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林燕语

国朝状元为相者四人：吕文穆公、王文正公、李文定公、宋元宪公。文穆登第十二年拜，文正二十一年，文定二十九年，元宪二十七年；文正、文定皆再入，而文穆三入为尤盛。文正初携行卷见薛简肃公，其首篇《早梅》云：“如今未说和羹事，且向百花头上开。”简肃读之，喜曰：“足下殆将作状元了，做宰相耶？”
王伯庸名尧臣榜，韩魏公第二，赵康靖公第三。嘉末，魏公为相，康靖为参知政事，伯庸虽先罢去，而魏公与康靖同在政府，当时号为盛事。熙宁末，王荆公相，韩康公、王禹玉为参知政事，三人亦皆同年，仍在第甲连名，禹玉第一，康公第二，荆公第三。荆公再入，仍与康公并相，尤为难得。时陆子履作诗云：“须信君王重儒术，一时同榜用三人。”
中丞、侍御史上事，台属皆东西立于厅下，上事官拜厅已，即与其属揖而不声喏，谓之“哑揖”；以次升阶，上事官据中坐，其属后列，坐于两旁。上事官判案三道后，皆书曰“记谘”，而后引百司人吏立于庭台。吏自厅上厉呼曰：“咄！”则百司人吏声喏，急趋而出，谓之“咄散”。然后，属官始再展状如寻常参谒之仪，始相与交谈，前此盖未尝语也。案后判“记谘”，恐犹是方镇宪衔时沿袭故事。记谓“记室”，谘谓“谘议”，不知“哑揖”、“咄散”为何义？然至今行之不改。
国初天下始定，更崇文士。自殿试亲放榜，状元往往遂见峻用。吕文穆公太平兴国七年登科，八年已为参知政事。李文正乃座主，于时为相，与文穆同在二府。后五年文正罢，文穆遂代为相。李文定公景德二年登科，天禧元年为参知政事，后三年为相，距登第亦才十六年。登第时寇莱公已为相，冯魏公已为参知政事。后亦代莱公为相，而魏公尚枢密使。其后王文正公以咸平五年登科，大中祥符九年为参知政事，乾兴元年为相，距登第二十一年。登第时，冯魏公为同知枢密院事，王冀公为参知政事，亦代魏公为相，而冀公方自江宁再入为首相，自是无复继者。
故事，外官除馆职，如秘阁校理、直秘阁者，必先移书在省职事官，叙同僚之好，已乃专遣人持钱及酒ゾ珍馔，即馆设盛会，燕同僚，请官长为之主，以代礼上之会。各随其力之厚薄，甚有费数百千者。就京师除者，则即馆上事，会亦如之。自崇宁以来，外官除馆职者既多，此礼浸废。宣和后，虽书局官亦预馆职，至百余员，故遂废不讲。崇宁初，许天启自陕西漕对除直秘阁，用故事入馆上事，以漕司驺从传导至道山堂，坐吏无一出见者。馆职亦各居直舍，不相谁何。天启久之索马而去，人传以为笑。
国初知制诰，必召试而后除，唐故事也。欧阳文忠记不试而除者惟三人：陈文惠、杨文公与文忠，此乃异礼。自是继之者，惟元间苏子瞻一人而已。近例，凡自起居舍人除中书舍人者，皆不试。盖起居舍人遇中书舍人阙，或在告，则多权行辞，为已试之矣，故不再试，遂为故事。
尚书省、枢密院札子，体制各不同。尚书年月日，宰相自上先书，有次相则重书，共一行，而左右丞于下分书，别为两行，盖以上为重。枢密知院自下先书，同知以次，重书于上。签书亦然，盖以下为重，而不别行。
唐诰敕，宰相复名者皆不出姓，惟单名则出姓，盖以为宰相人所共知，不待书姓而见。余多见人告身类如此。国朝宰相虽单名亦不出姓，他执政则书，异宰相之礼也。
宰相兼修国吏，止用敕，不降麻，世皆言自赵韩王以来失之。然韩王初相时，范鲁公三相俱罢，中书无人，乃以太宗押敕，则虽相亦是敕除，未尝降麻，盖国初典礼犹未备也。
《考异》：旧有诰文，又有敕。仁宗封寿春郡王，礼仪院言：皇子诰敕，请令阁门进纳宫中给赐。王元之《代王侍郎辞官表》云：伏蒙圣慈，赐臣官诰一道，敕牒一道，特授参知政事。陈尧叟自枢密使罢为右仆射，命其子赍诰牒赐之。司马温公辞副密云：乞收还敕诰。其他证据甚多，此特举其显然者。近世诰敕不并行，岂特谓国初宰相亦敕除未尝降麻乎？赵韩王拜相麻制，见《实录》。
故事，杂学士得服金带。熙宁初，薛师正以天章阁待制权三司使，上以为能，诏赐金带。非学士而赐带，自此始。
自官制行，以给事中、中书舍人为两省属官，皆得预闻两省之事。初，舍人既沿旧制，差除有未审当，皆得直封还词头；而给事中有所驳正，则先使诣执政，禀议有异同，然后缴奏以闻。韩仪公为给事中，建言两省事体均一，不应一得直行，一须禀议，遂诏如舍人。然舍人于中书事，皆得于检后通书押，而给事中则但书录黄而已。舒信道为给事中，复以为言；王文恭为相，时以白上。神宗曰：“造令与行令不同，职分宜别，给事中不当书草。”遂着为令，迄今以为定制也。
祖宗时，选人初任荐举，本不限以成考。景中，柳三变为睦州推官，以歌词为人所称，到官方月余，吕蔚知州事即荐之。郭劝为侍御史，因言三变释褐到官始逾月，善状安在，而遽荐论？因诏州县官，初任未成考不得举，后遂为法。
故事，生日赐礼物，惟亲王、见任执政官、使相，然亦无外赐者。元丰中，王荆公罢相居金陵，除使相，辞未拜，官止特进。神宗特遣内侍赐之，盖异恩也。
《考异》：使相虽在外，亦赐。范蜀公内制，有赐使相判河阳富弼生日礼物，口宣云：“爱兹震夙之旦，故有匪颁之常。”王荆公熙宁七年，以观文殿大学士、吏部尚书知江宁，诏生日依在外使相例取赐。此云使相无外赐者，又云元丰中，又云居金陵，又云除使相辞未拜，官止特进，皆非。荆公熙宁九年再罢相，除使相判江宁，寻改集禧观使。元丰元年正月，除大观文。三年九月官制行，特改进。
天圣前，诸路使者举荐未有定限，选人止用四考改官。然是时吏部选人磨勘，岁才数十人而已。庆历以后，增为六考。知州等荐，吏部皆视属邑多寡，裁为定数。于是当荐举者，常以应格充数为意，遂数倍于前。治平中，吏部待次引见人至二百五十余人。贾直孺为中司，尝言其冗。时但下诏，申戒中外，务在得人，不必满所限之数，然竟不能革也。
太祖初，罢范鲁公三相，而独拜赵韩王，乃置参知政事二员为之副，以薛文惠公居正、吕文穆公余庆为之。执政官自此始，不宣制，不知印，不押班，不预奏事，但奉行制书而已。韩王独相十年，后以权太盛，恩遇稍替，始诏参知政事与宰相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权，遂为故事。初唐至德中，宰相分直政事堂，人知十日。贞元后，改为轮日，故参用之。
祖宗时，执政私第接宾客有数，庶官几不复可进。自王荆公欲广收人材，于是不以品秩高卑皆得进谒，然自是不无夤缘干求之私。进见者既不敢广坐明言其情，往往皆于送客时罗列于庑下，以次留身，叙陈而退，遂以成风。执政既日接客，至休日，则皆杜门不复通。阍吏亦以榜揭于门曰：“假日不见客。”故事，见执政皆着靴不出笏，然客次相与揖，则皆用笏。京师士人因言厅上不说话，而庑下说话；假日不见客；而非假日见客；堂上不出笏，而客次出笏，谓之“三扌幻”。
祖宗故事，宰相去位，例除本官，稍优则进宫一等，或易东宫“三少”。惟赵韩王以开国旧臣，且相十年，故以使相罢，盖异恩也。自是迄太宗、真宗世，皆不易旧制。天圣初，冯魏公以疾辞位，始除武胜军节度使。宰相建节，自魏公始。明道末，吕申公罢，仁宗眷之厚，始复加使相。盖自韩公以来，申公方继之。其后王文惠、陈文惠罢日，相继除，遂以为例。宰相除使相，自申公始。景末，王沂公罢相，除资政殿大学士，判郓州。宰相除职，自沂公始。至皇，贾文元罢，除观文殿大学士，自是遂以为例。盖自非降黜皆建节，或使相为优恩加职名为常例，迄今不改也。
真宗景德中，既置资政殿大学士，授王冀公，班翰林承旨上，一时以为殊宠。祥符初，向文简公以前宰相再入为东京留守，复加此职。自是迄天圣末二十余年，不以除人。明道元年，李文定公知河阳召还，始再命之。景四年，王沂公罢相复除，三十年间除三人，而皆前宰相也。宋宣献公罢参知政事，仁宗眷之厚，因加此职。自冀公后，非宰相而除者，惟宣献一人而已。时谢希深当制，云：“有国极资望之选，今才五人。儒者兼翰墨之华，尔更九职。”当时颇称之。宣献尝历龙图阁学士、端明殿学士，再为翰林学士，三为侍读学士，而后除资政殿大学士，至是并为九也。
学士院旧制，自侍郎以上辞免、除授、赐诏，皆留其章中书，而尚书省略具事因，降札子下院，使为诏而已。自执政而上至于节度、使相、用批答。批答之制，更不由中书，直禁中封所上章付院。今降批表，院中即更用纸连其章后书辞，并其章赐之，此其异也。辞既与章相连，后书省表具之字必长。作表字，旁一瞥，通其章阶位上过，谓之“抹阶”。若使不复用旧衔之意，相习已久，莫知始何时。
龙武、羽林、神武各分左右，所谓六军也。每军有统军，而无上将军。盖唐贞元之制，以比六尚书用待藩镇罢还无职事而奉朝请者，国朝因之。咸平初，楚王元佐加官，有司误以为左羽林上将军，后遂为例。治平三年，始诏今后六军加官不除上将军，所以厘正其失也。
天策上将，唐官也。初，太宗破王世充、窦建德，高祖以其功大，其官号不足称，乃加是名，位三公上，开府，终唐世未尝更命人。梁更为天策上将军，以命马殷，亦开府。祥符八年，楚王元佐久疾，以皇兄之宠，故采唐旧典授之，结衔在功臣上，而不开府。其后荆王元俨薨，因以为赠官。
《考异》：唐太宗为皇太子，即罢天策府，自不应更有府官也。
唐宗正卿，皆以皇族为之。本朝踵唐故事，而止命同姓。庆历初，始置大宗正司，以北海郡王允弼为知大宗正事。其后相承，皆以宗室领。治平元年，英宗以宗子数倍多于前，乃命增置同知大宗正事一员，亦以怀州团练使宗惠为之，迄今以为故事。熙宁三年，复置丞二员，而命以外官。
继照堂，真宗尹京日射堂也。祥符二年，因临幸赐名资善堂，仁宗肄学之所也。祥符八年置，旧在元符观南，天禧初，徙今御厨北。
国朝宰相执政，未有兼东宫职事者。天禧末，仁宗初立为皇太子，因命宰相丁谓、冯拯兼少师、少傅，枢密使曹利用兼少保，而任中正、王曾为参知政事，钱惟演为枢密副使，皆兼宾客，前此所无也。谓等因请师傅十日一赴资善堂，宾客以下，只日互陪侍讲，从之。
国朝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皆寓崇文院，其实别无舍，但各以库藏书，列于廊庑间尔。直馆、直院谓之“馆职”，以他官兼者谓之“贴职”。元丰以前，凡状元制科一任还，即试诗赋各一，而入否则用大臣荐而试，谓之“入馆”。官制行，废崇文院为秘书监，建秘阁于中，自少监至正字，列为职事官，罢直馆、直院之名，而书库仍在，独以直秘阁为“贴职”之首，皆不试而除，盖特以为恩数而已。
●卷七
大中祥符五年，玉清、昭应宫成，王魏公为首相，始命充使，宫观置使自此始，然每为现任宰相兼职。天圣七年，吕申公为相，时朝廷崇奉之意稍缓，因上表请罢使名，自是宰相不复兼使。康定元年，李若谷罢参知政事留京师，以资政殿大学士为提举会灵观事。宫观置提举，自此始。自是学士、待制、知制诰，皆得为提举，因以为优间不任事之职。熙宁初，先帝患四方士大夫年高者，多疲老不可寄委，罢之则伤恩，留之则玩政，遂仍旧宫观名，而增杭州洞霄及五岳庙等，并依西京崇福宫置管勾或提举官，以知州资序人充，不复限以员数，故人皆得以自便。
国朝馆伴契丹，例用尚书学士。元丰初，高丽入贡，以毕仲衍馆伴。仲衍时为中书舍人，后遂为故事。盖以陪臣处之，下契丹一等也。契丹馆于都亭驿，使命往来，称“国信使”。高丽馆于同文馆，不称“国信”，其恩数、仪制皆杀于契丹。大观中，余以中书舍人初差馆伴，未至而迁学士，执政拟改差人，上使仍以余为之。自是王将明等皆以学士馆伴，仍升使为“国信”，一切视契丹。是时方经营朔方，赖以为援也。建炎三年，余在扬州，复入为学士，高丽自海州来朝，遂差余馆伴。余因建言：高丽用学士馆伴，出于一时之命，而升为“国信使”，亦宣和有为为之。今风示四夷，示以轨物，当正前日适然之失，尽循旧制。因辞疾请命他官。于是张遵明以中书舍人改差，罢“国信”，皆用元丰旧仪，自余请之也。
唐翰林院在银台之北。乾封以后，刘之、元万顷之徒，时宣召草制其间，因名“北门学士”。今学士院在枢密之后，腹背相倚，不可南向，故以其西廊西向，为院之正门；而后门北向，与集英相直，因榜曰“北门”。两省枢密院皆无后门，惟学士院有之。学士朝退入院，与禁中宣命往来，皆行此门，而正门行者无几。不特取其便事，亦以存故事也。
唐翰林院，本内供奉艺能技术杂居之所，以词臣侍书诏其间，乃艺能之一尔。开元以前，犹未有学士之称，或曰“翰林待诏”，或曰“翰林供奉”，如李太白犹称“供奉”。自张自为学士，始别建学士院于翰林院之南，则与翰林院分而为二，然犹冒翰林之名。盖唐有弘文馆学士，丽正殿学士，故此特以翰林别之。其后遂以名官，讫不可改。然院名至今但云学士而不冠以翰林，则亦自唐以来沿袭之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