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眼录

深宫祷雨，无论其效如何，要本乎重农之意。金梁《四朝佚闻》云：“光绪三年，迭谕筹赈山西旱灾。”刘《续通考》（按：刘锦藻《皇朝续文献通考》也）原按：“晋豫亢旱，朝廷恩施叠霈，下诏责躬，至有‘上天降罚何不移于宫廷’之语，闻两宫皇太后率皇上露祷，长跽历三四时之久，仰望星月皎然，至于恸哭。向例祈雨疏文，由翰林院撰进，此次特命南书房恭拟，辞意迫切，不让桑林。具名称‘臣某某氏率子男某某’，亦创举也。”前例可资印证。（‘子男’二字，当以徐记子臣为是。）关于邯郸铁牌，徐氏所记，亦属一种小掌故。董恂《自订还读我书室年谱》同治九年庚午云：“六月初七日，先是以祈雨由总理署函致曾涤生通侯（时以大学士官直隶总督），请铁牌于邯郸，至是得雨深透，赴都城隍庙恭送铁牌。 “

时董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也。总署以办理外交而设，而乃旁及乎斯，亦奇，因缀录之。

陈夔龙官河南巡抚时，曾以祈雪而隔省请铁牌于邯郸。其《梦蕉亭杂记》卷二道其情事云：“光绪甲辰冬，中州苦旱，大河南北数千里，望雪孔殷。余率司道府县，设坛虔诚祈祷，消息寂然。时已仲冬，春麦亟须布种，尤切焦盼。忆前署京兆，亲见本任王府尹培佑奉命至邯郸县龙井恭请铁牌到京，越日即降大雨，成效昭著。当派道府大员虔诣直隶邯郸县恭请铁牌。

维时文武寅僚，佥谓隔省祈祷，豫中向无办过成案，意在阻止此行。余谓天人一理，罔分畛域，但求精诚之感召，何必例案之拘牵。仅用一纸公文，咨行直督备查。时则京汉火车已经合轨，往来甚便，铁牌请到之日，于渡黄河南岸后，距省约十余里，祥符令驿马来报，于夜戌时入城，应先往龙神庙恭候。余出署时，默观天象，第觉微云点缀，淡月朦胧。私念天色如此，恐难立霈祥霙，讵舆甫至庙门，朔风扑面，异常栗冽，嗣将铁牌恭奉神龛，率属行礼讫，已有薄片雪花，纷披满地，众皆惊异。由夜达旦，历一日许，雪厚八寸余，四野沾足，人心为之欢忭。越日谢降，余率襄祀各寅僚，咸集二曾祠瓣香楼，公宴赏雪，赋诗纪事。诗载松寿堂《大梁集》中，赓和者廿余人。曾书楷刊石，嵌于祠之石壁，以留雪爪。”极言铁牌之灵异，亦可供铁牌故事之谈佐。

宦游纪略

嘉庆间，贵筑（今贵阳）高廷瑶（字青书）以举人官通判，洊擢知府，历安徽、广西、广东三省，有循干之誉。所著《宦游纪略》二卷，自叙宦迹，颇可观，尤足供治学者之参考。

余所见凡两种版本，一为刻本，署“桐乡严锡康重刊”，弁以“胡文忠公致前贵州荔波县知县严伯雅太守（锡康）手书（公时官贵州候补道补授黎平府知府） ”，有序六：咸丰十一年辛酉孟春前贵州学政翰林院编修鲍源深，咸丰十一年辛酉季冬前署贵州按察使后学沈西序，前漕运总督愚侄朱树，（咸丰己未）十二月既望候选知县世愚侄莫友芝，云阳县训导前署广西柳州府融县知县后学李咸若，同治元年壬戌季春顺天府尹侄婿石赞清。一为排印本，署“安徽印刷局印”，有序四：（滇刻《宦游纪略》序）光绪二十年甲午秋九月滇黔使者仁和王文韶，和州鲍源深（文与严刻本不尽同，盖一稿而经修改者），十二月既望独山莫友芝（文与严刻本同），监利王柏心。跋一：门下士李锦云。两本均就上下卷分为二册，严刻本各篇多附列评语，署受业侯金楷或晚学生方恒泰。又有眉批，或即出严锡康乎？（严刻本，余仅见上册，字句与皖本有不同处，大体无殊，下所引据皖本。）

同通（同治通判）之官，专厅守土者，与州县相若，其仅为府佐者，闲曹也。对府属州县，虽亦在长官之列，而州县初不禀命，谑者谓同知曰点头大老爷，通判曰摇头大老爷，盖于州县偶以公事相启白，点头示不敢持异议，摇头示不敢表意见也。通判秩正六，而知州秩从五，通判可升知州，故又有“升到卑职”之谑。（汪康年《庄谐选录》卷五云：“国朝官制：知州于通判为属员，公事须用申文，而通判又可升为知州。故为知州者，常意轻通判，而称谓之间，又不得不稍自抑。尝有知州与通判争事，曰：‘俟汝升至卑职时，便知此事难处。 ’”

此为相传之谐谈。据余所闻，知州之语，为“等大老爷升到卑职的时候，才知道卑职的难处”，尤为得神。州县旧称同通为大老爷，后多改称宪台，至卑职之称，乃同通州县对长官所通用。

清末各省始多废此称，改令自称其官，如知州即自称知州之类。）世之谈官场故事者，对于同通闲曹，率不置意，而如高氏所记，则以地位较尊之故，亦非全无关系也。本书卷上记嘉庆七年官安徽庐州府通判事云：“余在庐州府通判任，仅七日耳。有三事焉。到任之次日，府县校官来见，佥称府学生员某，为其子求拜门墙，愿送贽仪三百两。余曰：‘我是来作官，不是来教学也。伊有三百金，仅可请一名师，何用余为？’其意不过欲结官长，为出入衙门地步，收此三百金，将来听其父子使唤，伊于胡底，辞焉。后访此生极健讼，官长与往来者，多为所累，稍不慎，即堕其术中矣。一日司阍某仆，持一呈进，禀称有人在途拾得二百串钱票一纸，求存案。余曰：‘得遗失物，应赴县呈明，何必来此？’某仆曰：‘伊有话面禀。 ’余见之。其人恳将票发钱店取钱，留以充公，伊则听凭赏赐。余曰：‘失票人必至钱店挂失票，尔何不持此票至钱店，俟其来将票还之，伊必以尔为盛德人，或酬尔一二十千，未可知也。若我取来与尔瓜分，是我为窝家，与尔同伙作贼矣，官可作贼乎？’将其呈发还。又一日，书役二十余人，联名禀讦皂隶某为子纳粟入监，谓其名尚在卯册，每月轮值，皆以佣赀倩人应役，己则自贩稻谷，由庐之三河镇运往苏州，三十年中居积至二三十万，合肥县前高闳厚垣者，即其宅也。某仆亦密言主人方谋迎眷，苦无费，此等事虽万千取庸何伤。余笑曰：‘诺。’立传某父子诘问。某年已七十余，其子年近四旬，未顶戴，父子咸伏地叩头，恐惧不能出一言。余问尔皂隶乎，为子纳监乎。则又叩头曰：‘死罪死罪。’问其子何不顶戴，曰：‘不敢。’余曰：‘尔父子有志向上，特误于不谙成例耳。尔若为盗为娼，有玷民籍，我必不容。若为子纳监，是立志为好人，何不可之有？况挂名役籍以避烦重差徭者，比比皆是，今尔既未执皂隶之役，亦犹之未充皂隶。不除容名，一误也；不许纳监，必再误矣。官之一念，使人数世蒙耻，其可乎？凡事贵核实而得情者，此类是也。’遂命其子顶戴。后取卯册至，除其父空名，钤印而示之，父子相率拜谢去。一时堂上书役相顾骇愕。余晓之曰：‘何识之褊也。见人略有好处，便生嫉妒心。尔曹中有似此空名挂役，能如其向上而不得自脱于籍者，可悉告，亦将为尔除之，尚愿尔曹人人如是也，何讦焉？’时郡守为福建张曲园先生，合肥令为阳湖左杏庄，后官至湖南抚军。杏庄闻之，告曲园曰：‘新来通守，举动出人意表，有见识，有操守，非常人比也。’因言此三事。曲园为人素简傲，即日命舆过访，礼貌有加，杏庄亦从此为知己。某仆者，京师某所荐也。余谓之曰：‘尔随我不相宜，给尔盘费，归投旧主可也。’由此三事观之，官闲曹稍不自爱，而又有若辈指使之，寡廉鲜耻，将无所不至矣，可畏也夫。至七日札调接解淮安饷赴鄂，自此离庐郡矣。”闲官数日，居然有以自见。

又卷下云：“宋东田之子（名灼），以入赀得通判。来见，求给一冠一补服，取衣钵相传意也。请曰：‘先生服官上信下孚，行一事无人不慕，断一狱无人不服。某随父任在皖二十年，更未见有如先生者，此中必有道焉，愿受教。’余曰：‘善哉问。余自愧知识短浅，何以副此问也。虽然，不敢不以所身历者告：大要不过小心谨慎而已。余官通判久矣，深知其难，请先言其当戒者三：一自大，二多事，三卑鄙。通判与知府体虽平行，而分位县殊，州县视通判亦如长官礼，今俗通称之曰大老爷，然其心不悦也。必躬自谦抑，友而敬之，知府则当尽僚佐之礼以事之，庶几相安。若侈然自大，是将众不为礼，孑然一身，进退维谷矣。知府未有不重视州县而重视通判者也，州县亦未有敬事通判如敬事知府者也，则自大之当戒也。

通判缺多苦，要能守分安贫。如见知府之尊荣，州县之利禄，薰心肆欲，擅理词讼，赃私累累，一旦事发，或告赃，或酿命，一败不可收拾。见府县则昏夜乞怜，曲全了事，辱莫大焉。

官声由此玷，终身无进境矣，此之谓多事。次当戒卑鄙，通判缺虽苦，事事节俭，毋养闲人，毋为无益之费，如居家然，一切服食器具，朴质无华，取给用而已。若事事求奢，必事事过费，过费必不足于用，不能不有求于人。乞粟贷金，人将厌之。久且不应，愈以增累，所得几何，而所丧实多，此卑鄙之尤不可不戒也。诚能循分尽职，有识力，有操守，正己无失，郁久必彰，遇上官委办事件，尽心尽力，必求妥协，立定主意，洁己奉公，勘破此关，则得其大半矣。钱则有所不取，事则无所不办，群相倚重，声誉益增。有要事，上官必曰非某不能办，僚友士民亦曰非某不能办。上官既优待有加礼，府厅咸来商质，州县则麇至求教，视从前之萧索，又是一番景象矣。至此仍必愈加谦抑，勉为大器，行见蒸蒸日上，岂通判所能限乎？若夫谨言慎行，留心政体，则无论典守何职，皆宜服膺，又不仅为通判言矣。’宋曰：‘谨闻命。’后闻其分发湖北，官声卓然。予喜曰：‘此君其有味乎予言哉。’”详言此官之地位及应如何自处，可合看。

卷上记接解淮安饷银赴鄂事云：“余于九月初二到任，初九日即调接解淮安饷银十万赴湖北交纳。先是，江苏盐经历薛某解至安徽桐城地方，失去九十二号一鞘，至下站查出，故委余接解。余至省，藩库将银补足，眼同弹兑。余见方伯曰：“见在九十二号某眼见装银入鞘，其余概系薛经历自淮安解来，鞘内是否银两及平色高下，某未由得知。其鞘见存潜山县，离省只八十里，恳提来省劈鞘另兑。某乃赤贫士，设有舛错，无力赔缴也。’方伯以为拘执，首府亦以不必烦琐为辞。余又力求方伯，银不另兑，恳发封条九十九张，将原鞘封固。接解官所解者九十二号是在皖省新装银，其九十九鞘是淮安原鞘。如原鞘有失，惟接解官是问。

如鞘中傥非银两及平色不足，惟原解官是问，可免将来推诿。方伯又不准，催促即日起程。

余次日至潜山县，订一册，钤县印，将九十九鞘一一过称，某鞘重若干斤，详注册中，发通禀立案而后行。至湖北谒同抚军，问曰：‘足下接解此银，鞘中皆银乎？平色足乎？’余以在安徽屡求不准及通禀立案缘由禀知，并将禀稿清册呈阅。抚军细阅之，曰：‘如此可无虑矣。’弹收幸无差错。差竣回皖，寅好告曰：‘前通禀到时，两司及首府均以为事出冒昧，抚军则曰，此人办事真结实可靠，大嘉奖，浮言始息。 ’抚军姓王名汝璧，号镇之，四川进士。 “

虽若过于迂执，而干系过重，谨慎可免后患，观之可增阅历。

潘世恩《思补斋笔记》卷七（《管闻》）云：“宫保尚书李书年前辈奕畴，乾隆庚子翰林。

陈臬安徽时，有霍山县民某以事至妇翁家留宿，是日与妇共食，适有人从门外招之出，数日不反，迹之不得。其父至妇家诘讯，以实告，疑有别情，鸣诸官。县令亦疑之，拘其妇，严刑拷讯，遂诬认与雇工人有奸，同谋毙命。狱成，亟请于公，求速结。公曰：‘人命至重，天道难欺，今尸身未获，案情未确，而欲草率了事，于心安乎？’案悬未结。逾年其夫妇，言是日正食时，其友招之出，问曰：‘有货物一挑，从某至某，可得百钱，汝愿行乎？’曰：‘可。’自是每日以此为业，颇有赢余，近始归里，急投县供明，事遂得释。向从县令言，则两人同抱不白之冤于地下矣。公时年六旬，尚未有子，嗣后连举六男，长子铭皖，予庚子（按：此谓道光二十年庚子）会试所得士。今春公九十寿，铭皖乞假归祝，还京来谒，言公康健如壮盛时，盖阴德之报云。书之以告世之司刑者。”略述案情，推李氏耆福之由，颂其阴德。而阅高氏此书，记此谳经过颇详，盖深赖高力也。卷上云：“嘉庆十二年，安徽霍丘县招解民妇范顾氏商同奸夫杨三等谋死亲夫烧尸灭迹一案，连血衣残骨凶器招解到司。廉访李书年先生，恐有冤抑，驳提尸亲证佐到省，委余与某令研讯，各供相符。廉访隔屏谛听，曰：‘供情似真矣。’某令曰：‘供情结实，衣骨凶器确凿，案不错。 ’余曰：‘伪也。’廉访曰：‘何以知之？’余曰：‘范寿子赘于岳家，正月十三夜同妻母弟诸人出观灯，灯散回家。乡间虽无更鼓，应有二更时分矣。又他往斗牌返，自己三更矣。返后范顾氏与杨三及母弟诸人商定，各持械将范寿子凶殴致死，自己四更矣。又将尸支解，煮成肉汁，捞骨烧灰，然后弃埋漫地。人肉未经煮过，猪肉则所常食，每烹煮必须一二时方熟，若要熬成肉汁，非昼夜不能。四更至五更，为时几何？此不确之大端也。况范顾氏母家住居集中，前后左右，各有紧贴邻舍，死者被殴，岂无声息，焚骨臭味，岂无见闻，此理之易明而事之所必无者也。’时已交三鼓，廉访曰：‘明日再细心鞫之。’次日复讯，某令请病假不来，余先唤尸父至前，曰：‘汝媳罪拟凌迟，杨三斩决，媳母媳弟及雇工三人皆拟绞候，冤乎不冤？’尸父曰：‘无冤。’余曰：‘汝媳与诸人正法后，设汝子出，则五人之命应汝抵偿，汝愿具结乎？’尸父曰：‘我止告子赘不归，所有因奸谋死之情，乃官审定，与我何干？’余将全案一一研讯，俱如昨供：打死后砍成八块，肉煮化了，骨烧了，尚存零碎骨数块可据，天衣无缝，欲雪无从。余沉吟久之，因案关五命，哀矜之心不觉见于颜色。范顾氏及其弟顾三麻子忽然叫冤。余曰：‘寿子之尸地方官详辨是煮了烧了，今日寿子若是尚在，固可伸冤。即使已死，或是全尸，亦可从此根究。今日既不知尸身所在，尔曹又未供有别故，何以见得冤？’顾三麻子曰：‘地保同犯人一路来省，他说此案实在冤枉。’余曰：‘地保昨日审过，如有冤枉，岂不供出？’佥曰：‘解差再三谆嘱，按察司衙门审案，如有翻供者，就夹一夹棍，因此地保不敢直说。’即提地保问曰：‘此案是官访闻？是尸亲告发？’地保曰：‘是尸父四月初来县告状，官差头役李遥协同小人查访。’余曰：‘访得如何？”地保神色惊惧，嗫嚅不言。掌责之，地保曰：‘小人实供：五月初十外，小人同李遥查至寿子姨父陈大凤家。大凤外出，伊妻说寿子十五来拜年，指厢房云，在这间房宿，十六吃早饭方去。’余曰：‘此等情节，如何不禀官？’答云：‘未见官，是以未禀。不知李遥已禀否。’提李遥问之，地保谓李遥曰：‘这里审案，不比府县，我已将访得实情供了。’李遥所供无异，余曰：‘汝禀官否？’李遥曰：‘小人查访回时，捕衙官已问成煮了烧了，官未见面，是以未禀。 ’提杨三问之，供曰：‘犯人实未杀死范寿子，因捕衙官问犯人要尸，犯人何处寻得尸来？熬刑不过，乱供数处，第一次起不出尸来，鞭背二百，第二次鞭一百，第三次夹一夹棍。犯人没法，就供说尸是砍成八块煮了烧了。’余曰：‘汝一人诬服，顾氏诸人何亦诬服？’顾氏乃与众人佥供熬刑不过，是以诬服。寿子既十五尚在，十三之未死可知，禀提陈大凤到省，讯之果确。遂逐层驳诘，按名细讯，原审情节，尽属子虚。诘其血衣、凶械、残骨从何而来，原役云：‘因官比急，始令杨三诸人家属用猪血染衣，取家中刀锤及荒冢内朽骨，送官作据耳。’余复于廉访，将五犯提禁保候，饬县确查范寿子踪迹。此嘉庆十二年十月事。十三年十二月，范寿子自河南回，而五人之奇冤始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