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传选集

　　初，大受父彩，奂神人以绯衣儿授之，生大受。儿时行仆市中，逸马群至，止焉；人以为异。及长而家贫甚，耕于山麓；同舍渔者每夜出捕鱼，大受为候门，则读书以为常。既贵，以父、母、生母皆不及养，故每自刻苦；事兄尤谨焉。神气端俨，眉目皆上起，丰髯有威，朝廷以为重臣。子四：辉祖、绳祖、严祖、及祖。
　　--以上见「碑传集」卷二十六「乾隆朝宰辅」（上）。
　　·罗君（失名）
　　陕西西安城守参将罗君墓志铭齐召南
　　君讳某，字某，姓罗氏。先世宋末自闽潮，卜居揭阳之上洋。明初，迁于城。代有积德；以诸生赠行人、祀乡贤、讳拱阳者，君高祖也。曾祖进士，官吏部员外郎，讳万杰；国变后，隐遁不复出，乡人私谥「文节先生」。祖国学生，讳基蒙。父康熙癸巳孝廉，讳镇瑞。以君贵，自曾祖以下俱赠昭勇将军；妣皆赠淑人。
　　君孝友天至，自幼颖悟异常儿，读书明大义，德器嶷然；时论谓罗氏复见「文节」。长而仪观魁梧，工举业，又工骑射。雍正癸卯，中式武举人。丁未，成进士；简发浙江杭协乐清守备事，掌温卫印。军政最，迁直隶天津都司；改驻白石口，摄广昌营。久次，迁福建汀州右营游击，调台湾；积劳，擢陕西西安城守参将。所至，皆有成绩可纪。乐清久旱，令方高宴；君曰：『为民父母，不当为请命耶』？遂步祷，得雨。温卫清理屯粮积弊，人服其廉。而白石在紫荆关外两山中，鸟道一线；旧有关，税甚苛。君毅然请于制府孙文定公，减驼载及牛马征钱之半、免肩负及鸡豚之全，以惠穷民；制府深赏其言，即报可。城小地僻，君视民事如家事。署南创义学，教其子弟，暇即执卷自娱；于九边形势，靡不熟究。圣驾幸五台，道途治办，得甄录。地患虎，君设赏格，虔祀山神；虎远遁。在白石十二年；其去也，兵民扶老携幼，泣送数百里。台湾孤悬海外，兵系闽八镇更戍，骄悍成风；君号令严明，军威肃然。地多浮沙，郡县并无城郭；前镇帅筑一砖城，岁修岁圮，功迄无成。君议上制府，请仍用木城；官民便之。奉檄稽察南、北二路，手图山川、道里、厄塞以归。其在西安，大兵方西讨，道经潼关，君部署次第，戴星出入者数月；后复分理台站，以军功特晋一阶。身督养马送巴里坤，往返无误；同官皆服其才，谓「显擢可指顾得」，而君竟以尽瘁卒矣。呜呼！才识如君，使为守令、为监司，其政治及民，必当如古良吏；其设施讵止是哉！
　　余又阅「年谱」：八岁丧母林氏，哀戚如成人；事继母魏，曲尽其孝。受叔父托，代为立后，抚从子如己子。入仕后，屡以归省，建宗祠、营兆域、置祀田；宗党戚友往来賙恤，靡闲言。此固士大夫所共慕者，其可不谓之贤矣乎！君生康熙庚辰十一月初十日，卒于乾隆己卯八月初二日，享年年六十。娶谢氏，有贤德，封淑人。子四：长桢侯，先卒；次桢佐、桢倌、桢仁。女二：长适普宁张纪丰，次适同邑李应进。今将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某乡之原，桢佐来谒，乞志铭刻诸石。铭曰：文武并重典有常，君也儒将称循良；佳城既卜铭其藏，厥德获报后允臧！
　　--见「碑传集」卷一百十六「武臣」（下）。
　　·金溶
　　浙江督粮道金公溶家传卢文弨
　　公讳溶，姓金氏，字广蕴；顺天大兴人。父怀玮，武进士，云南援剿左协副将。
　　公少师事秀水诸草庐先生锦。雍正八年，成进士；试刑部，授江苏司主事，历员外郎中。乾隆元年，主试贵州。四年，擢山东道监察御史；继协理江南道，巡济宁漕。八年九月，以言事罢。九年二月，复职；旋命往福建以道府用。十年，知漳州府。十四年，授台湾道。十七年，回内地，摄知汀州府；丁母忧。二十一年，赴陕西办理军需，补驿盐道；署按察司使者三，署布政司使者一，署潼商道、延绥道各一，丁父忧。二十九年，补浙江督粮道，又一署宁绍台道事。三十二年，原品休致。两遇国家大庆恩，晋二品阶通奉大夫。四十二年十二月甲午，终于家；年七十有三。
　　公清正自矢，识治体。居台中，有谔谔声，补外，所至皆有利民事；而漳州以艰治，故其绩为尤着。其傅奏传于世者，有「培养元气」疏；其略曰：『臣闻国之所恃者民，民之所赖者养；是以有天下子万民者，其道必以遂其所欲，给其所求为最急。家苟宁矣，国亦固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则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人者，乃自安之术。民于今日，生齿日益繁、费用日益广，财之流也不见其充，财之用也常苦其诎；养生之累深而有生之乐寡，救死之念切而畏法之情轻。京师者，天下民之所乐趋也；今反殷实不及于前时、规模大减于夙昔，推之各省，抑可知已。陛下临御以来，纶綍之宣非无国计，纲纪之布俱关民生；以箴谏为国华，以谦冲为治本。当此时而富寿不登、治化未洽，追怀前修，实用内热。此臣反覆思维，而愿直陈于圣主之前也。比者天灾流行，亦甚频矣：乾隆三年，陕西地震，为害甚钜；四年，河南、山东，咸被水灾；今兹浙江、福建、湖北之地，亦有淹浸之患。从来外吏之弊，揣悦意者则侈其言，度恶闻者则小其事。灾异之来，得达九重之上者，虑未必尽实；幸而实矣，而蠲赈之下逮者，虑未必无遗。故与其补苴于已然之后，不若保护于未然之前。「书」：曰「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已乱、已危，则无及也」。故今日所当务者，在乎培养元气。臣愚，不能周知治体，窃以所见及者六事具陈于左。虽所以厚国脉而裕民生者，不尽乎此；然千虑之愚，冀或一得。惟陛下裁察！一曰开荒之地，免其升科；二曰带征之项，宜加豁免；三曰守、令殿最，必以民事；四曰关税额外，免报盈余；五曰京师铺面门税，请免征收；六曰积诚以感召和气』。娓娓凡千余言，辞多不载。末复言：『昔我圣祖仁皇帝道冠古今、泽被无穷，人到于今咨嗟叹息者，必以「体仁长人」为称首；散小储以成天下之大储、捐小宝以固圣人之大宝，则所以养民生之元气而绵无疆之休者，固可行之万世而无弊也。我世宗宪皇帝遗诏内云：「凡各衙门条例，有从前本严而朕改易从宽者，此从前部臣定议未协，朕与廷臣悉心斟酌而后更定以垂永久者也；应照更定之例行。若从前之例本宽而朕改易从严者，此乃整饬人心风俗之计，原欲暂行于一时，俟诸弊革除之后仍可酌复旧章，此朕本意也；向后遇此等事，则再加斟酌，若有应照旧例者，仍照旧例行」。夫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则所以为国计久长者；其意可深长思矣！臣身值太平之盛、幸际无事之时，非不知缄默可以容身、苟且亦可塞责；但思知无不言之谓「尽」、事君以义之谓「忠」。国家之大政，未有重于民生；民情之厚望，要惟在于宽大。仰见我皇上有惠下之念而众情未洽，有图治之怀而庶绩未乂，有尧、舜聪明之德而未光宅于天下，有覆载甄陶之量而未溥被于无方；故臣每中夜静思，展转而不能自已也。伏愿体天地之大德、法祖宗之宽政，事事以厚生为基、时时以固本为念，毋务于速成、毋怠于持久，将见资富能训、化美俗醇，唐、虞三代之风不难再见于今日；固臣之愿也，社稷之福也、万世人民之庆也』。时翰林、科道轮日奏陈经、史，公于经首以「易」「益」「彖传」「损上益下」之说进；谓『务鸠敛以裕籯椟之积者，匹夫之富也；务宽惠以成盈宁之象者，天子之富也。损下益上，上固益矣；卦不名「益」而名「损」，则知下损，上亦损矣。损上益下，上固损矣；卦不名「损」而名「益」，则知下益，上亦益矣』。又以「系辞传」释「大有」「上九」之辞进；谓『人君庆赏刑威一一合诸天道，则君也而天矣；出身加民一一孚于民隐，则元后也而父母矣。天人昭融，则天佑之也固宜。且信曰履明，当践其实也；顺曰思明，当反其衷也。又以尚贤，所以质之简在之臣而为信、顺之助也。当大有之世，治进升平，宜若可以少慰，而犹必兢兢若是，可知有大者不可以盈，而获福者必有所自』。又以「系辞传」释「否」「九五」之辞进；谓『当天下未安而求其安，其精神之奋发也恒易；天下既安而思其长安，其志气之操持也恒难。故圣人于此，谆谆以不忘致戒也。夫不忘，岂但虚萦诸念虑而已哉；必也，有其实焉。敬以作所，则其神常清；谦以受益，则其气常敛。无众寡而皆可以胜予，则无可忽之人矣；无小大而皆凛于冰渊，则无可忽之事矣』。又以「谦」「彖传」之辞进；谓『先儒之训「谦」者，曰「有而不居」。夫有而不居，亦且并不敢自信为有而谦；乃至义理之精征，能疑似之必辨乎？功业之广大，能措置之咸宜乎？始终之异致，能日慎一日而无须臾之闲乎？细行不矜，终累大德；履霜不戒，驯致坚冰：如此而复何所居乎？又何敢自信其有乎』？又以「系辞传」「圣人之大宝曰位」三言进；谓『天生民使司牧之位，缘人而有也；以庶邦惟正之供财，因人而生也。缘人而有者，非爱人何以守其位；因人而生者，非散财无以得民！民也者，君之体也；财也者，民之命也。君者，为民理财者也，非以财自封也。「记」曰：「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又曰：「君子不尽利以遗民，故仕则不稼、田则不渔；此王居之所以贵于涣也、此损上之所以为益也。有所涣，斯有所聚，而涣者亦聚；有所损，斯有所益，而损者亦益。计不出此，而孜孜焉惟贿之是患，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又以「书」「大禹谟」益之戒舜之言进；谓『君道莫先于敬、莫要于诚。倘谓无虞不足畏也，纪纲日弛而晏安是耽，则敬者怠矣。且有贤不能用，抑或阳用而阴弃之；有邪不能去，抑或暂去而仍系之：则诚者伪矣。怠、伪相乘而欲致治光美也，不亦难哉！以舜大圣而益犹咨嗟告诫若是，则可知无虞之时，最易萌可虞之机；而克艰之怀、无荒之戒、其难之吁，诚无时不当廪廪矣』。又以「说命」「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之言进；谓『听言固艰，而无若行之尤难。人主最亲信者，莫过于近习左右之人；近习左右之人，未必人人皆知大体也。更其甚者，善政，则故遏之使不能举；弊政，则故延之使不能废；人之贤也，或多方以阻之；其不肖也，或设计以弥缝之。其中情伪曲直，千变万化，欲灼然辨之真、信之笃，独断以行之而无一毫牵制之私，岂诚难乎哉！善乎！朱子之言曰：「知其为是则行之，惟恐其不力，不当忧其力之过也；知其为非则去之，去之惟恐其不果，不当忧其果之甚也。知其为贤则用之，惟恐其信任之不专、汲引之不广，不当忧其为党也；知其为不肖则退之，惟恐其屏斥之不速、蟠结之不尽，不当忧其有偏也」。此深得王忱「不艰」之旨矣』。又以「皋陶谟」「同寅协恭和衷」之言进；谓『衷也者，中也。皇之所降也，本愚夫妇同具之理，而极之为大圣人所不。能敬，则无喜事、亦无畏事；能和，则不徇己、亦不徇人，而后「中」乃可得也。舜博采众论以成一是，求中之道至矣。然听言宜广，用人则宜慎。其人君子也，虽气禀、学问之不同，如醯醢、盐梅皆可以相济而得其中。其人小人也，不失之愎、必失之懦，使之杂厕于君子之间，必如薰莸、冰炭之不可以相入；欲其和，岂可得哉！故人君欲臣之敬且和，则尤以知人为最急。抑有谓「下比周，则上危」者，此衰世之言也。君子同道为朋，师师赞赞，以共成国是；宁必告讦成风，然后为贤哉』？又以伊尹告太甲「听言」之道进；谓『伊古以来，求言之主未尝无也，而能收听言之效者卒鲜。良以正言易逆，不期离而自离；邪言易入，不期合而自合。喜怒所发，猝不及持，以致观望揣摩者不从其令、从其意；大臣持禄而不肯谏、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比比然矣。夫公耳忘私、国耳忘家，无所畏避、不为迎合者，能有几人！妻子之累深、富贵之念重，则不敢言；无刚直之操、无虑远之识，则不能言。且言之切者，或类于沽名；言之激者，或指为立异。防患于未然者，近于迂图；虑事于几微者，涉于琑细：则言亦何在而可乎！若唐之李绦，谓「人臣死生，系人主喜怒，敢发□谏者有几！就有谏者，皆昼度夜思、朝删莫减，比得上达，什无二、三」。益见进言之不易，而听言之不可不审也。惟以道，立听言之的。言之逆于耳者，不必尽于道有当也，必求诸道，〔而道〕乃出矣；其非道者，亦〔先〕以道绳之，而〔非道〕自见矣。言之逊于志者，不必尽于道无当也，必求诸非道，而非道乃显矣；其道者，亦先以非道绳之，而道始不爽矣。抑又有进者：容直非难，用直为难。如憖置之耳，而姑以不罪者博宽大之名，更失进言者之所望矣』。又以「诗」「大雅」「思齐」之三章进；谓『天下之大，本在一人；一人之身，本在方寸。表端则其影必正，源洁则其流必清。朱子云：「天下之事，无一不本于人主；其观感之间，风动神速，盖有不待于劝威者」。黄干云：「虚灵知觉，我所有也；慢怠而无以检之，则为气所昏、为欲所乱矣」。诚能惕然悚然，常若鬼神父师之临其上、常若深渊薄冰之处其下，则虚灵知觉，自不容于昏且乱矣。故观文王之德之纯，则知文王之敬止矣。常敬则常明、常明则常定焉，有时、地之或间哉！此其所以下土式化而为六州之归也』。又以「表记」君子「庄敬日强」二言进；谓『敬者，德之聚也。中非敬不能涵，诚非敬不能立。气之决骤轶于奔驷，敬则其衔辔也；情之横放甚于溃川，敬则其堤防也。君子上达达以此，日进无疆进以此。不然，怠气乘而不能自振，欲念炽而不能自遏；宴安娱乐之事多，则整齐严肃之意益少。不日强，则日偷；其势不甚可危哉』？又进史论三章：一、唐高武功元年论「止盗不在重法」事，一、唐太宗贞观十年黜权万纪言「采银」事；一、贞观十一年魏征上疏言「待下未尽诚信」事，不具录。其拟议而未入告者，亦不着也。值湖广总督孙嘉淦因扶同抚臣事被议，奉旨派令修顺义城工；公上疏，言『赏罚者，人主御世之大权。赏得其当，则人人知劝；罚得其当，则人人知惩。向来臣工有罪，于应得处分外，间罚令出赀效力者。缘其在任之日素清名，但褫其职犹不足以蔽辜，是以罚令出赀效力，使天下晓然知所得者究不能为子孙身家之计；明以开「急公赎罪」之条，默以寓「禁暴」之意：法诚善也。今孙嘉淦历任以来，其能否优绌，臣亦未敢深论；至其操守之不苟，久在圣明洞照之中，而亦中外之所共知。今亦令其出赀效力，似与用罚之本意有所未协，将于国体不无少损。且令天下督、抚闻之，谓以嘉淦之操守可信，尚不免于议罚；恐一不得当，而己即踵其后。将必堕其廉隅，以豫为将来之地。是一赏罚之行，即天下风声之树；诚不可不慎也。臣系雍正八年嘉淦为会试副考官所取士，谊属师生，臣不敢避师生晋接之微嫌，忘国家赏罚之大计；用是据理直陈，伏乞圣明采择』！疏上，部议革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