有得，豁然贯通，能汇万法为一，能衍一法为万，无所罣碍，而以佛理印《易》理，以佛说“慈悲”证孔子言“仁”。佛说“悲智双修”与孔于“必仁且智”之义，如两爪之相印。惟智也，故知即世间，即出世间，无所谓净土。即人即我，无所谓众生。世界之外无净土，众生之外无我，故惟有舍身以救众生。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故即“智”即“仁”焉。即思救众生矣，则必有救之之条理，故孔子治《春秋》，为大同小康之制，千条万绪，皆为世界也，为众生也。因众生根器，各各不同，故说法不同，而实法无不同也。既无净土矣，既无我矣，则无所希恋，无所挂碍，无所恐怖。大净土与我且不爱矣，更何利害、毁誉、苦乐之可以动其心乎？故孔子言“不忧”、“不惑”、“不惧’，佛言“大无畏”、盖即“仁”即“智”即“勇”焉。通乎此者，则游行自在，可以出生，可以入死，可以仁，可以度众生。于是观孔佛之会通，条而贯之，而傅以康有为《春秋》三世之义，《礼运》大同之说，以成《仁学》一书，而人我之阂以祛，死生之故以明，而任事之勇猛亦精进。呜呼，此所以舍命不渝，而能视死如归也！义宁陈宝箴方为湖南巡抚，其子三立辅之，慨然以湖南维新为己任。而嘉应黄遵宪为湖南按察使，宛平徐仁铸为湖南学政，以光绪二十三年先后到任，志同道合。前学政元和江标留而未去，力赞其谋。于是湘乡蒋德钧以四川龙安府知府任满赴部引见，措资回湘，凤凰熊希龄以翰林院庶吉士在籍，相与应和，欲纠湘中志士并力经营以为东南倡。德钧之知龙安府也，循良著绩，一致力于社仓、义学、保甲。约旨卑思，精心实践。而缉盗务获其魁，听讼必求其情。日坐大堂，躬收讼牒，旁批眉注，以示两造，无不情得，然后下判。在任九年，讯结万余起，好事者为弹词流传武昌。张之洞见而叹曰：“知府一官虚设久矣，得此君起而张之。’属门人杨锐通书致殷勤。答曰：“愿为饮冰茹蘖之劳臣，不为肠肥脑满之达官。”硁硁自守，亦磊落奇士也。至是宝箴奏请德钧以道员留省主时务学堂，而德钧则赴天津挟梁启超以归主讲席。黔阳黄忠浩自武昌归以主练新军，为统领。而嗣同则自金陵归以主南学会，为学长。南学会者，将以合东南各省士绅为一大朋，相与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从湖南省一省办起。以谓“统中国者必曰兴民权，而民权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欲兴民权，必先兴绅权以辅官治。欲兴绅权，尤必兴学会以开绅智。权者，生于智者也。唐宋以来，官必异籍，专制一切。而民之视地方公事，如秦越人之视肥瘠矣。今欲更新百度，必自通上下之情始。而绅士者，所以绾官民之枢，欲用绅士，必先教绅土。教之惟何？惟一归于学会而已。”顾学会也，而兼有地方议会之用。省有大事，必以谘议。先由巡抚聘选绅士十人为总会长，继由此十人各举所知展转汲用以为会员。每州每县必有会员三人至十人。会中每七日必演说一次。陈宝箴、徐仁铸、黄遵宪必率属官莅听。而嗣同为学长，主演说，慷慨论天下事，听者感耸。虽以召闹取怒，新旧互哄，而风声所播，各府州县私立学校纷纷成立。湖南新机勃发不可遏，则南学会之以也。时德宗锐意维新，而用事大臣不便。御史杨深秀言：“国事不定，则人心不知所向，如泛舟中流而不知所济。”而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亦上疏请定国是。于是德宗以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下诏誓改革。二十八日，召见康有为，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许专折奏事。徐致靖以子仁铸之言荐嗣同，召对称旨。而德宗用有为言，以七月二十日下诏显擢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及嗣同四人，著赏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废八股，开学堂，汰冗员，广言路，凡百设施，不循故常。然杨锐骤用事，颇受馈遗，袍料狐桶，望门投止。而宦京朝久，深知宫庭水火，而势之不能以无虞也。会张之洞生日，其子在京设筵宴门生故吏，而锐举酒不能饮。座客问故，徐曰：“今上变法，太后意有忤。吾属参枢要，死无日矣。”至二十九日而锐召对，赐密谕，谓：“朕位几不免，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速筹相救。”锐出传示，即所谓“衣带诏”者，相顾莫知所为计。而五人者，惟嗣同卓厉敢死有知略。于是说帝以八月初一日召见武卫军统领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好言抚之擢兵部侍郎，专办练兵事务。而嗣同夜造世凯，出衣带诏示之曰：“天下健者推公，若勒兵以清君侧、肃宫庭，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且以手自抚其颈日：“苟不欲者，请杀仆。”世凯正色曰：“君以袁某何如人哉！”顾以隶荣禄久，心惮之，不即发也。荣禄则微有闻，驰使询。世凯猝不得隐，则以归诚于荣禄。荣禄者，太后之母族也，以大学士出为直隶总督而柄兵居外，所部武卫军，分隶提督董福祥、聂士成及世凯。即闻世凯之言，而以告太后，太后怒，而德宗知事急，又以初五日召见世凯。世凯出语人曰：“皇上责我以练兵，敢不奉召，他非我所知也。”顾林旭自始不以用世凯为然，以小诗代简示嗣同曰：“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几曾报主恩。愿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千里草”影董字，“本初”影袁姓。盖谓用袁世凯，不如用董福祥也。明日，梁启超方造嗣同，有所议，而太后垂帘训政，抄捕康有为南海馆之报至。嗣同从容语曰：“吾惟一死以报知己，君盍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以营救康先生？”启超则以是夕宿日本使馆，而嗣同杜门以待，捕者不至。则以次日之晨访启超，劝东游。日使从旁讽曰：“不如君偕。”嗣同不可，再三强之。嗣同曰：“各国变法，无不流血。今中国未有以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竞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因顾启超曰：“不有行者，无以为后图。今康先生之生死未可知。”而有为以初二日奉旨出京，次日敦促，先期逃遁，顾嗣同未之知也。御史杨深秀诵太后训政之诏，抗疏以为不可。援引大义，切陈时艰，请撤帘归政。遂偕嗣同及杨锐、林旭、刘光第与有为之弟广仁并就逮。而旭先一夕知不免，则哭于教士李佳白之堂。嗣同既入狱，题壁曰：“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盖怀有为及北京大侠王正谊所谓“大刀王五”者也。遂以十三日斩于市。临刑神色不变，而军机大臣刚毅监斩，嗣同呼之前曰：“我有一言！”刚毅他顾不欲听，乃从容就戮。传有《莽苍苍斋诗》二卷、《补遗》一卷、《寥天一阁文》二卷、《远遗堂集外文》二卷，皆所自定三十年以前作。性任侠好事，而与友人书言：“人生世间，天必有以困之。以夫下事困圣贤、困英雄；以道德文章困士君子；以功名困仕宦，以衣食困庸夫。天必欲困之，我必不为所困，是在局中人自悟耳。夫不为所困，岂必舍天下事与夫道德文章功名货利衣食而不顾哉？亦惟尽所当为，其得失利害未足撄我之心。‘强为其善，成功则天’，此孟于所以告滕文公也。可见事至于极，虽圣贤亦惟任之而已。君子坦荡荡，名教中自有乐地，安用长戚戚为哉！”顾嗣同之致命遂志，养之有素。其立身自有本末。而谈者藉为康有为之盛德形容，蔡锷之举兵讨袁，操之有本，在英雄别有襟抱。而论者漫谓梁启超之发踪指示，皮相目论，恶足与语天下士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