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

凡此所谈，皆隋唐以来设馆修史之弊，迄于清末而未之革者，刘氏可谓慨乎其言之也。盖刘氏所谓五不可，即为历来官修之史不及私史之总因，所谓史官编录惟自询采者，尤为后世记注不备之明证。今观前史所记，惟唐太宗与群臣问答之语，详载于《贞观政要》，由于其时史官，得随仗入，侍于君侧，有闻必录之故。其后既限制史官，不得随仗入内，并不侍立前殿，故罕闻君臣问答之语，此仅就记注一事言之也。唐宋宰相所撰之《时政记》，或可补记注之不备，《宋史》取材，多出于是，然以所记，多有文饰，往往难餍人心。若如汉武以往之制，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则撰史之士，不劳自采史实，而能备文献之全。然而后世之贤君若相，未闻有行之者何也盖后世史官，多重撰述而轻记注，掌故史实，乏人综辑，临时取给，始感其难，上下千年，几同一例，刘氏所论，不过其鳞爪耳。
其后韩愈以文雄于唐代，亦尝有志修史，于贞元八年第进士之后，答崔立之书有云：“求国家之遗事，考贤人哲士之终始，作唐之一经，垂于无穷，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其志可谓壮矣。迨元和中，愈为史馆修撰，似可稍伸其志，而同时之贤者，亦以此期之，而愈竟不然。其《答刘秀才论史书》云：
辱问，见爱教，勉以所宜务，敢不拜赐。愚以为凡史氏褒贬大法，《春秋》已备之矣。后之作者，在据事迹实录，则善恶自见，然此尚非浅陋偷惰所能就，况褒贬耶。孔子圣人，作《春秋》，辱于鲁、卫、陈、宋、齐、楚，卒不遇而死；齐太史兄弟几尽；左丘明纪春秋时事，以失明；司马迁作《史记》，刑诛；班固瘐死；陈寿起又废，卒亦无所至；王隐谤退死家；习凿齿无一足；崔浩、范晔亦诛；魏收夭绝；宋孝王诛死；足下所称吴兢，亦不闻身贵，而令其后有闻也。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圣君贤相相踵，其余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后者，不可胜数，岂一人卒卒能纪而传之耶。仆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宰相知其无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穷，齟齬无所合，不欲令四海内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职荣之耳，非必督责迫蹙，令就功役也。贱不敢逆盛指，行且谋别去。且传闻不同，善恶随人所见，甚者附党，憎爱不同，巧造言语，凿空构立善恶事迹，于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传记令传后世乎。若无鬼神，岂可不自心惭愧，若有鬼神，将不福人，仆虽騃，亦粗知自爱，实不敢率尔为也。夫圣唐钜迹，及贤士大夫事，皆磊落轩天地，决不沉没，今馆中非无人，将别有作者，勤而纂之，后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昌黎外集》二)。
观其书辞，抑何意志颓唐之甚，而前后判若两人也耶柳宗元见而不以为然，起而驳之，集中所载《与韩愈论史官书》是也。书云：
前获书，言史事，云具《与刘秀才书》，及今乃见书稿，私心甚不喜，与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谬，若书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馆下，安有采宰相意，以为苟以史荣一韩退之耶。若果尔，退之岂虚受宰相荣已，而冒居馆下近密地，食奉养，役使掌故，利纸笔为私书，取以供子弟费，古之志于道者不若是。且退之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为褒贬，犹且恐惧不敢为，设使退之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其宜恐惧尤大也，则又将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喝于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犹尔，设使退号利其录者也。又言不有人祸，必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鲁、卫、宋、蔡、齐、楚者，其时暗，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当其时虽不作《春秋》，孔子犹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虽记言书事，犹遇而显也，又不得以《春秋》为孔子累；范晔悖乱，虽不为史，其族亦赤，司马迁触天子喜怒，班固不检下，崔浩沽其直以斗暴虏，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于不幸，子夏不为史亦盲，不可以是为戒；其余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无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祸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诫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则同职者，又所云若是，后来继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则卒谁能纪传之耶。如退之但以所闻知，孜孜不敢怠，同职者，后来继今者，亦各以所闻知，孜孜不敢怠，则庶几不坠，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语，每每异辞，日以滋久，则所云磊磊轩天地者，决心不沈没，且杂乱无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岂当待人督责迫蹙，然后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进，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犹惧于此，今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言论如退之，慷慨自为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犹所云若是，则唐之史述，其卒无可托乎，明天子贤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为速为，果卒以此为恐惧不敢，则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谋也。今当为而不为，又诱馆中他人及后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难矣哉(本集三十一)。
今观宗元所驳，无一语不搔着痒处，可谓痛快淋漓矣。寻愈之论旨有二：其一曰，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其二曰，将必有作者勤而纂之。盖一则惧祸而不肯为，一则蕲他人为之而无与于己，所见甚陋，非学如愈者所应言，宗元驳之是也。抑吾谓愈之论旨，乃在传闻不同，善恶随人所见，甚者附党，憎爱不同，巧造言语，凿空构立善恶事迹，数语，正如刘知幾所谓馆中作者，多士如林，皆愿长喙，无闻■舌，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未栖毫，而缙绅咸诵，取嫉权门，见雠贵族，是则愈发为此论盖有所激而云然也。且考《昌黎集》中所撰《顺宗实录》，固为史之一种，其他碑志传状诸文，殆居其半，皆关涉一代政治人物之业绩，可以被金石传奕禩者，谓其无意修史，夫岂其然。总之，设局修史，作者如林，忌讳既多，难于下笔，虽贤如愈，能文如愈，而终不得申其志，此唐宋以来官修诸史之通病，贤者所不能革，是以宗元持论虽正，终无以回愈之心而翻然改辙也。
清代史家万斯同亦尚论及此，钱大昕所撰《万先生传》云：
先生病唐以后设局分修之失，尝曰，昔迁、固才既杰出，又承父学，故事信而有文，其后专家之书，才虽不逮，犹未至如官修者之杂乱也。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寝，继而知其蓄产礼俗，久之其男女少长，性质刚柔，轻重贤愚，无不习察，然后可制其家之事。若官修之史，仓卒而成于众人，不暇择其材料之宜与事之习，是犹招市人而与谋室中之事也(《潜研堂文集》三十八)。
官修史书之病，具如上论，然而唐宋以来，一往而难返者何哉吾求其故，盖有数端：其一，则典籍掌故，聚于秘府，私家无由而窥；其二，则史实繁赜，毕生莫殚，私家无力整比是也。盖自唐宋以来，时君若相，锐意求书，甲乙之编，四部之籍，不在秘府之掌，即入显宦之家，试观万斯同有志独修《明史》，而不能不主于时相之家，以博观其藏籍，且修《明史》，须以《实录》为本，皇皇钜制，讵可求之荒寒，惟史由官修，则官藏私籍，左右逢源，取用不竭，其利一也。古人修史，多者不过百卷，而一卷之文，不过数翻，故一人操简，杀青可期，后世修史，多者尝数百卷，参稽之书，更不下千数百种，一人之精力有限，多士之相需益殷，若司马光之修《通鉴》，实由刘敛、刘恕、范祖禹三君分任其役，而光始得总成之，不然，则皓首辛勤，杀青无日，过时不采，渐就散亡矣，惟设馆分修，明定程限，资于众力，乃易成编，其利二也。夫私修之史，易精而难成，官修之史，易成而难精，此之谓利，即彼之所谓弊，执一而论，未见其可。然而官修之史，一往而难返者，夫岂不以是欤。
综而论之，后世之史官，非古之所谓史官也，古之史官，以记注为要务，而不必当撰述之任，亦犹孔子之删、《尚书》、修《春秋》，实当撰述之任，而不必身为史官也。后之史官，有其名或无其实，为其实者，每以他官典修史之任；居其名者，辄以史官为虚饰之具。且史官之名，为任撰述者所独擅，而任记注之职者，退而同于百司，转不得以史官自号，如唐宋之起居郎舍人，清之日讲起居注官，虽有史职之名，而无与于撰述，岂非其明证欤。往者章学诚病史官之有名无实，记注之不能举其职，乃至发愤而有州县立志科之拟议。其言曰：“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后有家，比家而后有国，比国而后有天下，惟分者极其详，然后合者能择善而无憾也。”又曰：“今天下之大计，既始于州县，则史事责成，亦当始于州县之志，州县有荒陋无稽之志，而无荒陋无稽之令史案牍，志有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义例文辞，案牍无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义例文辞，盖以登载有一定之法，典守有一定之人，所谓师三代之遗意也。故州县之志，不可取办于一时，平曰当于诸典吏中特立志科，佥典吏之稍明文法者，以充其选，而且立为成法，俾如法以纪载，略如案牍之有公式焉，则无妄作聪明之弊矣。积数十年之久，则访能文学而通史裁者，笔削以成书，所谓待其人而后行也。” 推章氏之论，以为中朝之史官，曾州县典吏之不若，史官不能理撰述之业，而典吏则能举记注之职，中朝虽有起居注官，以纪帝王之言动，然仅能记其一鳞一爪，而不能举忠实之史职，以较古代之左史右史，则相去远甚，而州县令史之案牍，直同汉代之计书，可上之太史丞相，以备载笔者之要删，故因州县之案牍，而立志科，畀为令史典吏者，以当记注之任，其上焉者，记注在中朝；其次焉者，记注在地方之司府，其下焉者，记注在州县，合此数级之记注，以备一代之要删，于是记注有成法，不期而与古人冥合矣。此章氏之所日夜筹维，而仍不得申其所见者也，可胜叹哉，可胜叹哉。
依前所述，制成一表，以明史官制度之沿革。至汉以后之史官，多以他职兼典，非复古人世守之制，其有称史官及太史公者，乃援古以自泽，非其官号，且其重要诸家，已略且于各章，故不复别为制表。修史宜略人所详，又有繁中求简之法，盖谓是也。

历代史官制度沿革表

历代史官历官附考
　
周
附列国史官太史，小史，内史，外史。
左史，右史，御史。
太史令。
女史。太史
冯相氏
保章氏周代以前从略。
列国史官俱从周制。
女史见《列女传》及《史通》。
　
秦太史令。太史令秦有太史令胡母敬，或谓为专掌天文之官。
　
汉太史令。
禁中起居注。
王莽柱下五史。太史令汉武帝以前，或王莽以前。史官与历官合而为一。
　
后汉兰台令史。
东观著作。
起居注。太史令隶于太常下同自此史官与歷官分为二职。兰台、东观，俱为修史之所，而以他官兼典，未正其名。明帝、献帝俱有起居注，前汉有禁中起居注，而后汉明德马后亦撰明帝起居注。或谓为女官所掌，同于古之女史。
　
　三国魏置著作郎，兼起居注。
蜀有东观令。东观郎，当修史之任。吴有左国史，右国史，东观令。魏太史令高堂隆、蜀史官、吴太史令丁孚《册府元龟》谓魏有佐著作郎。蜀后主传见史官之名，即掌星历者，疑即太史令。
晋
附十六国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佐著作郎八人，隶于秘书省。下同。
著作兼掌起居。
前赵有左国史、著作。
后赵有著作。
其余诸国多置著作。
南凉有国纪祭酒、撰录时事。
太史令　元帝建武元年置史官。
宋著作郎一人。
著作佐郎八人。
兼修起居注，齐、梁、陈俱同。太史令
　　
南齐著作郎。
著作佐郎。
修史学士。太史令《册府元龟》谓南齐置史官。
　
梁著作郎。
著作佐郎。
撰史学士。太史令
　　
历代史官历官附考
陈著作郎。
著作佐郎。
撰史学士。
撰史著士。太史令撰史著士见《陈书张见正传》。
　
　后魏著作郎二人。
著作佐郎四人。
起居注令史。
修起居注二人。太史令
太史博士　后魏曾置修史局
　
北齐史馆、监修国史。
著作郎二人。
著作佐郎八人。
起居省。太史《唐六典》谓北齐有文林馆学士，掌著述。
　
北周监修国史。
著作上士(郎)。
著作中士(佐郎)。
外史掌起居。无考历官当同于魏齐。
　
隋 (一)史馆监修国史。
(二)著作曹著作郎二人。著作佐郎八人。
(三)起居注起居舍人二人。太史曹令二人著作、太史两曹，俱隶祕书。
　
唐 (一)史馆监修国史。史官(无常员，以他官兼之)。修撰。直馆。
(二)著作局(掌撰述) 著作郎。著作佐郎。
(三)起居注起居郎，一称左史，隶门下省。起居舍人。一称右史，隶中书省。
（四）时政记由宰相自撰。始于武后长寿中。司天台太史令，后改司天监著作局，司天台，俱隶秘书省，如隋制。
　
五代略如唐制。
晋宰相刘昫，赵莹，监修《唐书》。史馆修撰贾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