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学规

　　大中丞觉罗满公保学约
　　书院之设，始于宋时。所以招徕有志之士，使之群萃于其中，相与讲明义理，以为身心性命之助。顾性命精微之理，即寄于圣贤经传中，必先析疑，辨难，而后至当不易者始出，于是取而淑其身心，以求无戾于古昔圣贤之所授受，甚盛举也。至文艺之事，虽所不废，而其所归重卒不在乎此。学者苟外乎身心性命之切务，而徒为他日博取富贵利达之具，则其所趋向固已苟贱而不足道矣。昔象山陆先生至白鹿洞书院，学徒起请升堂说书，遂为之讲君子喻义一章，其言至深切明痛，有闻之而泣下者，岂非切中学者隐病，而人心固有之良不可泯灭乎？夫义利之辨，古今学者之所以为己而为人，君子小人之所以上达，而下达与一切心术、人品、事功，若阴阳水火之不可复合，而其初只争此二字耳。嗟夫，义利之说，今与古一也，巨与细同也。应举之学原不悖于义，但其一念营营，希图功效，以至捷径窘步，是则喻利之心，不可为也。故义利二字，于学者身心最为关切，今特拈出，用当晨钟。其余规则数条，尚祈学者共守之。
　　一曰立志
　　入学之初，即当立定志向，以远大为必可致，以圣贤为必可法，不将第一等人第一等事让他人做，而甘居其次。夫升堂入室，其道虽遐，深造不已，无不至者，志定故也。若初终易辙，可以为他说转移摇惑者，岂得云立。一曰立品人品不同，其正大光明操履纯洁者，君子也；阴邪曲媚举止诡僻者，小人也。为君子为小人，只在立脚根时辨取。知之苟明，守之又固，自然处则为纯儒，出则为名臣，乡党韪之，闾里荣之。若就今日论，必先以断绝苞苴竿牍为急，此武城宰所以甚重乎，非公不至之贤也。
　　一曰尊经
　　四子六经，伊古圣贤之微言奥义皆在焉。虽畅其支流者，诸子也，而踳驳（踳驳：杂乱之意。）居多，纪其事迹者，史册也，而臧否各半，岂若四子六经精微易简，囊括无穷乎？即儒先传注，洵足羽翼圣经，但立乎后世，以追溯千圣心传，岂能尽相符合？故学者只宜尊经以考传，不可信传而疑经也。至六经皆吾注脚，此则贤者过高之语，弗愿以此藉口也。
　　一曰守约
　　朱子云：圣贤千言万语，无非要人将已放之，心约之反复入身来，自能寻向上去。斯言也，千古之学脉，为己之要道也。学者诵习之书虽多，其切于己之身心，对症己之受病者，守一二语，即可终身体之不穷。《尚书》云：善无常主，协于克一。此即守约之意。
　　一曰虚心
　　《易·咸象》云：君子以虚受人。虚心则善言易入，实则便无所容，若自满，更末如之何矣。今院中所聚诸友，其学问高出流辈者，固当谘商请益，即在比肩者，人各有所长，何妨彼此相济，以开集思广益之路。好问则裕，自用则小，斯言不诚然哉。
　　一曰乐群
　　标榜之习最不可为，始则以誉望相高，继则以声名相轧，势必隙末绝交，贻羞大雅。今院中同学，皆嘤鸣之侣也，必期善相赏，过相规，雌黄不作，毁誉尽忘，长者无失其为长也，幼者毋失其为幼也。平日讲论经义之外，优游步履尽可怡情，切勿戏谑及虐，使讲学之所为聚讼之堂，是所深戒也。
　　一曰敬业
　　昔人分年读书之法最善，自四书五经以至《朱子纲目》、《资治通鉴》、《性理大全》而外，即不滥及，一年而遍积，数年而成熟，以之绍千圣之薪传，印古人之成矩，一生多少得力，悉基于此。故学者自辨色而兴，至人定钟而止，须孳孳矻矻，循次用工，至冬之夜，则以膏火继之，一日中又必得静坐一两时，使义理之味浸灌融洽于胸，则会悟自殊，并驰鹜庸俗之念不攻而自远矣。所谓掩书余味在胸中，好是时习而悦境界，学者当心领之。
　　一曰课文
　　制举文字，非徒猎取功名而已，晓畅经义，发明心得，胥于是见之。试观先正名文，至今不朽者，惟其理明而辞确也，故行文切忌雷同剿袭，其或舍正大之途，而钻穴幽险小巧以求工者，亦所不取。一月中，三、八日各携笔砚至中堂拈题会课，至日昃必完两艺，序年次，秉笔第其甲乙，列堂壁。其尚与童子试者，当随先生后，有受教而无秉笔，例也。或以听政余间，亲临书院，相与讲义课文，且以稽其勤惰。其延访入院者，宁严毋滥，薙萧稂正以卫嘉谷，想共喻此意尔。以上八条，虽是老生常谈，然立身为学之大要略具，区区之志愿，学者勉而行之。至于学徒之出入，书籍之收发，日用之度支供给，另有条约责成，不赘及焉。
　　台湾省
　　●海东书院
　　在台南。清康熙五十九年，台厦道梁文煊创建，为当时台湾规模最大的书院。不久改为考棚。乾隆四年，学政单德谟奏请别建考院。五年巡道刘良璧捐俸倡修，贡生施士安慨捐学田近亩，充膏火之资，学政杨二酋奏准，照福建省直辖之例，以府学教授为师，取诸生肄业其中。六年，刘定学规六则。十五年，台湾县知县鲁鼎梅迁建于旧县署，原院改为崇文书院。二十七年，台湾道兼学政觉罗四明以书舍狭小，改建于东安坊校士院，并定学规八则：端士习、重师友、立课程、敦实行、看书理、正文体、崇诗学、习举业。三十年，知府蒋允焄捐俸迁建于宁南坊府学西。山长著名者有薛士中、俞荔、董文驹、施士洁、施琼芳、杨希闵、吴文溥、谢颖苏等。魏宏、丘逢甲、汪春源、许南英、郑鹏云等均肄业其中。其经费除公银拨支外，尚有田租、园租、利息等项，以田租与公银为多。日本占据台湾时期改为武德殿。今为忠义国小。
　　刘良璧：海东书院学规
　　清乾隆五年
　　书院之设，原以兴贤育才。台地僻处海表，数十年来，沐我圣天子涵濡教养之恩，人文蔚起，不殊内地。今提学杨公奏请特立书院，延请师儒，专为生童肄业，俾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所有规矩如左，愿诸生遵守勿违。
　　——明大义
　　圣贤立教，不外纲常；而君臣之义为达道之首，所以扶持宇宙为尤重。台地僻处海表，自收入版图以来，秀者习诗书，朴者勤稼穑。而读书之士，知尊君亲上，则能谨守法度，体国奉公；醇儒名臣，由此以出。虽田夫野老有所观感而兴起，海外顽梗之风，何至复萌。
　　——端学则
　　程、董二先生云：“凡学于此者，必严朔望之仪，谨晨昏之令。”“居处必恭，步立必正，视听必端，言语必谨，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饮食必节，出入必省；读书必专一，写字必楷敬；几案必整齐，堂室必洁净；相呼必以齿，接见必有定；修业有余功，游艺有适性；使人庄以恕，而必专所听。”此《白鹿书院教条》与《鳌峰书院学规》并列工夫，最为切近。
　　——务实学
　　古之大儒，明礼达用，成己成物，皆由为诸生时明于内重、外轻，养成深重凝重气质，故出可以为国家效力宣猷，入亦不失为端方正直之士。家塾、党庠、术序，胥由此道也。诸生取法乎上，毋徒以帖括为工。
　　——崇经史
　　“六经”为学问根源。士不通经，则不明理。而史以记事，历代兴衰治乱之迹柢，亦胥在焉。舍经史而不务，虽诵时文千百篇，不足济事。
　　——正文体
　　自明以帖括取士，成、弘为上，隆、万次之，启、祯又次之。我朝文运昌明，名分巨篇，汗牛充栋，或兼收博采，或独宗一家。虽各随风气为转移，而理必程、朱，法则先正，不能易也。夫不仰泰山，误止狙猊之高；不穷典谟，妄夸诸子之陋。诸生取法宜正，立言无陂。
　　——慎交友
　　读书之士敬业乐群，原以讲究诗书、切磋有益。故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若少年聚会，不以道义相规，而以媒亵相从，德何以进，业何以修？稂莠害嘉禾，不可不察。诸生洗心涤虑，毋蹈前习。
　　●文石书院
　　在澎湖。清乾隆三十一年，澎湖通判胡建伟应贡生许应元等人之请，捐款创建。有头门间，中架为楼，上祀魁星；中为讲堂，祀宋代周、二程、朱、张五子；后堂中祀文昌帝君，左右两间为山长住处，两翼有精舍各间。因澎湖乡产文石，故名。胡亲任山长，订学规条。后金门举人林豪主讲时，又续拟学约条。五十五年，复毁于风灾，知府杨廷理谕通判王庆奎修葺。嘉庆四年，通判韩蜚声捐款重修，并改建魁星楼，以后堂作讲堂。二十年，通判彭谦就后院再建间，以祀文昌。道光七年，通判蒋镛与协镇孙得发、游击江鹤等捐俸倡修。光绪元年，董事生员蔡玉成邀请绅士重议修建。翌年后殿添两旁精舍，左边配胡、韩二公，并前通判蒋镛、王廷干禄位。其讲堂中厅祀制字仓圣，外庭建惜字亭。日本占据时期，地方人士为保扩民族文化，将其改为孔子庙。年拆除，仅留魁星楼及碑匾。
　　胡建伟：文石书院学约
　　清乾隆三十一年
　　一曰重人伦
　　古者庠序学校之教，皆所以明人伦也。是人伦者，非教者之所最重，而为学者之所必先也哉！试思人生那有一日不与五伦之人相周旋？圣贤那有一言不与五伦之理相发明？孟子曰：“规矩，方圆之至也；圣贤，人伦之至也。”又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朱子鹿洞条规，首列“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教之目，以为学者学此而已；而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则所以学之也。若夫修身、处世、接物之条，皆在所后焉。盖人伦之至理，命于天则谓性，率于性则谓道。性与天道，乃学问之大原，而其实不过于人伦日用之间，各尽其当然之实，自可以为天下后世法。如《中庸》一书，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言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至于无声无臭至矣，无以复加矣。而其中之得力，则实在三达德（三达德：三种常行的美德。《中庸》：“智、仁、通三者，天下之达德也。”），以行五达道（达道：人所共知之道。《中庸》：“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以驯至乎其极而已，岂有他哉？然人伦固在所重，而孝为百行之原，则又五伦之本也。人能善事父母，必笃于兄弟，和于妻子。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至性厚者，朋友亦不薄，以至明察天地，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何一而非孝之所推暨乎？倘身列喜墙，而门内多惭，至性菲薄，以视反哺之鸟、跪乳之羊，物且不如矣，安望其忠君、信友、亲亲、长长也哉！清夜自思，何以为人，何以为子，更何以谓之学者，可不惕然而知所重耶？
　　二曰端志向
　　志者，心之所至也。凡人心之此之彼，志必先为之向道，而后心乃从之而往也。如行路者，欲往东，志必先向东而志；欲往西，志必先往西而行。是志之有向，正如射者之有鹄也。故学者之志，未有所向不端而可以有为也。《礼》曰“一年离经辨志。”盖言童稚就傅之年，必先使之志向先端，而后可以渐进，以至于智虑通达，而为大成之候也。即如孔子，至圣也，亦必自十五志学，而后能从心所欲不逾矩。朱子曰：“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之不立，直是无着处。”世人读书，不志道德而志功名，所向已差了。况所称功名，亦只是科第耳，官爵耳，非真欲建功立名以垂不朽也。以富贵为功名，富贵之外，复有何求？趋向不端，宜所学者皆非也。毫厘之差，千里之谬，正在于此。今生童中尽有颖异之资，止是志向不专，为习俗所染，未能捭脱。即勉强从学，或作或辍，口身之功且难，更何有于心性之学？光阴坐废，卒无成就，殊可惜也！试观汉儒董仲舒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三载不一窥家园；宋范文正公断齑划粥，勤学励学，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此何等志向也，尔诸生可不勉哉？
　　三曰辨理欲
　　凡人莫不有性，性即理也。性发而为情，情动而欲生焉。此危微之介，圣狂之分也，而可不辨乎哉？刘子云：“烟生于火而烟□火，冰生于水而冰遏水。故烟微而火盛，冰泮而水通；性贞则情销，情炽则性灭。是以珠明而尘埃不能附，性明而情欲不能染也。”又曰：“将收情欲，先敛五关（五关：耳、目、口、鼻、身，谓之五关。）。”盖言五关不破，五德（五德：指人的五种品质，儒家以温、良、恭、俭、让为士人修身五德。）不得而入也。即如孔子论人，必先从富贵贫贱说起者。夫人必能富贵不处，贫贱不去，则取舍之分明；取舍之分明，斯存养之功密，庶可渐至终食不遗仁，而造次颠沛必于是也。学者果能于此间辨得明，守得定，壁立千仞之上，何难与圣人同归也哉！《东庄学约》有云：“米盐妻子，庶事应酬，以道心处之，无非道者。苟使萦怀豪杰，志气不难因以捐尽。彼如应举一事，在明理者入场赴考，认题作文，不过将平日之学养，发圣贤之道理，至于取中与否，则听其在天，毫无侥幸之想。”今人则一团欲心，入场必思诡遇；拟题滥本，无所不至。朱子曰：“非科举之累人，人自累科举耳。”又云：“居今之世，虽孔子复生，亦必应举，岂能累孔子耶？”天理人欲，同行异情，有如此者，可不辨乎？
　　四曰励躬行
　　吕献可尝言：“读书不须多，读得一字，行得一字。”伊川程子亦尝曰：“读书一尺，不知行得一寸。”盖读书不力行，只是说话也。今人生圣贤之后，凡我身之所未行者，皆古人之所已行，而笔之于书者也。故诵读时，不可看作书是书，我是我，书与我两不相干。必如朱子所云，“须要将圣贤言语体之于身”。如克己复礼，如出门，如见大宾等事，须就自家身上体察，我实能克己复礼，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为有益。又如颜子所云：“未知养亲者，欲其观古人之先意承颜，怡声下气，不惮劬劳，以致甘软，惕然惭惧，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观古人之守职无侵，见危受命，不忘诚谏以利社稷，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骄奢者，欲其观古人之恭俭节用，卑以自牧，礼为教本，敬为身基，瞿然自失，敛容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观古人之重义轻财，少思寡欲，忌盈恶满，周贫恤匮，赧然悔耻，积而能散也。”引而申之，推而广之，事事皆本古人之成法做去。即读得一句、行得一句矣，不亦躬行实践之君子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