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

人知《元史》成于明初诸臣潦草之手，不知其载籍掌故之荒陋疏舛讳莫如深者，皆元人自取之，兵籍之多寡，非勋戚典枢密之臣一二预知外，无一人能知其数者。《拖布赤颜》(按即《脱卜赤颜》)一书，译言《圣武开天记》，纪开国武功，自当宣付史馆，乃中叶修《太祖实录》，请之而不肯出。天曆修《经世大典》，再请之而不肯出，故《元史》国初三朝本纪，颠倒重复，仅据传闻。国初平定部落数万里如堕云雾，而《经世大典》于西北藩封之疆域录籍兵马，皆仅虚列篇名，以金匮石室进呈乙览之书，而视同阴谋，深闭固拒若是。《元一统志》亦仅载内地各行省，而藩封及漠北、西域皆不详，又何怪文献无征之异代哉。是以疆域虽广，与无疆同，武功虽雄，与无功同。加以明史馆臣，不谙翻译，遂至重纰叠繆，几等负涂，不有更新，曷征文献(《拟进元史新编表》)。
据此所论，则《元史》之冗杂漏落，多由史实无征，不尽由于修史者之潦草从事矣。源初撰《圣武记》十卷，以纪述清代掌故，又撰《海国图志》一百卷，以考订域外地理，晚复从事元史，创定体例，独出己裁，其所征据，则元代官私之所记录，明初诸臣遗老之所记载，宋、辽、金、明诸史之所出入，与夫佚事遗闻，见于近人各家之说也。又以元之疆域，远轶汉唐，西北所极，尤应详载，乃立太祖三朝平服各国传；至中叶以后，号令不逾金山，内鬨之事屡见，为立东北叛藩传，以明始末，此皆详旧史之所未详也。列传用分类相从之法，于儒林、文苑、良吏、忠义、列女、奸臣之外，增以遗逸、释老、群盗诸目；于旧史之诸专传，悉改为合传，题曰开国功臣、武臣、相臣、文臣、平宋、平金、平蜀功臣诸传。又于诸相臣、文臣、言臣，皆冠以世祖、中叶、元末等称，分标专目，则又为修史之变例。本纪自世祖以下，袭用邵氏《类编》，艺文志、氏族表，全取之钱氏大昕，此又所谓择善而从，不必己出者矣。至其文章雅洁，议论明快，尤为旧史所不及。源殁后，稿展转由龚自珍、莫祥芝，而归其族孙光焘，于光绪三十一年，乃由光焘序而刊之，亦幸而不亡也(以上据光焘序)。近人考论元代疆域者，谓其西方所极，有奇卜察克汗国(一作钦察汗国)、伊儿汗国、察哈台汗国，合其面积，大于中国本部之数倍，《元史》所述，专详本部，不过为其全部十分之一二(又有元太宗封地，谓之窝阔台汗国，后并入中国本部，而无与于上述之三大汗国)。自太祖成吉思汗以迄世祖忽必烈初年，国号本称蒙古，至世祖至元八年，始改称大元。元之一名，不足以赅西域诸国，正与《元史》一书，不足以赅蒙古全部同符。魏氏之《新编》，于中国本部之史实，已极尽订补之能事，可谓无憾。然仍不能比于《新唐书》、《新五代史》而列入正史者，正以西方人所辑蒙古史籍多纪三大汗国故事，魏氏未能兼采，不得谓备耳。譬如田畴万顷，垦辟未尽，仍有待于后人之拾补，又势之不容已者也。西方人之撰蒙古史者，如拉施特、志费尼、瓦萨甫，皆为波斯人，仕于伊儿汗国者。如多桑为法人，如霍渥儿特为英人，而皆生于十九世纪(当中国嘉庆、道光时)。多桑氏之书凡四卷，所纪始成吉思汗，迄帖木儿，多以拉施特、志费尼二氏之书为依据，旁征博引，考证精详，为西方蒙古史之唯一佳著。霍渥儿特之书最后出，全书分五大部：第一部曰蒙古本部，所纪为蒙古先世种族源流，及太祖、太宗、定宗、宪宗四朝兼并各部之事，并及世祖以后诸汗；第二部曰鞑靼，所纪为奇卜察克汗国事，即在俄境之蒙古汗国也；第三部纪伊儿汗国事，即在波斯之蒙古国也，霍氏全书，至此而止。第四部纪察哈台汗国事，第五部纪帖木尔汗国事，皆未成。霍氏于拉施特、志费尼、瓦萨甫、多桑之书及中土之《元史》、《元秘史》、《亲征录》之译本，无不涉猎采撷，以入其书，最为繁富，治元史学者，不求之于此，则缺憾必不能免；清代道、咸间，如徐松、张穆、何秋涛皆治西北地理，究心元代西域之史事，而仍不能采及于此。及同、光间，洪钧以甲科高第，奉使欧西各国，先得拉施特之书，以用阿刺伯文写成，随员多不能通，乃展转求得俄译本，及多桑、霍渥儿特二氏之书，勤加考览参证，以成《元史译文证补》三十卷。所谓证者，证中国所未确也；所谓补者，补中国所未闻也。洪氏全功未竟，旋就殂谢，中凡有目无书者十卷，闻洪氏草稿略具，卒前付其子洛，令卒成之，洛旋卒，其稿遂失，惜哉惜哉。继洪氏之后，致力于元史者，凡得二人，其一为屠寄，其一则柯劭忞也。屠氏所著之书曰《蒙兀儿史记》，初印本仅八册，继增至十四册。屠氏卒后，其家整理遗稿，凡得一百六十卷，合订二十八册，一九三四年刊成。初印之本，悉具其中，而次第标目，稍有异同。其命名为《蒙兀儿史记》，而不用元史旧名者，元之初祖，本以蒙古为部族之称，一作蒙兀儿，亦称盲骨子，成吉思汗立国以来，诏诰文檄，则自称蒙古国，至世祖未改号以前犹然，名为实宾，不应称元，一也。屠书所纪，偏重世祖以前史事，大元之号，非成吉思、窝阔台、贵由、蒙哥诸汗所知，名从主人，不应称元，二也。居于中国本部之大汗，虽为各部之宗主，然其他三大汗国，则以蒙古国为通名，而不必遵用大元之号，以大概小，不必称元，三也。且蒙兀二字，出于《旧唐书室韦传》之“蒙兀室韦”，称名甚古，读音亦正，是以屠氏不惟不用元之一号，即蒙古二字音之不甚确者，亦不肯轻用，其立名之矜慎可知也。考元初诸帝皆称汗，太祖在日，部下尊曰成吉思汗，犹唐、宋诸帝之有尊号也。太宗、定宗、宪宗生前皆无尊号，至于四帝之庙号，皆世祖至元中追谥，故屠氏于本纪题太祖曰成吉思汗，用其生前尊号也。太宗以下皆称名，曰斡歌歹汗(即窝阔台)者，太宗也；曰古余克汗(即贵由)者，定宗也；曰蒙格汗(即蒙哥)者，宪宗也；曰忽必烈汗者，世祖也，以下类推。其称名而不称庙号者，用《元秘史》及《蒙古源流》例，成吉思汗独不称名，亦用《秘史》例也。意谓所撰为蒙古一部族之史，而不同于汉、晋、唐、宋之断代史，故别创义例，而面目为之一新焉。其于三大汗国事，纪载亦详，奇卜察克汗国，创于术赤、拔都父子，洪氏证补已为作补传，屠氏因之(拔都改作巴秃，亦从《秘史》)，而取材更富。伊儿汗国创于旭烈兀，以及察哈台诸王帖木儿汗国，洪氏皆拟作补传，而有目无书，屠氏则补作察阿歹(即察哈台)诸王及帖木儿传。而旭烈兀传亦有目无书，至柯氏《新史》乃为补成之。屠氏更于漠北三大汗传中，详述窝阔台汗国之盛衰，更撰《西北三藩地理通释》，以补《元史》之未备，虽其书为未成之作，缺卷甚多，而用力则甚勤。又用自注之法，于正文之下有分注，一篇之简，包孕甚多。故近人孟森论之曰：
史之为书，六代以前，史家多以一心经纬史实，以铸一代之史。唐以后，惟欧阳《新五代》为然。先生此书，所得固多出于旧史，然其参订旧史，以综合新材，无一字不由审订其地、时、日而后下笔。故叙述皆设身处地，作者心入史中，使读者亦不自谓身落史后，较之心不与全史浃，而以其翦裁饾钉之文诏后人，不免孟子所谓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矣(《蒙兀儿史记序》)。
据此所论，近代史家真能经纬史实心入史中，使读者亦不自知身落史后者，曾无几人，而屠氏洵当之而无愧矣。屠氏卒于辛亥以后，箧中未定之稿，尚待理董，叔子孝实(字正叔)，能嗣其业，未几孝实又卒，其弟孝宦(字公覆)继之，整理粗就，旋付剞劂(据孟序)，即今日所传最后刊本也。柯氏之书曰《新元史》，盖为订补旧史而作，上仿欧阳修之改修《五代史》，亦近代仅见之作也。书成于一九二○年，初刊为铅印活字本，未几锓木，其始功后于屠氏，而成书则在其前，所取史材，有得之钱大昕、魏源者，有得之何秋涛、李文田者，有得之洪钧、屠寄者，至其体例，虽与旧史无异，而不乏改订之处，又本纪以太祖以前事撰为序纪，略如屠书之世纪，此仿《魏书》、《金史》而探得体要者。又改《顺帝纪》为《惠宗纪》，补撰《昭宗纪》(顺帝太子爱猷识理达腊)；表合《宗室世系》及《诸王》为一，名《宗室世系表》；志分《礼乐》为二，名《礼志》、《乐志》，合《祭礼》、《舆服》二志为一，名《舆服志》；列传则分《儒学》为《儒林》、《文苑》二传，改《良吏传》为《循吏传》，《孝友传》为《笃行传》，删去《奸臣》、《叛臣》、《逆臣》三传，新增《蛮夷传》，皆其最著者也。其于经营西域之史事，叙述亦略备，如《太祖》、《太宗》、《定宗》、《宪宗》四纪与《外国传》之后半及《速不台》、《者别》、《耶律楚材》以下诸传，综比观之，可以明其本末。又于三大汗国之盛衰兴亡，纪载亦详。钱大昕撰《元史氏族表》，系据《元秘史》及《辍耕录》，分蒙古人、色目人各为若干种，而柯氏则分蒙古民族为黑白野三答答儿，而不取钱氏之说。凡此皆蒙西哲撰述之影响，一览可知者也。元《经世大典》虽佚，尚有残本可考，邵氏《类编》，已知采用，又有《元典章》，为魏氏《新编》所取材。柯氏于此类史料，尤知重视，如于《百官志》，补入覃官、封赠、荫官、注官、守阙、起任、程限、给假、丁忧、任养等；《兵志》之马政，则增入和买马、括马、抽分羊马三项，又增军粮一目；《刑法志》中屡载至元新格以下之条文；《食货志》中自至元二十三年颁行立社规条以后，凡属社之法令无不备载。又于盐、茶、酒醋、市船四课及和籴、斡脱钱、官钞法之通行画缗钞钱法，以及海运、振卹等项资料，无不辑补之。此皆由重视大典、典章而所得之收获者。至于采取《元秘史》、《亲征录》、《蒙古
源流》等书以补旧史之阙，既悉同于洪、屠二氏，而柯氏用力尤勤。故近人论及柯书，一则曰柯氏承诸家之后，参考诸家之著述，修改《元史》，等于群雄割据迭兴之后，而成统一之功；再则曰，元史之有柯氏，正如集百川之归流，以成大海，集众土之积累，以成高峰。然其中之可议者，亦有数端：旧史本纪，多采自元十三朝实录，柯书则取其繁冗者，改入各志，不易寻其首尾，则旧史仍不可废，一也。《艺文志》可徵一代文献，钱氏补辑甚备，故魏氏《新编》、曾氏《元书》皆采之，而柯书乃不之取，不得谓备，二也。屠氏手洪氏补作诸传，皆别采新材，矜慎订补，而柯氏则又悉以原文入录，不加别白，三也。元代教徒，于释老外，有回教、耶教，柯书仅有释老传，又于也里可温(即耶教)之纪事，仅略见于本纪，而于耶教名人之勃莱奴喀皮尼鲁卜里克孟德高奴维等，皆不著一字，亦为漏略，四也。至于霍渥儿特等氏所著之蒙古史料，虽伤繁富，可取正多，而柯氏多未之及，亦有待于后人之译补，是则柯氏之作，仍不得谓之竟其全功也。兹取屠、柯二氏之书，比而论之，屠书取材甚富，考辨至精，特以造端宏大，非一人之精力所能尽举，故虽卷近二百，父子世业，仍为草创未竟之作。柯书造端之宏大，亦不下于屠氏，惟多因前人成作，而加以襞积补苴，虽费组织之力，殊少草创之功，孟森所谓心不与全史浃，而以其翦截饾饤之文诏后人，不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正以暗讥柯氏。以是知二氏之作，有一创一因、一难一易之分，而其孰为优劣，亦不待辨矣。以上所述，即前代改修《元史》之大略也。
《明史》成于清代，忌讳太多，故有明知其为漏略，而终于不敢著笔者，《清史稿》更为未成之作，是皆有待订补改修。而改修清史，尤为当务之急。设局官修，久滋诟病，世有欧阳修、柯劭忞其人，必能奋笔一室，草定新史，以完成一代之典，吾将拭目以俟之矣。
其三则为分撰之史。昔在姬周之盛，王室有左史、右史，以司记言、记事之职，而诸侯亦各有国史，如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皆具史之一体，亦后世国别史之滥觞也。典午之世，分据北方者，前后凡十六国，故撰《晋书》者，或以为录，或以为载记，附于正史，亦具体而微矣。而崔鸿则别撰《十六国春秋》，萧方等则别撰《三十国春秋》，此又分撰霸史之先例也。唐宋以来属于分撰之史，则有下列诸书：
书名卷数撰著人附考
《西魏书》二十四卷清谢启崑撰帝纪一，表三，考四，列传十二，载记一，凡二十一篇，《地域》、《百官》两考及《宇文泰传》，皆分上下卷，总为二十四卷。
右自《魏书》分撰
《南唐书》三十卷宋马令撰《先主书》一卷，《嗣主书》三卷，《后主书》一卷，《女宪传》一卷，《宗室传》一卷，《义养传》一卷，《列传》四卷，《儒者传》二卷，《隐者传》一卷，《义死传》二卷，《廉隅传》、《苛政传》共一卷，《诛死传》一卷，《党与传》二卷。《归明传》二卷，《方术传》一卷，《诙谐传》一卷，《浮图传》、《妖贼传》共一卷，《叛臣传》一卷，《灭国传》二卷。《建国谱》、《世系谱》共一卷。
《南唐书》十八卷宋陆游撰《文献通考经籍考》作十五卷，王士祯《古夫于亭杂录》云，曾见宋椠十五卷本。
本纪三卷。列传十五卷。附元人戚光《音释》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