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冬序录

元礼部郎中陈孚，使交趾，以至元癸巳二月三日宿丘温驿，未昏见新月，乃在天心。我太宗永乐八年，亲征北虏，学士金幼孜从。三月八日次鸣銮戍，夜仰视北斗，正直头上。以此推之，就谓天高而星辰远耶。谈天衍谓：“中国天下八分之一，合赤县神州而分为九州。”妄可知矣。

月令出土牛，以示农耕之早晚。谓于国城之南立土牛，其言立春在十二月望，策牛人近前，示其农早也。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则策牛人当中，示其农中也。立春在正月望，策牛人在后，示其农晚也。为国之大计，不失农时，故圣人急于养民，务成东作。唐李涪刊误云云。今天下州郡，立春日，制一土牛，饰以文彩，即以彩杖鞭之。既而碎之，各持其土，以祈稔。何谓乎？胜国至元中，春牛经式，至今袭而为之。以策牛人立处，为芒神忙闲之异。牛头、角、身、蹄、尾，笼索芒神貌像，服色、蓑束一就。年月干支，为其施设，尤是可笑。

续述征记，尧即位，至永嘉三年，二千七百二十有一载。记于《尧碑》。春按，尧即位甲辰，晋武帝泰始元年乙酉，去尧即位二千七百二年。泰始二十年甲辰，是为二千七百二十一年。怀帝永嘉三年己巳，则二千七百四十六年。《尧碑》误矣。自尧即位，至我大明洪武元年，三千七百二十五年，凡六十三甲子。

唐尧元年甲辰，至我太祖洪武元年戊申，计三千七百二十五年，六十三甲子。邵氏《经世书》谓，尧得天地之中数。盖尧之时，在日甲月巳，星癸辰申，而当乾之九五，值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之中，故谓中数也。考之天开甲子，至我太祖洪武十七年甲子，计六万八千八百八十一年。胜国元明善有曰：“夏禹即位后八年，而得甲子，入午会之初运，当妒之初六。”故推胜国至元甲子，为午会第十运，则今已入第十一运之中，乃妨之九三也。欲复二帝之盛，以跻三代之长，是望于今日。

洪武十七年，钦天监博士元统言：“历日之法，其来尚矣。今历，虽以大统为名，而积分犹授时之数。况授时历法，以至元辛巳为历元，至洪武甲子，积一百四年，以历法推之，得三亿七千六百一十九万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经云：‘大约七十年而差一度，每岁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远数盈，渐差天度，拟合脩改。臣今以洪武甲子岁前冬至，为大统历元，推演得授时历，辛巳闰准分，二十四万二千五十分。洪武甲子闰分，一十八万二千七十分一十八秒。授时历辛巳气准分，五十五万六百分。洪武甲子气准分，五十五万三百七十五分。授时历辛已转准分，一十三万二百五分。洪武甲子转准分，二十万九千六百九十分。授时历辛巳交准分，二十六万三百八十八分。洪武甲子交准分，一十一万五千一百五分八秒。盖七政之源，有迟疾逆顺，伏见不齐。其理深奥，实难推演。闻磨勘司令王道享，有师郭伯玉者，精明九数之理，若得此人，推大统历法，庶几可成一代之制。盖天道无端，惟数可以推其机。天道至妙，因数可以明其理。是理因数显，数从理出。故理数可相倚，而不可相违也。”书奏，上是其言，征之。

二十六年，钦天监监副李德芳言：“故元至元辛巳为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长一日，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也。今监正元统，改作洪武甲子历元，不用消长之法。考得春秋历，献公十五年戊寅岁，距至元辛巳，一千一百六十三年。以辛巳为历元，推得天正冬至，在甲寅日夜子初三刻，与当时实测数相合。洪武甲子元正，上距献公戊寅岁，二千二百六十一年。推得天正冬至，在己未日午正三刻，比辛巳为元，差四日六时五刻。有此不合，今当用至元辛巳为元，及消长之法，方合天道。”疏奏，元统复言：“臣所推甲子历元，实与旧法相合，略无差缪，故敢上闻。”上曰：“二统皆难凭，只验七政交会行度无差者为是。”自是，钦天监造历，以洪武甲子为历元，仍依旧法推算，不用捷法。

春往使陕西，至洮、岷间，夜闻雨雹甚久。次早，以询馆人，云“昨夜下大白雨”。彼处雹曰“白雨”，又曰“硬头雨”，无言雹者。昔宋绍兴十七年，临安雨雹，太学屋瓦皆碎，学官申朝廷修，讳言雹，遂称“硬雨”。彼土人所云，亦有自哉。

夏南热，冬北寒，天时地气古今所同。正德七年冬，燕赵河朔之地燠如，而江淮风雪特甚。南至洞庭，水缓流处，冰有至尺厚者。昔六朝梁，遣明少遐宴魏使崔︱，︱曰：“今岁奇寒，江淮亦冰。”七年之事，可为异矣。

正德十二年九月，武宗幸阳和城。二十七日方猎，天雨冰雹，军士有死者。及夜，又有星坠之异。明日，驾赴大同。又明日，达贼以众围阳和。向无二异，上意未遽回，乃知天之仁爱深矣。

《河图括地象》曰：八极之广，东西二亿三万三千里，南北二亿三万一千五百里。夏禹所治四海内地，东西二万二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淮南子》曰：禹使大章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二亿三万三千七百五十里；使竖亥步，自北极至于南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七十里。《山海经》、《管子书》皆云：地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尸子》曰：此太极之内，有君长之地也。我朝舆地之广，纵一万九百里，横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其东西南北，水陆驿站，里分至到之数，具载《寰宇通衢》，其延袤大略，则如此矣。四夷之驿不与焉。於戏盛哉！

陈后山谓，颖中田理，有横有立。立土不可稻，为其不停水也。春西使时，见山陕间民，缘路因岸而穴居者。问之土人，亦谓此惟横土，可而为之居，则耐久；若逢立土，即坍塌也。

太祖平一天下，有北都意。尝御谨身殿，亲策问廷臣，曰：“北平建都，可以控制胡虏，比南京如何？”翰林脩撰鲍频对曰：“胡主起自沙漠，立国在燕，今百年地气，天运已尽，不可因也。今南京兴王之地，宫殿已完，不必改图。《传》曰：‘在德不在险也。’”永乐中，太宗定鼎于北，及震殿之灾，群臣有言不宜者，多藉口尚纟之议，可谓不知变已。

唐殿庭间种花柳，观杜诗可知。宋朝惟植槐楸，郁然有严毅气象。朱子尝言之。国家当阳，殿庭间并无栽植，两京皆同。京都傍皇城内沿种柳树，御河左右乃有松柏，若圆殿五松，琼花岛诸柏，皆金元旧物。前代宫殿、楼阁、门阙，命名立号多欠慎重，有人间得通用者。我太祖创置，一皆取义玄象方仪，闻之知其为天府也。《祖训》：宫殿之外，离宫别馆，不许营造。神孙万代，守为家法。鲜奇扁榜，自不容侧其间。於戏，是岂前代之所能及哉！

嵩阳县东九十里有山，实产黑铅。山窟穴弥望，铅生山石间。自昔居民裹粮于此，凿以入，随矿脉所在高下，曲折分析探取，有入深二三里、五七里所者。人挟水牛角，贮油燃照，所得或多或少，相补凑。大率日计直银数，星布直疋，视耕弃者，得利速且倍。故傍近惰农，或趋之穴内，深杳险峻，至有凿空石裂土崩，死生莫保。且铅气毒人，若深入久探，连月不出，则皮肤痿黄，腹膨胀不能食，多致疾而毙。故采者或十数日即归家，稍休复往，如是不止。岁月渐久，婴毒渐深，莫能免于疾以毙。然利所在，竟不能自止。夫民苟勤力农弃，衣食所得，亦足自养，尽命而终，岂有冒险致疾之虞。而以此陨命而不悔，利之误人如此哉。

嵩阳因产铅之故，居民多制胡粉为业。其法，铅块悬酒缸内，封闭之四十九日始开，则铅化为粉矣。化弗白者，炒为黄丹。黄丹渣为蜜陀僧。凡此三物，收利甚博。人有资之而得富者。然其铅气有毒，制者必食犬肉，饮酒，以御之。若枵腹中其毒，辄病至死。业久之家，长幼为毒熏蒸，多痿黄，旋致风挛瘫软之疾，不得其寿而毙，至阖户无遗类。吁，可畏哉！而县人急其利，不恤其害。继之者，自昔至今，相竞不已也。世之鄙夫，贪目前忘日后，牵于幸得，而甘取祸者，其独此一事哉？是事，孙君原贞曾有说戒其县之人。春分守河南道，其地为重，致戒云。

周世宗显德中，至淮南，尝言前、涂二山，为濠州朝冈，有王者气。后三百年，而我太祖出焉。地理之符，岂偶然哉！

南京守备太监刘郎，自陕西、河南镇守至金陵，贪忄林益甚。资积既厚，于私第建玉皇阁，延方外，以讲炉火。有术士知其信神异也，每事称帝命以动之，饕其财无算。郎有玉绦环，直价百镒。术士绐令献于玉皇，因遂窃之而去。或为诗笑曰：“堆金积玉已如山，又向仙门学炼丹。空里得来空里去，玉皇元不系绦环。”春闻诸周少卿子庚，相与冁然。

圆泉水，在郴州城南二十里会胜寺侧。张又新《煎茶记》自述，于僧室得一书，见陆羽与李季卿“论水”之目二十，而此其第十八者也。又新《记》始云，刘伯刍称水之宜茶，有七等，杨子江南零水第一，挹而试之，诚如其说。及刺永嘉，过桐庐严陵濑，家人用水泼陈黑坏茶，皆芳香，以煎佳茶，鲜馥不可名，愈于杨子南零殊远。至永嘉，取仙岩瀑布用之，亦不下南零。今考又新僧室所得书，水品次第，以庐山康王谷水帘水为冠，而桐庐严陵濑水第十九，又在圆泉之后，所谓仙岩瀑布弗与焉。然则，吾郡是水者，容可以其品目稍下，而遽轻视耶。张舜民谪郴时，求是水不得，而以永庆寺泉当之，是水既出永庆，寺虽美不足复称。后人特缘张爱，名浮休泉。永庆寺基，今入学宫；浮休泉已就湮圆泉水。春亲口其上，信有异脉。茶记不虚著也。独念盛洪之《荆州记》云，桂阳县有圆水，一边冷，一边暖。冷处清且绿，暖处白且浊。吾郡圆泉水外，别无圆水。水今无此异，岂水脉今与昔不同耶？意者，昔人好奇，耳目僻远地得凿空言之，以诧骇，常情耳。此等记录，天下往往而有，事非验之，闻见弗信可也。

燕泉，春别号也。郴城之西南，有燕泉者，在桂林坊东，而春先人故居之西，相去数十步耳。泉仰喷沙石间，寒冽而甘，四时不涸，傍泉居人，取汲焉。谓之燕者，春燕来时，泛滥东流，合三川水，过游鱼案，入通波堰，有灌田之利。燕去则否，南天秋雨多，燕之去，泉与农无功矣。宋折枢密彦质谪郴时所居，考郡志，殆即春所居之地。折寓郴，号葆光居士，尝作引春亭于泉上，为杯觞曲水。又作春和堂，日游宴其间。今遗址具存。春顷就故居之南隙，展凿一塘，得青石数段，合之则昔人之所为杯觞者，其折之遗物。数塘引泉流，种荷养鱼，自春徂秋，弗盈弗缩。方兹泉之急田利，春不敢专，及其剩于农也，春独有之，而人不以为嫌，春故于兹泉托是号焉。昔人所有亭塘觞咏之乐，宛然在目。第欲效其所为，而愧其力之弗能举，且弗暇也。家山别后，重怀丘首，简诸知己，各著文诗，庶以名泉有永云尔。

●卷三外篇

三代而下，祭法弗备。郊祀之礼，惟我朝为有常，而郊礼之制，亦惟我朝为有体。朱子说宋郊天帝，其数有十。汉时，祀太乙即是帝。而今又别祀太乙，郊台阶级两边足踏过处，中间自上排下，都是神位，更不通者。夫宋一朝，不能三四郊。太宗在位，得五郊，宋人颂德焉。其祀典无稽，坛所创置，又草草乃尔。金帛骈肩，将以谁为。此则我祖宗礼制，真万世之所当遵也。

郊坛天地之祀，国初定制一如周礼。冬至祀天于圆丘，夏至祀地于方丘，以仁祖配。行之既久，风雨不时，天多变异，洪武十年，圣祖因览群议，独断于衷，始定合祀之典。即圜丘之旧坛，覆以屋，名大祀殿，每岁正月择日而行礼焉。十二年，始合祀大祀殿，仁祖配如前。命官分献日、月、星、辰、岳、镇、海、渎、山、川诸神，凡十四坛。二十一年，又增脩坛壝于大祀殿丹墀内，叠石为台，东西相向，为日、月、星、辰四坛壝。又于内壝之外，以次为坛二十，亦东西相向，为五岳、五镇、四海、四渎、风、云、雷、雨、山、川、太岁、天下神祇、历代帝王诸坛。每岁正之吉，天子躬祀殿内，群臣以命各献二十四坛。三十二年以后，大祀殿更奉太祖高皇帝配享。永乐十八年，北京天、地坛成，太祖配如前。洪熙元年，奉太祖及太宗文皇并配。

大学士丘濬云：“《虞书》肆类于上帝。所谓‘类’者，纪舜受命初，其祭告于神，皆类合于上帝。不言后土者，言天则地在其中。犹《中庸》所谓，郊社之礼不及后土，注谓其省文耳。分祀天地之说，始见《周礼·大司乐》，虽曰必顺阴阳，因高下而各从其类以求之，庶得其神来享，然皇天与后土对。六经言天，必及地。孔子言郊必及社。天地并祭，盖即父母同牢之义。而昔之议者，乃以为渎。一年之间，夏在冬前，若地先天祭，岂非越次先食。虞、夏祀帝之礼与时，今不经见，惟周祭天用冬之日至，盖成周以建子月为正岁，岁之首祀天，而午以祀地，是盖一代之制，后世因之可也，义起亦可也。类于上帝，经有明言。祀典之载于《纐》莫先于《舜典》，舍周从虞，抑何不可？《虞书》之谓‘类’者，安知非当时所称之祭名哉？分祭之说，他经典不载，惟《大司乐》篇有之。《周礼》文有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苍璧礼天，黄琮礼地，及典瑞，四圭有邸以礼天旅上帝，两圭有邸以社地旅四望。两处分言天地，然不言其地。其时其言，冬至、夏至，圜丘、方丘，亦惟于《大司乐》见之。夫大宗伯职掌邦礼，礼莫重于祭祀，莫大于天地。宗伯吉礼止言昊天上帝，而不及后土地祇，乃至作器始言之，岂非所行之礼则一，而用以礼神之器则两乎？司服掌王服，止有祀昊天服裘冕之文，无有所谓祀后土服，岂非合祭天地，其神则两，而主祭则一人乎？《周礼》，先儒尝谓其书非尽出周公，《司乐》之言于乐律，自相背戾，不足信。彼于论乐既如此，礼又可深信耶？《诗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苏轼《非郊议》援此为证，朱子不然之。朱谓此诗只说昊天不说地，设使合祭，亦须说及后土。考之经典，祭天曰‘郊’，而祭地无其名。《虞书》之‘类’，《周礼》之‘社祀’，皆未尝及后土，岂独此诗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