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二史札记

○武帝年号系元狩以后追建
古无年号，即有改元，亦不过以某年改作元年。如汉文帝十六年，因新垣平侯日再中以为吉祥，乃以明年为后元年。景帝即位之七年，改明年为中元年，又以中元五年，改明年为后元年是也。至武帝始创为年号，朝野上下俱便于记载，实为万世不易之良法，然武帝非初登极即建年号也。据《史记封禅书》，武帝六年，窦太后崩。其明年，征文学之士。明年，至雍，郊见五。以后则但云其后其后，而不著某年。下又云，后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长星见曰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曰元狩。是帝至元狩始建年号，从前之建元、云光等号，乃元狩后重制嘉号，追纪其岁年也。不然则武帝六年即应云建元六年，其下所云明年、又明年，皆可书元光几年、元朔几年，岂不简易明白，而乃云明年、后年耶？又案武帝自建元至元封，每六年一改元，太初至征和，每四年一改元，征和四年后，但改为后元年而无复年号，盖帝亦将终矣。
○汉儒言灾异
上古之时，人之视天甚近。迨人事繁兴，情伪日起，遂与天日远一日，此亦势之无可如何也。即以六经而论，《易》最先出，所言皆天道。《尚书》次之，《洪范》一篇备言“五福”、“六极”之征，其他诏诰亦无不以“惠迪”、“从逆”为吉凶。至《诗》、《礼》、《乐》盛于商、周，则已多详于人事，而天人相应之理略焉，如“正月繁霜”诸作，不一二见也。惟《春秋》记人事，兼记天变，盖犹是三代以来记载之古法，非孔子所创也。战国纷争，诈力相尚，至于暴秦，天理几于灭绝。汉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宗者。宣、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数其祸福，傅以《洪范》，（《五行志》序）而后天之与人又渐觉亲切。观《五行志》所载，天象每一变必验一事，推既往以占将来，虽其中不免附会，然亦非尽空言也。昌邑王为帝无道，数出微行，夏侯胜谏曰：“久阴不雨，臣下有谋上者。”时霍光方与张安世谋废立，疑安世漏言，安世实未言，乃召问胜。胜对《洪范五行传》云：“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有下人谋上者。”光、安世大惊。（《胜传》）宣帝将祠昭帝庙，旄头剑落泥中，刃向乘舆，帝令梁邱贺筮之，云有兵谋，不吉，上乃还。果有任宣子章匿庙间，欲俟上至为逆，事发伏诛。（《贺传》）京房以《易》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侯，各有占验。每先上疏言其将然，近者或数月，远或一岁，无不屡中。（《房传》）翼奉以成帝独亲异姓之臣，为阴气太甚，极阴生阳，恐反有火灾。未几，孝武园白鹤馆火。（《奉传》）是汉儒之言天者，实有验于人，故诸上疏者皆言之深切著明，无复忌讳。翼奉谓，人气内逆则感动天地，变见于星气。犹人之五脏六体，脏病则气色发于面，体病则欠伸动于貌也。李寻谓，日失其度，ㄙ昧无光，阴云邪气，在日出时者为牵于女谒，日出后者为近臣乱政，日中者为大臣欺诬，日入时者为妻妾役使所营也。孔光谓：皇之不极，则咎征荐臻。其传曰：有日月乱行诸变异也。而尤言之最切者莫如董仲舒，谓国家将有失道之败，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欲止其乱也。谷永亦言，灾异者，天所以儆人君过失，犹严父之明诫，改则祸消，不改则咎罚。是皆援天道以证人事，若有秒忽不爽者。而其时人君亦多遇灾而惧，如成帝以灾异用翟方进言，遂出宠臣张放于外，赐萧望之爵，登用周堪为谏大夫。又因何武言，擢用辛庆忌。哀帝亦因灾异用鲍宣言，召用彭宣、孔光、何武，而罢孔宠、息夫躬等。其视天犹有影响相应之理，故应之以实不以文。降及后世，机智竞兴，权术是尚，一若天下事皆可以人力致，而天无权。即有志图治者，亦徒详其法制禁令。为人事之防，而无复有求端于天之意。故自汉以后，无复援灾异以规时政者。间或日食求言，亦只奉行故事，而人情意见，但觉天自天，人自人，空虚廖廓，与人无涉。抑思孔子修《春秋》，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二，彗星见三，夜恒星不见星陨如雨一，火灾十四，以及五石陨坠，六退飞，多麋，有蜮，鸲鹆来巢，昼暝晦，大雨雹，雨木冰，李梅冬实，七月霜，八月杀菽之类，大书特书不一书，如果与人无涉，则圣人亦何事多费此笔墨哉？
《汉书艺文志》有刘向《五行传》十一卷，是以言《五行传》者，皆以为刘向所作。然《汉书五行志》先引“经曰”，则《洪范》本文也。次引“传曰”，颜师古初未注明何人所作。今观夏侯胜引《洪范五行传》以对张安世，则武帝末已有是书，不自刘向始也。汉代言阴阳灾异者，惟眭孟与胜同时，其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李寻、解光等皆在胜后。（见《眭弘等传赞》。）则胜所引必非诸人所作也。在胜前者，有董仲舒、夏侯始昌。然仲舒之阴阳本之《春秋》，不出于《洪范》，今仲舒所著《繁露》具在，初无推演五行之处。至《尚书》虽自景帝时伏生所传，而伏生亦未言《洪范》灾异，其弟子作《尚书大传》，亦无五行之说。惟夏侯始昌以《尚书》教授，明于阴阳，先言柏梁台灾日，至期果验。自董仲舒、韩婴死后，武帝甚重始昌。然则胜所引《洪范五行传》，盖即始昌所作也，其后刘向又推演之成十一篇耳。
○汉重日食
汉文帝诏曰：“人主不德，则天示之灾。今日食适见于天，灾孰大焉。”宣帝诏曰：“皇天见异，以戒朕躬。”光武诏曰：“吾德薄致灾，谪见日月，战忄栗恐惧，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百官各上封事，上书者不得言圣。”明帝诏曰：“朕奉承祖业，无有善政，日月薄蚀，彗孛见天，虽夙夜勤思，而知能不逮。今之动变，倘有可救，其言事者靡有所讳。”又诏曰：“朕以无德，下贻人怨，上动三光，日食之变，其灾尤大，《春秋》图谶，所谓至谴。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章帝诏曰：“朕之不德，上累三光，震忄栗切切，痛心疾首。前代圣君，博思咨诹，有开匮反风之应。今予小子，徒惨惨而已。”以上诸诏，皆有道之君，太平之世，尚遇灾而惧如此。他如西汉成帝建始三年、何平元年、永始二年之诏，哀帝元寿元年之诏、东汉和帝永元六年之诏，虽庸主亦以灾异为忧。甚至明帝永平十三年日食，三公亦皆免冠自劾。盖汉时去古未远，经传垂戒之语，师友相传。如孔光论：“日者众阳之宗，人君之表。君德衰微，则日蚀应之。”谷永以正月朔日蚀为兵乱将作。刘向并以《春秋》日食三十六为弑君三十六之应。郑兴亦疏言：“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今孟夏纯乾，阴气未作，其灾尤重。”马严亦疏言：“日者众阳之长，食者阴侵之征，是阴盛陵阳之象也。”丁鸿亦以为臣陵君之象。盖皆圣贤绪论，期于修德弭灾，初不以为次舍躔度之常，不关人事也。
○汉诏多惧词
文帝诏曰：“朕以不敏不明，而久临天下，朕甚自愧。”又诏曰：“间者岁比不登，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元帝诏曰：“元元大困，盗贼并兴，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亏，咎至于此。朕甚自耻，为民父母，若是之薄，谓百姓何！”又诏曰：“朕ㄙ于王道，靡瞻不眩，靡听不惑，是以政令多违，民心未得。”东汉明帝诏曰：“朕承大运，继体守文，不知稼穑之艰难，惧有废失。若涉渊冰而无舟楫，实赖有德左右小子。”又诏曰：“比者水旱不时，边人食寡，政失于上，人受其咎。”章帝即位诏曰：“朕以无德，奉承大业，夙夜战忄栗，不敢荒宁，而灾异仍见，与政相应。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选举乖实，俗吏伤人，官职耗乱，刑章不中，可不忧欤！”岐山得铜器，诏曰：“今上无明天子，下无贤方伯，民之无良，相怨一方，斯器曷为来哉！”和帝诏曰：“朕奉承鸿烈，阴阳不和，水旱违度，而未获忠言至谋所以匡救之策。寤寐永叹，用思孔疚。”又诏曰：“比年不登，百姓虚匮，京师去冬无雪，今春无雨，黎民流离，困于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济，瞻仰昊天，何辜今人？”安帝诏曰：“朕以不德，不能兴和降善，灾异蜂起，寇贼纵横，百姓匮乏，疲于征发。朕以不明，统理失中，亦未获忠良，以毗阙政。”顺帝诏曰：“朕涉道日寡，政失厥中，阴阳气隔，寇盗肆暴，忧瘁永叹，如疾首。”以上诸诏，虽皆出自继体守文之君，不能有高、武英气，然皆小心谨畏，故多蒙业而安。两汉之衰，但有庸主而无暴君，亦家风使然也。
○汉时以经义断事
汉初法制未备，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经义以折衷是非。如张汤为廷尉，每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者，补廷尉史，亭疑奏谳。（《汤传》）倪宽为廷尉掾，以古义决疑狱，奏辄报可。（《宽传》）张敞为京兆尹，每朝廷大议，敞引古今处便宜，公卿皆服是也。（《敞传》）今见于各传者：宣帝时，有一男子诣阙，自称卫太子，举朝莫敢发言，京兆尹隽不疑至，即令缚之。或以为是非未可知，不疑曰：“昔蒯违命出奔，辄拒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已为罪人矣。”帝及霍光闻之曰：“公卿当用经术明大义者。”（《不疑传》）匈奴大乱，议者遂欲举兵灭之。萧望之曰：“春秋士モ侵齐，闻齐侯卒，引师还，君子善其不伐丧。今宜遣使吊问，则四夷闻之，咸服中国之仁义。”宣帝从之。呼韩邪单于遂内属。（《望之传》）朱博、赵玄、傅晏等奏，何武、傅喜虽已罢退，仍宜革爵。彭宣劾奏，博玄、晏等欲禁锢大臣，以专国权。诏下公卿议，龚胜引叔孙侨如欲专国，谮季孙行父于晋，晋人执囚行父，《春秋》重而书之。今傅晏等职为乱阶，宜治其罪。哀帝乃削晏封户，坐玄罪。（《朱博传》）哀帝宠董贤，以武库兵送其第，毋将隆奏：“春秋之谊，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也。孔子曰：‘奚取于三家之堂’臣请收还武库。”（《隆传》）贾捐之与杨兴迎合石显，上书荐显，为显所恶，下狱定谳，引《书》“谗说殄行”，《王制》“顺非而泽”，请论如法。捐之遂弃市，兴减死一等，（《捐之传》）此皆无成例可援，而引经义以断事者也。援引古义，固不免于附会，后世有一事即有一例，自亦无庸援古证今，第条例过多，竟成一吏胥之天下，而经义尽为虚设耳。
○贤良方正茂材直言多举现任官
汉时贤良方正等人，大抵从布衣举者甚少，今见于各列传者，贤良惟公孙弘由布衣起。晁错则已为太子家令；董仲舒已为博士；冯唐已为骑都尉，归家，群臣举为贤良，唐年九十余，不能为官；王吉已为云阳令，举贤良为昌邑中尉；贡禹已为凉州刺史，病去官，更顿贤良，为河南令。此贤良之多已仕者也。杜钦举方正时已为武库令；朱云举方正时已为槐里令；孔光已为议郎，举方正，迁谏大夫；盖宽饶亦已为郎，举方正，对策高第，亦迁谏大夫；陈咸已为九卿，罢归，举方正直言，为光禄大夫给事中。此方正之多已仕者也。薛宣为不其丞，举茂才，迁乐浪都尉；尹赏为楼烦长，举茂材，迁粟邑令。此茂材之多已仕者也。至于孝廉之举，其名虽合为一，而廉与孝不分，大约举孝者少，而察廉者多。如平陵令薛恭，乃本县孝者，不能繁剧。其他如赵广汉以察廉为阳翟令尹，翁归举廉为缑氏尉，又举廉为弘农尉，张敞察廉为泉仓长，萧望之察廉为大行治礼丞，王尊察廉为盐官长，黄霸察廉为太守丞是也。
○汉时诸王国各自纪年
三代诸侯，各自纪年。孔子志在尊王，而修《春秋》亦以鲁公编年，盖成例相沿，虽圣人不能改也。至汉犹然。《史记》诸侯王世家，纪年不用帝年，而仍以诸侯王之年纪事。如《楚元王传》，元王子戊二十一年，景帝之三年也。又《梁孝王传》，十四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复朝。最后云：梁共王三年，景帝崩。是转以侯国岁年记天子之事矣。《汉书》亦同。盖当时虽已大一统，而列国纪载犹用古法也。案《汉书齐悼惠传》，城阳景王章，孝文二年，以朱虚侯与东牟侯兴居俱立，二年薨，子喜嗣。孝文十二年徙王淮南。是又以帝年纪侯国事。
○三老孝悌力田皆乡官名
汉文帝诏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其以户口率置常员。”章怀《后汉书注》，“三老、孝悌、力田皆乡官之名也。三老，高帝置。孝悌、力田，高后。”云。而其时孝与悌又稍有差别。文帝赐三老及孝者帛人五匹，弟及力田人一匹。武帝赐县三老、孝者帛人五匹，乡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元帝诏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人三匹。东汉章帝诏曰：“三老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劳也，其赐帛人各一匹。”
○汉三公官
汉承秦制，设丞相、御史大夫，以理朝政，谓之二府。刘向封事所云：“今二府奏佞谄，不当在位”是也。亦称三公。晁错之父谓错曰：“人口议多怨公者。”以父而呼子为公，徐孚远曰：“御史大夫，三公也。”错父盖以官称之。又汲黯谓公孙弘，身为三公而犹布被，是时弘为御史大夫，是御史大夫已称三公也。其掌兵者则曰太尉，武帝改为大司马，而冠以将军之号。（如卫青为大司马大将军，霍去病为大司马骠骑将军。）成帝以何武言政事烦多，丞相一人事多废滞，于是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与丞相、大司马备三公官。哀帝又改丞相为大司徒。至东汉光武又改大司马为太尉。于是太尉、大司徒、大司空称为三公。建武二十七年，诏大司徒、大司空去“大”字，故刘昭《百官志》称太尉公、司徒公、司空公。此三公亦曰三司。安帝以旱蝗诏责三公曰：“三司之职，内外是监。”顺帝诏亦云，“刺史、二千石之选，归任三司”是也。邓骘以车骑将军仪同三司，于是三司之外又有仪同之号，自骘始也。东汉诸帝多幼年嗣位，于是三公之上又以太傅录尚书事。如和帝初，窦太后临朝，以邓彪为太傅录尚书事。殇帝初，邓太后临朝，以张禹为太傅录尚书事是也。于是太尉、太傅、司徒、司空又称四府，种疏“请敕四府，条举近臣之亲为二千石残秽者”是也。至大将军、骠骑、车骑将军，本由太尉改为大司马而冠以此号，后省大司马仍为太尉，则将军之号可不必设，然自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受遗辅政，自后外戚辅政者往往为是官，于是大将军之权又在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四府之上。旧制大将军位在三公下，明帝以弟东平王苍为骠骑将军辅政，故位在三公上，后仍更渡制。和帝初，窦宪以大将军辅政，权势既盛，公卿希旨，奏宪位在太傅下三公上。嗣后梁商、梁冀为大将军皆因之，故顺帝举将帅、选武猛等诏，皆以大将军列三公之首。终汉之世，以外戚秉权者为大将军，以老臣录尚书者为太傅，否则不设，惟三公官常为宰相之任。至献帝时，董卓自为相国，（相国又在丞相上，萧何由丞相进位相国。）而太尉、司徒、司空之官仍旧。迨曹操柄国，虑人分权，乃复汉初旧制，罢三公官，专设丞相、御史大夫，而自为丞相，于是大权尽归于操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