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二史札记

○后汉书间有疏漏处
《光武本纪》，建武十六年，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所在，害杀长吏，讨之则解散，去又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乃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摘，五人斩一人者除其罪。其牧、守、令、长坐界内有盗贼及弃城者，皆不以为罪，但取获贼多少为殿最，惟蔽匿者罪之。于是更相追捕，并解散。案是时天下初定，民方去乱离而就安平，岂肯又生变乱？此必有激成其祸者，而本纪全不著其根由。但上文有河南尹张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则是时民变盖因度田起衅也。案《刘隆传》，天下户口垦田多不以实，户口年纪互有增减。建武十五年，有诏核检，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帝见陈留吏牍有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帝怒，不得其故。时明帝年十二，在侧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帝更诘吏，吏对果如明帝所言。于是遣谒者考实，具知奸状，守令等十余人皆死。据此则十六年之民变，必因十五年之检核户口田亩不均而起衅也。其解散，亦必非令盗贼自相捕斩遂能净尽，盖因守令皆以检核不实坐死，遣谒者为更正，然后解散耳。而《范书》略不见起灭之由。
《光武纪》书帝崩，年六十二。然纪又书帝起兵时年二十八，下有更始元年破王寻、王邑，持节北渡河，镇慰州郡，二年诛王郎，更始拜帝为萧王，明年六月，始即位改元建武，是帝年已三十一矣。建武凡三十二年，又加以中元二年始崩，则应是六十四岁。本纪所云六十二，殊不符也。（案《前汉书》，汉王四年幸薄姬，生文帝，年八岁，立为代王，十七年入为帝，则应是二十五岁。而臣瓒注谓，文帝二十三即位，在位二十三年，寿四十六。是文帝年岁亦不符。）
安帝以延光元年三月崩，阎后立北乡侯懿即位，是年十月薨。计北乡侯在帝位已阅八月，应有本纪，乃《范书》无之，盖以未逾年未改元故耳。然殇帝在位仅一年，冲帝在位并只半年，皆为立纪，此不应独缺也。
《班书王莽传》，长安士民攻莽，三日死，独未央宫烧，其余仍安堵如故。及赤眉至，遂烧长安宫室至市里。又《外戚传》，莽女为平帝后，帝崩，莽篡位，号后为黄皇室主，及汉兵诛莽，燔烧未央宫，后投火中死。《范书更始传》，王莽败，惟未央宫被焚，其余宫殿一无所毁。更始至，居长乐宫。《董卓传》亦言，赤眉之乱，宫室营守焚灭无余，惟有高庙及京兆府舍。是未央宫当莽死时已被焚，赤眉之乱则长安为墟，并不特未央宫无存而已。乃《献帝纪》，董卓劫帝西迁，车驾至长安，幸未央宫。《董卓传》亦云，帝之长安，移于未央宫。寻帝以病愈，大会诸臣于未央宫。此宫已被焚于王莽之败，何以献帝西迁又有未央以驻跸耶？案《顺帝纪》，永和元年，帝西巡，幸未央宫。想王莽时被焚之后，东汉诸帝又曾修葺也。然《范书》不经见，而先则被焚，后则驻跸，殊不明晰。
《皇后纪》，董卓弑弘农王，其妃唐姬归乡里。及李亻、郭破长安，遣兵钞略关东，掠得姬，亻欲妻之，固不听，而终不自名。贾诩知之，以告献帝，帝乃下诏迎姬，置园中，使侍中持节拜为弘农王妃。初平元年二月，葬弘农王于故常侍赵忠成圹中。此文殊不明晰。卓以初平元年正月弑弘农王，二月即迁都长安，而葬弘农王亦以是月，盖将迁时草草瘗之也。亻、之乱则在初平三年，其掠得姬，而献帝迎还册拜，自是在长安时事，而叙于葬弘农王之前，已属倒置，而又曰置园中，所谓园者安在耶？汉时凡诸王葬处曰园陵，其姬妾守园陵者曰某园贵人。（桓帝尊孝崇王夫人曰孝崇园贵人。炅帝尊孝仁皇妃曰慎园贵人。）今弘农王妃所居之园，即弘农王葬处耶？则是时妃在长安，而葬处在洛阳，时方扰乱，不能送往也。或即宫内之园以居之耶。
《吴汉传》，汉伐公孙述，去成都二十里，阻江北为营，造浮桥，使副将刘尚屯于江南，相去二十里，帝闻之大怒，诏曰：“贼若出兵缀公，以大众攻尚，尚破，公必败矣。”以其与尚相隔二十里，不及相救援也。后汉引还广都，留刘尚拒述。以状奏上，帝曰：“公还广都，甚合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击公也。若先攻尚，公从广都五十里赴之，适当其危，破述必矣。”案先以相距二十里，谓不足相及，今又云五十里赴救，正可破贼，语似矛盾。盖汉先营江北，尚营江南，恐述断浮桥，则彼此不能相救耳，而传未分别言之。
史传叙事皆书名，未有以字行文者，《范书》惟光武兄纟寅字伯升，凡纪传皆书其字，盖帝之亲兄舂陵首事，其功最大，且《班书王莽传》内已书伯升，故《范书》仍之也。乃范式、张劭合传，前半篇叙劭事则称元伯，叙式事则称巨卿，皆其字也，殊非史体。盖本当时人为张、范作合传，蔚宗即钞入史，不复改订耳。
《三国魏志》有《方技传》，备载华陀、管辂等，而道士于吉尤有异术。据《江表传》谓吉制符水治病，吴人争事之。孙策在城楼会诸将，吉适过，诸将争下楼迎拜。策怒，令收之。诸将咸为之请，策曰：“此子妖妄惑众。昔张津在交州，常著绛帕头，烧香读道书，卒为南夷所杀，此甚无益，诸君但未悟耳。”遂斩之。《搜神记》谓策杀吉后，偶出行，为许贡客射伤，归治疮，尝独坐，仿佛见吉在左右，意恶之。后照镜，忽见吉在镜中，因大叫疮裂而死。是吉乃汉末一技术之士，陈寿《吴志》不为立传，盖以《魏志》有《方技》一门，《吴志》不立《方技》，故遗之也。蔚宗作《后汉书》，既以华陀入《方技》矣，于吉在顺帝时，已有琅邪人宫崇者，以吉所得神书上之，则其人与华陀同时，而年寿在陀之前，蔚宗既传陀，何以不传吉耶？案《范书襄楷传》，顺帝时，宫崇上其师于吉所得神书一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宗，而多巫觋杂语。有司奏其书妖妄不经，乃收藏之。蔚宗或以于吉名已见于《楷传》，故不复有传耳。
○汉帝多自作诏
两汉诏命皆由尚书出，故比之于北斗，谓天之喉舌也。《后汉书周荣传》，荣子兴有文学，尚书陈忠疏荐兴曰：“尚书出纳帝命。臣等既愚暗，而诸郎多俗吏，每作诏文，转相求请，或以不能而专己自由则词多鄙固。请以兴为尚书郎。”又宦官曹节欲害窦武，拥炅帝上殿，召尚书官属至，胁以白刃，使作诏版。此可见诏命皆由尚书郎所撰也。汉诏最可观，至今犹诵述，盖皆简才学士充郎署之选。而如陈忠所云，则亦有拙于为文，及辗转倩人者，可知代言之职綦重矣。然亦有天子自作者，武帝以淮南王安工文词，每赐安书，辄令司马相如等视草，是帝先具草，而使词臣讨论润色也。哀帝策董贤为大司马，有“允执其中”之语，萧咸谓此乃尧禅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长老莫不心惧，此必非代言者所敢作也。光武诏司徒邓禹曰：“司徒尧也，亡贼桀也，宜以时进讨。”立阴贵人为后，诏曰：“贵人乡里良家，归自微贱，自我不见，于今三年。宜奉宗庙，为天下母。”又帝疑侯霸荐士有私，赐书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黄钺一下无处所。欲以身试法耶？将杀身成仁耶？”此等文词，亦必非臣下所代作者。明帝登极诏曰：“今上无天子，下无方伯，（本引《公羊传》之词。）实赖有德，左右小子。”章帝诏亦有云：“上无明天子，下无贤方伯。”按二帝方在位，而诏云上无天子，人臣代草，敢为此语耶？不特此也。明德马皇后答章帝请封外家诏曰：“吾为天下母，而身服大练，欲以身率下，以为外亲见之当伤心自饬，但笑言太后素好俭。前过濯龙门，见外家车如流水，马如游龙，仓头衣绿，领袖正白，顾视御者，不及远矣。”又饬章帝曰：“吾素刚急，有胸中气，不可不顺也。”此等语无论非人所能代，且马后并未称制，尚书乃帝之近臣，岂有答帝诏而即令帝之近臣代作者？后本好学能文，此诏亦必自作者也。
○光武信谶书
谶纬起于西汉之末。张衡著论曰，汉以来并无谶书，刘向父子领校秘书，尚无谶录，则知起于哀、平之际也。（《汉书路温舒传》，温舒从祖父受历数天文，以为汉厄三七之期，乃上封事以预戒。温舒系昭帝时人，则又在哀、平之前。）案《樊英传》有《河》、《洛》七纬，章怀注曰：“《易纬》《稽览图》、《乾凿度》、《坤炅图》、《通卦验》、《是类谋》、《辨终篇》也，《书纬》《璇玑钤》、《考炅耀》、《刑德放》、《帝命验》、《运期授》也，《诗纬》、《推度灾》、《历枢》、《含神雾》也，《礼纬》《含文嘉》、《稽命征》、《斗威仪》也，《乐纬》《动声仪》、《稽耀嘉》、《斗图征》也，《孝经纬》《援神契》、《钩命决》也，《春秋纬》《演孔图》、《元命包》、《文耀钩》、《运斗枢》、《感精符》、《合诚图》、《考异邮》、《保乾图》、《汉含孳》、《佑助期》、《握诚图》、《潜潭包》、《说题辞》也。此等本属不经，然是时实有征验不爽者。杨春卿善图谶，临死戒其子统曰：“吾绨中有祖传秘记，为汉家用。”（《杨厚传》）哀帝建平中，有方士夏贺良上言赤精子之谶，汉家历运中衰，当再授命，故改号曰太初元将元年，称陈圣刘太平皇帝。其后果篡于王莽，而光武中兴。（《汉书李寻传》，成帝时有甘忠可者，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言汉家当再受命，以其术授夏贺良等。刘向奏其妖妄，甘忠可下狱死，贺良等又私相传授。）又光武微时，与邓晨在宛，有蔡少公者学谶，云刘秀当为天子。或曰：“是国师公刘秀耶？”（刘歆以谶文欲应之，故改名秀）。光武戏曰：“安知非仆。”（《晨传》）西门君惠曰：“刘氏当复兴，国师姓名是也。”（《王莽传》）李通素闻其父说谶云，刘氏复兴，李氏为辅，故通与光武深相结。（《通传》）其后破王郎，降铜马，群臣方劝进，适有旧同学强华者，自长安奉《赤付符》来，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在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群臣以为受命之符，乃即位于高阝南。是谶记所说实于光武有征，故光武尤笃信其术，甚至用人行政亦以谶书从事。方议选大司空，《赤伏符》有曰“王梁主卫作玄武”，帝以野王县本卫地之所徙，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官也，王梁本安阳人，名姓地名俱合，遂拜梁为大司空。（《梁传》）又以谶文有“孙咸征狄”之语，乃以平狄将军孙咸为大司马。（《景丹传》及《东观汉记》）此据谶书以用人也。因《河图》有“赤九会昌”之文，光武于高祖为第九世，故其祀太庙至元帝而止，成、哀、平三帝则祭于长安。（本纪）会议炅台处所，众议不定，光武曰：“吾以谶决之。”此据谶书以立政也。且廷臣中有信谶者则登用之。贾逵欲尊《左氏传》，乃奏曰：“五经皆无证图谶以刘氏为尧后者，惟左氏有明文。”（《左传》，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范氏其后也。范归晋后，其处者皆为刘氏。）由是《左氏传》遂得选高才生习。（《逵传》）其不信谶者则贬黜随之。帝以尹敏博学，使校图谶，令蠲去崔发为王莽著录者。敏曰：“谶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恐疑误后生。”帝不听。敏乃因其阙文增之曰：“君无口，为汉辅。”帝诏敏诘之，对曰：“臣见前人增损图书，故学为之耳。”帝深非之。（《敏传》）桓谭对帝言“臣不读谶书”，且极论谶书之非经。帝大怒，以为非圣无法，欲斩之。（《谭传》）帝又语郑兴，欲以谶断郊祀。兴曰：“臣不学谶。”帝怒曰：“卿非之耶！”兴诡词对曰：“臣于书有所不学，而无所非也。”兴数言政事，帝以其不善谶，终不任用。（《兴传》）是光武之信谶书，几等于圣经贤传，不敢有一字致疑矣。独是王莽、公孙述亦矫用符命。（莽以哀章献金匮图有王寻姓名，故使寻将兵讨昆阳，迄于败灭。莽又以刘伯升起兵，乃诡说符命，引《易》曰：“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以为莽者御名也，升者伯升也，高陵者高陵侯翟义也。义先起兵被杀，谓义与伯升伏戎于新皇帝之世，终灭不兴也。又案金匮辅臣皆封拜，有王兴者，城门令史，王盛者，卖饼儿，莽案符命求得此姓名十余人，而二人容貌应卜相，遂登用之，以示神焉。公孙述亦引谶记，谓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明汉至平帝十二世而绝，一姓不得再兴也。又引《运法》曰：“废昌帝，立公孙。”《括地象》曰：“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光武与述书曰：“图谶言公孙，即宣帝也。代汉者当涂高，君岂高之身耶？王莽何足效乎？”则光武亦明知谶书之不足信矣。何以明知之而又深好之？岂以莽、述之谶书多伪，而光武所得者独真耶？同时有新城蛮贼张满反，祭天地，自云当王，为祭遵所擒，乃叹曰：“谶文误我！”遂斩之。（《遵传》）又真定王刘扬造作谶记云：“赤九之后，瘿扬为主。”扬病瘿，欲以惑众，为耿纯所诛。（《纯传》）是当时所谓图谶者，自夏贺良等实有占验外，其余类多穿凿附会，以惑世而长乱。乃人主既信之，而士大夫亦多有留意其术者。朱浮自言：“臣幸得与讲图谶。”（《浮传》）苏竟与刘龚书曰：“孔子秘经，为汉赤制。元包幽室，文隐事明。火德承尧，虽昧必亮。”（《竟传》）郑康成戒子，亦自言“睹秘书纬术之奥”。（《康成传》）所谓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范蔚宗曰：“世主以此论学，悲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