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二史札记

案汉时本有讲经之例，宣帝甘露三年，诏诸生讲五经异同，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临决。又施仇论五经于石渠阁。章帝建初四年，亦诏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异同，使五官中将魏应承制问，侍中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作《白虎奏议》，今《白虎通》是也。然此特因经义纷繁，各家师说互有异同，故聚群言以折衷之，非以此角胜也。至梁时之升座说经，则但炫博斗辩而已。
○清谈用麈尾
六朝人清谈，必用麈尾。《晋书》，王衍善玄言，每捉白玉柄麈尾，与手同色。（《衍传》）孙盛与殷浩谈，奋麈尾，尽落饭中。（《盛传》）《宋书》，王僧虔戒子，谓其好捉麈尾，自称谈士。（《僧虔传》）《齐书》，戴容著《三宗论》，智林道人曰：“贫道捉麈尾三十年，此一涂无人能解，今始遇之。”（《传》）《梁书》，卢广发讲时，谢举屡折之，广愧服，以所执麈尾赠之，以况重席。（《举传》）张孝秀谈义，尝手执并榈皮麈尾。（《孝秀传》）《陈书》，后主宴宫僚，所造玉柄麈尾新成，曰：“当今堪捉此者，惟张讥耳。”即以赐讥。又幸钟山开善寺，使讥竖义，时麈尾未至，命取松枝代之。（《讥传》）此皆清谈麈尾故事也。亦有不必谈而亦用之者，王浚以麈尾遗石勒，勒伪为不敢执，悬于壁而拜之。（《勒载记》）何充诣王导，导以麈尾指其床，曰：“此是君坐也。”（《充传》）王病笃，灯下视麈尾而叹，既没，刘忄炎以犀麈尾纳之棺中。（《传》）盖初以谈玄用之，相习成俗，遂为名流雅器，虽不谈亦常执持耳。
○驺虞幡
晋制最重驺虞幡，每至危险时，或用以传旨，或用以止兵，见之者辄忄伏而不敢动，亦一朝之令甲也。《晋书》，楚王玮率兵诛汝南王亮及宰相杨骏，彻夜喧斗。天明，张华奏惠帝，使殿中将军持驺虞幡麾众曰：“楚王玮矫诏。”众皆释仗而走，玮遂被擒。（《玮传》）淮南王充拥兵诛赵王伦，自辰至申斗不解，陈淮遣驺虞幡解斗，允兵散被杀。（《允传》）伦既篡，王舆率兵杀其党孙秀，使伦为手诏迎惠帝复位。传诏者以驺虞幡敕将士解兵，文武官皆散走。（《伦传》）长沙王发兵攻齐王ぁ，ぁ遣董艾率兵拒之，潜令人盗驺虞幡，呼云：“长沙王矫诏。”又称齐王谋反，ぁ战败被擒。（《ぁ传》）南渡后，桓玄之变，会稽王道子遣司马柔之以驺虞幡宣告荆、江二州。（《柔之传》）王敦犯阙，甘卓在襄阳，起兵将袭其后。敦惧，求台以驺虞幡止之。（《卓传》）桓温兵东下，殷浩欲以驺虞幡止其军。（《温传》）此皆驺虞幡之故事也。他朝未见有用之者。
○建业有三城
六朝时，建业之地有三城。中为台城，则帝居也，宫殿台省皆在焉。其西则石头城，尝宿兵以卫京师。王敦内犯，周札守石头城，开门纳敦，敦遂据之，以败王师。后苏峻之反，劫迁成帝于石头，峻败，帝始出。卢循舟师将至，朝臣欲分守诸津，刘裕谓兵分则势弱，不如聚兵石头，则众力不分，乃自镇石头，果败贼。宋末，袁粲据石头，欲诛萧道成，为道成所杀。当时谚曰：“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梁末，王僧辨镇石头，陈霸先使侯安都往袭之。石头不甚高，军士捧安都投入女垣内，众随入，遂执僧辨。后徐嗣徽引北齐兵入石头，来逼台城，安都自台城以甲士突出东西掖门败之，贼还石头，遂不敢逼台城是也。台城之东则有东府，凡宰相录尚书事兼扬州刺史者居之，实甲尝数千人。晋时会稽王道子居之，刘裕秉政亦居此。裕出征则曰留府，尝使刘穆之监府事。裕讨刘毅回，公卿咸候于新亭，而裕已潜还东府矣。宋末后废帝之弑，萧道成移镇东府。《顺帝纪》，萧道成出镇东府，辅政后进爵齐王，卞彬戏谓曰：“殿下今以青溪为鸿沟，溪东为齐，溪西为宋。”因咏诗曰：“谁谓宋远，予望之。”陈安成王顼辅政，入居尚书省，刘师知等忌之，矫诏令其还东府是也。可见是时二城皆为要地。宋后废帝狂暴，阮佃夫欲俟其出游，闭台城，分人守东府、石城以拒之，会帝不出乃止。齐豫章王嶷守东府，竟陵王子良镇石头，而皆造私第于京师中，游宴忘返，因范云谓重地不宜虚旷，嶷乃还东府，子良乃还石头。缘此二城拱卫京师，最居要害故也。其时尚有冶城，当徐嗣徽等引北齐兵据石头，而市廛在南路，去台城稍远，恐为贼所乘，乃使徐度镇冶城寺，筑垒以断之。此又在台城之南。
○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
魏正始、晋永熙以来，皆大臣当国。晋元帝忌王氏之盛，欲政自己出，用刁协、刘隗等为私人，即召王敦之祸。自后非幼君即孱主，悉听命于柄臣，八九十年已成故事。（晋韦华谓姚兴曰，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统驭之实，宰辅执政，权在臣下，遂成习俗。）至宋、齐、梁、陈诸君则无论贤否，皆威福自己，不肯假权于大臣。而其时高门大族门户已成，令、仆、三司可安流平进，不屑竭智尽心，以邀恩宠；且风流相尚，罕以物务关怀，人主遂不能藉以集事，于是不得不用寒人。人寒则希荣切而宣力勤，便于驱策，不觉倚之为心膂。《南史》谓宋孝武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能无所寄，于是戴法兴、巢尚之等皆委任隆密。齐武帝亦曰：“学士辈但读书耳，不堪经国，经国一刘系宗足矣。”此当时朝局相沿，位尊望重者其任转轻，而机要多任用此辈也。然地当清切，手持天宪，口衔诏命，则人虽寒而权自重，权重则势利尽归之。如法兴威行内外，江夏王义恭虽录尚书事，而积相畏服，犹不能与之抗。阮佃夫、王道隆等权侔人主，其捉车人官虎贲中郎将，傍马者官员外郎。茹法亮当权，太尉王俭尝曰：“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朱异权震内外，归饮私第，虑日晚台门闭，令卤簿自家列至城门，门者遂不敢闭。此可见威势之薰灼也。法亮在中书，尝语人曰：“何须觅外禄，此户内岁可办百万。”佃夫宅舍园池胜于诸王邸第，女妓数十，貌冠绝当时。出行遇胜流，便邀与同归，一时珍羞莫不毕具，凡诸火剂，并皆始熟，至数十种，虽晋之王、石不能过，此可见贿赂之盈溢也。盖出身寒贱，则小器易盈，不知大体，虽一时得其力用，而招权纳贿，不复顾惜名检。其中亦有如法兴，遇废帝无道，颇能禁制，然持正者少，乘势作奸者多。唐寓之反，说者谓始于虞玩之，而成于吕文度，此已见蠹国害民之大概。甚至佃夫弑主，而推戴明帝。周石珍当侯景围台城，辄与景相结，遂为景佐命。至陈末，施文庆、沈客卿用事，自取身荣，不存国计，隋军临江，犹曰，此常事，边臣足以当之，不更动备，以致亡国。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其害可胜道哉！大臣不能体国，致人主委任下僚，人主不信大臣，而转以群小为心膂，此皆江左之流弊也。（按公孙瓒常言，衣冠之人皆自谓职当富贵，不谢人惠，故所宠皆商贩庸儿，亦同此见。）
○相墓
古人但有望气之法，如秦始皇时，望气者谓东南有天子气，乃南巡以厌之。又谓金陵有王气，乃凿淮水以泄之。光武未贵时，望气者苏伯阿过南阳，望舂陵郭，曰：“气佳哉，郁郁葱葱然。”孙皓时，临平湖开，皓以问陈训，训曰：“臣止能望气，不知湖之开塞。”陈敏反，或曰：“陈家无主气，不久当灭。”此古来专以望气占吉凶，未尝有相墓之术也。相墓术相传始于郭璞，然《后汉书袁安传》，安觅地葬父，有三书生指一处云，葬此当世为上公，从之，故累世隆盛。《晋书羊祜传》，有相墓者言祜祖墓有帝王气，祜乃凿之。相者曰：“犹当出折臂三公。”后祜堕马折臂，果位三公。则又在璞之前，即璞本传载其卜筮炅验之处甚多，谓先有郭公者，精于卜箧，璞从受业，公授以青囊书九卷，遂洞五行、天文、卜箧之术，亦未尝及相墓也。又璞所著书，载其炅验事迹者曰《洞林》，抄京、费诸家最要者曰《新林》，又《卜韵》一篇，注《尔雅》、《三苍》、《方言》、《穆天子传》、《山海经》、《楚词》、《子虚》、《上林赋》，及所作诗、赋、诔、颂，共数十万言，亦未有所谓葬经也。惟传内称璞葬母暨阳，去水百步，或以近水言之，璞曰：“当即为陆矣。”其后果沙涨数十里。又璞为人葬墓，晋明帝微服观之，问主人何以葬龙角，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龙耳，当致天子。”帝曰：“当出天子耶？”主人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至耳。”此璞以相墓擅名，而后世皆以为葬术之始也，而葬术之行，实即由是时而盛。陶侃将葬父，家中忽失牛，有老父谓曰：“前冈见有一牛，眠山污中，若葬之，位极人臣。”又指一山曰：“此亦其次，当出二千石。”侃寻得牛，因葬其处，以所指别山与周访葬其父，后侃果为三公，访为刺史。（《晋书周光传》）宋武帝父墓在丹徒侯山，有孔恭者，善占墓，谓此非常地，后果为天子。齐高帝旧茔在武进彭山，冈阜相属，百里不绝，其上常有五色云。宋明帝恶之，遣占墓者高炅文往相之。炅文先给事齐高，乃诡曰：“不过方伯耳。”私谓齐高曰：“贵不可言。”后果登极。（《南史》宋、齐二纪）。）齐高之母刘氏，与夫合葬时，墓工始下锸，有白兔跳起，及坟成，又止其上。（《刘后传》）荀伯玉家墓，有相之者谓当出暴贵而不久，伯玉官果至散骑常侍，坐事诛。（《伯玉传》）柳世隆晓术数，于倪塘创墓，与宾客往游，十往五往常坐一处，及卒，正葬其地。（《世隆传》）富阳人唐寓之，祖、父皆以图墓为业。（《沈文季传》）梁武丁贵嫔薨，昭明太子求得善墓地，被俞三副以己地奏，帝买葬之。有道士谓此地不利，长子教以用蜡鹅诸物厌之。后事发，昭明以此惭惧而薨。（《昭明太子传》）杜嶷葬祖父，梁元帝忌之，命墓工恶为之，逾年而嶷卒。（《嶷传》）吴明彻葬父，有伊氏者善占墓，谓其兄曰：“葬日必有乘白马逐鹿者过此，此是最小子大贵之征。”明彻后果大贵。（《明彻传》）此皆见于各列传者，可见六朝时此术已盛行。如《昭明传》曰不利长子，《明彻传》曰最小子大贵，则术家所云长房、小房之说，亦即起于是时矣。
○唐人避讳之法
唐人修诸史时，避祖讳之法有三：如“虎”字、“渊”字，或前人名有同之者，有字则称其字，如《晋书》公孙渊称公孙文懿，刘渊称刘元海，褚渊称褚彦回，石虎称石季龙是也。否则竟删去其所犯之字，如《梁书》萧渊明、萧渊藻，但称萧明、萧藻，《陈书》韩擒虎但称韩擒是也。否则以文义改易其字，凡遇“虎”字皆称猛兽，李叔虎称李叔彪，殷渊源称殷深源，陶渊明称陶泉明，魏广阳王渊称广阳王深是也。其后讳“世”为“代”，讳“民”为“人”，讳“治”为“理”之类，皆从立义改换之法。
●卷九
○宋书多徐爰旧本
沈约于齐永明五年奉敕撰《宋书》，次年二月即告成，共纪、志、列传一百卷，古来修史之速未有若此者。今案其《自序》而细推之，知约书多取徐爰旧本而增删之者也。宋著作郎何承天已撰《宋书》，纪、传止于武帝功臣，其诸志惟《天文》、《律历》，此外悉委山谦之。谦之亡，诏苏宝生续撰，遂及元嘉诸臣。宝生被诛，又以命徐爰。爰因苏、何二本，勒为一史，起自义熙之初，迄于大明之末，其《臧质》、《鲁爽》、《王僧达》三传，皆孝武所造，惟永光以后至亡国十余年，记载并缺。今《宋书》内永光以后纪传，盖约等所补也。（案《王智深传》，约多载宋明帝鄙渎事，武帝谓曰：“我昔经事明帝，卿可思讳恶之义。”于是多所删除。可见宋明帝以后纪传皆约所撰。）其于爰书稍有去取者，爰本有晋末诸臣及桓玄等诸叛贼，并刘毅等与宋武同起义者，皆列于《宋书》。约以为桓玄、谯纵、卢循身为晋贼，无关后代；吴隐、郗僧、施谢混义止前朝，不宜入宋；刘毅、何无忌、诸葛长民、魏咏之、檀凭之志在匡晋，亦不得谓之宋臣，故概从删除。是约所删者，止于此数传，其余则皆爰书之旧，是以成书若此之易也。（《徐爰传》，爰虽因前作，而专为一家之书，起元义熙为王业之始，载序宣力为功臣之断，于是内外博议，或谓宜以义熙元年为断，或谓宜以元兴三年为断。诏曰：“项籍、圣公编录二《汉》，前史已有成例。《桓玄传》宜在宋典，余如爰议。”是可见爰旧本体例也。）余向疑约修《宋书》，凡宋、齐革易之际宜为齐讳，晋、宋革易之际不必为宋讳，乃为宋讳者反甚于为齐讳，然后知为宋讳者徐爰旧本也，为齐讳者约所补辑也。人但知《宋书》为沈约作，而不知大半乃徐爰作也，观《宋书》者当于此而推之。（何尚之，何偃之父也，乃《偃传》在五十九卷，《尚之传》反在六十六卷。可见《宋书》时日促迫，仓猝编排，前后亦不暇审订。）
○宋书书晋宋革易之际
《宋书》作于齐，其于晋、宋革易之际固可无所避讳，乃《宋武纪》历叙其勋高绩茂，以致晋恭帝自愿禅位，宋武尚奉表陈让，晋帝已逊于琅琊王第，表不获通，乃即位，封晋帝为零陵王，令食一郡，载天子旌旗，一用晋典，斯固俨然唐虞揖让光景，绝不见有逼夺之迹。（纪内惟将禅时，有司以禅草呈晋帝，晋帝欣然曰：“桓玄之时，天命已改，重为刘公所延，将二十载，今日之事，固所甘心。”此数语略见禅位之非出于晋帝本心。）至零陵王之殂，则王被废后方虑祸，自与褚妃煮食于床前。宋武使其妃兄褚淡之往视妃，妃出与相见，兵士即逾垣入，进药于王，王不肯饮，乃以被掩杀之。（《南史》）此其悖逆凶毒为自古所未有，则书法自应明著其罪。乃永初二年，书零陵王薨，车驾三朝率百官举哀于朝堂，一依魏明帝服山阳公故事，一若零陵之寿考令终，宋武之恩礼兼备者。又文帝为太子劭所弑，尤属千古之奇变，而本纪亦只书上崩于合殿，年四十七，绝无一字及于被弑。其他如前废帝以药酒死沈庆之，而本纪书新除大尉沈庆之薨。明帝赐刘道隆死，而书新除中护军刘道隆卒。建安王休仁以死，而书建安王休仁有罪自杀。帝又赐巴陵王休若死，而书巴陵王休若薨，凡遇朝廷过举，无一不深为之讳，此皆作徐爰旧书也。约作《宋书》于齐朝，可无所讳，爰作《宋书》于宋朝，自不得不讳。讳之于本纪，而散见其事于列传，当日国史体例本如是。沈约急于成书，遂全抄旧文，而不暇订正耳。《南史》于零陵王殂，则书曰宋志也；于文帝之崩，则书元凶劭构逆，帝崩于合殿。以及沈庆之、建安王、巴陵王之死，亦直书曰赐死、死，较为得实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