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观汉记

　　其称东观者，后汉书注引洛阳宫殿名云：“南宫有东观。”范书窦章传云：“永初中，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盖东汉初，着述在兰台，至章和以后，图籍盛于东观，修史者皆在是焉，故以名书。
　　案后汉书安帝纪云：“永初四年二月乙亥，诏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注引洛阳宫殿名曰：“南宫有东观。”提要于出处不详，故复引焉。元河南志卷二引陆机洛阳记曰：“东观在南宫，高阁十二间。”广弘明集卷三阮孝绪七录序曰：“哀帝使歆嗣其前业，歆遂总括群篇，奏其七略。及后汉兰台，犹为书部。言后汉于兰台校定群书，犹依七略之部分也。又于东观及仁寿闼撰集新记。”隋志序略同。史通史官建置篇云：“汉氏中兴，明帝以班固为兰台令史，诏撰光武本纪及诸列传、载记。又杨子山为郡上计吏，献所作哀牢传，为帝所异，征诣兰台。见后汉书杨终传。斯则兰台之职者，盖当时着述之所也。自章和以后，图籍盛于东观，凡撰汉记，相继在乎其中，而都谓着作，竟无他称。”提要之言，全本史通。
　　隋志称书凡一百四十三卷，而新、旧唐志则云一百二十六卷，又录一卷，盖唐时已有阙佚。隋志又称是书起光武，讫灵帝。今考列传之文间纪及献帝时事，盖杨彪所补也。
　　案新唐志着录此书固云“一百二十六卷，又录一卷”。然旧唐志实作一百二十七卷，此虽仅于目录有不入卷数与入卷数之分，其书并无异同。但提要竟混称新、旧志，不加分别，则非也。刘知几史通作于中宗神龙时，自叙云：“今上即位，敕撰则天大圣皇后实录，退而私撰史通。”考晁志卷六则天实录撰于神龙二年。所见汉记尚为一百二十四篇，不云有所阙佚，仅除目录不数耳。旧唐志钞自开元九年以后毋煚所作之古今书录，见志序。相去不过十余年，而此书竟佚去十六卷者，盖煚但据集贤书院官本着录，其实民间所藏，固不仅如此也。唐末日人藤原佐世当唐昭宗时。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云：“东观汉记百四十三卷，起光武，讫灵帝，长水校尉刘珍等撰。右隋书经籍志所载数也。而件汉记，姚振宗隋志考证卷十一云：“而件犹华言此件、前件。”案此用古训，而，如也。吉备大臣所将来也。其目录注云此书凡二本，一本百二十七卷，与集贤院见在书合。一本百四十一卷，与见书不合。又得零落四卷，又与两本目录不合。真备在唐国多处营求，竟不得其具本，故且随写得如件，今本朝见在书百四十二卷。”考之续日本纪，日本史臣菅野道真等撰。吉备其姓，真备者其名，续纪卷十六云：“圣武天皇天平十八年冬十月丁卯，从四位下下道朝臣真备赐姓吉备朝臣。”于彼国孝谦天皇天平胜宝三年十一月为入唐副使，见续纪卷十八。实唐玄宗之天宝十载也。其至长安当在次年。及天平胜宝六年正月，真备自唐归国，船着益久岛，见续纪卷十九。则为唐之天宝十三载矣。集贤院为天子藏书之处，唐六典卷九云：“集贤所写，皆御本也。”是也。真备既得见其书而亲检之，而其本仅百二十七卷，可见已散佚不全。毋煚古今书录之所载，即是此本矣。真备多处营求，而得百四十一卷之本，必系民间之所藏，宜其不着录于两唐志也。至所得零落四卷，当是别一残本，与两本皆不同。真备访得之后，以与两本互校，删除复重，多出佚文一卷。故佐世言其国现在书为百四十二卷耳。其书视隋志卷数所阙无几，且已溢出集贤院本之外，而真备犹复多处营求，岂必欲其一卷不阙耶？抑偶闻汉记残缺之言，误以为隋志所载亦非完本耶？不知史通所谓残缺者，谓蔡邕所着散逸不全，杨彪亦未能尽补，故憾其残缺无成，非谓魏、晋以后有所亡失也。此将于何处求之乎？日本所得此书，远过于唐中秘所藏，可谓艺林之星凤。然彼国所有中国古籍，今已先后并出，而不闻有此书，则其亡也亦已久矣。考皇宋事实类苑卷四十三引杨文公谈苑云：“景德三年予知银台进奏司，有日本僧入贡，遂召问之。僧不通华语，命以牍对，云身名寂照，号圆通大师。”又云：“书有史记、汉书、文选、五经、论语、孝经、尔雅、醉乡日月、御览、玉篇、蒋鲂歌、老列子、神仙传、朝野佥载、白集六帖、初学记，本国有国史秘府略、日本记、文馆词林、此非彼国人所撰，寂照误也。混元录等书，释氏论及疏抄传集之类，多至不可胜数。”按寂照所对，虽不足以尽彼国储藏之全，然既举及醉乡日月、朝野佥载诸短书，使东观汉记而在，宁肯置之不言？以此推之，则真备之所营求，佐世之所着录者，盖早已不存矣。此前人所未知，故不惜详考之如此。
　　晋时以此书与史记、汉书为三史，人多习之。故六朝及唐初人隶事释书，类多征引。自唐章怀太子集诸儒注范书，盛行于代，此书遂微。
　　案魏、晋之间以此书与史、汉为三史者，以诸家后汉书未出，三史之名始见吴志吕蒙传注引江表传孙权之语，其时谢承书恐尚未成。或出而不为人重耳。及宋范晔书出，能集诸家之成，梁代韦阐即有后汉音，隋志云：“梁有韦阐后汉音二卷，亡。”阐见梁书韦叡传。虽不详为何家，以意推之，必范书也。剡令刘昭遂集后汉同异，以注范晔书，世称博悉。见梁书文学传。昭，天监中人也。北魏刘芳亦撰范晔后汉书音一卷，见魏书卷五十五本传及隋唐志。芳以其父与于刘义宣之难奔魏，事在宋孝武帝孝建元年，而卒于魏世宗宣武帝延昌二年，即梁武之天监十二年也。二人固未尝相见，而其着书，先后同时。可见范晔之书已盛行于世，故为南北学者所重视。夫书无音注，则不便于诵习，诸家后汉史，自范晔书外，不闻有音注。惟梁人王规尝集后汉众家异同，注续汉书二百卷，见梁书本传。其体盖与刘昭同。司马彪之才，实不如蔚宗，规所以不惜殚力以注之者，以范书无志，究不得为全书也。及宣卿注范书纪传，取绍统之志以补之，斟酌尽善，其博悉盖亦非规所及，故能后来居上，规书遂因之以亡。隋志云：“梁有王韶后汉林二百卷，亡。”姚振宗疑即王规续汉书注，讹“规”为“韶”，盖是也。自刘昭以后，陈有宗道先生臧竞范汉音训，隋有萧该范汉音。皆三卷，见隋唐志。盖昭既为范书作注，遂大行于世，为学子所必读，故竞等为作音训，以便讽诵。东观汉记以下诸家，由是渐微，然仍存于世。两唐志可考。诸书引用不绝者，类事之家，以供渔猎；注书之人，用征出典耳。至于考史，必据范书。史通所谓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袁、范二家，是矣。谢启昆小学考卷四十九据隋志录刘芳以下后汉书音而论之曰：“隋、唐之间诸家后汉书俱在，而攻治后汉作音注者，皆据范书，是当日范书，已高出诸家，诸家渐就湮没，非无故矣。”斯诚笃论，然则范书之盛行，何必待至章怀之作注也哉？章怀之注成，独能令人弃刘昭注不读，而竞习东宫睿制之书耳。至于东观汉记及诸家后汉书，其不行固已甚久，若其遂至亡佚，则当在唐天宝以后至五代之间，于章怀无与焉。提要谓六朝、唐初人多征引汉记，自章怀注范书，而此书遂微，今考徐坚初学记成于开元十五年，详初学记本条下。其书裁三十卷，而引东观汉记至百有八条，又引东观记者二条。唐人刘赓者，不知何时人，作稽瑞一卷，其自叙曰：“方今元日朝会，上公上寿已，文部尚书奏天下瑞凡四。”案新唐书百官志云：“天宝十一载改吏部为文部，至德二载复旧。”则赓亦玄宗时人也。其书当作于十二载至十四载之间，书仅寥寥数十叶，而引东观汉记至十有四条，章怀注献于仪凤元年十二月，见旧唐书高宗纪。至是行于天下，近者五十年，谓至开元十五年。远者七十余年矣。谓至天宝十二载。二人着书，征引汉记之多犹如此，然则何尝因章怀之力而使之日及于微哉？提要之言，真臆说也。
　　北宋时尚有残本四十三卷，赵希弁读书附志、邵博闻见后录，并称其乃高丽所献，盖已罕得。南宋中兴书目则止存邓禹、吴汉、贾复、耿弇、寇恂、冯异、祭遵、景丹、盖延九传，共八卷，有蜀中刊本流传，而错误不可读。上蔡任文源始以秘阁本雠校，罗愿为序行之，刻版于江夏。又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其所见本，卷第凡十二，而阙第七、第八二卷。卷数虽似稍多，而核其列传之数，亦止九篇，则固无异于书目所载也。自元以来，此书已佚，永乐大典于邓、吴、贾、耿诸韵中并无汉记一语，则所谓九篇者，明初即已不存矣。
　　案闻见后录卷九云：“神宗恶后汉书范晔姓名，欲更修之，求东观汉记，久之不得。后高丽以其本附医官某人来上，神宗已厌代矣。至元佑年高丽使人言状，访于书省，无知者。医官已死，于其家得之，藏于中秘。予尝写本于吕汲公家，亦弃之兵火中矣。”高丽献书之事，不见于续通鉴长编及宋史。然邵博以世家子记当时事，其言当必不虚。若赵希弁则去元佑远矣，读书附志内亦无此书，惟于卷上列子条下论及此事，与邵博略同，但删去其末两语，盖即剽取闻见后录耳。二人并不言其书为若干卷，通考经籍考杂史类引罗鄂州序曰：“愿闻之上蔡任文源曰：家旧有东观汉记四十三卷，丙子绍兴二十六年。渡江，亡去。后得蜀本，错误殆不可读，用秘阁本校雠，删着为八篇。洎见唐诸儒所引，参之以袁宏后汉纪、范晔后汉书，粗为全具，其疑以待博洽君子。”则四十三卷者，任文源所旧藏之书也。不知提要何缘据以为高丽本之卷数？邵博但称高丽以其本来上，未尝言其残阙不完。虽罗序又云：“本朝欧阳公尝欲求于海外，后复散亡，今所存才此耳。”则任文源所藏自当即是高丽本，然恶知医官家所得、邵博所写，非百二十七卷之旧，任文源所藏之四十三卷，为渡江以前所据之本，已是散佚之余也耶？罗序既言之不详，提要遽合邵、任两本为一事，言之凿凿，其亦不善阙疑矣。玉海卷四十六东观汉记条下引中兴书目云：“八卷，按隋志本一百四十三卷，唐吴兢家藏，已亡十六卷。今所存止邓禹、吴汉、贾复、景弇、耿弇之“耿”，宋人避太宗嫌名改为“景”。寇恂、冯异、祭遵、景丹、盖延九传。”此即提要所据也。然其卷一百六十六汉东观条又引中兴书目景弇作耿弇，而无景丹，九传作八传。同引一书，而前后不同，未详孰是。通考经籍考有东观汉记十卷，引陈氏曰：“唐艺文志着录者一百二十卷，今所存者，惟吴汉、贾复、耿弇、寇恂、冯异、祭遵及景丹、盖延八人列传而已。其卷第凡十，而阙七、八二卷，未如果当时之书否也？”盖书录解题之元本如此，而聚珍本解题卷七传记类此条，于一百二十卷作一百二十七卷，八人列传作九人列传。其卷第凡十，作其卷第凡十二。除“一百二十七卷”句下有馆臣校语，知为依唐志改正外，余皆不知何据。夫振孙所举吴汉等姓名，止有八人，则其列传安得有九？振孙所着录之汉纪为十卷，而阙其第七、八二卷，故止八卷，则其卷第安得为十二？疑亦馆臣所妄改，而提要误从之也。解题无邓禹，而中兴书目有之，此其显然不同者。提要顾谓振孙所见之本无异于书目，岂其然乎？考高似孙史略卷三曾引汉记邓禹传序、吴汉传序各一篇，序即传后之赞，罗愿云：传后所题，有“太史官曰”，有“序曰”者，此班、刘之所为分也。罗愿序亦曰：“观高密侯一传，而纲领见矣。”可见南宋官私各本之东观汉记皆有邓禹传，而陈振孙所见者又有残缺也。提要谓永乐大典于邓、吴、贾、耿诸韵中并无汉记一语，今案四库全书考证卷三十二于汉记邓禹祭遵两传内并引有永乐大典各一条，其殆得之他韵之中耶？提要明言九篇明初已不存，而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一吕大防条下自注乃谓今四库本辑自永乐大典，然则其书明初尚存，不亡于南渡；是并提要亦未读也。
　　本朝姚之骃撰后汉书补逸，曾搜集遗文，析为八卷。然所采祇据刘昭续汉书十志补注、后汉书注、虞世南北堂书钞、欧阳询艺文类聚、徐坚初学记五书，又往往掇拾不尽，挂漏殊多。今谨据姚本旧文，以永乐大典各韵所载，参考诸书，补其阙逸，所增者几十之六。其书久无刻版，传写多讹，姚本随文钞录，谬戾百出。且汉记目录虽佚，而纪、志、表、传、载记诸体例，史通及各书所载，梗概尚一一可寻。姚本不加考证，随意标题，割裂颠倒，不可殚数。今悉加厘正，分为帝纪三卷、年表一卷、志一卷、列传十七卷、载记一卷。其篇第无可考者，别为佚文一卷，而以汉纪与范书异同，附录于末，虽残珪断璧，零落不完，而古泽斑斓，罔非瑰宝。
　　案总目于此书之下虽注为永乐大典本，其实馆臣重辑时，系以姚之骃本为主，参之以大典所载，然后旁考唐、宋诸类书，自北堂书钞至太平御览以补之。观提要此节，语意自明。若更读本书校语及佚文，与夫四库全书考证，尤可得其梗概。后人动称殿本东观汉记辑自永乐大典者，皆未细读本书之过也。大典所载，盖亦宋末或元、明人所辑，初非采自元书。否则南宋秘阁已止存列传九篇，安得如许之残编断句乎？姚本沿明人陃习，一概不着出处，馆臣从而效之，亦不举所出之书，遂使读者莫知所自来及其可信与否。夷考其实，即诸类书所引，亦复掇拾未尽。最甚者御览卷九十一章帝、和帝条，均引有东观汉记序数十言，今本竟不登一字。他若隋书音乐志牛弘等议乐引东观书马防传凡一百八十二言，今本防传只存“防上言，圣人作乐”云云五十四言。详见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三十三册。弘又引顺帝纪阳嘉二年冬十月庚午，以春秋为辟雍云云，文与范书不同，亦东观书之顺帝纪也。李氏亦言及之。汉书艺文志师古注引汉记尹敏传云：“孔鲋所藏。”历代名画记卷四叙蔡邕事自注云：“见东观汉记。”史记索隐于孝文帝纪注云：“东观汉纪宋杨传云：‘宋义之后有宋昌。’”今本皆未辑入。余如编珠、开元占经、证类本草、记纂渊海、玉海等书所引诸佚文，自一二条以至数条，今本亦一字不收。至于后来所出古书，若稽瑞、类林、杂说、晏公类要、史略之类，为馆臣所不及见者，更无论矣。以此推之，其所漏，岂可胜言！馆臣又于光武纪中凡称公、称上、称世祖处，皆改为帝，称王寻、王邑为二公处，二人皆莽之三公也。皆改为寻、邑，不惟失古书之真，直是不通文义。然则全书之中为所妄改者，又不知凡几矣。虽有搜集之功，不足抵疏谬之罪，安得博通之士起而网罗放失，重辑一完善之本乎！又案此篇草创于三十年前，原稿陋略，不足道。后来屡加修改，三易其稿，至戊子一九四八年。之夏始重付缮写。其明年冬十一月，乃得见今人东莞莫伯骥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其史部二有此书跋，云桐城姚柬之得一北宋刊本云云，而不言其何所本，遍考之不得。偶举以问吾友邓文如，之诚。久之始得复云：“此出近人刘声木清四川总督秉璋之子。撰苌楚斋随笔，然恐不足信。”余既闻其说，已而大病五阅月而后愈，又久之，乃求得其书观之，果见之于三笔卷十，略云：“东观汉记原本一百四十三卷，自唐久已散佚，桐城姚柬之任大定府知府，于道光某年得一北宋刊本，全书共五十册，太守所得中缺两册，初拟进呈内府，未果。旋毁于咸丰某年当是十年。桐城失守，深为可惜！”刘氏书他条多言见某书某卷，或闻之某人，独此条不着出处。既与柬之生不同时，不识何以知之？刘氏自言尝着有桐城文学渊源考及藏书纪事诗补遗，或曾于彼二书中详着其说，故于此不复及之耶？编者按：据刘声木先生近函云：“东观汉记记得似系从桐城萧敬孚（穆）手稿中录出，惟本无书名人名及来历。”然柬之自着之伯山诗文集十八卷，固未尝言有是书也。且据罗愿序，任文源所藏北宋本尚只存四十三卷，今柬之所得原书乃有五十册。纵以一册为一卷，亦已溢出任文源所藏本之外，以理推之，此必无之事也，则文如以为不足信也固宜。姑记之于此，以俟续考。庚寅孟秋七月自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