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湖南学风

　　郭嵩焘，字伯琛，筠仙其号也，湘阴人。年十八，补县学生。游岳麓书院，识刘蓉，而曾国藩自京师归，道长沙，与蓉旧好也，介相见，欣然联欢为昆弟交，以问学相切劘。国藩称引汉学，蓉褒大宋儒，而嵩焘则言：“宋儒发明圣学至精密，独有一事与圣道大反。圣人之立教，曰‘慎言’，曰‘其言也訒’，曰‘古者言之不出’，无相奖以言者。尧舜禹之授受，曰：‘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内自毖于一心，而不敢及于天下之得失，而即继之曰：‘无稽之言勿听’，是自圣贤之治天下，与其所以自治者，无不以言为大戒。宋儒顾不然，凡有言者皆善也，乃至劾欧阳公，劾富郑公、文潞公，皆谓之直臣矣。凡事皆可言也，乃至采宫禁之传闻，陈鄙夫之猥陋，皆自负为善谏矣。其间贤愚错出，人才勿论也。自汉唐迄今，政教人心交相为胜，吾总其要曰名利。西汉务利，东汉务名；唐人务利，宋人务名；元人务利，明人务名。二者不偏废也，要各有其专胜。好名胜者气必强，其流也揽权怙党，而终归于无忌惮。好名胜者量必容，其流也倚势营私，而终归于不知耻。故明人以气胜，得志则生杀予夺，泰然任之，无敢议其非。本朝以度胜，得志则利弊贤否，泛然听之，无敢任其责。一代之朝局成而天心亦定。终明之世，居位者大率负强使气魁人也。本朝则贤者优容，不肖诡随。稍能待正议，核名实，振肃纪纲，考揽人才，辄曰‘无度量’。吾不知所谓度量者，将奚以为也！司马德操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吾则以不为风气所染为俊杰。虽讲学治经亦然。宋明之语录，本朝之汉学，皆风气之为也。君子未尝不为之，而固非道之所存矣。自非深识特立之君于，介然无与于风气之会，乌足与论时务哉！”其意渊然以大下为量。尤自厉勤苦，以谓：“古无有以‘士’名者。自公卿大夫之子，下及庶人，皆入学。其能为士者，与其耕者工者，各以所能自养。其有禄于朝，则有上士、中士、下士之等，其次则任为府史。制行尤高，其志尤隐。舜、伊尹之耕，傅说之工，吕尚之屠且渔，胶鬲、管夷吾、孙叔敖之贾，皆任为士者也。至汉犹然。路温舒、卜式、王尊牧羊，公孙宏、承宫牧豕，兒宽为都养，朱买臣刈薪，匡衡佣作，梁鸿任舂，韩康卖药，徐穉耕稼，申屠蟠为漆工；或历仕公卿，或怀道守节，隐见不同，而皆不辞贱役，所资以为养然也。唐世尚文，人争以文自异而士重。宋儒讲性理之学，托名愈高而士愈重。人亦相与异视之，为之名曰‘重士’。不知所谓士，正周官所谓闲民也。士愈多，人才愈乏，风俗愈偷。故夫士者国之蠹也。然且不能自养，而资人以养，于国家奚赖焉？然自士之名立，遂有峨冠搏带。从容雅步，终其身为士者，而士之实乃终隐矣。”举道光二十七年丁未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回籍，会洪秀全以其徒徇湖南。曾国藩以侍郎居忧，奉诏办团练，欲不出。嵩焘驰谒，苦口陈说。国藩乃为起，而苦费绌。嵩焘则为建厘捐之议，规盐厘之法。国藩有所资以募勇制器，而湖南亦恃以保境安民，支柱东南，皆国藩有以发之也。既而帅勇援江西，俘太平军卒，讯知战罢则登舟，因言；“贼掠舟东下，纵横驰突，独占长江，而我无一舟与争利，非治水师，何以应敌？”而长江水师之议自此起。国藩亦以造船自任，移驻衡州，亦国藩有以发之也。江西围解，论功擢编修，入直南书房。而左宗棠在巡抚骆秉章幕，为总督官文所劾，诏下逮讯。国藩以谓：“宗棠去，湖南无人支持，东南大局不可问矣。”为尚书潘祖荫言之。祖荫遂据入告，直言：“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诏问曾国藩意如何，遂授宗棠四品京堂。襄办军务。于是宗棠事解，而柄兵大用矣。则嵩焘之为斡旋也。同治元年，特授嵩焘苏松粮储道，再擢署广东巡抚。而宗棠以闽浙总督为钦差大臣督师入广东，连四摺纠参，褫嵩焘职而以畀其属蒋益澧，曰：“此以人事君之义也。”嵩焘叹曰：“季高至交三十年，吾一生为之尽力，而相煎何太迫若此！”因论：“世俗语大人先生。动曰‘有来历’，佛家所谓‘前生因果’也。少年征逐，见朋辈中天分绝高而终无所成，是谓有来历而无积累。积累者，积功累行，冥冥中所以厚植其基根本盛大而后发生锦繁。然其建功立名，如曾涤生、左季高之成就，又自有因缘。若或使之，若或助之，随所至而机缘巧合，争相拥护，而觌面者景从，闻声者响附，三者合而后功成名立。自问此生谓‘无来历无积累’不可。而相煎迫出于至交，堕我成功，岂所谓‘无因缘’者耶？”其致怨于宗棠深矣。宗棠在官颇循名课实而为治尚严。嵩焘则言：“曩读船山书辟申韩之说，极论诸葛公不当用此为治。窃疑诸葛公生扰攘之世，值群雄并起，仓猝以就功名，所自命者管乐，而其量固远矣，岂能以三代王政期之？其后从政粤东，稍以知轻重缓急，见诸言事者毛举多端，为综核名实之说。而后慨然太息思船山之言。盖亲见万历以后，头会箕敛，用操切之术以求挽虚诬锢蔽之习。繁刑峻法，愈益不当其罪，坐使人心解散、国计消靡以迄于乱。是以言之痛切如此。处末世，纪纲法度废弛久矣，人心变幻，不可穷诘。如此当益穷求吏治，培养国脉。静以俟之，宽以容之，安民保国，不至困乱无告，则犹可庶几矣。昔官京朝，推求国家所以致弊之由，在其例文相涂饰，而事皆内溃，非宽之失，颟顸之失也。宽者宣圣之明训，国家积累之至仁，乌可轻议哉！今一切以为宽，而以严治之，徒使武夫悍卒乘势罔利以相陵藉。向者之宽，与今日之严，其为颟顸一也。颟顸而宽，犹足养和平以维人心，颟顸而出之以严，而弊不可胜言矣。”宗棠在边，亦整军经武以对外主战，嵩焘则言：“西洋负强争胜，怀乐战之心，而用兵具有节度。其发谋常在数年数十年之前，而后乘衅以求逞，犹不遽言兵也。挟其所争之势，曲折比附以为名，常使其气足以自伸以求必得所挟，是以先事有预定之略，临变有必审之几。以彼之强，每一用兵，迟回审顾，久而后发。其阴谋广虑，括囊四海，而造端必以通商。迎其机而利导之，祸有所止，而所发明之奇巧转以为我利用厚生。国家办夷务二十余年，受其陵藉，其原坐不知事理，天下籍籍相为气愤，皆出南宋后议论。孙武之言战也，曰‘知己知彼’。所谓‘知彼’者，知其国势之强弱，知其人才之能否，知其势之所及与其计划之所从出，而后可以总揽全局以决胜负之机。韩信攻赵，知广武君之计用与不用。魏武知袁绍之不能袭许，又知刘表之不能袭邺，则可谓能知其深矣。知敌之深，乃益有余地以自处。西洋之患亟矣，中外诸公，懵焉莫测其所由，先无以自处。主战愈力，自处愈穷。一将之能而晏然自以为安，一战之胜而嘎然据以为喜，以当小敌不足，况若西洋之气方盛而势方强者乎？彼固无求倾中国之心，何为激之使狂逞也！”于时直隶总督李鸿章，则不言战而通商劝工，练兵购械，讲制造，力图富强，嵩焘则言：“富强者，秦汉以来治平之盛轨，常数百年一见，其源由政教修闳，风俗纯厚，百姓家给人足，乐计趋公以成国家磐石之基，而后富强可言也。施行本末具有次第，然不待取法西洋，而端本足民，则西洋与中国同也。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亦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者？今视富强为国家之计，于百姓无与；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也。数百年来，顺通海道，尽诸岛国之利括取之，其奉固已厚矣。而治矿务日益精，五金出产之利，制备器具日益丰。又创为电报，数万里消息灵通。轮船、火车，驰行数万里以利转运。然必囊括四海，觑天下之利以为利，故能富也。中外情势之异，由来久远，以成风俗，未易强同。而其间有必应引其端而资其利，可以便民，可以备乱，可以通远近之气，而又行之甚易，历久而必无弊，则电报、轮船、火车是也。虽然，为是者有本有末，本者何？政教、人心、风俗是也。末者何？通工商之业，立富强之基，凡皆以为利也。利之所在，而政教修、人心厚、风俗醇者，国家与民共之。而又相与忘之，斯所以为大公而以美利利天下也。不然，争民施夺，上下交征利，民与民争则扰，上与民相匿则溃。扰者势有不能行，溃者情有所不能交达也。无其本而言富强，只益其侵耗而已矣。夫以西法为名，一切务为泰侈。士民失业者，亦皆引领以望，环集以求薪食，为利多少不能计，而所耗不资，久且不支。人人言利，而卒之无利可图以成败局。何者？无其本也。机器者，末之末也，凡用机器，必西人为之，中人多不能尽其法。此时宜广开西学馆，有人服习其业，知其所以为利，庶几人心所趋，自求之而自通之。所用机器，亦须因地制宜。何地何器，层累以求。贸焉而以机器往，愚者惊扰；即有知者，亦莫辨其所以为用。即此末中之一事，亦自有本末存焉。而百姓之为利，与所以求利国家，又自有本末次第。盖西洋富强之业，资于民人，其民人趋事兴功，而国家用其全力护济之，岁计所需以为取民之制。大兵大役，皆百姓任之，而取裁于议院。其国家与其民人交相维系，并心一力，以利为程。所以为富强者，人民乐利劝业，厚积其势以拱卫国家，行之固有本矣。未闻处衰敝之俗；行操切之政，而可以致富强者。日本在英国学工技者二百余人，其户部尚书恩娄叶欧举至奉使讲求经制出入，欲仿更制。而学兵法者甚少，盖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自谓考古证今而知其通，由汉唐推之三代经国怀远之略，与今日所以异同，而有以见损益之宜。光绪元年，起为福建按察使，寻命以侍郎候补，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遂建议讲求邦交，遣使各国，以谓：“西洋立国，本末兼资。其君臣上下，同心一力以求所以自立；正宜推究其情势，洞知其利病，遇有交涉事，即可略得其梗概而资以因应。”诏以充出使英法大臣，补兵部左侍郎。中国之驻使外国自此始。命下之日，湖南人之官京朝者，以为大辱，正言切论而劝之辞。嵩焘曰：“苟利于国，不敢避就。身之不恤，何有于名？主忧臣辱，在此行也。”道员刘锡鸿求随使，嵩焘以其矜愎而不达事理，不之许也。锡鸿固以请，遂荐为贰，而相畔异，患生肘腋，劾以十款，末言：“由候简运使而授闽臬，由闽臬擢兵部侍郎，朝庭何负于郭嵩焘而日夜怨望？”嵩焘读之惶骇曰：“此真恶交矣，尚何言哉！君子之行道也，必有以振厉天下之人心而使之服，柔和生人之气使之驯，而后不疑于所行，而吾不能。自宋以来，尽人能文章，善议论，无论为君子，为小人，与其有知无知，皆能用其一隅之见，校论短长，攻剖是非，不能辨也。辨之愈力，攻者愈横，是以君子闻恶声至，则避之。避之者，所以静生人之气而存养此心之太和也。比匪之伤，吾道固穷，亦功业无因缘之明效大验矣。”径归卧家而不敢入朝也。因太息为人言：“数十年出处进退以及辞受取予，一皆准之以义。服官之始，即自誓不以不义之财贻子孙。及巡抚粤东，出使西洋，人之所视为利我也，照例开支，分毫不溢。在官之日，视国家公款重于私款，私款或供友人称贷，公款无迁就也。以是准之今人，多与鄙衷违反，或至用相诟病，辄为怃然。少时读《张子全书》曰：‘士君子处治朝，则德日进；处乱朝，则德日退。’怃然有感于其言。程子谓：‘朋友相处尤莫如相观而善之意多’，亦是此意。及莅仕以后，而所见有进。世之衰也，大抵营私利，负意气，惟意见之争，而于事理之当否，流弊之终极，竟一无考览。遇事有涉，陈说纷纭，每觉语言多而情事迂回。庄生有言：‘此一亦是非，彼亦一是非。’其实匿情以自图私便。阅历多而体验深，则常愀然怀薄视之心。已而乃大悟曰：‘张子所谓德日退者，其在斯乎！’夫不反躬而怀薄视人之心，则德之退有不胜穷也。夫任事在我，而展转有未遂，由学识有未充也！”自海外归而里居者十三年，主讲城南书院；兼辟思贤讲舍，祀王夫之，与学者讲肄其中。尤善言礼。早年与曾国藩商量旧学，国藩尝谓：“先王修己治人，经纬万端，惟在于礼。”而未有成书。嵩焘则学礼而深造自有得。以谓：“礼者，征实之书，天下万世人事之所从出，得其意而万事理。”于是研炼岁月，成《礼记质疑》四十九卷，折衷群经，以见诸行事，其素所蓄积然也。及其发为文章，理足辞简，特寓拗折劲悍之意于条达疏畅之中，坦迤之中自有波峭；不同曾国藩之瑰伟，亦异刘蓉之畅发。曾国藩追韩愈之雄茂，而语不检；刘蓉学苏轼之疏快，而味无余。嵩焘则得王安石之峭劲，而锋欲敛，畅而不流，拗以出遒。碑传之作，以简驭繁，以叙抒议，语无枝对，义沙明当，出入欧王，允裨史裁。传有《养知书屋诗文集》四十三卷，《奏疏》十二卷。

　　六王闿运阎镇珩

　　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刘蓉、郭嵩焘，一代名臣，声施四海；王闿运、阎镇珩，老儒暗修，独抱遗经。道际不同，出处攸异。然学不仅占毕，志在于匡俗；通经欲以致用，文章蕲于经国，则固不同而同。
　　王闿运，名满天下，谤满天下。目论者徒见其行己之通脱，与人之亡町畦。而莫知其振于孤童，鲁而愤悱，为学之不厌，诲人之不倦。其学人所知，不具著，而著其夙夜强学以待问，启迪后生如不及，恢张学风，不知老之将至。此则吾意中所欲言之王闿运。而不惮缕息旁搜以见景行之意。王闿运，字壬秋，又字壬父。壬父二字，刻篆文小印，颠倒之如文王二字，稳自喻于素王之改制也。相传生时，父梦神榜于门曰：“天开文运”，因以闿运为名。而性实鲁；幼读书，日诵不及百言，文不能尽解，同塾皆嗤之。师曰：“学而嗤于人，是可羞也。嗤于人而不奋，毋宁已。”闿运闻而泣，退而刻励。昕所习者，不成诵不食；夕所诵者，不得解不寝。年十五，始明训故。十九补诸生，与武冈邓辅纶、邓绎、长沙李寿蓉、攸县龙汝霖结兰陵词社。摈弃世所谓诗古文，而诗取潘、陆、谢、鲍，文则推源汉魏，号“湘中五子”。二十四而言礼，作《仪礼讲》十二篇。二十八达《春秋》。其治学初由礼始，考三代之制度，详品物之体用，然后通《春秋》微言。张公羊，申何休，今文家言于是大盛也。于时，学者承乾嘉以来训诂名物之学，习注疏，为文章法郑玄、孔颖达，有解释，无纪述，重考证，略论辨，掇拾丛残，而不知修辞为何事；读者竟十行，欲隐几卧。而闿运不谓是，因慨然曰：“文者，圣之所托，礼之所寄，史赖之以信后世，人赖之以为语言。”辞不修，则意不达，意不达，则艺文废；俗且反乎混炖。况乎孳乳所积，皆仰观俯察之所得，字曰‘文’，言其若在天之星象，在地之鸟兽蹄迹，必其灿著者也。今若此，则文之道或几乎息矣。然辞不追古，则意不循今；率意以言，违经益远。是以文饰者普尚虚浮，驰骋者奋其私知。故知文随德异，宁独政与声通！欲验流风。尤资总集。”为辑《八代文粹》，广甄往籍，归之淳雅。并为述其本由，使必应于经义。自以起孤童，未冠即与缙绅长者接，恐不礼焉，则高自标置，放言高论。而成名之后，弥以无让，貌似萧散，意实矜持。以二十二岁中咸丰三年癸丑举人，应礼部试入都，尚书肃顺方柄政，延为上客。一日，为草封事，文宗叹赏，问属草者谁，肃顺对曰：“湖南举人王闿运。”问：“何不令仕？”曰：“此人非衣貂不肯仕。”曰：“可以赏貂。”故事，翰林得衣貂，而闿运嫌以幸门进，不出也。既，文宗崩，孝钦皇后骤用事，以谋逆诛肃顺，余党株连，而闿运先以事赴山东。得肃顺书，驰入京，闻其诛，临河而止。寄南昌高心夔伯足诗曰：“当时意气备无伦，顾我曾为丞相宾。俄罗酒味犹在口，几回梦哭春华新。”心夔亦肃顺客也，盖不胜华屋山丘之感。后数十年，闿运老矣，而主讲船山书院时，一夜为客诵此诗，说肃顺事，曰：“人诋逆臣。我自府主！”泪涔涔下。其岁，走京师，托言计偕，而实未与试，阴以卖文所获数千金，致肃顺之家而恤其妻子云。闿运诙诡多智数，独于朋友死生之际，风义不苟如此。肃顺既败，乃踉跄归，伏匿久不出。及曾国藩起督师而入其幕，告国藩曰：“公之文，从韩愈以追西汉，逆而难，若自诸葛忠武、魏武帝以入东汉，则顺而易。”而国藩不之省也。国藩好荐士，其尤者至起家为巡抚、布政使。士争相效，闿运独为客，文章雍容，不受事，往来军中，或旬月数日即归。其后国藩益贵重，其客皆称弟子，而闿运为客如故。尝至江宁谒国藩，国藩未报而招之饮，闿运笑曰：“相国以为我餔啜来乎？”即束装行，国藩追谢之，不及也。及撰《湘军志》，叙国藩之起湘军及戡定太平军本末，虽扬诩功绩，而言外意见，婉而章，尽而不汙，焯有史法。曾国荃者，国藩之弟也，自负血战下江宁以佐其兄，劳苦功高；读之而忿，致诘曰：“皆君故人，何故刻画之？”毁其板。闿运笑语人曰：“吾于《湘军志》著‘李秀成者，寇所倚渠首，初议生致阙，及后见俘寇皆跪拜秀成，虑生变，辄斩之，群言益哗，争指目曾国荃，国荃自悲艰苦负时谤’云云。吾为曾沅甫发愤而道，沅甫乃以为恨而切齿于我，不知文之人不可与言文，以此叹令尹子兰之不可及也。”然其书实无大讥弹，自曾国荃以谤书为诋，而向声背实，不悦曾氏者，乃真以太史公目之矣。呜呼，动而得谤，名亦随之，世情自古如斯，所以闿运不怒而笑也。既以肃党摈，不用于时，大治群经以开教授。四川总督丁宝桢礼致之以为成都尊经书院院长。至之日，则进诸生而告之曰：“治经之法，于《易》，必先知‘易’字含数义，不当虚衍卦。于《书》，必先断句读。于《诗》，必先知男女赠答之词，不足颁于学官，传后世。一洗三陋，乃可言《礼》。《礼》明，然后治《春秋》。”又曰：“说经以识字为贵，而非识《说文解字》之为贵。”又曰：“文不取裁于古，则亡法。文而毕摹乎古，则亡意。然欲取裁于古，当先渐渍乎古。先作论事理短篇，务使成章。取古人成作，处处临摹，如仿书然，一字一句，必求其似。如此者，家信账记，皆可摹古。然后稍记事：先取今事与古事类者，比而作之；再取今事与古事远者，比而附之，终取今事为古所无者，改而文之。如是者，非十余年不成也，人病欲速。”遂教诸生以读十三经、二十四史及《文选》。汉儒人专一经，诸生亦各治一书，毋贪多，毋不经意。日有记，月有课，而闿运精勤校阅，将顺其美，而匡正其不及。暇则习礼，若乡饮投壶之类，三年皆彬彬矣。厥后廖平治《公羊》《谷梁》《春秋》，戴光治《书》，胡从简治《礼》，刘子雄、岳森通诸经，皆有师法，能不为阮元《经解》所囿，号曰“蜀学”，则闿运之以也。既归，主长沙校经书院，移衡州船山书院。在船山之日久，大吏造拜，或偃蹇不见；而引接后生，则温霭逾恒，曰：“位高而齿尊者，菁华已竭，不如后生可畏也。”循循善诱。有献诗者，即陋劣不中律，未尝不为改窜。其弟子县人杨钧请曰：“此不成语，何必枉抛心力？”应曰：“人有好学之心，即有诱之之责。若因其陋而薄之绝之，心沮气堕，不得无望于进，即此恶诗亦不为矣。”县人张正阳者，本锻工也，耽吟咏而为人佣，一夕，睹白桃花盛开。而月色绮映，忽得句曰：“天上清高月，知无好色心。夭桃今献媚，流盼情何深！”姜畲陈鼎见之大惊曰：“子诗何似孟郊？然非王先生不能成子名。”会大雪，戴笠著屐，单衣磬踔，造门投卷。阍者见其面垢衣敝，拒不为通，则大呼曰：“我以诗谒王先生，乃却我耶？” 阍者不得已为进。方设筵宴邑令，邑缙绅先生咸在，闿运即席开卷读，顾曰：“邑中有此诗人耶！”延之上座，座客愕然。正阳泥淖满身，而貂狐裘丽，嫌为所污，莫敢与酬对。闿运则殷勤问讯，遂使受学而补诸生，通三礼、《春秋》、《尚书》、《诗经》，讲评孜孜，撰有《诗经比兴表》、《礼经丧服表》，闿运叹为前人所未发也。然宏奖之中，不废规诫。龙阳易顺鼎者，幼而英秀，闿运呼之仙童者也。既而以道员自伤侘傺，署号“哭庵”。闿运则规以书曰：“仆有一语奉劝，必不可称哭庵。上事君相，下对吏民，行住坐卧，何以为名？臣子披昌，不当至此。若遂隐而死，朝夕哭可矣。且事非一哭可了，况又不哭而冒充哭乎？闿运言不见重，亦自恨无整齐风纪之权，坐睹当代贤豪，流于西晋，五胡之祸，将在目前。因君一发之。”其峻厉如此。其弟子杨钧请业，曰：“如何？”答曰：“成名有余。”钧大惧曰：“所谓‘成名有余’者，殆谓自立不足也，敢不勉夫！”闿运言：“诗有家数，有时代，文无家数，有时代。余学晋宋诗，骎骎入古。至于文力追班马，极其功力，仅得似《明史》，心甚耻之。及作《湘军志》，乃超时代矣。以数十年苦心孤诣，仅仅得免为明文。若学八家，数月可似。学话易，自运难。故不甚劝人学文，恐误人抛心力也。不如学诗，离去时代，专讲家数。成家，即上跻其代矣。”而钧则言：“吾师门人，文字通顺者不多，皆谓唐宋之文不屑意，而以《史记》《汉书》为学。故虚字多反用，造语尤晦涩，反不若时手之驾轻就熟，无词不达也。古诗不求明畅，以拙为宗，稍可掩不通之迹，故师门多诗人。”其为文章，长于抒情叙事，从容讽议，中含诙诡，以优游出顿挫，而不以驰骋为曲折。尝教人以学范晔《后汉书》及魏武帝文。钧则言：“魏武帝文无长篇，而亦不多，如何学？余初闻而疑之，久乃知其短篇无不具长篇气势，不骈不散，有子长之遗风也。”闿运为钧言：“作人墓志，须叙其生平不得意事，以别于传记。”乃授以所为《刚直彭公墓志》，寥寥短幅，中曰：“然其遭际，世所难堪”，果叙其不得意事也。于是文思大进，深悟化繁为简、举重若轻之法。门弟子辑其诗文笺启，为《湘绮楼集》，凡若干卷。而钧则言：“湘统之文，墓志第一。数千年来，传志不分，变为一体。而湘绮崛起，体格判然，峭妙轻灵，难于踪迹。”闿运为钧言：“汪容甫云：‘读书十年，可以不通。’‘不通’二字，俗人多不能解，非读书有得，又肯虚心者，不肯出此言也。然而难言之矣。汉学始有不通境界；宋学以意断，遂无不可通矣。此境甚高，读经可得。而治文史者则无所谓‘不通’。吾未信汪容甫之真能不通也。”宣统元年，巡抚岑春萱以闿运老儒，上所著书，赐翰林院检讨。及革命成功，而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以年家子手书聘问，则复曰：“今之弊政在议院，而根由起于学堂。盖椎埋暴戾，不害治安；华士辩言，乃移风俗。其宗旨不过弋名求利，其流极乃至无忌惮。此迂生所以甘跧伏而闭距也。”既而世凯强起为国史馆馆长，以民国三年抵北京。人问“咸同中兴，先生及见其人物。今之人才，何如曩日？收拾时局，有其人乎？”闿运沉吟有顷，笑曰：“以今视昔，才智殆有过焉。惟昔人做事认真，而今人做事不认真，收拾时局，殆未之信。”寻以龃龉归。而其殁也，以联自挽曰：“春秋表仅成，赖有佳儿习诗礼；纵横计不就，空留高咏满江山。”盖不为诗人自居也。其弟子杨度，颇传授心法而得其纵横之术，方以佐袁世凯谋称帝而负世谤，乃挽之曰：“旷代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亦以政治家推之。然而同治之末，龙阳易佩绅者，易顺鼎之父也，以郭嵩焘之介而谒闿运，谈学论政极欢。嵩焘则以书诫之曰：“君子之学，必远乎流俗，而必不可远道。壬秋力求绝俗而无一不与道忤，往往有甘同流俗之见以畔道者。但论文章，友之可也，师之可也。至于辨人才之优绌，语事理之是非，其言一入，如饮狂药，将使东西迷方，玄黄易色，颠沛蹉失而不可追悔，独奈何反用其言以自求迷乱哉？”则固盛以文章推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