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二史札记

《刘稹传》，《旧书》谓稹拒命时，其从父故节度使从谏妻裴氏，召诸将妻入宴，裴泣谓诸将妻：“归各语汝夫，忽忘先相公之拔擢，吾今以子母为托。”诸妇皆泣下，故诸将为稹尽力。后稹伏诛，裴氏亦以此极刑。《新书》则谓从谏妾张氏素有憾于裴，诬奏裴语如此，陷之极刑。
《李师道传》，师道死，旧书谓其妻魏氏出家为尼，《新书》谓魏氏没入掖廷。
《王铎传》，《旧书》谓黄巢之乱，官失收京城，封铎晋国公，加中书令，以收京诸将功伐，令铎量其高下，承制爵赏。下又云，巢出关时，溥请身讨之，乃以溥为都统，罢铎都统之任。是收京时，铎正为都统也。《新书》则谓巢战数败，宦官田令孜知贼必破，欲使功归于己，乃构铎罢为检校司徒。铎功将就，而以才见夺，然卒因其势，不数月遂平京师。是铎于未收京之前已罢都统矣。案收京露布系宦者杨复光所上，而无铎名，则铎早罢都统矣，《旧书》应误。
《王龟传》，《旧书》龟观察浙东，江淮盗起攻郡，为贼所害，是龟被贼杀也。《新书》但云徙浙东观察使，卒赠工部尚书，则似未被害者。
《元稹传》，《旧书》谓稹宿敷水驿，与内官刘士元争厅，为士元击伤面。《新书》谓中人仇士良至，稹不让，中人怒，击稹伤面。案白居易救稹疏，亦谓与刘士元争厅，而《新书》云仇士良者，盖士元随士良至而击稹耳。（《仇士良传》亦言与稹争厅，则是时士良实亲至敷水驿也。）
《李绅传》，《旧书》谓李辟绅为掌书记，绅不就，怒将杀之，遁而免。《新书》谓胁中使奏留已，召绅作疏，绅阳惧，至不能成一字，下笔辄涂去。注白刃，令易纸，终不成。乃召许纵为之，而囚绅狱中，败乃免。
《路岩传》，岩为相，委亲吏边咸，与郭筹相倚为奸。《旧书》云，事败出为成都尹，改荆南，寻罢之。《新书》谓事败贬新州，赐死，剔取其喉。先是岩奏赐死者当剔喉以验，至是自及云。
宪宗之弑。《旧书》谓宦者陈弘庆，《新书》作陈弘志。《旧书》弘庆等弑逆，不言王守澄，《新书》谓守澄与弘志等弑帝。
《杨复光传》，《旧书》谓复光监军讨贼，遣吴彦宏谕降黄巢，巢即令尚君长等奉表归国。宋威害其功，并兵击贼，巢怒，复作剽。《新书》谓复光谕降王仙芝，仙芝遣尚君长出降，宋威密请诛君长，故仙芝复叛。案是时仙芝为贼首，巢其将校也，复光谕降是仙芝明甚。
《张巡传》，《旧书》谓蒲州河东人，《新书》谓邓州南阳人。
《郑畋传》，《旧书》，畋镇凤翔，病，乃表荐李昌言，诏可之，召畋赴行在。《新书》黄巢据京城，畋移檄讨之，遣大将李昌言率兵向京。昌言反兵袭畋，畋登城谓曰：“吾方入朝，公能为国讨贼则可矣。”乃委军而去。《通鉴》与《新书》同。
《王重荣传》，《新书》宦官田令孜以重荣不肯归盐池供禁军，使朱玫讨之。重荣率李克用以兵来，战于沙苑，禁军大败。（《通鉴》同。）《旧书》但云，沙苑之战，禁军不重荣所败，令孜挟天子幸宝鸡。李克用闻之，乃与重荣入援京师。一似沙苑之战，克用不与其事，及帝出奔后，始起兵勤王者。此或后唐修史时，为克用讳耶。
○新旧书各有纪传互异处
《旧书》本纪，幽州军乱，逐节度使史元忠，推陈行泰为留后。雄武军使张绛奏，行泰不可为帅，请以本镇军讨之，许之，遂诛行泰。诏以绛主留后务，仍赐名仲武。是绛即仲武也。而《新书》则陈行泰杀史元忠，张绛又杀行泰，雄武军使张仲武起兵讨绛，朝廷因命仲武为节度，是绛与仲武判然两人。及考《旧书张仲武传》史元忠为行泰所逐，行泰又为绛所逐，适仲武遣吏吴仲舒奉表至京，宰相李德裕问故，仲舒谓行泰、绛皆客将，故人心不附，仲武本旧将，素抱忠义，可为帅。德裕乃奏以仲武为节度使。是《旧书》列传内亦未尝以绛与仲武为一人，而本纪乃谓绛赐名仲武，此纪传经互异之显然者。合《新书》列传及《通鉴》核之，此《旧书》之误在纪不在传也。《新书》本纪，杀梁郡公李孝逸。案《新书孝逸传》讨徐敬业有功，后为武三思所谗，将置之死，后念其旧功，免死，流儋州。《旧书孝逸传》亦然。是孝逸未被杀也。此《新书》之误亦在纪而不在传也。
○新旧书误处
《严武传》，《旧书》，肃宗收长安，以武为京兆少尹，因史思明阻兵不之官，优游京师。案长安键订兆也，既收长安，何以不能赴京尹之任？史思明并吸遁长安，何以因其阻兵，遂不赴任京兆？此必误也。盖是东都少尹耳。是时史朝义尚据东都，如刘晏亦除河南尹，以盗据都城，乃寄治于长水。然则武所除少尹，当是河南也。《新书》则云，已拜京兆少尹，坐房事，贬巴州刺史。然则《旧书》所云以贼阻不之官者，误。
《鲁炅传》，炅守南阳一年，与贼将田承嗣等日夜拒战，力不支，乃率众突围出，投襄阳。《新》、《旧》二书皆同，是炅已走襄阳矣。而《虢王巨传》，巨奉命节度河南，诏贬炅为果毅，以来代之。巨奏曰：“若炅能守孤城，功足补过，则何以处之？”玄宗曰：“卿随宜处置。”巨至内乡，贼解围走。巨乃至南阳，宣敕贬炅，削其章服，令随军效力。其暮，以恩命仍令炅复位。据此则炅尚在南阳也。《来传》亦谓，炅守南阳，诏以代之，虢王巨奏炅能守南阳，乃诏各复本位。下又云，贼攻南阳累月，救之，为贼所败。是炅亦尚未失南阳。数传核对，俱不符合。当是巨至南阳时，炅尚守城，贼暂退去，其后又来攻，救之，又为贼所败，炅于是走襄阳耳。
《郭子仪传》，《新书》代宗即位，子仪惧程元振谗，乃裒肃宗所赐诏敕千余篇上之。案《旧书》子仪表代宗云：“陛下贻臣诏书一千余篇，自炅武、河北、河南，臣所经行，蒙赐手诏敕书，凡二十卷，昧死上进。”是代宗为广平王，与子仪同收复两京时，军中往来手札也，代宗既即位，故即谓之诏敕。《新书》以为肃宗诏敕，殊误。
《旧书》，兴元元年，李抱真、王武俊破朱滔于京城东南，擒其伪相朱良、李俊等，滔遁归幽州。案朱Г、朱滔、武俊、抱真、田悦、田绪等传，是时Г因泾师之变，僭据京城，其弟滔及武俊、田悦等方连衡抗朝命，Г遣人册滔为皇太弟，使发兵趋洛阳，与己合势。滔率兵而南，悦托词不助兵，滔怒，遂攻其贝州。武俊、抱真以滔强横难共事，遂合兵袭滔，大败之，朱良等被执，滔遁归幽州是滔至贝州即败去，未尝近京城也。《新书武俊》等传则谓败滔于经城，《田绪传》又谓与武俊等败滔于泾城。然则《旧书》所云京城东南者，盖经城、泾城之讹也，其地当在贝州耳。而《新书》本纪，此战之前，又书浑及朱滔战于武川亭，败之。朱滔自贝州败后，即归幽州。而武川亭，武功地也。滔既未到京西，何得有与战武川之事？据、Г二传，是时德宗在梁、洋，为行营副元帅，李晟方围Г于京城，自行在来援。Г遣韩、宋归朝、张庭芝等来寇武功，与吐蕃兵败之武川亭，斩首万计。是武川亭所败乃Г将而非滔也，而云与滔战武川亭，此又《新书》之误也。或书云与Г战而讹刻为滔耳。（欧书贼将必书贼首名，或以Г所遣将即书为Г。）
○新旧书刻本各有脱误处
《旧书张巡传》，安禄山陷河洛，许远守睢阳，贼将尹子奇攻围经年，巡以雍邱小邑，储备不足，大寇临之必难保，乃引卒诈降。至德二年正月也。玄宗闻而壮之，授主客郎中兼御史中丞。案巡方诈降，何以玄宗闻而壮之？盖巡以雍邱难守，故诈降以出，而并兵干睢阳，与远同守，故帝闻而嘉之耳。《新书》，巡在雍邱，饷路绝，乃拔众保宁陵，至睢阳，与太守许远、城父令姚り等合兵，遣雷万春、南霁云等战宁陵北，杀贼万人。有诏拜巡主客郎中、河南节度副使，正此事也。而《旧书》云云，此必有行墨脱落之处。
《新书李光颜传》末忽叙宋威、曾元裕讨王仙芝一事。大将张自勉表请讨贼，诏乘传赴军。威忌自勉，请以隶麾下，欲以事杀之。宰相知其谋，不听，乃以自勉代元裕。案仙芝之乱距李光颜已将百年，与光颜何涉，而系其事于《光颜传》后，此亦必错误也。
●卷十九
○贞观中直谏者不止魏征
贞观中直谏者，首推魏征。太宗尝谓征曰：“卿前后谏二百余事，非至诚何能若是。”又谓朝臣曰：“人言魏征举止疏慢，我但赏其妩媚耳。”征以疾辞位，帝曰：“金必锻炼而成器，朕方自比于金，以卿为良匠，岂可去乎？”至今所传十思十惭等疏，皆人所不敢言，而帝悉听纳之，此贞观君臣间直可追都、俞、吁、弗之盛也。然其时直谏者不止魏征也。今案《新》、《旧唐书》各传：薛收谏猎，帝即赐金四十铤以奖之。孙伏伽谏元律师罪不当死，帝即赐以兰陵公主园直百万。或以为太厚，帝曰：“朕即位未有谏者，是以赏之。”温彦博谏长安令杨纂失察，罪不当死，帝即赦之。虞世南谏田猎，谏山陵之制不宜过厚，谏宫体诗不宜作，恐天下从风而靡，谏勿以功高自矜，勿以太平自怠。帝尝曰：“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马周谏大安宫宜崇奉，宗庙宜亲祀，乐工王长通等不宜赐官，帝购大宅直二百万者赐之。庐江王瑗姬侍侧，王曰：“陛下知瑗杀其夫而取之以为非，奈何又令侍左右？”帝即出之。谏祖孝孙雅士，不宜令教女乐。帝虽责之，明日悔，语房玄龄令群臣勿因此不言。姚思廉谏幸九成宫，赐帛五十疋。高季辅指陈时政得失，帝赐以钟乳一两，曰：“卿以药石之言进，故以药石相报。”戴胄谏修洛阳宫，帝嘉之。张玄素亦谏修洛阳宫，至以为甚于炀帝，帝曰：“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对曰：“若此役卒兴，同归于乱耳。”帝叹曰：“我不思量，遂至于此。”命罢役，赐帛二十疋。褚遂良谏宠魏王泰太过，帝纳之。谏告成东岳，即罢封禅。张玄素令史出身，帝问其履历，玄素惭不能对，遂良谓玄素已擢至三品，陛下不宜对群臣穷其门户，帝亦悔之。帝常论山东人物，张行成言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宜以东西为限，帝善之，赐马一匹、钱十万、衣一袭。裴仁轨私役门夫，帝欲斩之，李乾奏罪不应死，帝即免之。权万纪不能教太子承乾以正，帝欲诛之，柳范曰：“房玄龄尚不能止陛下猎，岂可独罪万纪？”帝大怒，拂衣入，久之，独召范慰谕之。帝好与群臣论难，刘洎力谏，帝诏答曰：“轻物骄人，恐由于此，敬当虚怀改之。”洎又言近来上书人或面加穷诘，恐致阻进言之路，帝曰：“卿言是也，当改之。”此皆见于各传者也。魏征尝言：“陛下导之使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岂敢犯龙鳞。”帝尝宴韦挺、虞世南、姚思廉等，谓曰：“龙有逆鳞，人主亦然。卿等遂能不避触犯，常如此，朕岂虑危亡哉！”是诸臣之敢谏，实由于帝之能受谏也。独是仁善之君则能纳诲，英睿之主每难进言。以太宗之天锡智勇，手定天下，制事决机，动无遗策，宜其俯视一切，臣下无足当意者，乃虚怀翕受，惟恐人之不言，非徒博纳谏之名，实能施之政事。其故何哉？盖亲见炀帝之刚愎猜忌，予智自雄，以致人情瓦解而不知，盗贼蜂起而莫告，国亡身弑，为世大﹃。故深知一人之耳目有限，思虑难周，非集思广益难以求治，而饰非拒谏，徒自召祸也。炀帝恶谏，曰：“有谏者当时不杀，终不令生于地上。”苏威欲言不敢，因午日献《古文尚书》，炀帝曰：“讪我也。”即除名。萧谏伐辽，即出为郡守。董纯谏幸江都，即赐死。由是人皆钳口，至丧国亡身而不悟。（见吴兢疏。）此太宗所亲见也。惟见之切故惧之深，正张廷所云，多难兴邦，殷优启圣。皆以事危则志锐，情迫则思深也。魏征之谏，亦动以隋为戒，谓：“隋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哉？特恃其富强，不虑后患，驱天下以从欲，遂以四海为尊，殒于匹夫之手。陛下当鉴彼之失。”又曰：“我之所代，实在有隋。隋氏乱亡之源，圣明所亲见。隋之末乱，自谓必无乱。隋之未亡，自谓必不亡。所以甲兵屡动，徭役不息，至于身戮而犹未悟。今能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而存矣。”马周亦言：“炀帝笑齐、魏之失国，今之视炀帝，犹炀帝之视齐、魏也。”此当时君臣动色相戒，皆由殷鉴不远，警于目而惕于心，故臣以进言为忠，君以听言为急。其后勋业日隆，治平日久，即太宗已不能无稍厌。魏征谓贞观之初，导人以言，三年后见谏者悦而从之，近一二年勉强受谏而终不平。是可知贞观中年，功成志满，已不复能好臣其所受教。然则惧生于有所惩，怠生于无所儆，人主大抵皆然。若后世蒙业之君，运当清泰，外无覆车之戒，而内有转圜之美，岂不比太宗更难哉！
○时政记
左、右史起居注之外，有政事及奏对由宰相撰录者，谓之《时政记》。案《旧书》，唐初记注最详备。苏冕言，贞观中，每日朝退后，太宗与宰臣参议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执简记录，由是贞观注记政事极详。高宗时，许敬宗、李义甫用权，多妄奏事，恐史官书之，遂奏令随杖便出，不得备闻机务。姚乃表请仗下所言政要，宰相一人专知撰录，是为《时政记》，每月封送史馆，宰相之撰《时政记》自此始也。据《旧书》云，罢后，其事遂寝。贾耽、齐抗，贞元时为相，又修之，耽、抗罢而事又寝。然宪宗尝问李吉甫：“《时政记》记何事？”吉甫曰：“是宰相记天子事，以授史馆之实录也。左史记言，今起居舍人是；右史记事，今起居郎是。永徽中，姚监修国史，虑造膝之言外间或不得闻，因请随奏对而记于仗下，以授史馆，今《时政记》是也。”上曰：“间有不修何也？”曰：“面奉德音，未及行者，不可书付史官。有谋议出于臣下者，又不可自书付史官故也。”（《宪宗纪》）又裴休尝奏言，宰相知印者撰《时政记》，或多载己言而略他人之言，史官莫得知。请自今宰相各自为记，令付史馆，从之。（《休传》）可见历朝仍皆有《时政记》，未尝废也。其后又稍变其例，穆宗时，宰臣崔植等奏请，坐日所有君臣献替事宜，应随日撰录，号为《圣政记》，岁终付史馆。则不必每月送史馆，至岁终始送矣。文宗又诏，《时政记》因循日久，废坠日多，自后宰臣奏事及临时处分，委中书门下丞一人随时撰录，每季送馆。则又不必宰相自撰，而令中书门下丞撰录矣。然皆于记录政事，致其详慎，可为后世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