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典故纪闻

　　黄州府同知安贞以擅造公宇器用为吏所告，按察司以闻。太祖曰：“原贞之情，非自私也。房宇器用之物，皆公家所需，贞若迁他官而去，必不以偕往。今乃罪之，是长猾吏告讦之风矣。”命贞复职，而械吏至京治之。

　　洪武时，有给事中劾各处巡按试佥事所上章奏，有不称臣及不书月日者，请逮问之。太祖曰：“此亦错误，其勿问。”

　　太祖尝谓侍臣曰：“人君不能无好尚，要当慎之。盖好功则贪名者进；好财则言利者进；好术则游谈者进；好谀则巧佞者进。夫偏于所好者，鲜有不累其心。故好功不如好德；好财不如好廉；好术不如好信；好谀不如好直。夫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乱。所以不可不慎也。”

　　刑部尚书开济议法巧密。太祖览而恶之，曰：“刑罚之设，本以禁民为非，使之远罪耳，非以陷民也。汝张此密法，以罔无知之民，无乃用心大刻；夫竭泽而渔，害及鲲鲕；焚林而田，祸及麛鷇。巧密之法，百姓岂能免乎？非朕所以望汝也。”济大惭。

　　太祖谕廷臣曰：“谗人之能害国，犹稂莠之害苗。故善治田者，必去稂莠善；治国者，必去谗邪。稂莠始生似真，及其盛也，则苗不能胜矣；馋邪始言似忠，及其久也，则正人不能胜矣。谗邪胜正人，非国家美事。人君知其然，当力去之。不然则根柢日深，为害不浅矣。”

　　太祖闻大学士吴沈讲《周书》，“国则罔有立政用憸人”曰：“甚矣，国家不可有小人，有小人必败君子。故唐虞用禹稷必去四凶，鲁用仲尼必去少正卯。国家不幸有小人，如人畜毒药，不急去之，必为身患。小人巧于悦上，忍于贼下。人君若但喜其能顺适己意，任其所为而不问，以为怨将在彼。譬如犬马伤人，人不怨畜犬马者乎！”又曰：“小人善于逢迎，彼知人主所乐为者，不顾非义，乃牵合傅会曰‘是不可不为’；如人主不乐为者，不顾有益于天下国家，亦必牵合傅会曰‘是必不可为’。此诚国之贼也。”

　　太祖尝谓皇太子、诸王曰：“纯良之臣，国之宝也；残暴之臣，国之蠹也。自古纯良者为国造福，残暴者为国致殃。何谓纯良？处心公忠，临民岂弟，虽才有不逮者，亦不至于伤物。所谓日计不足，月计有余者也。何谓残暴？恣睢搏击，遇事风生，锻炼刑狱，掊克聚敛。虽若快意一时，而所伤甚多。故武帝任张汤而政事衰，光武褒卓茂而工业盛。此事甚明，可为深鉴。”。

　　太祖谓吏部臣曰：“近内外官员有以微罪罢免者，其中多明经老成练达政务，一旦废黜，不得展尽其才能，朕甚惜之。”于是凡罢免官通经术有才干者，悉起送京师，擢居显职。

　　洪武十七年二月，定诸司文移纸式。凡奏本纸高一尺三寸。一品、二品衙门，文移纸三等，皆高二尺五寸，长五尺为一等，四尺为一等，三尺为一等；案验纸二等，皆长二尺五寸，高一尺八寸为一等，二尺为一等。三品至五品衙门，文移纸高二尺，长二尺；案验纸高一尺八寸，长二尺五寸。六品、七品衙门，文移纸高一尺八寸，长二尺五寸；案验纸高一尺六寸，长二尺。八品、九品与未入流衙门，文移纸高一尺六寸，长二尺；案验纸高一尺四寸，长一尺八寸。不如式者罪之。

　　太祖尝谕侍臣曰：“天下无难治，惟君臣同心一德，则庶事理而兆民安矣。唐虞三代之时，君臣同德，故能致雍熙太和之盛。后世治不如古，君臣之间，两相猜忌，上下乖隔，情意不孚。君言善而臣违之，臣论是而君哄之，如此欲臻至治，胡可得也？朕今简用贤能，以任天下之政。思与卿等求如古之君臣，同心一德，协于政治，以康济斯民，卿等勉之。”

　　太祖谓谏议大夫唐铎曰：“人有公私好恶不齐，故其言有邪有正。正言务规谏，邪言务谤谀。谤言近于忠，谀言近于爱。惟不惑于谤言，则德日聪而谗人自去；不眩于谀言，则智益明而佞人自绝矣。”又曰：“朕日总万几，所行得失，非从人言，何由以知？故广开言路，以来众言。言有善者则奖而用之，言之非实亦不之罪。惟谗佞面谀者，决不可容也。”

　　洪武十七年七月，敕内官勿预外事，凡诸司勿与内官监文移往来。太祖因谓侍臣曰：“为政必先谨内外之防，绝党与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纪纲振肃。前代人君不鉴于此，纵宦寺与外臣交通，觇视动静，夤缘为奸，假窃威权，以乱国家，其为害非细故也。间有奋发欲去之者，势不得行，反受其祸，延及善类。汉唐之事，深可鉴也。夫仁者治于未乱，智者见于未形。朕为此举，所以戒未然耳。”

　　太祖尝谓待诏朱善等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恶为好恶则公，以天下之知识为知识则明。”又曰：“人之常情，多矜己能，好言人过。君子则不然，扬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贷人之过，不贷己之过。”又曰：“万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虚心以应之；万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诚心以待之。”

　　太祖谓廷臣曰：“治天下者，不尽人之财，使人有余财；不尽人之力，使人有余力。斯二者，人皆知之。至于不尽人之情，使人得以适其情，人或未知也。夫使人得以适其情者，不以吾之所欲而妨人之所欲。盖求竭吾之所欲者，所求必得而所禁必行，如此则人有不堪。于是求有所不得，禁有所不止。则下之奉上者，其情竭；而上之待下者，其情疏矣。上下之情乖而国欲治者，不可得也。”

　　洪武时，命户部以山东盐召商中卖，仍听民买食。尚书郭桓言：“若从民买食，必亏课额。”太祖曰：“天之生财，本以养民，国家禁防，以制其欲息其争耳。苟便于民，何拘细利？求以利官，必致损民。宜从其便。”

　　太祖谓刑部臣曰：“刑者，人君用之以防民。君之于民，如天之于物。天之道，春生秋敛，而论天之德，则曰生；君之道，仁育义制，而论君之德，则曰仁。夫王良善御，岂在于策？周公善治，岂在于刑？所谓刑者，辅治之具，是以用之不可不详。故每令三审五覆，无非求其生而已。”

　　太祖谓侍臣曰：“责难之词，人所难受，明君受之为无难；谄谀之语，人所易从，昏主信之为易入。朕观唐虞君臣，赓歌责难之际，气象雍容。后世以谄谀相欢，如陈后主、江总辈，汗秽简策，贻笑千古。此诚可为戒。”

　　洪武十八年二月，太祖以当春久雨阴晦不解，间雪雹而雷，时气不和，皆人事有以致之。乃谕中外百司，凡军民利病政事得失，条陈以进，下至编民卒伍，苟有所见，皆得尽言无讳。”
　　太祖谕兵部臣曰：“天下所以不治者，皆由上下之情不通故也。若使君德下流，民情上达，有不便利，即与更张，天下岂有不治？”

　　太祖御华盖殿，闻大学士朱善读《心箴》毕，谓之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机，盖仁爱之心生，则忮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则邪谀之心消；羞恶之心形，则贪鄙之心绝；忠悫之心萌，则巧伪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为情欲所蔽，则至公无私，自无物我之累矣。”

　　太祖谓侍臣曰：“朕夙兴视朝，日高始退；至午复出，迨暮乃退。日间所决事务，恒默坐审思，有未当者，虽中夜不寐，筹虑停当，然后就寝。”侍臣对曰：“陛下励精图治，天下苍生之福，但圣体过劳。”太祖曰：“吾岂好劳而恶安？顾自古国家未有不以勤而兴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决于是。甚可畏也，安能暇逸？”

　　太祖览舆地图，侍臣有言“今天下一统，舆图之广，古所未有者”，太祖曰：“地广则教化难周，人众则抚摩难遍，此正当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视。纣以天下而亡，汤以七十里而兴。所系在德，岂在地之大小哉？”

　　洪武时，州县父老有诣阙上言县官善政当罢任而保留者，太祖赐手敕奖励，复职加赐衣弊。谓侍臣曰：“郡县之治，自守令始。朕向在民间，常见县官由儒者多迂而废事，由吏者多奸而弄法。蠹政厉民，无所不至。遂致君德不宣，政事日坏。加以凶荒，弱者不能聊生，强者去而为盗，此守令不得其人故也。今县官能为吾抚循百姓，达吾爱养斯民之意，得其欢心，岂不深可嘉？尚且为政以得民心为本，使守令皆能抚民，天下何忧不治？赏而劝之，非滥恩也。”

　　太祖问近臣：“今天下百姓安否？”赞善刘三吾对曰：“赖陛下威德，四方无虞，民皆安乐。”太祖曰：“天下人民之众，岂能保其自安？朕为天下主，心常在民，惟恐其失所，故每加询问，未尝一日忘之。”三吾对曰：“圣心拳拳若此，恩德之及人者深矣。”太祖曰：“恩德亦非泛然，医如史扁，不施药石，疾不自瘳；匠如公输，不施绳墨，木不自正；君如尧舜，无纪纲法度之施，而但曰恩德，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也。”

　　太祖谕侍臣曰：“保国之道，藏富于民。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之存亡系焉。自昔昏主恣意奢欲，使百姓因乏，至于乱亡。朕思微时，兵荒饥馑，日食藜藿。今日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未尝一日忘于怀。故宫室器用一从朴素，饮食衣服皆有常供，惟恐过奢伤财害民也。”

　　太祖与侍臣论治道，曰：“治民犹治水，治水者顺其性，治民者顺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恶死，当省刑罚息干戈以保之；莫不厌贫喜富，当重农时薄赋敛以厚之；莫不好佚恶劳，当简兴作节徭役以安之。若使之不以其时，用之不以其道，但抑之以威，迫之以力，强其所不欲，而求其服从，是犹激水过颡，终非其性也。”

　　太祖谓户部臣曰：“善理财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财以阜民。前代理财窃名之臣，皆罔知此道，谓生财裕国，惟事剥削蠹蚀，穷锱铢之利，生事要功。如桑弘羊之商贩，杨炎之两税。自谓能尽理财之术，殊不知得财有限，而伤民无穷。我国家赋税已有定制，撙节用度，自有饶余。减省徭役，使农不废耕，女不废织；厚本抑末，使游惰皆尽力田亩。则为者疾，而食者寡，自然家给人足，积蓄富盛。尔户部正当究心，毋为聚敛，以伤国体。”

　　太祖谓户部曰：“古先哲王之时，其民有四：曰士农工商，皆专其业，所以国无游民，人安物阜，而致治雍熙也。朕有天下，务俾农尽力畎亩，土笃于仁义，商贾以通有无，工技专于艺业。所以然者，盖欲各安其生也。然农或怠于耕作，士或隳于修行，工贾或流于游惰，岂朕不能申明旧章而致然欤？抑污染胡俗，尚未革欤？然则民食何由而足，教化何由而兴也？尔户部即榜谕天下，其令四民，务在各守本业。医卜者，土著不得远游，凡出入作息，乡邻必互知之。其有不事生业而游惰者及舍匿他境游民者，皆迁之远方。”

　　吏部选用国子生为六品以下官。太祖谕之曰：“事君之道，惟尽忠不欺；治民之道，惟至公无蔽。凡一郡一邑之民，必有饥寒不得其所者，有狱讼冤抑者，有贤才不举者，有豪猾蠹民者。汝等到任，能不为私欲所蔽，人言所惑，则方寸自明，而诸蔽可息。一牵于私欲，而惑于人言，则宜然如坐暗室，饥寒者无由获济，冤抑者无由伸理，贤才壅蔽而豪猾纵横，则为废职矣。古人有言，人始入官，如入暗室，久而乃明，明乃治。汝等切记之，毋为人蔽惑也。”

　　丽水有卜者干求富民陈公望不遂，诣阙诬公望等五十七人聚众谋乱。太祖命锦衣千户周原往捕之。知县倪孟贤审其妄，谓寮属曰：“朝廷命孟贤令是邑，惟欲抚辑斯民，安于田里。今使良善者受恶逆之名，岂朝廷命孟贤意哉？”卒具疏白公望等冤，而论妄告者罪。”

　　洪武间，诏举经明行修练达时务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县礼送京师。太祖谕礼部郎中郑居贞曰：“古之老者，虽不任以政，至于咨询谋谟，则老者阅历多而见闻广，达于人情，周于物理，有可资者。”居贞对曰：“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则不能胜事，请六十以上者不遣。”太祖曰：“正为比来有司不体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问，岂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吕尚而兴，穆公不听蹇叔而败，伏生虽老，犹足传经，岂可概以耄而弃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当置翰林院，以备顾问；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则于六部及布政使司按察司用之。”

　　太祖览《宋史》，见太宗改封桩库为内藏库，顾谓侍臣曰：“人君以四海为家，因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何有公私之别？太宗宋之贤君，亦复如此！他如汉灵帝之西园，唐德宗之琼林大盈库，不必深责也。宋自乾德、开宝以来，有司计度支所缺者，必籍其数以贷于内藏，俟课赋有余则偿之。凡有司用度，乃国家经费，何以贷为？缺而许贷，贷而复偿，是犹为商贾者自与其家较量出入。及内藏既盈，乃以牙签别其名物，参验帐籍，晚年出签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诒谋如此，何足为训？《书》曰：‘慎厥终，惟其始。’太宗首开私财之端。及其后世，困于兵革，三司财帛耗竭，而内藏积而不发。间有发缗钱几十万以佐军资，便以为能行其所难，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

　　洪武中，湖广都司请运施州、崇山、大庸、五开、黄平、平越等卫军食。太祖览奏，顾谓户部臣曰：“崇山、大庸屯种岁久，何得乏食？数年来军中无尺寸之功，但知需食有司，而不恤吾民供给之困。惟施州从其请，五开等卫但令军士屯田自食。”

　　洪武初，天下官民有犯者，俱命属之法司。其有重罪逮至京者，或令收系锦衣卫，审其情辞，用事者因以非法凌虐。太祖闻之，怒曰：“讯鞫者，法司事也。凡负重罪来者，或今锦衣卫审之，欲先得其情耳，岂令其锻炼也？而乃非法如是！”命取其刑具，悉焚之，以所系囚送刑部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