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冬序录

皇陵旧仪，每岁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至日，俱用太牢，遣官致祭。洪武八年，用翰林学士乐凤韶等奏，每岁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夏二至日，用太牢；其伏、腊、社、每月朔望日，则用特羊祠祭，署官行礼。如节与朔望伏腊社同日，则用节礼。

洪武二年，礼部尚书崔亮请定仁祖陵号。既得，又请下太常行祭告礼。太常博士孙五典，以为山陵之制，莫备于汉，凡人主即位之明年，将作即营陵地，以天下贡赋三分之一入山陵。如汉文帝起霸陵，欲以北山石为椁。时文帝尚在尊位，岂有陵号祭告之礼乎？又唐太宗昭陵之号，定于葬长孙皇后时。武后合葬乾陵，其号定于高宗初葬之日。其时帝后之陵，初未有两号，其于祭告之礼，决无有也。盖庙号与陵号不同。庙号是易大行之号，不祭告不可，故必上册谥，以告之神明。若陵之有号，则后之嗣王，所以识别先陵而已。故历代皆不以告。今英陵加号，亮欲行祭告神，窃以为非宜。亮曰：“加上陵号，尊归先世。考之典礼，如汉光武加上先陵曰昌，宋太宗加上高祖陵曰钦、曾祖陵曰康、祖陵曰定、考陵曰安。盖创业之君，尊其祖考，则亦尊崇其陵。既尊其陵，亦必以告。礼缘人情，加先帝陵号，而不以告先帝者，非人情也。臣以为告之是。”于是，廷议皆是亮。遂命俟陵碑石成，遣太常行祭告礼。

洪武元年，学士陶安等奏：“古者天子五冕，祭天地、宗庙、社稷诸神，各有所用，请制之。”上以五冕礼太繁，今祭天地、宗庙，则服衮冕；社稷等祀，则服通天冠、绛纱袍，余不用。

洪武二年九月乙巳，诏以司中、司命、司民、司禄及寿星五种，为中祀。命翰林院撰祝文。司中曰：惟皇上帝，降里于民，神实司之均其禀性。予统临天下之初，肇修祀事。重念兵兴以来，损伤者众，神其体天之命，多产淳良，以厚天下之俗。司命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惟神正直，司其善恶云云，同前。神其顺天之令，赏善罚恶，使下民知所劝戒。司氏曰：上帝好生育，此下民意兆之数，神实司之，云云。神其布天之德，正直是与。司禄曰：天生五谷，以养下人，惟人之禄，神实司之云云。神其奉天之道，俾余年谷丰登，生人咸遂。寿星曰：天有赏罚，神实司之，惟神正直，良善者必增以寿，凶暴者必减其算。故上帝任之，历代之所崇祀。惟神鉴察，以体上天之命。盖寿星旧曾有祀，余四司肇祀于此，寻废。按周礼，太宗伯以ㄡ燎祀司中、司命，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禄，而献民数、谷数。郑玄注：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司民，轩辕角。司禄，文昌第六星，或曰下能也。宋人兆司中、司命、司禄于南郊，祠以立秋后亥日，以司民从司中、司命、司禄之位，则是四星者，前代亦未尝无祭也。

风、云、雷、雨、山、川、社稷、城隍之神，天下司府州县，春秋二仲之所通祀。祀社稷用上戊，其神牌，府称府社之神、府稷之神，州若县称州若县同。祀风云雷雨之神，用望日，其牌云云。其左为山川，某府州县，曰某府若某州县境内山川之神；其右为城隍，曰某府若某州县城隍之神；若岳镇海渎，国初定拟，应祭去处，所在官司，又于仲月上旬，择日致祭。洪武二三年，上诏礼臣考定王国应祭封内诸神，而谕之曰：“王国有岳镇海渎，即以岳为正，次海，次镇，次风云雷雨之神。”于是，礼部为图以进，遂颁行之。东海则燕、齐皆祭。东岳、东镇，齐、鲁皆祭。西海，秦、蜀皆祭。晋祭北海。此又古诸侯各以其方而祀之通义也。

南轩张先生曰：今州县祭社，当筑一大坛于山下，望山而祭。今立殿宇，已为不经；塑为人像，又配之以夫妇，亵渎甚矣。以是观之，宋祭社稷，尝有屋矣。若设坛为主，以祭，以报，以祈，我朝得礼之正，无逾焉。

范文甫尝问程伊川，到官三日例谒庙。伊川曰：“正如社稷先圣，又如古先贤哲谒之。”又问城隍如何？曰：“城隍不与，土地之神，社稷而已。”张南轩治桂林，毁淫祠。诸生日从游雅歌堂后，见土地祠依城隈，令毁之，曰：“此祠不经，况自有城隍在”。问既有社，莫不须城隍否？曰：“城隍亦赘也，然载在祀典。今州郡社稷最正。”陆游云：“唐以来，郡县皆祭城隍，今世尤谨。守令谒见，仪在他神祠上。社稷虽尊，特以令式从事。至祈禳报赛，独城隍而已，礼不必皆出于古，求之仪而得、揆之心而安者，皆可举也。”我朝洪武元年，诏封天下城隍神，在应天府者，以帝；在开封、临濠、太平府、和滁二州者，以王；在凡府州县者，以公、以侯、以伯。三年，诏定岳镇海渎，俱依山水本称。城隍神，亦皆改题本主，曰某处城隍之神。四年，特敕郡邑里社各设无祀鬼神坛，以城隍神主祭，鉴察善恶。未几，复降仪注，新官赴任，必先谒神与誓，期在阴阳表里，以安下民。盖凡祝祭之文，仪礼之详，悉出上意。于是，城隍神之重于天下，蔑以加矣。

五祀之礼，洪武二年，礼部尚书崔亮奏：“周官天子五祀：曰门曰户，人之所出；曰中溜，人之所居；曰灶曰井，人之所养。故杜佑曰：‘天子、诸侯，必立五祀，所以报德也。’今拟依《周官》五祀，止于岁终腊享，通祭于庙门外。”上用其议。岁暮享太庙时，五祀并列庙西庑下，东向，太常寺官行礼。自永乐以来，五祀于四孟及季夏始，又各有分祭。户用孟春。宫内祭灶，孟夏。光禄寺祭中溜，季夏，土旺后戊日。奉天门外文楼前西向祭门，孟秋。午门前祭井，孟冬。宫内祭，皆内官行礼。

《祭法》：适士立二祀，曰“门”，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灶”。吕伯恭云：诸儒论祀行，多不同。今兼用庶、士之礼，以灶代行。门，设酒馔于门内左枢之前。灶，设酒馔于灶前。遣子弟一人行礼。国初，礼部尚书崔亮议五祀，谓群臣则四品以上，祀中溜、门、灶三神；五品以下，祀门、灶二神。当时，并著为令。今官宦家，无复有知此故事者。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朱子谓门人，记圣人祭祀之诚意，而又引圣人之言以明之。所谓“如不祭”者，圣人盖有甚不得已，甚不能安者矣。丘公仲深《衍义补》言：当祭而或有疾病不得已之事，而使他人摄行其事。所摄之人，必须气类相通，职掌所系，然后可以使之。内祭当用亲属，外祭当用礼官。不然，恐无感格之理。因举洪武十四年，圣祖更定府州县祭祀山川等神，通以文职长官行礼，守御武臣不与之事。请朝廷遇有遣官摄祭，亦准此制，而以礼官行事，庶合《周官·大宗伯》‘王不与，则摄位’之仪，其言有见。今太庙、太社，皆国家大祀，制当亲祭，或不免遣官。太庙，遣驸马都尉可也。近有循次遣及公侯。太社，不遣礼官，而例遣公侯驸马，是但用其官爵之尊崇者耳。

洪武中，申议武臣不与祭祀。礼部言：官有职掌，礼贵诚一，古之刑官，尚不使与祭，而况兵又为刑之大者乎？不令武官与祭，所以严事神之道，而达幽明之交也。或曰，武官、刑官不与祭，但不专奠献，而陪祭，固未尝不在位也。若刑人，乃不可入祭坛者。古者，祭必屏刑人。今制，陪祭官，刑丧等项有禁。大祀地，内臣避之，以其人经刑，形体不全故也。而四孟季五祀之祭，乃用内臣行事。国家每有兴作，俱命内官监内臣致祭，不知刀锯之余，何以交神明。掌兵刑官，尚嫌不使与祭；而亲经刑者主祭焉，岂非又不可之大者乎？

孔子庙祀，汉、晋及隋，或号先师，或称先圣宣尼、宣父，不越公称。至唐玄宗，始谥为文宣王；而至圣之号，加于宋真宗；大成之号，增于元成宗。国初未有改也。弘治初，有议尊孔子以帝号者。言者所见不一。或谓，宋真宗未加谥前，尝诏礼臣定议为帝。太常李清臣曰：“周室称王，陪臣不当为帝。”其事遂止。清臣之言，岂无可易者哉？孔子大圣，有位无位非所损益。而道则配乎天地，功则贤于尧舜。后世尊崇，惟知其为万世帝王之师，何与于周，异代陪臣，其何嫌疑之有。而李清臣徒以其位言之，必如所云云，公亦不可称矣。清臣得罪圣门，至今人心不能无笔诛之忿。或乃又谓，周天子称王。孔子周人也，而称王，是即尊以天子矣。不当再改称帝。夫帝、王，皆古天子之称，诚非有差级。然自秦、汉以来，天子称皇帝，而分封其臣下有功者及宗支为王，迄今然也。圣朝之制，既以王卑于帝，则在当时，所以尊崇孔子者，又何必泥于周之所谓王者，而曰此周天子之称哉。大圣无所假于位，至尊极徽之号，非在天之灵，所有望于后世，而尊崇之典，则不容不随代而致隆也。元之入主中国，知尊孔子矣。然夷德腥膻，圣人弗受。“大成”之云，采于孟子，非无本。出于元制即当弃。孔子以帝王之道教万世，获大行于圣朝；列圣以帝王之道治天下，益有征于孔子。国朝孔庙享祀，循旧乐，用六佾。宪宗皇帝用祭酒周洪谟言，益而为八。百代之下，谁敢易焉。正德初年，春尝以此议言之于朝，梅福勉其君所谓不灭之名者也。

儒先从祀孔庙，起唐太宗朝。唐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代，用其书垂于国胄，故于太学祀之。卜子夏自圣门高第，此不假论。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有传经之功，非后世可拟。若高堂生而下一十八人，其所述作，不越掇辑篇章、训诂文义而已，而俱在侑食之席，盖当时之所取者，在是。故汉有醇儒如董仲舒，而不及焉。子书儒家有公孙尼子者，《汉志》以为七十子之弟子，《隋志》以为孔子弟子。《史记》云：《乐记》，公孙尼子次撰。李善《文选注》载沈约云《乐记》，取公孙尼子。马总《意林》引刘曰：《缁衣》，公孙尼子所作也。公孙尼子，盖不啻公、比，而亲受业于孔子之门人，其言可补六艺之文，非有功于圣经者邪？唐宋后来，封爵俱不及者，失之于不详考耳。公孙尼子见于信史诸书，灼灼如此。《乐记》、《缁衣》之出其手无疑，于此复疑，将以谁信哉。戴圣之徒，其相去也远矣。忽立言之人弗祀，而祀诸传录训解其言之人，事理不倒置乎？然则，公孙尼子在今日右文之朝，不可以不祀也。或曰，唐宋时已失议，而今骤举之殆非所宜。春闻有其举之莫敢废之语矣，未闻缺典之不可举也。董仲舒，至我太祖高皇帝朝，加封从祀。英宗皇帝朝，胡安国、蔡沉、真德秀、吴澄之祀旋举焉。祖宗于汉、宋儒者，且拳拳如此，则悬公孙尼子之封祀，行于今日，阐幽发潜，以诏天下后世，岂非□圣朝一盛事哉。

杨雄，宋元丰间，从祀孔子庙庭。洪武二十八年，行人司副杨砥言：庙庭诸贤，以有功名教得祀。雄臣事贼莽，宜在弗取，而董仲舒之贤，顾不与焉，殊为乖舛。上纳其言，始命去雄，祀仲舒。按《元史》，至顺间，已曾以仲舒从祀孔子。

洪武二年，遣官祭昭烈武成王，仪同释奠。十九年，礼部奏请如前代故事，立武学，用武举，仍祀太公，建昭烈武成王庙。上曰：“太公周臣，封诸侯。若以王祀之，则与周天子并，加之非号，为不享也。至于建武学，用武举，是岐文武为二途，自轻天下无全才矣。三代之上，士之学者，文武兼备，故措之于用，无所不宜，岂谓文武异科，各求专习者乎。即以太公之膺扬，而授丹书仲山之赋，政而式古训，召虎之经营，而陈文德，岂比于后世武学，专讲韬略，不事经训，专习干戈，不闻俎豆，拘于一艺之偏之陋哉！今欲循旧，用武举，立庙学，甚无谓也。太公之祀，止宜从祀帝王庙。”遂命去王号，罢其旧庙。及后承平日久，天下军卫子弟，多习儒业。延至边徼，亦或设学建官，以教之。其在京师，勋戚之胄袭爵，及被选尚主者，亦学于国子监。至于各卫幼官，与子弟未袭职者，资多可教。于是，正统初，两京并建武学，因复武成之庙。官设教授、训导，品秩、俸廪如京府儒学之制。奏定条格，储养训习，以备任用。其子弟有志科目者，亦许应试。天顺间，乃复试武举。成化、弘治以来，间一举行。然但取骑射，及答策大略而已。正德初，始依文举，三年一次，于辰戌、丑未年，文举毕日，开科入试。钦命试官，进呈为录，揭榜于兵部，锡宴于中府。礼仪始隆，法制始备。呜呼！饰武为文则既盛矣。

节祠，张南轩谓黩而不敬。朱子答南轩书云：今之俗节，古所无有。故古人虽不祭，而情亦自安。今人既以此为重，至于是日，必具淆羞，相宴乐，而其节物亦各有宜，故世俗之情，至于是日，不能不思其祖考，而复以其物享之，虽非礼之正，然亦人情之不能已者。但不当专用此，而废四时之祭耳。夫三王制礼，因革不同，皆合乎风气之宜，而不违乎义理之正，正使圣人复起，其于今日之义亦必有处矣。愚意时祭之外，各因乡俗之旧，以其所尚之时，所用之物，奉以大盘，陈于庙中，而以告朔之礼奠焉。则庶合乎隆杀之节，而尽乎委曲之情，可行于久远。至于元日履端之祭礼，亦无文。今亦只用此例，时祭用分至，则冬至二祭相仍，亦近烦渎，改用卜日之制，尤见听命于神，不敢自专之意。

俗节之祭，非古礼。然汉唐以来，士庶不能废。朱子谓韩魏公处得好，谓之节祠，杀于正祭，遂依而行之。其门人记：朔旦家庙用酒果，望旦用茶，重午、中元、九日之类，皆名俗节。大祭时，每位用四味，请出木主，俗节小祭，只就家庙，止二味。朔旦及俗节，酒止一上，斟一杯。晦奄所谓依韩公而行之者，大略其此类欤。南轩张敬夫废俗节之祭，晦庵问于端午，能不食粽乎？重阳能不饮茱萸酒乎？不祭而自享，于汝安乎？陈淳问行时祭，则俗节如何？曰：“某家且两存之。”问莫简于时祭否？曰“是要得不行，须是自家亦不饮酒始得。”此晦庵不敢死其亲之心也。他日淳问先生，除夜有祭否？曰“无祭”。春惟今人家岁除，必宗族咸来宴会，或当房妻子上寿为乐，其邻里亲识，亦预有馈献之仪，而祖先乃寂寂焉。其心亦乌能自安乎？淳尝记先生依婺源旧俗，岁暮二十六日，烹豕一，祭家先，就中堂二鼓行礼。次日，召诸生焉。又记先生以岁前二十六日夜祭。先生云是家间从来如此。则晦庵于岁除无祭，除夜岂得独不饮酒，不为乐哉？殆以前此已曾有祭故耳。我国朝太庙，岁除行祫祀礼。今士庶家，固不应无除夜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