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二史札记

○保太后
《礼记．曾子问》篇，子游问曰：“丧慈母如母，礼欤？”孔子曰：“非礼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内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鲁昭公少丧母，有慈母良，及死，公欲丧之，有司以为非礼，公乃以练冠丧慈母。丧慈母自鲁昭公始也。然但练冠以居，而孔子已以为非礼。按慈母亦有不同，或子幼母死，父命妾长育之者，父卒而遭此妾之丧，尚有三年之服，以重父命也。若但父使之保抱，则不过保母而已。《晋书．顾和传》，成帝以保母周氏有保育之劳，欲假以名号，和奏谓古无此例，惟汉炅帝以乳母赵娆为平氏君，此末世之私恩，非先王之令典，乃止。是古未有崇奉保母之制也。乃后魏自道武创例，立太子则先杀其母，以防母后预政，自是遂著为令，而帝即位皆无太后，于是转奉保母为太后。太武帝保母窦氏，本以夫家坐事没入宫，明元帝命为太武保母。太武既立，尊为保太后，后又尊为皇太后。太后登崞山，谓左右曰：“吾母养帝躬，死必不为贱鬼，然于先朝无位次，不可违礼从葬园陵，此山之土可以终托。”故殁后遂葬崞山，从其志也。文成帝乳母常氏，亦有劬劳之功，文成即位，尊为保太后，再进为皇太后。是时文成妃李氏生献文，后将立献文为太子，常太后依故事令李氏条记在南兄弟，付托其宗兄洪之，痛哭而死。以保母而能主宫闱之政，赐死太子之母，则当日之尊竟同皇太后可知也。文成帝又极尊奉，封太后之兄英为辽西王，弟喜带方公，三妹皆县君，妹夫皆公侯，又追赠太后祖为公，父为王，母为王太妃，可谓滥矣。亲母则必赐死，保母转极尊崇，魏法之矫枉过正，莫不善于此。
○异姓封王之滥自后魏始
太武帝即位，封长孙嵩北平王，奚斤宜城王，长逊翰平阳王，叔孙建丹阳王，司马楚之琅琊王，杜超阳平王，穆寿宜都王，长孙道生上党王，楼伏连广陵王。自是功臣无有不王者。文成帝封周忄丑乐陵王，杜遗、闾若文、刘尼、杜元宝、源贺闾、武皮、常英、闾毗、闾纥、尉眷、乙浑、李峻，俱进爵为王。又封陆丽为平原王，丽乞以让父，帝曰：“吾岂不能以二王封卿父子也。”乃封其父俟东平王。后丽之子事献文帝，又封东郡王，一门之内遂有三王。献文帝又以封慕容白曜济南王，韩颓襄城王。孝文帝亦封陈建魏郡王，苟颓河东王，王中山王，张新平王。太和十六年，始诏诸远族非太祖子孙及异姓封王者，皆降为公，公为侯，侯为伯，其子男仍旧，皆除将军之号，惟长孙道生以大功特不降，自是名器稍重。至北齐武成帝时，又极猥亵。奄人邓长容、韩宝业、卢勒叉、齐绍、秦子征、陈德信俱封王。后主纬时，庶姓封王者尤多，穆提婆城阳郡王，高阿那肱淮阳郡王，韩长鸾昌黎郡王，皆幸臣也。张景仁以侍书封王，传谓仓颉以来八体进爵，一人而巳。又有仓头陈山提、盖丰乐、刘郁斤、赵道德、刘桃枝、梅胜郎、辛洛周、高舍洛，至武平时皆封王，其不及武平者，亦追赠王爵。《齐书》谓诸仓头始自家人，情寄深密，及后主时，已是先朝勋旧，故致此叨窃。又有乐人曹僧奴及其子妙达，以能弹琵琶亦封王。此外官阶更不可数计，开府千余，仪同无数。诸贵宠追赠祖父，岁一进官，位极而止。马及鹰犬皆有郡君、仪同之号，如赤彪仪同、逍遥郡君、凌霄郡君之类，甚至斗鸡亦号开府，官爵之滥，至此极矣。故当时受之者不以为荣，且反有以为辱者。阳休之为中书监，封燕郡王，谓人曰：“我非奴，何忽有此授？”可见人之贱之，至不齿于人列也。荒乱之朝，何所不至，固不可以常理论矣。
○后魏以铸像卜休咎
《北史．魏后妃传序》云，魏故事，将立皇后，必令手铸金人，以成者为吉，否则不得立也。道武帝妃慕容氏有宠，帝令后铸金人，成，乃立为后。后薨，又宠刘氏，以铸金不成，不登后位。明元帝妃姚氏，铸金人不成，未升尊位，然帝礼之如后，薨，遂赠为后，加谥焉。然非特立后用此法也，尔朱荣以明帝崩，将有所立，乃以铜铸孝文及咸阳王禧等五王子之孙像，成者当立为主，惟庄帝独就，乃迎立之。及河阴之役，荣欲僭位，铸金为己像，数四不成，乃止。齐高洋欲僭位，群臣皆意以为不可，铸像卜之，一写而成，遂决意僭号。盖当时国俗然也。（《魏书》、《北齐书》及《北史》。）
按《晋书》载记，冉闵遣常炜使于慕容俊，俊使封裕问之曰：“闻闵铸金为己像，坏而不成，何得言有天命。”炜言此事非实。此又在元魏之前，则不始于魏矣。盖本北俗故事，至拓跋而益尚之也。
○后魏百官无禄
后魏未有官禄之制，其廉者贫苦异常。如高允草屋数间，布被袍，府中惟盐菜，常令诸子采樵自给是也。（《允传》）否则必取给于富豪，如崔宽镇陕，与豪宗盗魁相交结，莫不感其意气。时官无禄力，惟取给于人，宽以善于结纳，大有受取，而与之者无恨。（《宽传》）文成帝诏，诸刺史每因调发，逼人假贷，大商富贾，要时射利，上下通同，分以润屋。自今一切禁绝，犯者十疋以上皆死。明元帝又诏，使者巡行诸州，校阅守宰赀财，非自家所赍，悉簿为赃。是惩贪之法尝不严，然朝廷不制禄以养廉，而徒责以不许受赃，是不清其源而徒遏其流，安可得也。至孝文帝太和八年，始诏曰：“置官班禄，行之尚矣。自中原丧乱，兹制久绝，先朝因循，未遑厘改。今宜班禄，罢诸商人，以简人事。户增调绢二疋，谷二斛九升，以为官司之禄，均预调为二疋之赋，即兼商用。禄行之后，赃满一疋者死。”俸以十月为首，每季一请。后以军兴用不足，又诏百官禄四分减一，以充军用。至明帝时，于忠当国，欲结人心，乃悉复所减之数。此魏制官俸之大概也。按文成诏中所谓商贾邀利，刺史分润，孝文诏中所谓罢诸商人，以简人事，盖是时官未有禄，惟藉商贾取利而抽分之，至见于诏书，则陋例已习为常矣。崔宽并交结盗魁，为受纳之地，既取利于商贾，自并及于盗贼，亦事之所必至也。上下交征如此，何以立国哉！
○后魏刑杀太过
后魏起北方，专以刑杀为政令。自猗卢为代王，即严刑峻法，诸部人多以违命得罪，凡后期者，举部戮之。或有宗室相携悉赴死所，或问何往，曰当就诛戮，其威严如此。道武帝以秦王觚使于燕，为所害，及克中山，收害觚者傅高霸、程同等，皆夷五族，以大刃挫杀之。其讨刘卫辰，收其子弟宗党，无少长五千余人，尽戮死。末年每朝臣至前，追其旧恶辄杀之。其余或以颜色动变，或以喘息不调，或以行步乖节，或以言词失措，皆以为怀恶在心，变见于外，乃手自殴击，死者皆陈天安殿前。（道武时，尝有神巫谓帝当有暴祸，惟灭“清河”、杀“万人”乃可免。帝乃灭清河一郡，尝手自杀人，欲其数满万，或乘辇手剑击檐辇者脑，一人死，一人代，第一行死者数十。有爱妾名万人，与帝子清河王绍私通，惧事发，乃弑帝。临死，始悟“清河”、“万人”之谶，在此二人也。）太武帝虽诏有司按律令务求厥中，（皆本纪。）然如崔浩之诛，清河崔氏无远近，及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此浩之亲党，尽夷其族，甚至僮吏亦夷五族，同修史者亦族诛。（《浩传》）史臣谓太武果于刑戮，后多悔之，则亦仍其祖父旧法也。至孝文帝始诏，一人为恶，殃及合门，朕所不忍，自今非谋反大逆及外奔者，罪止其身。寻又诏五族者降止同祖，三族者止一门，门诛者止其身，于是刑戮稍减。然自先世以来，冤死者已不可数计矣。按猗卢为其子六修所弑，道武为其子绍所弑，及身之报，已属显然。其后亡国时，北齐文宣帝问元韶：“光武何故中兴？”韶曰：“为王莽诛诸刘不尽。”文宣乃诛诸元世哲、景武等二十五家，男子无少长皆斩，所杀三千人，余十九家并禁之，韶亦入地牢，绝食，衣袖而死。寻又大诛元氏，壮者斩东市，婴儿投于空中，以槊承之，悉投尸漳水，剖渔者多得爪甲，都下为不之不食鱼。文宣尝令诸囚自金凤台各乘纸鸢以飞，最远者免死，元黄头独能至紫阶，宜得免矣，仍付御史狱饿死。凡昭成以下，并无遗焉。然则元魏之后，竟无遗种，实好杀之报也。高允曰：“皋陶至德也，其后英、蓼先亡。刘、项之际，英布黥而王，经世虽久，犹有刑之余衅，况凡人乎？”后周宇文氏之后，为隋所诛杀殆尽，史臣亦谓渚宫制胜，阖城孥戮，茹茹归命，尽种诛夷，周祚不永，或由于此。是则天道之报施，固有昭然不爽者也。
按族诛之法，本起于秦，汉高祖入关，所谓父老苦秦苛法，诽谤者族是也。《后汉书》杨终疏亦言，秦政酷烈，一人有罪，延及三族。（如曰，父族、母族、妻族也。张晏曰，父母、妻子、兄弟也。）是族诛本秦酷政，汉高约法三章则已除之。然韩、彭之诛皆夷三族，购季布敢匿者罪三族，捕贯高等敢有随者罪三族，是仍未尝除也。故崔《政论》谓高祖使萧何定律，有夷三族之令，至文帝始除之。杨终疏所谓文帝至仁，除去牧孥是也。然文帝虽除，而其后如李陵、王温舒等，仍坐罪族诛，则此刑故在。至魏晋之际，益惨酷无人理。司马懿诛曹爽，支党皆夷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爽传》）王凌之妹为郭淮妻，凌被诛，淮五子向淮叩头流血，淮不能忍，乃致书懿，免之。（《淮传》）毋邱俭之诛，其子甸妻荀氏应坐死，其兄ダ乞其命，乃诏离婚。而荀氏所生女，已嫁刘子元，亦当坐死，以怀妊在狱，荀氏乞为婢，以赎女命。（按荀氏之女则俭孙女也，而亦不免，是诛及四族矣，司马氏之酷如此。）程威乃上议曰：“已出之女，父母有罪，既须追刑，夫党见诛，又须从戮，是一人之身，内外受辟。男不得罪于他族，女独婴祸于二门，事属不均。请在室者从父母之诛，出嫁者从夫家之罚。”乃改此制。（《晋书刑法志》）其后解结被戮，其女适裴氏者，明日当嫁而祸起，裴氏欲认活之，女曰：“家既若此，我何活为。”亦坐死。夫以将嫁而夫家来认之既可不死，则已稍轻于毋邱俭之案矣。然一人有罪，害及无辜，秦、汉以来，以此法枉杀者不知凡几，又况后魏之诛及五族耶。（《尔雅》）内宗曰族，母妻则曰党。是古所谓族者，专指宗姓而言。故孔安国称，尚书九族谓自高祖至玄孙，即《丧服小记》所云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也。后世乃误以父、母、妻为三族，以致滥杀益多。顾宁人谓始于杜预，以外祖父母、从母子及妻父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之子当之。然《汉书》张晏三族注谓父母、兄弟、妻子也，如注则曰父族、母族、妻族也，则此误不自杜预始矣。今按司马氏之诛曹爽、王凌、毋邱俭，虽极惨毒，然尚止及于姑姊妹及女子之适人者，至魏太武之诛崔浩，并及于卢氏、郭氏、柳氏，皆夷其族，则于本族之外，延及于母党、妻党、出嫁之女党，安知非如、杜预之注之遗害耶？故落笔不可不慎也。）
○魏以奄人为外吏
后魏多以奄人为外吏。《杨范传》，谓炅太后临朝，中官贵者，皆许以方岳，故宦寺多为外吏。今考《魏书》，不自炅太后始也。盖魏时籍没之制甚严，凡官吏有罪者，一经籍没，则妇女入掖廷，男子小者即为奄寺，故其中往往有士人子孙，知义理有才具者。如仇洛齐，其父本殿中侍御史，洛齐在太武时为奄人，因绫罗户不属守宰，多隐漏，乃奏请悉归郡县。后出为冀州刺史，有能名。王琚先世晋豫州刺史，琚被刑入宫，历事数朝，志在公正。出为冀州刺史，年老致事。孝文时随迁洛，以家贫特蒙赐帛。赵黑先世本晋平远将军，黑没为奄人，官选部尚书，能自谨厉，当官任举，颇能得人。献文欲传位京兆王子推，黑愿以死奉太子，孝文以是得立。后出为定州刺史，克己清俭，忧济公私，有欲行赂者，黑曰：“高官厚禄，足以自给，敢卖公营私耶！”孝文闻之，特赐绢谷。孙小父本姚秦护军，守城殉节，小没入宫刑。后出为并州刺史，州内四郡百余人诣阙颂其政化。后迁冀州刺史，清约自守，当时牧伯无能及。他如抱嶷以忠谨被擢，后因老疾乞外禄，乃出为泾州刺史，自以故老前宦，为政多守法。王质解书学，出为瀛州刺史，在州十年，风化粗行，察奸纠慝，究其情状，民庶畏服之。此皆在炅太后之前，而阉寺为吏亦有能勤于其官者。自炅太后后，杨范为白水太守，王温为钜鹿太守、瀛州刺史，然皆无可称。盖亦视朝政之盛衰为贤否，朝政肃则刑余为吏亦能砥节奉公，朝政弛则士大夫亦多贪纵，况此辈乎。（俱见《魏书奄官传》。）
○魏孝文迁洛
魏孝文帝以国俗沿上世之陋，欲迁洛以变旧风。恐大臣不欲，乃发京师步骑百余万南伐，至洛阳，帝戎服执鞭而出，群臣稽颡于马前，请停南伐，帝曰：“今者之举，兴发不小，动而无成，何以示后？若不南伐，便当都洛。”乃议迁移之计。次年，至平城官，部分迁留。又临太极殿，喻在代诸迁，秽之略。（《本纪》）时旧臣多不欲行，帝先与任城王澄议之，谓平城乃用武之地，非可兴文，须光宅中原。澄力赞之，乃决。（《澄传》）帝又谓元赞等曰：“朕为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弟博见多智耳。若永居恒北，卿等子弟不免面墙也。”（《广陵王羽传》）又尝问于烈迁留孰便，烈对曰：“圣略深远，非愚管所及。若隐心而言，乐迁之与恋旧中半耳。”帝曰：“卿不鸣异同，朕深感不言之益。”（《烈传》）时穆泰、陆以畏迁谋反，泰欲推阳平王颐为主，事败赐死。（《泰传》）迁洛后，太子恂守金墉，畏河南暑热，召牧马，欲轻骑奔代，元徽勒门阻之乃止。帝遂废恂为庶人，寻亦赐死。（《恂传》）帝引见朝臣，诏断北语，一从正音，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或不可革，三十以下，见在朝之人，语音不许仍旧，违者免所居官。又诏革衣服之制。尝出行，见妇女仍夹领小袖，乃责咸阳王禧等。（《禧传》）又诏迁洛人，死者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皆为洛阳人。又诏改国姓为元氏。（《本纪》）盖帝优于文学，恶本俗之陋，欲以华风变之，故不惮为此举也。然国势之衰实始于此，一传而宣武，而传而孝明，而鼎祚移矣。盖徒欲兴文治以比于古帝王，不知武事已惭弛也。其先道武帝遣贺狄干至秦，为姚兴所留，因在长安读书，通《尚书》、《论语》，举止似儒者。后归，道武见其类中国人，遂杀之。（《贺狄干传》）明元帝时，或言国家当迁都邺，崔浩曰：“非计也。今居北方，若山东有事，则轻骑南出，谁知多少，百姓望而远服，此国家威制四夷之长策。若南徙，则种人不满诸州之地，参居榛林之下，不服水土，疾疫死伤，情见事露，四方闻之，有轻侮之意，则声实俱损矣。”（《崔浩传》）此又开国君之深识远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