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二史札记

○新唐书本纪书法
新唐书书法多可议者，武德元年，唐帝追谥隋太上皇为炀帝。贞观四年，李靖破突厥，犹隋萧后及炀帝孙正道。此大事也，而本纪不书。（《旧书》书之。）薛举寇泾州，虽因秦王卧病，刘文静出战而败，然主兵者秦王也，乃但书“刘文静及薛举战，败绩。”（《旧书》书“秦王与薛举战，败绩”。）秦王擒窦建德，降王世充，献俘于朝，斩建德于市，流世充于蜀。本纪但书“建德伏诛”，而世充放流之事不书，则世充如何决遣乎？突利、颉利两可汗也，乃李靖擒颉利则书，突利来奔则不书。侯君集擒高昌王麴智盛则书，李靖擒吐谷浑慕容伏允则不书。体例亦不划一，凡书伏诛者，以其有罪而正法也。玄宗讲武骊山，以仪注有失斩唐绍，绍死后，玄宗追悔之，是其罪本不至死，而书“唐绍伏诛”。（《旧书》，“唐绍斩于纛下”。）封常清与禄山战，败，奔陕郡，劝高仙芝速守潼关。仙芝至关，缮守备，贼至不得入，乃去。是二人皆无死罪也，而书“封常清、高仙芝伏诛”。（《旧书》，“斩常清、仙芝于潼关”。）是不亦太刻乎！此数人皆书伏诛矣。宦官陈弘志弑宪宗，幸逃其罪，文宗始赐死于青泥驿。《新书》于《宪宗纪》既书“陈弘志反，帝暴崩”矣，又于《文宗纪论》谓：“帝能诛弘志，亦足伸其志矣。”则青泥驿之赐死，自必应书伏诛，乃反书“杀陈弘志”，一似无罪而枉杀者，此更两失之也。奉天之围，朱Г来攻二十余日，皆浑昼夜拒战，得保危城，而本纪但书“甲子，与Г战城下，败之。”似之战只此一次矣。宣宗大中元年，积庆太后崩，此文宗母也，本纪但书“皇太后”，则竟似宣宗母矣。宰相王铎赴沧帅任，路经魏博，为节度使乐彦祯所害，《新书》但书“盗杀义昌军节度使王铎”。似为彦祯讳者。此皆欧公过求简净之失也。《新唐书》本纪及《五代史》皆欧公重修，然《五代史》系欧公私自撰述，从容订正，故无遗议。《新唐书》则二百八十余年事迹，头绪繁多，不暇检校入细。试平心论之，宋景文于列传之功，实费数十年心力，欧公本纪则不免草率从事，不能为之讳也。当日进呈时，宋仁宗即有旨，《旧唐书》不可废，其早有所见欤！
○新书本纪书安史之乱
欧公本纪书法，凡反逆者，虽遣其将拒战，亦必书逆首姓名，不书贼将也。然亦有不可通者，如秦宗权、董昌等部将不多，举事又小，书其逆首，自不至混淆。至安禄山、史思明等，地广兵雄，遣将四出，其将又皆僭大官，拥大众，分路专征，各当一面，此岂得概以逆首之名书之。乃常山之陷，本贼将蔡希德也，而书禄山陷恒山郡。氵蚩水之战，本鲁炅与贼将武令战而败也，而书鲁炅与禄山战氵蚩水，败绩。炅宝西原之战，本哥舒翰与贼将崔乾战而败也，而书哥舒翰与禄山战炅宝西原，败绩。颍川之陷，本贼将阿史那承庆也，而书禄山陷颍川郡，执太守薛愿。且禄山既入东京，即在东京僭号，及潼关不守，天子幸蜀，禄山遣张通儒为西京留守，田乾真为京兆尹，安守忠屯兵苑中，禄山未尝亲至长安也。据《苗晋卿传》，是时衣冠多为贼胁，自陈希烈以下皆送洛阳。又《崔光远传》，光远为京尹，伪遗其子东见禄山，禄山仍以光远为京尹。（光远赴炅武，禄山乃遣田乾真为尹。）是禄山未至长安之明证，而书禄山陷京师。即《新书禄山传》亦云，禄山未至长安，群不逞争取大盈库及百司帑藏，禄山至，怒，乃大索三日，民间赀财尽掠之。是宋景文亦真以禄山为亲至长安矣。禄山为其子庆绪所弑，庆绪亦在东京，未尝出洛阳一步。（如广平王收西京，庆绪自东京亟发大兵，使严庄率赴陕，助通儒等拒战。及收东京，陈希烈等三百人皆待罪于天津桥南。此又庆绪据守东京，并未至长安之明证。）而至德二载二月，书郭英及庆绪战于武功，败绩。又书郭子仪及庆绪战于潼关，败之。又书子仪及庆绪战于永丰仓，败之。又书崔光远及庆绪战于骆谷，败之。广平王收京时，又书广平王及庆绪战于澧水，败之，遂更订师。并书庆绪奔于陕郡。（是竟以庆绪自长安东奔矣。）又书广平王及庆绪战于新店，败之，遂复东都。据此书法，一似庆绪处处身在行间者。其实香积寺之战，（即澧水之战。）乃贼将安守忠、李归仁拒战而败，张通儒在长安即出奔也。新店之战，贼将严庄自东京来助战而败也。而《新书》概书庆绪，不几使观者回惑乎。（《代宗纪》内却明书，克京城后，代宗率大军以东，安庆绪遣其将严庄拒于陕州，代宗及郭子仪、李嗣业大败之。是又明知庆绪之未至长安也。）既处处书逆首姓名矣，乃河曲之战，又书郭子仪败禄山将高秀岩；陈留之战，又书嗣吴王只败禄山将谢元同；常山之复，书郭子仪、李光弼败禄山将史思明；雍邱之战，书张巡败禄山将令狐潮；堂邑之战，书颜真卿败禄山将袁知泰；白沙场之战，书张巡败禄山将翟伯玉；刘桥之战，书子仪败庆绪将李归仁；清渠之战，书子仪及庆绪将安守忠战，败绩。是又各书贼将之姓名，而不书禄山、安绪，此又自乱其例也。
○新书改编各传
《旧书》武后有本纪，遂不列《后妃传》。《新书》以其称制后政事编作本纪，而猥亵诸迹仍立传于《皇后传》内。《旧书帝子传》各隶于诸帝之朝。《新书》总编于《后妃传》后。《旧书》无帝女传，故平阳公主附于其夫《柴绍传》后，太平公主附于其夫《武攸暨传》后。《新书》另立《公主传》。《旧书》无《奸臣传》，许敬宗、李义府、李林甫、卢杞、崔胤、柳灿等，皆在列传。《新书》另立《奸臣传》，而义府子湛能与李多祚等同诛张易之兄弟，遂不附其父传后，而入《多祚传》。《旧书》无《叛臣》、《逆臣传》，但以安禄山父子、史思明父子及高尚、孙孝哲、朱Г、黄巢、秦宗权列在末卷，稍示区别。然高尚、孙孝哲皆禄山将校，则附于禄山传可矣，何必另立专传？此二人既有专传，则贼将尚有崔乾、张通儒、安守忠、尹子奇等，皆贼将之剧者，何以又不立传乎？朱Г既在末卷，而从Г叛臣如源休、姚令言等反在列传，岂不轻重倒置？《新书》则分叛、逆二项，以李希烈、安禄山父子、史朝义父子、及朱Г、黄巢、秦宗权、董昌等（《旧书》无《昌传》，新书增入。）僭号称尊者，入《逆臣传》。而贼党即附其传后。以仆固怀恩、周智光、梁崇义、李怀光等背国自擅者，入叛臣传。分类殊有差等。惟黄巢未仕于唐而列于《逆臣》，殊觉名实不称，此《明史》所以有《流贼传》也。《旧书》杜伏威、罗艺、苑君璋、李子和俱列群雄内，与李子通、朱粲等相次。然伏威等皆降唐者，伏威入朝后不复出长安，后以辅公┙诬累，太宗登极曾为之昭雪。李子和降唐后，历官数十年，以善终。此岂得尚与群雄同卷乎？罗艺、苑君璋虽降而再叛，然既为唐臣，则唐之《新书》另编为卷，不复与群雄同列。惟李密、萧铣亦曾降唐而仍入群雄，则以此二人地大兵众，唐初已隐然如敌国，与窦建德、王世充相等，未便入之降臣内耳。又《旧书》辅公┙次于伏威后，以二人同起事也；阚棱、王雄诞又次公┙后，以其为伏威部将也。然伏威降唐后，公┙反，而棱与雄诞皆为唐效力，此岂得与公┙相次乎？《新书》棱、雄诞附《伏威传》后，而公┙另入群雄内。《旧书》孔颖达、颜师古、马怀素、褚无量皆在列传，《新书》改入《儒林》，以其深于经学也。刘太真、邵说、于邵、崔元翰、于公异、李善、李贺皆在列传，《新书》改入《文苑》，以其优于词学也。孙思邈在《方伎》，改入《隐逸》，以其人品高，不仅以医见也。李风改入《方伎》，以其明天文也。武士改入《外戚》，以武后之父，尊崇极盛，三思等皆其子孙，宠幸冠一时，故皆附其传后也。杨国忠亦改入《外戚》，以杨贵妃之兄也。邱神本附其父《和传》后，改入《酷吏》，以其与周兴、来俊臣等同肆毒也。马三宝本柴绍家奴，附《绍传》后，改入《功臣传》，以其为国立功，则绍不得而有之也。祖孝孙、傅仁均无传，以孝孙明乐律，事已入《礼乐志》；仁均明历术，事已入《历志》也。杨元琰、薛季昶本在《循吏传》，改与桓彦范等同卷，以诛二张时同事也。李齐运本蒋王恽之孙，若论《新书》子孙附于祖父传之例，应入《恽传》，乃另立专传，以其与裴延龄等同恶，故与之同卷也。王宰旧附其父《智兴传》后，乃另立专传，以其讨刘稹之功大也。独孤及旧附其子《朗传》内，《新书》则传及而以朗附之，文行相等，自宜以子从父也。沧州程日华旧附义武《张孝忠传》内，以沧州本属义武也。《新书》另立横海专传，是时日华能守沧州，朝命以沧州为横海镇，特授日华为节度，横海一镇自此始故也。甘露之变，《旧书》详于宦官《王守澄传》内，以仇士良继其职，故合为一传也。然甘露之事究与守澄无涉，《新书》故另立《士良传》，而详其事于传内也。他如立《宗室宰相传》，见皇族之有人也。立《蕃将传》，见外夷亦效用也。唐末诸镇，周宝、邓处讷、刘巨容、顾彦朗、李罕之、王敬武、孟方立、杨行密、赵等，旧书以诸人皆涉五代，不复立传，《新书》传之，以其事尚多系唐末造也。然赵光胤、王处直，后皆历仕梁及后唐，《新书光胤传》但至知制诏而止，《处直传》但书天复初封太原郡王则止，以此官爵尚唐所授，其后则不复叙也。韦应物、郑谷等皆有诗名，而无事迹可传，则于《文苑序》内见其姓名，谓史家逸其事，故不能立传，亦可见《新书》之周密也。惟中宗少子温王重茂，中宗崩，韦后立为帝，睿宗即位，退封襄王，开元中薨，追谥殇帝。《旧书》有传，《新书》既不列于帝纪，而《皇子传》内亦无传，殊为缺略。长孙顺德旧在《功臣传》内，《新书》改附于《长孙无忌传》后。按高祖手定功臣，首秦王，次裴寂、刘文静，次即顺德，今反不立专传，而附于无忌后。苏瑰、张说旧不同卷，《新书》既以当时燕、许并称，而改编作一卷矣。长庆中诗人，元、白并称，《旧书》同在一卷，《新书》何以又不同卷，而以白居易与李等同卷，列在中宗朝桓彦范等之前，不且颠倒时代乎？晚唐诗人，温、李并称，《新书》何以《文苑》中只有李商隐，而温庭筠则附其远祖《大雅传》后乎！阳城裂麻一事，不愧真谏官，入之列传可矣；司空图避乱晦迹，入之《隐逸》可矣，乃又创立《卓行》一门以位置之。张易之兄弟，《旧书》附在名臣《张行成传》后，本属不伦，《新书》别无可位置，遂亦附《行成传》后。薛怀义旧附《外戚武氏传》后，固属非类，《新书》以其无可附，遂并不立传。夫《卓行》一门既可创为之矣，此等独不可立《亻幸臣传》乎？李忠臣、乔琳旧在列传，《新书》以其晚节受朱Г伪命，遂改入《叛臣传》。夫叛臣必如高骈、朱玫等首倡叛乱者，方专立一传，乔、李等不过从贼耳。从贼中如源休、姚令言等，皆尽力助逆，仅附《Г传》中，而乔、李曾有功于国，晚节一蹉跌，转列为叛首，而并以附Г之蒋镇等附其传后，更觉失当。岂以二人曾为将相，故责之独重耶？又《旧书》无《藩镇传》，殊觉淆混。《新书》则魏博、镇冀、淄青、横海、宣武、彰义、泽潞各为一卷，便觉一览如。然既分镇立传，则此一镇之主帅，更替承袭，但依次直书，其人之贤否自见。《新书》则以田弘正、张孝忠等之纯心为国、始终一节者，又提出另入列传，遂使一镇之序次中断，此亦过于分别之病。至僧玄奘，为有唐一代佛教之大宗，此岂得无传？《旧书》列于《方伎》是矣，《新书》以其无他艺术，遂并不立传。抑思方者方外也，伎者，艺术也，无艺术独不可以方外处之乎？余尝谓《新唐书》一部独缺两僧，一高行之玄奘，一邪幸之怀义，究属史家缺事也。
●卷十七
○新书增旧书处
五代纷乱之时，唐之遗闻往事，既无人记述，残编故籍，亦无人收藏，虽悬诏购求，而所得无几，故《旧唐书》援据较少。至宋仁宗时，则太平已久，文事正兴，人间旧时记载多出于世，故《新唐书》采取转多。今第观《新书艺文志》所载，如吴兢《唐书备阙记》，王彦威《唐典》，蒋《大唐宰辅录》，《凌烟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凌《唐录政要》，南卓《唐朝纲领图》，薛《唐圣运图》，刘肃《大唐新语》，李肇《国史补》，林恩《补国史》等书，无虑数十百种，皆《旧唐书》所无者，知《新书》之“文省于前而事增于旧”，有由然也。试取《旧书》各传相比较，《新书》之增于《旧书》者有二种，一则有关于当日之事势、古来之政要及本人之贤否，所不可不载者，一则琐言碎事，但资博雅而已。今分别于左，而《新书》删《旧书》之处亦附见焉。
○新书增旧书有关系处
代宗《沈后传》，陷贼后不知所在，（《新书》增。）高力士女冒为后，迎还上阳宫，力士子知非真，具言其情，诏贷之。
《李密传》，（增）密为魏公，设坛即位，改元永平。（又增）密与宇文化及隔水语，责其弑逆。（又增）贾润甫劝其稍节兴洛仓米，勿致食尽人散。
《王世充传》，（增）炀帝至江都，世充请以江淮女进宫。
《徐圆朗传》，（增）圆朗迎彭城刘世彻，欲以为主，会盛彦师被执在圆朗所，恐二凶合则祸不解，乃说曰：“公不见翟让用李密而见杀乎？”圆朗乃忌世彻而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