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眼录

西有一井，以五色石作栏，上镌双龙，石质人工俱极坚致，似非近时物。伪殿前牌坊一座，上下皆雕龙纹，饰以金彩，伪殿尤高广，梁栋俱涂赤金，文以龙凤，光耀射目，四壁彩画龙虎狮象。伪殿之东有墙一围，凿池于中，池方广各数十丈，池心以青石砌成一船，长约十余丈，广五六丈，舱面已坏毁。北岸又有半亭，高仅数尺，式如字藏，中空无物，询之土人，言洪尸自船掘出，亭则设以供位者。考洪王崇信邪教，死不设位，曾侯奏稿只言得尸伪官，并无石船字样，土人之说毋乃传疑。至伪殿后，一片瓦砾，剩有败屋危墙，皆摇摇欲坠。遂不遍历其境。其余伪府尚多，或作官署，或屯兵勇，俱不得入也。若向来名胜，已俱荡焉无复存矣，可慨也夫。”移录俾同览焉。（本刊四卷第三期载《养和室随笔》引归安吴绍箕《纪洪氏故宫》一则，亦可与毛氏所记合看。）

黄氏又有《蔡侯退贼记》及《庚申年团防纪略》二篇，记太仓崇明事，见《半弓居文集》卷五，亦关咸同军兴之地方史料，并缀录之。《蔡侯退贼记》云：“咸丰三年春三月，粤匪陷江宁，江南北咸骚动，海隅不逞之民，跳刀走戟，乘间窃发者甚众。秋七月，杪土匪周列春等陷青浦，八月三日，土匪刘利川等陷上海，五日，南翔土匪朱三等陷嘉定，八日，青浦土匪陈某等陷宝山。陷宝山之先一日，嘉定贼高步蟾等犯太仓。太仓额兵无多，皆老弱不任事，变起仓猝，城守虚无人，贼自南门入，居民方上市，见贼咸走匿。贼径趋州署。州牧蔡侯寅斗，闻警即召家丁厮役为御贼计，则已无一人在。侯急结束为武人装，腰刀帕首，手一鞭出署迎敌，而贼已蜂拥至署前，相距不百武矣。署门左右有擘山炮二尊，设以备非常者，侯拔刀激石，取火燃炮，炮发，贼出不意，惊走。侯挥鞭直前，击杀贼三数人，贼大奔。侯迳追出城，城得不陷。黄清宪曰：‘乱后，余至吴门，道太仓，闻州人言如是。侯之有功于太仓，岂浅浅哉；而侯之勇往无前，奋不顾身，又岂易易哉。古所谓雄豪之士非耶。然其后粤匪陷苏郡，侯已为江苏布政使矣。顾束手无策，潜身以遁，何前后若出两人耶。岂位高者身家之念重，而雄豪之气消耶。予盖重为侯惜矣。”

《庚申年团防纪略》云：“咸丰十年春三月，总统张忠愍公大营以乏饷溃，总统死之，粤匪遂东窜，叠陷常州、苏州、太仓诸郡县，直抵刘家河镇。崇邑与刘家河隔一江三十里而近。粤匪既据刘家河，焚掠民舍无虚日，邑中望火光昼夜不绝，咸凶惧。加奸民丛杂，讹言四起，风声鹤唳，一夕数惊，并惴惴有朝不保暮之虑，徙避者十室而五。知县山左翟侯见事急，乃设巡防局于土地祠内，召诸父老议行团练法，择邑中有力者，家出佣人一人或二人，枪械旗帜咸备，短衣帓首，即以其家主数人领之，日则至江上缉捕奸宄，驱遣无籍流民，夜则以三四十人持械吹角，巡徼街衢坊巷间。灯火供具之费，亦令有力者分番具备。镇标中营游击亦派兵守五城门及文武衙署，入夜亦排队巡逻。外城女墙隙处咸架红衣大炮，间二日环城试放，声震遐迩。而富人沈沼，散家财，募丁壮数百人，自为一军，驻演武场，校艺演阵，戈矛耀日，旌旗蔽空。团练大臣庞公锺璐自常熟避兵来崇，仍督理团练事，常临观之，颇壮声威。然是时城守虽略备，而局勇固无用，募勇亦皆市井无赖不足恃，兵卒亦怯弱，贼焰又方炽盛。居民皆蹙额相向，恐土寇窃发或粤匪猝绝江来犯，致罹锋镝患。翟侯殚其智力，抚循军民，日夜莅局慰劳激劝，又于深宵人静微服单行，遇造设谣言及犯夜禁者，即回坐堂皇，命隶唤其人至，痛予重惩，有囚木笼而死者。或遇形迹可疑及逃卒溃勇，必捕鞫之，往往得通贼状，即驰片纸至游击署，使之斩以徇。获劫人贼，即断其胫，缚而投诸江，威惠大行，民情慑服。勇丁兵卒亦莫敢不效命，人心虽中馁而虚声甚盛。以是土匪得不逞，而粤贼亦以吾邑有备，且在江表，莫能测虚实，不敢轻犯，邑赖以安。迨贼势既蹙，而侯亦量移以去。

使当日不得侯严毅之性，敏干之才，以布置而镇抚之，吾邑之不罹贼祸几希哉。用记之以颂侯之功。侯名寅清，字叔度，山东潍县拔贡生。”张忠愍谓张国樑。张谥忠武，时误传为忠愍也。江南大营，和春实继向荣以钦差大臣为主帅，称张不称和者，盖张骁勇善战，勋望特隆（清文宗于其授命后降谕，称以‘东南半壁，倚为长城’等语），和春则舆论所不与耳。

《文集》卷三有《诰授资政大夫知府衔归部候选同知沈君行状》，著其急公助军以功获奖诸事，即所云富人沈沼也。

至黄氏之生平，见《候选训导黄德卿墓表》（同里张应榖述）及《黄先生传》（邑后学曹炳麟撰），均载于《半弓居文集》卷端。传云：“先生姓黄氏，讳清宪，字德卿，崇明县岁贡生，性清介，薄荣利，贫而有志操。弱冠授经，资脩脯以为生，博览经史及百家言。治古文，师明归有光氏，得其义法。为人貌古神凝，语峻重不轻可人，衣履俭素，有儒先风，颇不洽于时。然县令下车，访贤者必首先生，皆敬礼就谘询，未尝干谒焉。光绪初任纂邑志，审体例，勤搜访，慎去取，损益旧志，详略有法，以登采人物过严受抨击。群议削其稿，先生持不许。既临川李晓湖京卿联琇为总纂，略删润之，将刊梓，而先生去修《桐乡县志》，议者辄增小传百余，非先生志也。尝董治育婴事，刓积弊，广乳额，厘公租，稽出纳，所活婴甚众。经筑海塘，亦多建议，而治公不私一钱。独嗜酒，终日饮而不乱。所著有《半弓居文集》十四卷。”其略历盖如此。（墓表谓卒于光绪三十一年，年七十七岁。）《半弓居文集》，印行者为排印本一册六卷，署“邑后学钱应清祝燮纲编次”。民国十二年祝氏“跋”所述印行经过云：“民国戊午，距黄德卿先生之殁已十一年矣，其孙荣祖将客郑州，一日，携先生文稿示余曰：‘荣祖家贫，不能刊行全稿，子盍为我择三之一，明年吾将节所出而印行焉。’余视之，知为先生手定之本，自三卷至十四卷无缺者，而已佚一二卷，盖论辨文也，惜哉！余既逊谢再四，荣祖固请，乃转丐诸王先生蓉清、陈宗山二君各为简择，得数十首。逾年，荣祖归，赀无所出。未几，客死汉皋，家贫子幼，益不及此。是稿遂存余所。余以孤本无副，惧其久而复佚也，壬戌至京，谋于友钱君镜平，钱君为醵资，得若干金。余归乃取二君所简择者复益若干首，缮成六卷，邮致京师，卒赖钱君之力印行焉。”钱应清，字镜平，卷端有其序，并有王春林序（均称乡后学）。《省墓日记》为六卷中最有价值之作，其体裁为笔记之属，与他文有异，故编次者置诸卷尾云。

宦游偶记

石埭陈惟彦《宦游偶记》，凡一册，分上下二卷，戊午（民国七年）五月在北京排印行世，弁以民国六年六月张謇书后。丁巳（民国六年）秋九月陈澹然题词，丁巳严修序，癸丑（民国二年）自序，卷末缀以丁巳六月弟惟庚、丁巳秋弟惟壬各一跋。自序云：“余宦黔七年，治狱殊伙，严子范孙督学黔中，闻邻民之争相赴诉也，叹为虞芮质成之风，属记其事，以为世法。余笑曰：‘是吾职也，奚记焉。且当案牍疲劳，疾病时作，治开婺足裂涌泉，守黎平病至咯血，命之几殆，宁暇记之？’迨游苏湘，迭绾财政，殚精整理，忌者纷如。国变以还，都成隔世，宦游陈迹，渺然相忘。比来京师，端居稍睱，陈子晦堂敦促记之，乃就其可忆者笔之简端，吏事纷纶，不过百之一二，人地时日，弥复遗忘，一鳞一爪，聊以示后昆云尔。癸丑长至前五日，石埭陈惟彦。 ”严序云：“余弱冠时，因某纸坊榜书，心识劭吾姓名。

越十余年，奉使黔中，而劭吾方牧开州，见余所为劝士文告，以为宜可与言，惠然过访。一见欢洽，是为订交之始。劭吾长余四年，余生平遵父遗命，未尝结异姓兄弟，遇所敷爱而齿稍长者，真兄事之，然综计不过三五人，劭吾其一也。劭吾之治开州也，民怀吏畏，政绩粲著，尤能据公法约章折服外人，间为余述经主事实，多可惊喜，足使听者忘倦。余尝怂恿劭吾一一笔之于书，劭吾以为有待也。至今年而是书始脱稿，介弟西甫持示余，题曰《宦游偶记》。其记开州事，皆余曩日所饫闻，他为余未及知者，又若干事。事之可惊喜如治开时。

西甫调余宜有序，余亦自调余宜有序，且宜序是书者莫先于余。余使黔时，所识士夫数十百人，最心折者惟劭吾与王君采臣。丙申、丁酉间，三人者数相过从，纵论时事，欷歔太息，有积薪厝火之惧。旁观讥笑，见调无病呻吟，劭吾则曰：‘病深矣，奈何言无病？’由今思之，然乎否耶。余固深喜是书之传世，如吾曩时所期，而又深叹劭吾有医国之术，而不使竟其用，卒使我国有不可救药之一日。而劭吾是书遂等诸前朝之轶事，可悲也已。丁巳各日，严修谨序。”张氏清季以大理寺寺丞供差北洋淮军银钱所，选授贵州开州（民国初年改为紫江县，嗣又改为开阳县）知州，调署婺川县知县，嗣开缺归知府班，充厘金总局提调。复任黎平府（民国裁府，改为黎平县）知府，均有声。上卷所记，均宦黔时事，后以道员改发江苏，充厘捐总局总办、皖岸盐务督销局总办，著绩效，以善理财政名。后遂加四品卿衔简充湖南正监理官，因故不安于位，度支部复委其整顿淮南盐务（在扬州创设淮南盐政公所，旋总办扬子淮盐总栈），更有成绩。值辛亥鼎革而去。下卷所记，均宦苏后事，民国元年辞安徽财政司长，亦及之，又附记密查云贵总督案（录民国二年北京《国是报》，宦黔时事也）

于卷末。此书足考清季史迹，尤以关乎财政者为要，摘录数则，用资扬搉。

咸丰军兴，创办厘金以济兵饷，后乃成为弊薮。本书卷上辞安顺府厘捐云：“丁酉暮春，呈请开缺归知府班（前在北洋，文忠公奏保得缺后以知府前先补用）。将乞归，适黄冈王公毓藻由川藩擢黔抚，二十年前在京相识，非有交也，至是相见，益契洽。不任去，委办安顺府厘捐，访诸曾办此差者，云优差也。余曰：‘薪水月六十五金，优于何有？’曰：“此岂恃薪水耶，凡纳捐由行户经办，货百石或完五六十石、七八十石不等，余则缴费放行。’余曰：‘不畏人知耶？’曰：‘其他有韩胥者，行户多与交，韩胥请求每百石完捐若干石，以棉纱、鸦片为大宗。如每石完八两者，其不填票之货，每石缴费三两，无须报解，提五厘给韩胥津贴，韩胥利其获，从不泄诸人也。 ’（此君仅晤一二次，而直言不讳，亦可见以舞弊为常事矣。）

余闻之不禁汗下（政界所入，往往失之易，况卖放耶，何以遗子孙）。翌晨谒巡抚辞差，且言无论何处厘差，皆不敢奉委。王公诘之，余曰：‘从未办此，恐贻误耳。’王公曰：‘能任地方，反不能任厘差耶？’余曰：‘地方官虽虑为书役所蒙，然尚能自主；厘差分卡多司丁众，相信既寡，保无为所累耶？’王公曰：‘厘差有弊不愿任耳？’余曰：‘厘差月薪数十金，而名调剂优差，是纵之舞弊也，断不敢任。’王公曰：‘君所见甚大，容与藩司商之。’比谒藩司邵公积诚，述如王公问答之言，而辞益坚。邵公曰：‘求厘差者多矣，君何辞焉？’余曰：‘求者既多，何不可辞之有？’邵公曰：‘如以厘差有弊，君不舞弊，不更佳乎？’余曰：‘一人不舞弊，本局及邻局员司无不疾亲〔视〕之，是处危地也，是尚可一朝居耶？’（总局无主持者，外局何能办。）邵公曰：‘君亦效他人所为竣差竣以所得归诸公，有何不可？’余曰：‘蹈常习故，非心所安；倘有变端，安能自白？’反复言之，迄未允。次日复固辞，邵公曰：‘既声明全省厘差皆不就，知府班只善后厘金城防三提调，皆瘠甚，奈何？’余曰：‘优瘠非所计也。’邵公曰：‘是三差皆有人，一时无可委。’余曰：‘既请开缺，岂尚觊他人之差。’邵公乃陈诸巡抚，改委王君德昌赴安顺。 ”此述贵州厘金之积弊，妙在大吏即名弊薮为调剂优差，盖他省亦比比皆然，其习焉而不知其非也久矣。

张氏旋任厘金总局提调。同卷《整顿贵州厘金》云：“贵州厘金，藩司主政，臬道会衔，提调驻局办事。丁酉六月，余奉委提调。先是，余声明不任厘差，总局则董其成，不自收捐也。巡抚王公曰：‘藩司首府均言贵州厘金整顿已无余地，不能有起色也，君调若何？’余曰：‘收成不歉，用人必公，赏罚精严，仍无起色，提调之过也。’王公曰：‘任君所为，应定何章为善？’余曰：‘章程固善，患不能行耳。增收奖赏之章，早经停止，不可不复，薪水亦应酌增。’王公曰：‘可照办。’余曰：‘厘金系藩司主政，俟往商之。’乃谒藩司邵公，详陈是说。邵公曰：‘定功过，严赏罚，不循情，均可照办；奖赏增薪，应从缓酌定。’余友复陈说，邵公终以缓商为词，余乃语王公曰：‘操之过急，恐生意见，惟有渐以行之。’乃申明约束，通行各分局。三阅月后收数有增。王公曰：‘已效矣。’余曰：‘此小效耳。’王公曰：‘尚有大效乎？应若何办？’余曰：‘欲取之，必先与之，用人之力，应恤其私。藩司惜费，不遽允增薪提赏，其实增薪所费无几，而可安办事人之心；增收提赏并无所费，而可收其效。

且不使之俯仙〔？〕有余，而迫之趋于舞弊，亦非造就人才之道也。’王公亟称善，促速行之。余曰：‘俟与藩司商。’乃复商诸邵公，始允提赏，而增薪仍以从缓为言，甫及一年，几倍原额云。”成效之著，由于见理之明，用人之力。应恤其私云云，实通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