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

二　扩充
　　夫既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为仁、义、礼、智之四端。则非扩充即不足以尽其性。此扩充之说，所为继性善之说而作也。顾孟子之言扩充有二。一者由小而扩充之大，如曰：“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又如曰：“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皆是也。而其言之尤剀切明著者，则如曰：“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嘑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盖人惟明于小而暗于大，故养一指而失肩背，养樲棘而舍梧槚。(语并见《告子》)欲其不以小而至于梏亡，故曰：“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一者由近而扩充之远，如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如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皆是也。而其言之尤沉痛警觉者，则如曰：“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盖人惟察于近而忽于远，故不忍于觳觫之衅牛，而忍于肝脑涂地之士臣。不宥于失伍之戟士，而宥于立而视民之死之大夫。(上句见《梁惠王》，下句见《公孙丑》)欲其不以近而为之陷溺，故曰“善推其所为而已”。由前之说则体立，由后之说则用全。程子曰“孟子言扩充，其功不在禹下”，信夫！
三　知言养气
　　孟子之真实学问，在知言养气。而知言养气，即扩充之功。何以言之？孟子曰：“气，体之充也。”又曰：“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始充之一身，而其极塞于天地，非扩充何以至此。顾扩充以性言，而此以气言，何也？言气，犹言性也。就心言，则曰性；就身言，则曰气。《尽心》章曰：“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于气曰养，于性亦曰养，明气与性非有二矣。虽然，气之同于性者，其生也；而气之异于性者，其习也。居移气，养移体，斯气有非其性者矣。气有非其性，则言气固无以见性。故特区而别之，曰“浩然之气”；而于其微之微也，则曰“平旦之气”，曰“夜气”。然言平旦之气，言夜气，尽人之所有也；言浩然之气，则非尽人之所得有也。于其所有而实以指之，虽愚者易明焉；非其所有而虚以象之，虽智者不能无惑焉。是故公孙丑问何谓浩然之气，而孟子亦曰难言。难言而不得不言，于是先虚以象之曰：“其为气也，至大至刚。”而即实以案之曰：“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曰：“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夫知浩然之气之本于集义，则本体在是，工夫亦即在是。知言以辩之，持志以守之，而义无不集矣。此所以知言与养气并提也。抑养气虽即扩充，而言养亦与扩充有别。扩充如火之然，如泉之达；养如雨露之润，如草木之长。扩充见其力，养不见其力。故扩充犹可以气魄承当，可以意见凑迫；而养则须义精仁熟，渣滓俱融。故扩充未必能养，而养则无不能扩充。观其宋人一喻，曰：“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致力于勿忘勿助之间，而守约于自反而缩之内，以此不动心，亦即以此践形。其与蒙庄之《养生主》《德充符》，盖有若合符节者。吾尝言庄、孟同时，而所言多合，惜其不得一相印证。道术之裂，往而不反。岂非天哉！(宜取《孟子》“不动心”一章本文熟玩之，不然，不易晓也)
四　义利之辨
　　孔子罕言利，而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意谓义可以喻有德，而利可以喻齐民，则未始绝人以言利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与言“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一意，注误)至孟子则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辨义利之严如此。是非孟子之必异于孔子也，盖至战国之世，言利之风益盛，或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或曰：“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循此而不变，势非至率兽食人，而人相食不止。当时如墨翟、杨朱之徒，未尝不思有以救之，而其所号于天下者，曰“交相利”(墨子之言，已见前)，曰“利物不由于义”(杨子之言，见《列子·杨朱》篇)，以利止利，犹以水救水，以火救火，益多而已，未见其有济也。故孟子首绝言利之萌。其答梁惠王利国之问，则曰：“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曰：“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而宋牼(即宋钘)欲以利说止秦、楚之兵，孟子则曰：“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见《告子》篇)于当时功利之害，见之至明，故言之至切。而奈何齐、梁之君，见以为迂阔而远于事情，卒不果用。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本孟子语，见《滕文公》)，一孟子又独如天下何哉！
五　王政
　　孟子之言王政，一孔子之言富教也。其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所以富民也。“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所以教民也。然而孟子之言，尤详于制民之产，与通功易事之道。曰：“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曰：“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曰：“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曰：“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虽曰此其大略，而仁政必自经界始，得是犹足见圣王之制，固非托之空言也。然孟子虽贵民，而欲使天子公侯下而与齐民同其劳苦，泯上下之等，废治养之别，则又其所不然，盖物有不齐，未可强比而同之。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夫陶冶与耕，械粟相易，不为相厉。今贤者居民之上，忧民之忧，事民之事，旰食而宵衣，劳苦百倍于农夫而未止。而衣食之奉取之于民者，稍稍得以自肆，则群起而排击之，曰是何得独享其富厚，即言报施之道，是亦不能谓平矣。且两贵不能相事，两贱不能相使。(荀子语，见《王制》篇)使天下之民无有须待人而治者也，则上下之等信可废也；使天下之民而犹有须待人而治者也，则上下之等如之何其废之。自后世在高位者多骄淫不仁，阻法治之威，而以贡赋督责于下，下罢极，则以残贼怨望于上。于是视治人治于人之名，同于蛊毒之足以祸人。至乎近世乃欲尽撤贵贱上下之防而去之，使更无治与被治之别。或且疑孟子之言为据乱之制，而非大同之道，奉许行并耕之说，以为足以治天下。呜呼，仁义充塞之祸烈矣！(参看“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一章全文。)
　　《韩非·显学》篇言：“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说者多谓孟氏之儒即指孟子。然列于漆雕氏、仲良氏之前，似当受业于孔子之门者。《论语》有孟懿子、孟武伯，安知非其人耶？荀卿《非十二子》篇罪子思、孟子，而言子张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子游氏之贱儒。则仲尼既没，弟子分散诸侯之国，源远而末益分，宜其相违异矣。韩昌黎谓：“孟子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昌黎集·送王埙秀才序》)而宋儒乃推《大学》《中庸》以继《论语》。然《大学》果否出曾子之手，世多疑之。今《大戴礼》有《曾子立事》等十篇，与《大学》不类。而孟子之书称道曾子，亦无引及《大学》之文。要之《大学》言正心诚意，与《中庸》言明善诚身，皆孔门之微言大义。孟、荀书外，可见孔门之正学者，惟此而已。曾子名参，字子舆，鲁人，少孔子四十六岁。今《论语》《礼记》二书，所载曾子语甚众。曾子曰：“传不习乎。”而孔子之语曾子，则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然则曾子之传孔子之学，事有足据，初不必《大学》一书之出于曾子之手也。又《史记》称孔子以曾子能通孝道，授之业，作《孝经》。而今《大戴》曾子十篇，《本孝》、《立孝》、《大孝》、《事父母》，占其四。及其死也，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见《论语》)合《礼·祭义》所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之言观之，可谓行践其言者矣。然孟子语勇，而谓孟施舍似曾子。又道曾子之言，曰：“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见“不动心”章)是战兢惕厉之功，乃发扬蹈厉之本。而胡适之乃讥曾子为萎缩(见《哲学史大纲》)，岂直失言而已乎！子思名伋，孔子孙。孔子生伯鱼(名鲤)，伯鱼生子思。《汉志》儒子有《子思》二十三篇，今不可考。而子思作《中庸》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史公近古，言自可信。孟子称鲁缪公之时，子柳、子思为臣。又谓子思居于卫，有齐寇，子思曰：“如伋去，君谁与守？”则子思固尝仕于鲁、卫者。至今传《孔丛子》，载子思困于宋，免而作《中庸》，自比于文王之囚羑里而演《易》。《孔丛子》伪书，其说出于附会，显可见也。《大学》《中庸》得宋明诸儒发明而始著，故其说亦散见诸儒章中，兹不具述。而仅识曾子、子思之大略如左。曾子年七十。子思年六十二。

第十章　惠施　公孙龙　附尹文子
　　与庄子同时者，有惠施、公孙龙。惠施相梁惠王，庄子与之友，其相为辨论，散见于《庄子》各篇。公孙龙，赵人，尝为平原君客。《庄子·秋水》篇载公孙龙与魏公子牟问答之言，谓“龙困百家之知，穷众口之辨，自以为至达，而闻庄子之言，则无所开其喙”。胡适之非之，以为公孙龙实不及与庄子相见。然吾观《庄子·齐物论》言“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即对龙“物莫非指而指非指”与“白马非马”之说而发，则龙与蒙叟之相闻，为无疑矣。又《汉志》以施、龙列之名家，而胡适之则谓名家出于别墨，盖以其言多与《墨经》相出入。然《庄子·天下》篇言墨者不及施、龙，乃置施、龙于周之后，且惜其才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引之与己相近。而《徐无鬼》篇对惠子言：“儒、墨、杨、秉四，与夫子为五。”惠子亦自言其与四者相拂以辞，相镇以声，则安在其为墨之徒也？《荀子·非十二子》谓“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急，辨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汉志》名家首列邓析，有书二篇，今其书传者，盖出伪托。然其篇名，或有所本。惠子言：“无厚，不可积也。”而邓析亦有无厚之说，所言甚肤浅，疑名是而辞窜易矣。吾意当与惠子之言相近。夫邓析与子产同时，实在墨子之前，则名家自有渊源本末，尤不得谓墨家之后始有名家也。至《墨经》与施、龙之说多同者，墨之得自施、龙耶？施、龙之得自墨耶？要未可以定矣。惠子书，《汉志》一篇，今佚，而见于《庄子·天下》篇者有十事，《荀子·不苟》篇别有“钩有须，卵有毛”，则与公孙龙同。龙之书，《汉志》八篇，今存六篇，而《迹府》一篇，记龙与孔穿问答，疑后人所集录，以冠其书者。
　　《庄子·天下》篇言：“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又言：“惠施之口谈，自以为最贤。”又言：“南方有倚人焉，曰黄缭。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说而不休，多而无已，犹以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为实，而欲以胜人为名。”今其书已佚，所谓遍为万物说者，不知何若。吁，可惜也！《说苑》载梁王谓惠子曰：“愿先生言事，则直言耳，无譬也。”惠子曰：“今有人于此，而不知弹者。曰：‘弹之状何若？’应曰：‘弹之状如弹。’则谕乎？”王曰：“未谕也。”“于是更应曰：‘弹之状如弓，而以竹为弦。’则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大说者，固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则不可矣。”惠子之譬，其犹庄子之寓言乎？故其言十事，要皆破时空之见，齐异同之分。如曰：“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又曰：“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又曰：“天与地卑(同比)，山与泽平。”又曰：“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又曰：“南方无穷而有穷。”又曰：“连环可解也。”皆所以破空之见也。盖空无局量，则大小厚薄一也；空无方位，则高下中边一也；空无分际，则远近断续一也。庄子曰：“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非即是说乎？如曰：“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又曰：“今日适越而昔来。”皆所以破时之见也。盖时无来去，则旦暮一也；时无久暂，则今昔一也。庄子曰：“时无止，终始无故。”(《秋水》)非即是说乎？如曰：“大同也，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又曰：“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皆所以齐异同之分也。盖物无是非，则异同一也。物无彼是，则物我一也。庄子曰：“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德充符》)非即是说乎？然而庄子与惠子异者，庄子明宗以破相，惠子破相而不必明宗。夫由本以之末也顺，而由末以寻本也逆。故《庄子·天下》篇曰：“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又曰：“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其犹一蚊一虻之劳者也。其于物也何庸。”盖深惜之也。然《庄子·齐物论》言：“彼是方生之说也。”言：“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旧注误。庄子言“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又言“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有成即有亏，故以未成乎心而有是非为至，此庄子之意也)皆引施说以明己意。而及施之死，乃曰：“自夫子之死，吾无以为质矣。”则施之去周，亦只一间。观“愈贵道，几矣”之言，(见《天下》篇)可以见也。是故吾于惠子，终谓其与庄子近，而与墨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