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眼录

贼先遣二渠来谒王，王见贼渠怒甚，语未半，趣命斫之。贼众大惊，皆散走，迸入山东境，王益疾追。当是时，官军与贼皆重趼羸饿，环寒暑不能休息，势助俱踣。……”盖于其致败而死之由，似亦颇咎其戮降渠。事可合看。

至僧格林沁以洪杨起广西深憾敌之籍隶广西者，按李秀成供状有云：“自翼王出京之后，杀东北王之后，至蒙得恩手上办事，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主上信任不专，因东、北、翼三王弄怕，故未肯信外臣，专信同姓之重。那时各有散意，而心各有不敢自散，因闻清朝将兵，凡拿是广西之人，斩之不赦，是以各结为团，未敢散也。若清朝早肯赦宥广西之人，解散久矣。 ”曾国藩同治三年七月初七日所上贼酋分别处置粗筹善后事宜折有云：“李秀成……又力劝官兵不宜专杀两广之人，恐粤贼愈孤，逆党愈固，军事仍无了日，其言颇有可采。”一时情状，并足同览。

史氏谓僧格林沁吝保举、慎名器，其《记军营保举》一则又有云：“咸丰中年军营保举甚重，而文员尤难，至不在事而列名者殊罕见焉。自同治甲子南京保案逾万人，风气一开，后遂不可究诘，不忍置论矣。其时惟僧王最惜名器，寻常逐北，仅予奖谕，非擒渠肃清如张乐行，苗沛霖诸役，莫克膺赏。念随征三省，宁于奏调折中极切褒誉类明保，而卒未予进一阶，营官以下可知矣。” 僧格林沁之督师，以藩王握钦符，贵倨，与共事之帅臣疆臣等（貌敬而意不然之）多不睦，观史氏所记，英翰即深以对待僧格林沁为苦也。赵国华代阎敬铭撰《丁文诚公墓志铭》有云：“有述其轶事者曰：公始至东，忠亲王方蹙淄川贼，王向见督抚两司不设坐，公至门，谓同役国家事，坐则见，不然勿通，左右大惊。王闻之，遽加礼焉。闻者称公并贤王也，其实微公无以成王之贤也。 ”（丁之官山东，由按察使始，后历布政使而至巡抚。）如所云，邸帅尊严，竟至不为督抚藩臬设座，其骄倨亦甚矣，宜和衷之难也。邓辅纶《刘武慎公年谱》卷二同治六年丁卯追叙同治二年癸亥以直隶总督临军时事云：“初，公之甫抵大沽也，即遵敕赴营接任视事。……僧邸以马队蹙贼，攻破山东冠县老巢，而各逆匪首反驱之入直，尽为直步队生得。朱登峰者，宋景诗逆党中匪目也，为直军擒获，僧军佐领持亲王令汹汹来索，日三四至，直军不欲与。公曰：‘弗与则两军从此隙矣，与之便。’及解至，僧邸喜甚，问登峰孰汝获，以实对。僧邸亟遣骑校数辈速公，倾身引接，延之上座，自以手指其耳，谓公苦军事，老夫几为此物所误。公逊谢外，惟深自引咎，无他言。僧邸趣传侍郎恩承速具疏草，因坚留公会衔同拜发。有顷，送稿至，侍郎平立旁侍读，公亦离座立。良处，僧邸乃命为侍郎于榻侧设一坐。卒读，侍郎仍持草呈，公敬书奏字。临拜疏，僧邸命平设垫，掖公同行礼，再辞不获，公乃自移其垫稍后。毕，乃辞出。僧邸因自解所佩火镰小刀以赠，并遗所蓄良马四匹，然由是益畏忌公，二年十月十四日，遂有专倚南方勇丁，恐一经示弱，日久轻视北方之奏。……”僧格林沁盖待刘长佑有加礼，然其体势之尊，犹迥非并时他帅之比。（恩承时以内阁学士在僧军。曰侍郎者，或以兼礼部侍郎衔而称。）对刘虽一时似颇心折，而忮心不泯焉。其以误信人言自责，王闿运《湘军志》卷十四《平捻篇》言僧王左右横恣，亦可参阅。

至当归诸军争功之状，谱中此节，与史氏所记，均足略见。

史氏曾官甘肃安肃道及按察使，左宗棠西征，实与其事，对于粮运，尤致力焉。书中《肃州粮运始末》、《关外粮运始末》、《收复肃州随营大略》三篇，言之颇详，足资史家要删，文繁不具引，其间深不满于左，多有讥斥之词。

其迕左被劾而罢甘臬，据其自述，盖以力争俞应钧、孔才一案。书中有《俞应钧擅杀回匪十八人一案》一篇，详其颠末，附录关于审讯此案致左原禀一件，警策可诵，如“至若玛瑙斯之役，阻挠抚局，几误厥功。窃维中堂旄钺专征，不难即时斩以徇军。现时案归法司，但合就事论事，难因既往，中以危法。伏愿中堂前已宽徇军之令，令更发求生之慈，俾司中拟详得以持平，犯官虽死亦可无憾。且俞应钧一员，身杀多命，为祸之魁，将来无论若何拟办，均有应得之罪。若孔才，则平心论断，几于无罪。夫有罪而争死生，君子且不敢将顺，况无罪而致之死地，即小人亦未必忍为。本司今日不剀切直陈，迁就遵批办理，纵刑部不敢驳诘，犯官不敢京控，一旦中堂怒霁悔来，必鄙本司以杀人媚人而陷中堂于不义也”等语，笔致犀利而深警，公牍中之佳作也。

《云南裁夫马钱纪略》云：“滇黔赋轻徭重，有名夫马钱者，创于吴藩，再定于鄂文端，二百年来甚相安。同治间大乱后，州县瘠苦，官绅藉夫马苛派，往往加至十余倍，折价饱私囊，扰累甚苦。光绪甲申春，鄂生（按：唐炯字）中丞抚滇，首奏请裁革，檄通省永禁，功至伟也。惜未暇远谋，几难善后，当时识者佥谓滇中赋薄，辅以差徭，良以路旷山崎，动赖力役，一旦尽去，恐官中转输从此掣肘，且各土司边僻野处，率与汉官声气隔绝，古人定此，守堠举烽之丁，导路肩舆之卒，必出于土民者，不专为惜费，藉以通汉夷之情，使知威化耳。

害去已甚，因噎废食，大非持久之道。未几司农果以夫马已历久远，既议尽裁，从此通省转输，有无巨款可筹，来诘。维时各州县示已出矣，石已勒矣，前敌军装饷鞘，虽价雇夫马，果居奇矣。各州县纷纷上禀，或公出，或办差，俱无处觅夫马矣。反汗既难，径行又不可。

乙酉春，余适权藩篆，月卿（按：张凯嵩字）中丞首高此事，极不以唐为然，思有以反之。

余曰：‘天道恶极，唐举诚过，然亦天心人事有以激之，逼成此快举耳。今承司农旨，固一疏可复，在公以为酌中定法，可上下无损，独不思牧令贤否不齐，不十年仍蹈其旧，非唐为通省拔祸根而公种之耶。无已，斡旋一策，当可补苴。’于是乘秋闱士绅之集，聚而告之曰：‘今夫马之裁，已一年矣，牧令窘迫于外，司农有言于内，吾恐大吏只费一疏，则规复在指顾矣，奈何！’众惶惧求计，余曰：‘闻通省夫马岁约摊五十万串，有诸？’众曰：‘承平时数诚不逾此，若近年之明增暗长，奚止倍蓰？’余曰：‘今按升粮输费三四文，岁约四五万串，名曰夫马经费。官中得此，凡主试学使诸差，以及转运饷械诸役，皆有资于民，则昔十而今一，于官则不患后来者翻此铁案，民情愿乎？’佥云：‘若此，则通省之福矣。’书报，岑襄勤大喜，特以三四文较多，恐民不从为虑，余驰椷略曰：‘苟无益于民，虽一文之微无殊加赋，民亦不愿。兹一举而永获大利，虽稍多奚患，应以三文立案。且滇省赋则，粮外有条，今先舍条摊粮，岁约得四万之数，后此倘遇军兴变故，尚有摊条一法，犹足补苴也。 ’议定，遂以丙戌为始。于是通省始欢然曰：‘滇省二百余年夫马之累，今日始为真裁矣。 ’”

此为滇省赋役史上一大事，丁宝桢先以川督裁夫马局于川，为其著名政绩之一。（唐炯曾官川省监司，由丁荐起。）

其记珠玉宝石者，如《五珠记》云：“同治甲子夏，英果敏公以皖臬统军，檄余率兵之霍丘，掩捕李、谭二贼。李为差，谭为书，皆内应苗逆陷城者也，获后经阜阳。闻有诈称武职滋扰者，立擒斩其渠刘姓，胁从悉纵。搜护伪印文札累累，得赤金叶四十余两，大珠五，皆金匣。一大如龙眼，四稍小，皆巨万物也。当思此珠非寻常所得有，非掠巨族，则圆明园之遗散人间者也。余虽不知有此而斩之，既斩则誓不取，因驰雉河集，即今涡阳县，以金檄粮台程希禹充饷，以珠呈果敏。果敏一见而骇曰：‘此奇宝也，弟不取而遗我，待弟娶妇必转馈其二。’余笑曰：‘五且不欲，何二为哉？’是年冬果敏旋阜阳。时果敏具庆，与诸将家属同在颍郡，诸将嫉余之战功最多，军最强，且综文案秉笔，更统辖诸军营务，与果敏固无异手足，驭其左右将校仆役又过严，因内外诪张，倾轧者数矣。一日，果敏封翁福凌阿公语之曰：‘若尝谓史六不欺，闻曾得二大珠，自藏而宝之，何不与若一睹耶？’果敏惊且叹曰：‘几忘之，珠久在儿所，实有五，奚仅二哉。’亟取而献，于是阖家传观，福公为之默然久之曰：‘天下竟有如是之人哉。’明年余娶妇，彼此已相忘。已巳余以直臬开缺滞保定，寓莲花池。果敏出都抚皖经此，犹告余曰：‘兄在京阅珠多矣，曩物实奇宝，誓不轻示人矣。余亦以勿炫相规。庚午书来，谓迎江寺吴竹庄方伯建塔，塔顶例得一珠，遣员走粤东，三千金犹不能当意。兄一时之豪，以震儿冠上珠施之，盖四中之一，讵珠去塔成而震儿殇，痛且悔。 ’余答曰：‘兄舍珠不足悔，兄中年得独子，宜思调护久长，以惜物力杜祸患。此何物，而可为孺子饰观乎？兄当悔冠珠，奚悔舍珠哉。 ’因之二十余年常语家人曰：‘古云尤物损人，非迂论。此珠不知掠自谁氏，旋祸刘，几祸余，卒祸果敏，吾始终未见其可宝也。’”

记白玉班指云：“余在甘肃十载，所见白玉无虑千百，尝作《记玉》一首，然卒未睹古所谓羊脂者，大抵能至九色已称绝品，盖玉之为物，非相形不自耀其美，聚十玉而较之，等第各各自现，古所以比君子也。每有独视似已极皎极润，及遇加一色者，则白中或忽带青或带黄，润而光则过澈而嫌空，润而浑则过实而觉不活。每加一色，顷刻变态，初以为无可上者，转瞬又彰彰不若也。以故余虽极力物色，终无所遇。惟旧蓄一班指，在兰州出示玉工王喜，喜年八十余，一见即诧曰：‘此已九八色，去羊脂一间矣。遇极美玉，白若不能胜，必吐红光矣。幼时曾见长相国征张噶尔班师得一班指，饬我父上光，与此正同。小人琢玉数十年，未再见也。 ’余曰：‘信然。尝于同治已巳入觐，英果敏素知余蓄此，必欲购一物与之抗，遍索京华，竟无与比。嗣六百金得一班指，终逊二色而止。’喜因问此宝得价几何，余叹曰：‘余力安足致此，无心遇之耳。尝随英果敏驻兵宿迁，时大疫，日死数百人，凡贫无以殓者往往给赀以助，遂有以此求售者，索四十金买棺。余哀之，予以五十一两一宝，比时同僚窃笑余年稚受绐。嗣入郡，始群惊为至宝。至今思之，有无心之施，必有无心之报，虽一物之微，岂偶然哉，无怪今日百索不一遇也。’”

《宝石》云：“宝石出缅甸，五色俱备，绿者为祖母绿，奇珍也。其亚为玫瑰紫，为天蓝。盖紫色者古名玫瑰，即火齐。天蓝宝石重至七八钱，矿人得之，必献于王。王用鼓乐迎于宫，以为国瑞。其色暗而不明澈者弗贵，大红宝石等次甚多，极鲜明者滇人呼为祖母红，又名硬红，重至逾两者亦不数见。宝石而含白光，闪灿如珠贝，或成片，或成线，随人转动者，为虏子。虏子缅之土称，滇俗呼为六路分心，盖宝石之极精者也。亦备五色，黄者淡青者即世所谓猫儿眼，为其与猫睛同色耳，实则玫瑰紫、天蓝二色中，虏子尤可宝。至碧霞洗，虽五色亦具，不得伦于宝石，坚脆之性既悬殊，轻重之资亦迥异，惟虏子又稍稍重于寻常宝石矣。余居滇久，自揣无力物色，顾往往于无意中获异珍，故略记之。”均有味乎其言之，录供讲求者汇阅。碧霞洗或作碧霞玺、碧 {王亚}{王厶}等，盖从音无定字也。昔人记载，又有言碧霞髓者，当亦此类。清凉道人（徐承烈）《听雨轩笔记》卷三（《余记》）云：“陶岳，字集山，绍兴世家子也。其父曰晓峦，雍正间官滇南别驾，以诖误罢任，贫不能归，遂留滇省。办刑名有声，大位争延致之。后在永昌府幕，见书室前花盆中有拳石焉，色深紫而光莹射。异而询之，其从者为本处人，答言此石不仅紫色一种，尚有大红、银红、淡紫、黄、白诸色，其佳者置诸盆盎间，以为玩具，府属各县山中皆有之，非贵重物也。晓峦爱之甚，遂致书交好令罗致之，共得二巨箧，然杂色多，而大红则仅十之二三，归时驮以两骡，自永昌以致镇远，计旱路四千余里，所费不赀。至绍兴，举以赠人，人视之与宣石等，亦无有见重者。后晓峦卒，集山困于诸生，家贫甚，训蒙以糊口。绍兴珠宝店在城中千秋巷，乾降甲戌冬，集山偶过其地，见店中有以碧霞髓交易者，集山向闻其名而未之见也，因入视之。其物大于酒碗，色浅红，光华自内出，闪烁照人，与其父滇省携归之石绝相类，遂坐其旁以观之。

店主还价增至八十金，卖者始肯成交而去。集山徐问之，店主言：‘此石锯开可得带版四块，然人工宝砂之值，须加三四十金，始得成器。目下此物价重，买者甚稀，售完当以一年计，工本月利逐项算入，则所获无几。本地货本难销，且无工匠，将来当携至苏扬囫囵售之，羡余不过一分钱而止耳。’问其物以何者为贵，答以大红为上，银红次之，杂色又次之。集山亟归，取其所存者验之，与店中所见者无别。因检点故箧，其一犹未开动，其一则所剩无几。

于是遍索室中，复得大小十数块。集山大喜，检大红色小如钱者一枚，售于千秋巷别一珠宝店内，得银百余金，作舟车之费，陆续至苏、杭、扬州、南京、汉口、广东售之。集山善于经营，即于彼处买货而返。时碧霞髓价日增一日，箧中物去未及半，而所获已万余金。以之买房屋置田产，颇称温饱，后渐售完，遂成绍兴巨室云。集山之业师曹仰尧，余旧识也，丙戌冬日相遇于梧州，坐间有谈及碧霞髓者，曹因述集山之事以告诸客。”并附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