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北纪行足本校注

　　7.塌米河石堠、与忽必烈避夏的帐殿

　　由川之西北行一驿，过马头山；居者云：「上有大马首，故名之【马头山当为鄂尔浑河与塔米尔河两河间的一个山峰，文献无征，一时尚不能确指。如照纪行所说：「上有大马首故名之」也似是就景生情，遂兴命名，不是指一座独立的山说的。又，张星烺（亮尘）先生长春真人西游记，「蒙古境内纪程」注释二十，说：「长春离克鲁伦河以后，向西前进，究竟经由那一路线，尚难确定。然其曾经过鄂尔坤河，（即鄂尔浑河）与塔米尔河，及色楞格各流域，可无疑义。凡此诸地，皆处丛山之中，非实地勘查，固不易确指为何山何峰。」（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五册，页三八○）注者浅学，曾查核张穆蒙古游牧记（八）赛音诺颜部，对「马头山」也无特别的说明，认为张亮尘氏的不强作解人是对的。】。」自马头山之阴，转而复西南行，过「忽兰?赤斤」【（原注：山名，以其形似红耳也）】【「忽兰」，蒙古话是红颜色的红。元朝秘史第二五一节，汉字译音写作「忽剌安」。「赤斤」即是「耳朵」。合之即是「红耳朵」。蒙古文古音写作Qula'an Cikin，现在的音则作Ula'an Cikin，译成汉文，即红耳山。（札奇斯钦）】，乃奉部曲民匠种艺之所；有水曰塌米河【塌米河，即是现在的塔米尔河。位于外蒙古三音诺颜部的东北，源出杭爱山脉的库岭，东流经三音诺颜，东北会库里克河，再折而东北会鄂尔浑河，而注入色楞格河。（略采中国地名大辞典）张穆蒙古游牧记在第二编外蒙古，第三章第一节【（赛）】音诺颜部，中左末旗与额鲁特前旗两处，对此河有较详的叙述，可以参看。（以上所据为须佐嘉橘日译张穆蒙古游牧记改订本，页三五八到三五九等）按原注文本在下文「忽兰赤斤」之下，今移于此节。】注之。
　　东北又经一驿，过石堠【石堠，即是蒙古草中的「鄂博」，并且是鄂博的汉字意译。略释如下：　　（1）「堠」字的解说。胡遘切，音后，土堡也。又，封土为坛（汉和字典作台）以记里也。五里只堠，十里双堠。（唐）韩愈路傍堠诗：「堆堆路旁堠，一双复一只。」（字典）可知堆土以志里程，起源甚早。　　（2）略说蒙古草原社会中的鄂博：　　[一]游牧部落的境界，无山河为识者，却迭石为高阜；上插旗杆作为标志，名曰鄂博。（以上辞海）　　[二]札奇斯钦说：「『鄂博』正音为『鄂卜阿』（Oboa），通读为鄂博（Oboo），蒙古草原到处多有，略如内地的土地庙。」　　[三]住民每年向鄂博举行祈祷，名曰祭鄂博。祭鄂博之日，有举行赛马者，即以鄂博所在之处为终点。（辞海）是鄂博，即有堆石标记里程疆界的用意。张德辉以石堠名鄂博，或者即有译意的意思。　　（3）丁谦因而解释说：「石堠者，蒙古各部分界【（处）】所立之鄂博也。」（原注：迭石为表帜曰鄂博）观纪行所说：「石堠在驿道旁，高五尺许，下周四十余步」；又说：自堠之西南行云云；其为分界处的鄂博，更为明显。】。石堠在驿道旁，高五尺许，下周四十余步。正方而隅，巍然特立于平地，形甚奇峻；遥望之若大堠然，由是名焉。自堠之西南行三驿，过一河曰唐古【唐古河源于西夏，张穆蒙古游牧记（八）赛音诺颜部说：「纪行的唐古河，疑即今之哈绥河。」源出西夏云云，则断为传闻之讹，王国维先生也说不是事实。（王说见西游记校注上）今与札奇斯钦研究，认为源出西夏之说，应是张氏的误记。】，以其源出于西夏故也；其水亦东北流。水之西有峻岭，岭之石皆铁如也。岭阴多松林，其阳帐殿在焉，乃避夏之所【忽必烈未即位以前，避夏帐殿所在地，及帐殿游猎转徙的情形，自以张德辉（岭北）纪行所记为最详且佳。考蒙古可汗所居帐殿，颇与辽朝可汗夏秋捺钵，牙帐所在地相似。区域可定，而确实地点则不易指明；因帐殿随水草迁徙，移动之后，时过境迁，即无遗址可寻了。当年忽必烈帐殿必在和林河附近，与松林、黄花茂盛的地区，这里的说甚为逼真；当综合西游记、双溪醉隐集（耶律铸自谓曾久居和林者，见集中卷三，「缙云五湖别业书事诗」自注），元史志传等，另文考之。】也。
　　迨中秋后始起行；东由驿道过石堠子，至忽兰。赤斤东北，迤逦入陀山【丁益甫先生说：「陀山者，盖小山若坡陀形，非山名。」（丛书二集，纪行考证，叶八）】。自是且行且止，行不过一舍，止不过信宿；所过无名山大川，不可殚纪。

　　8.王庭问对：（一）讨论金朝是否因信用儒士而亡？【第八与下面第十两节，岭北纪行原无，今据苏天爵国朝名臣事略（一曰元朝名臣事略）卷十，宣尉使张公（德辉）事略，及元史（一六三）张德辉传增补。这两节正是德辉当年被忽必烈汗远道召见的原因，与见面时谈话的要点，也是德辉北赴王庭，希求得君行道的主要目的。在当时，忽必烈召见汉地儒者的广泛谈话中，实以（1）辨论金朝是否因用儒而亡？（2）如何尊崇孔子？与（3）如何选用贤才安定汉地？三个问题为最重要。兹详加研究，选取事略与元史本传直接与岭北纪行有关者，插入适当章节，以助研究。我猜想，当年岭北纪行的写作，是应包括八与九两节在内的。后人采这两节入事略与本传，纔把它们抽出去了。又，「王庭问对」四字见于元朝名臣事略（十一）中的（李治事略）。是李治著作中的一篇，专记当年召见时谈话的情形。校注人因此名甚佳，特用作子目的标题。】

　　既见，王从容问曰：「孔子殁已久，今其性安在？」对曰：「圣人与天地终始，无所往而不在。殿下【旧制，古时诸侯王，皆居宫殿以见羣臣，故臣下尊称之曰殿下。大汉和辞典卷六殿下条，举例甚多，而以段成式酉阳杂俎为比较简明。杂俎曰：「秦汉以下，于天子言陛下，皇太子（诸王）言殿下，将帅言麾下，使者言节下、毂下；二千石长吏言阁下，父母言膝下，通类相呼言足下。」时忽必烈为诸王，殿下之称甚合身分。】能行圣人之道，即为圣人，性固在此帐殿中矣。」【（元史（一六三）本传作：「性即在是矣。」）】
　　又问：「或云：『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对曰：「辽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亲见。宰执【金制：尚书省，尚书令正一品不常设。左右丞相各一员，从一品；平章政事二员，从一品；是为宰相，亦称上四府。左丞，右丞各一员，正二品；参知政事二员，从二品；亦称下四府，是为执政官。为宰相之贰，合之称为宰执。（详见元遗山集卷十六平章寿国张文贞公神道碑）】中虽用一二儒臣，余则皆武弁世爵；及论军国大事，又皆不使预闻【（原文作「又皆不预」，今从元史本传）】。其内外杂职，以儒进者三十之一，不过阅簿书、听讼、理财而已！国之存亡，自有任其责者，儒何咎焉！」【这一段评女真人所建的金朝，骨子里实在并非亲信儒土；言甚真切，难得。盖张德辉曾久仕金朝，又与元好问、李治为友，故知之甚详，所以能如数家珍，言皆中肯。与张同时的人刘祁作归潜志，评金朝的败亡，也甚有卓见，可与此处所说比较参看。】王悦。因问德辉曰：「祖宗法度具在，而未设施者甚多，将若之何？」公指御前银盘，喻曰：「创业之主，如制此器，精选白金良匠，规而成之，畀付后人，传之无穷。今当求谨厚者司掌，乃永为宝用。否则，不惟缺坏，亦恐有窃之而去者！」【银盘的比喻甚佳。如此方能使忽必烈了解创业的不易。这一段谈话。甚为真挚坦白，与泛泛的「王庭问对」不同。意者张德辉通蒙古话，故忽必烈开门见山，直接告以「祖宗法度具在，而未设施者甚多，将若之何？」因是张德辉乃有御前银盘制成不易的比喻。而「此正吾心所不忘也」一语，则决非泛泛空谈，更可想见。】
　　王良久，曰：「此正吾心所不忘也！」
　　又访问中国人材，德辉因举魏璠【（见元史一六四魏初传）】，元裕【（即元好问，金史一二六有传）】，李治【（旧多误作冶，今考证改，元史一六○有传）】【忽必烈访问中国人材，张德辉举荐二十余人，但文中却特别提出来三个人，就是魏璠、元裕、李治三人。魏璠是山西人，元史无传，而事迹详见元史（一六四）魏初传与王恽中堂事记（下），名亦在元好问癸巳（一二三三）所上耶律楚材的书中，资望与地位相当重要。张德辉首先举荐他，当另有理由。至于元好问、李治原是张德辉的好朋友，即是元名臣事略与元史（一六三）张氏传中所说的封龙山三老的另二老，关系亲密，自可想见。凡此均可想见张氏争取忽必烈信任的努力。又，元史（一六三）张传作元裕，事略则作元好问，可证两个名字，原是一人。（参看后面附录[七]）】等二十余人。王屈指数之，间有能道其姓名者。【（后二句，元史一六三本传无，今依事略）】
　　王又问：「农家亦劳，何衣食之不赡？」德辉对曰：「农桑，天下之本，衣食之所从出；男耕女织，终岁勤苦，择其精美者输之官，余粗恶者，将以仰事俯畜。而亲民之吏，复横敛以尽之，则民鲜有不冻馁者矣！」【忽必烈与张德辉谈及农家衣食之不赡，一方面可以证明忽必烈至是已经注意到长城以内的农耕问题。张德辉也扼要的叙述农家困难的内在原因，甚有意义。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来忽必烈对汉地情形的了解，实甚深刻，值得特别的加以注意。】

　　9.岁时祭祀与只孙宴

　　至重九日，王帅【帅字，秋涧集卷一百纪行作师，利病书、口北三厅志（十三）「艺文」、承德府志（六十）「杂志」，均同。乌程沈氏西游记金山以东释，引用纪行此节，则作帅字，今从之。】麾下会于大牙帐，洒白马湩，修时祀【「洒白马，修时祀也」即是「洒奠白色的马奶子，对岁时节令所敬奉的神举行祭祀」。「洒奠」蒙秘史第一○三节（卷二，页五十一，前面末行）作「撒出里」。即是祭祀时，主祭者奠白色马奶子于地，如汉地祭祀时所行奠酒礼（即高举酒杯，向神祇敬献，再洒酒于地）相同。蒙古秘史第一○三节原汉译说：「成吉思汗说：『我的小性命，被不儿罕山遮救了，这山久后，时常祭祀！』说讫，椎胸跪了九跪，将马奶子洒奠了。」又，元史（七十七）祭祀志（六），国俗旧礼条说：「每岁驾幸上都（今多伦西南），以八月二十四日祭祀，谓之洒马妳子。」今天在蒙古各地，举行较大的祭祀，如祭地方神祇「鄂博」（Oboo）（略如内地的土地爷）时，仍是照样要洒奠马奶子的。蒙古俗尚白，用白色马湩，应是表示隆重与吉祥。（札奇斯钦）】也。其什器【（用器）】皆用桦木，【桦木，是落叶乔木，高三四丈，我国辽东、西北各地多产之，而蒙古尤为普徧。树皮柔韧，木质细密，可作种种器具，如车轴、套马杆、蒙古包活动墙板，以及他种杂物，都可用桦木制造。蒙古秘史第一七八节（卷六，页三十四）末句说：「王汗发誓，用修箭的小刀子，刺破手指，流出血来，盛在小桦树皮桶（荅黑台Dagtai）里，说：『送给我的儿子帖木真！』就叫人带去了。」蒙古秘史相传作于一二四○年，可知十三世纪的时候，在蒙古已多用桦木了。（札奇斯钦）按木原作禾，今依利病书改。】不以金银为饰，尚质也。十月中旬，方自一山崦【（广谷）】间避冬。林木甚盛，水皆坚凝，人竞积薪储水，以为御寒之计。【蒙古避冬考。蒙古寒冷，避冬应与避夏同样重要。兹略考之。张德辉曾留住蒙古十月以上，对避冬曾注意到下列各事：　　（1）即是第九节所说的：「十月中旬，即至山崦间避冬。人竞积薪储水以为御寒之计。」　　（2）纪行第十一节又说：「大率，遇夏则就高寒之地，至冬则趣阳暖薪水易得之处以避之。」这都是很卓越的观察，为普通旅行记所不及知。蒙古人注重避冬，就此书上文所记与辽史（三十二）营卫志等合并研究益可窥知纪行所述避冬习惯的重要。　　（3）辽史（三二）营卫志（中），行营条说：「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又说：「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捺钵」就是辽朝草原社会中，可汗四时驻跸的牙帐。（说详傅乐焕先生的捺钵考，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第十本，第二分，三十四年出版及拙著说契丹的捺钵文化，东北史论丛下篇）　　（4）同上，冬捺钵条：「冬捺钵曰广平淀，在永州（今热河开鲁县西南，潢水，土河会流处）东南三十里，木叶山（清一统志说，即是热河开鲁县西南的大山）之阳，本名白马淀；东西广二十余里，南北十余里。地甚坦夷，四望皆砂碛，木多榆柳。其地饶沙，冬月稍暖，牙帐多于此坐冬，与北南大臣会议国事。」（辽史、元史、时人旅行记中，重视避冬的史料尚多，他日当专文详之）即以上述材料说，冬天选住山阳温暖的地区，积薪储水，以为御寒之计，实甚重要。实非明察庶事，如张德辉者，见不及此。】
　　其服非毳革【（白色老羊皮）】则不可。食则以膻肉为常，粒米为珍。比岁除日，辄迁帐易地，以为贺正之所。【（是）】日大宴所部于帐前，自王以下皆衣纯白裘【（即所谓质孙服）】；【这里所说的大宴会，「王以下皆衣纯白裘……」即是元史卷三十八舆服志所说的「质孙宴」与「质孙服」。元史（三十八）舆服志（百衲本页十）说：「质孙，汉言一色服也，内庭大宴【（会）】则服之。冬夏之服不同，然无定制。凡勋戚大臣、近侍，赐则服之。……总谓之质孙云。」元史（六十七）礼乐志、元正受朝仪也说：「预宴之服，衣服同制，谓之质孙。」质孙服，即是「一色服」，也就是穿同一颜色的衣服。这样的宴会，叫做质孙宴。（元人也写作只孙服、只孙宴）纪行说：「（新正）日大宴所部于帐前，自王以下皆衣纯白裘。」这正是蒙古盛时的质孙服、质孙宴的本色。张德辉亲身参加，笔而记之，自是很难得的。陈衍元诗纪事卷十七，引柯九思的注说：「万里名王尽入朝，法官置酒奏箫韶。千官一色真珠袄，宝带攒装稳称腰。」柯氏原注说：「凡诸侯王及外蕃来朝，必锡宴以见之。国语谓之质孙宴。质孙，汉言一色，言其衣服皆一色也。」则知参加质孙宴的人们，须穿同一颜色的衣服；惟冬夏不同，或白或紫，临时规定。纪行所说：「王以下皆衣纯白裘。」自然是一律都是白裘了。（关于吟咏质孙服、质孙宴的诗歌，口北三厅志卷十四、十五「艺文」诗部所选甚多，甚助研究。又，日本蒙古史学者箭内互教授曾有专文，名「蒙古的诈马宴与质（只）孙宴」，发表于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出版的东洋史论丛，（白鸟博士还历纪念刊）后又收入「蒙古史研究」（页九四五——九五六），（汉文有陈捷、陈清泉的选译，此篇未译）可以参看。】三日后，方诣大牙帐致贺礼也。正月晦【（十五日）】，复西南行。二月中旬，至「忽兰，赤斤」，东行及马头山而止，趁春水飞放【春水飞放，即是春天到某水行猎的意思。契丹、蒙古（女真也多是如此）的可汗，每年春、秋两季，必趋某水、某山行猎，因名春猎所到之水为春水，秋猎所到之山为秋山。于是春水、秋山即成为春猎、秋猎的代名词。飞放即是飞放鹰鹄，即春捺钵时的主要活动。（傅乐焕先生名著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中，第一篇即是春水秋山考，叙述东北民族草原生活极详，可以参看）】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