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观汉记

　　〔一六二〕“代郡太守刘兴将数百骑攻贾览”，此句至“以为国家坐知千里”诸句原无，文选卷四０任昉奏弹曹景宗李善注引有，今据增补。聚珍本亦有此段文字，字句微异。书钞卷七引，仅有“坐知千里”四字。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六年六月载；“代郡太守刘兴击卢芳将贾览于高柳，战殁。”又卢芳传云：建武“六年，芳将军贾览将胡骑击杀代郡太守刘兴”。
　　〔一六三〕“又旧制上书以青布囊素裹封书”，此句书钞卷一三六引作“上书以青布制囊素裹封书”。
　　〔一六四〕“报”，原误作“执”，聚珍本作“报”，今据改。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亦作“报”。
　　〔一六五〕“尘”，聚珍本同，注云：“太平御览作‘属’。”是聚珍本辑者所用御览与影宋本御览字异。按作“尘”作“属”，于义均通，而以“尘”字义长。文选卷一五张衡思玄赋李善注；“尘，久也。”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作“尘”。
　　〔一六六〕“上书”，聚珍本同，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作“尚书”。
　　〔一六七〕“刮玺”，聚珍本同，注云：“太平御览作‘引经’。”与影宋本御览字异。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作“刮玺”。
　　〔一六八〕“常以日出时”，“日”字下原衍一“日”字，聚珍本无，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亦无，今据删。
　　〔一六九〕“其余以俟中使者出报”，此句聚珍本作“其余禺中使者出报”，字有脱误，当以御览卷九０所引为正。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作“其余遇中使者出报”，亦有讹脱。
　　〔一七０〕“所见”，聚珍本脱，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亦脱。
　　〔一七一〕“诏诰天下令薄葬”，“诏”字下原衍“有”字，聚珍本无，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亦无，今据删。
　　〔一七二〕“八年闰月”，此年闰四月。
　　〔一七三〕“五郡”，原误作“五部”，聚珍本不误，今据改。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八年“闰月，帝自征嚣，河西大将军窦融率五郡太守与车驾会高平”。李贤注：“五郡谓陇西、金城、天水、酒泉、张掖。”后汉纪卷六云：建武闰四月，“窦融与五郡太守将步骑数万、辎重五千两与上会第一”。第一属高平县。
　　〔一七四〕“入”，聚珍本同，注云：“太平御览作‘西’。”聚珍本辑者所用御览与影宋本御览字异。
　　〔一七五〕“出城餐糗糒”，“餐”字下原衍“粮”字，聚珍本无，今据删。范晔后汉书隗嚣传云：建武“九年春，嚣病且饿，出城餐糗糒，恚愤而死”。李贤注云：“郑康成注周礼曰：‘糗，熬大豆与米也。’说文曰：‘糒，干饭也。’”
　　〔一七六〕“腹胀死”，此下聚珍本有以下一段文字：“十一年，幸章陵，修园庙旧宅田里舍。”注云：“文选李善注作‘过章陵，祠园庙’。”按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云：“十一年……三月己酉，幸南阳；还，幸章陵，祠园陵。”后汉纪卷六云：“十一年春三月己酉，上幸南阳，过章陵，祠园庙。”通鉴卷四二云：“十一年春三月己酉，帝幸南阳，还幸章陵，庚午，车驾还宫。”皆不言修园庙旧宅田里舍。初学记卷二四引东观汉记云：“建武十七年，幸章陵，修园庙旧宅田里舍。”显然，聚珍本所辑是据初学记，把十七年事误系于十一年。范书光武帝纪十七年载：冬十月“甲申，幸章陵，修园庙，祠旧宅，观田庐，置酒作乐，赏赐。……。乃悉为舂陵宗室起祠堂。……。十二月，至自章陵”。事又见通鉴卷四三。初学记所引与范书、通鉴完全相合。又光武帝在建武十一年幸章陵，来去匆匆，未能久停，不可能修园庙旧宅。而十七年幸章陵，停留两月之久，故有时间修园庙旧宅。聚珍本编次失误，可以肯定无疑。又按文选卷四张衡南都赋李善注引东观汉记云：“建武中，更名舂陵为章陵，光武过章陵，祠园庙。”此所引乃东观汉记光武帝纪建武三年文，已见前。聚珍本在此引李善注所引为注，舛乱失次。
　　〔一七七〕“入犍为界”，聚珍本注云：“范书帝纪，吴汉伐公孙述，出师实在十一年十二月。下‘入犍为界’云云，乃在次年正月，方是十二年事，此盖通始事言之。”
　　〔一七八〕“诏书告汉直拥兵到成都”，此“成都”乃“广都”之误。后汉纪卷六云：“汉入犍为界，诸县多城守。诏令汉直到广都，据其心腹，诸城自下。汉意难之。既进兵广都，诸城皆降。”可为确证。
　　〔一七九〕“独言朝廷以为我缚贼手足矣”，此句文义不明，必有脱文。
　　〔一八０〕“遣轻骑至成都，烧市桥”，此为拔广都后事，上文叙事未完。范晔后汉书吴汉传云：“入犍为界，诸县皆城守。汉乃进军攻广都，拔之。遣轻骑烧成都市桥，武阳以东诸小城皆降。”
　　〔一八一〕“成都十万人，不可轻也”，原无下句。此二句聚珍本作“成都十万余众，不可轻也”，今据补下句。范晔后汉书吴汉传云：“帝戒汉曰：‘成都十余万众，不可轻也。’”
　　〔一八二〕“且”，范晔后汉书吴汉传作“但”。
　　〔一八三〕“移徙辄自坚”，此叙事未完。据范晔后汉书吴汉传、后汉纪卷六所载，此下有吴汉违诏兵败事，被引书者删去。
　　〔一八四〕“下诏让吴汉副将刘禹曰”，此句文选卷五二魏文帝典论李善注引作“上诏让汉曰”。后汉记卷六作“诏让吴汉、刘尚曰”。按范晔后汉书吴汉传云：汉“副将武威将军刘尚”。李贤注云：“东观记、续汉书‘尚’字作‘禹’。”
　　〔一八五〕“婴”，文选卷五二魏文帝典论李善注作“孩”，与范晔后汉书公孙述传同。
　　〔一八六〕“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此二句原无，聚珍本有，文选卷五二魏文帝典论李善注、王应麟急就篇补注卷三亦引，今据增补。“家有弊帚，享之千金”，为民间习语，言人各自以其所有为善。
　　〔一八七〕“放麑”，韩非子说林云：“孟孙猎得麑，使秦巴西持之归，其母随之而啼，秦巴西弗忍而与之。孟孙归，至而求麑，答曰：‘余弗忍而与其母。’孟孙大怒，逐之。居三日，复召以为其子傅。其御曰：‘曩将罪之，今召以为子傅，何也？’孟孙曰：‘夫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又载淮南子人间训、说苑贵德。“啜羹”，战国策魏策云：“乐羊为魏将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遗之羹，乐羊坐于幕下而啜之，尽一杯。文侯谓□师赞曰：‘乐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赞对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谁不食？’乐羊既罢中山，文侯赏其功而疑其心。”
　　〔一八八〕“矣”，聚珍本注云：“太平御览作‘且’。”与影宋本御览字异。
　　〔一八九〕“名都王国”，聚珍本同，书钞卷一三九、类聚卷九三、文选卷一四颜延之赭白马赋李善注、玉海卷一四八引亦同。御览卷三四二、事类赋卷一三引无“名都”二字。书钞卷三一两引，一引作“屠耆国”，一引作“屠耆”。
　　〔一九０〕“马以驾鼓车，剑以赐骑士”，书钞卷一五、卷一二二亦引此事。
　　〔一九一〕“手不持珠玉”，书钞卷八引“不持珠玉”四字，与此相合。
　　〔一九二〕“公孙述故哀帝时”，此下有脱文。按范晔后汉书公孙述传云：“公孙述，字子阳，扶风茂陵人也。哀帝时，以父任为郎。……述性苛细，察于小事。敢诛杀而不见大体，好改易郡县官名。然少为郎，习汉家制度，出入法驾，銮旗旄骑，陈置陛戟，然后辇出房闼。”由此可以推知下文大意是说述哀帝时为郎，习见汉家制度，据蜀时，以数郡之地备汉家威仪。
　　〔一九三〕“益州乃传送瞽师、郊庙乐、葆车、乘舆物”，“郊”字原误作“交”，“乐”字下又脱“器”字。聚珍本作“郊”，亦脱“器”字。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云：“益州传送公孙述瞽师、郊庙乐器、葆车、舆辇，于是法物始备。”
　　〔一九四〕“下县吏无百里之繇”，此下二句书钞卷一五亦引。
　　〔一九五〕“十三年”，此句至“封孔子后孔志为褒成侯”诸句原无，聚珍本有，御览卷二０一亦引，今据增补。“十三年”，御览引误作“建武二年”。
　　〔一九六〕“殷绍嘉公为宋公，周承休公为卫公”，聚珍本注云：“范书帝纪，建武二年，封周后姬常为周承休公，五年，封殷后孔安为殷绍嘉公，至是改封。”
　　〔一九七〕“越裳献白兔”，此句原无，稽瑞引云：“光武建武十三年，越裳献白兔。”今据增补。
　　〔一九八〕“封孔子后孔志为褒成侯”，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十四年载：“夏四月辛巳，封孔子后志为袖成侯。”李贤注：“平帝封孔均为褒成侯。志，均子。古今注曰志时为密令。”
　　〔一九九〕“十五年，诏曰”，此二句至“聚人遮道啼呼”诸句原无，聚珍本有，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亦引有此段文字，惟无“十五年，诏曰”五字，今据增补。
　　〔二００〕“聚人遮道啼呼”，聚珍本注云：“范书帝纪：十五年，‘诏下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十六年，‘河南尹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又刘隆传：‘天下垦田多不以实，户口年纪互有增减。十五年，诏下州郡检覈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号呼。隆坐征下狱。’此所载诏文未完。”
　　〔二０一〕“十七年”，此句至“起居平愈”诸句原无，聚珍本有，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亦引，仅无“十七年”三字，今据增补。书钞卷九六、卷一三九，御览卷七四一亦引此段文字，字句皆较简略。
　　〔二０二〕“上以日食避正殿”，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十七年载：“二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二０三〕“幸章陵”，此下二句原无，初学记卷二四引，今据增补。聚珍本误置于建武十一年。
　　〔二０四〕“凤皇至”，此句至“留十七日乃去”诸句原无，初学记卷三０引，今据增补。“至”，聚珍本作“五”，御览卷九一五引同，类聚卷九九引作“出”。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十七年十月载：“甲申，幸章陵，修园庙，祠旧宅，观田庐，……有五凤凰见于颍川之郏县。”
　　〔二０五〕“高八九尺”，御览卷九一五引同。姚本作“高八尺”，六帖卷九四、万花谷后集卷四０、合璧事类别集卷六二、玉海卷一九九、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引亦作“高八尺”。聚珍本作“高八尺九寸”，类聚卷九九引同。
　　〔二０六〕“盖地数顷”，此上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引有“行列”二字。
　　〔二０七〕“商贾重宝”，此句至“道无拾遗”诸句原无，聚珍本有，文选卷四九干宝晋纪总论李善注亦引，今据增补。此句上李善注引又有“建武十七年”五字。
　　〔二０八〕“单车露宿”，书钞卷一五引此一句。
　　〔二０九〕“十九年”，此句至“其上尊号曰中宗”诸句原无，聚珍本有，惟“光武”二字作“帝”。御览卷八九引亦有此段文字，仅无“十九年”三字。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云：“十九年春正月庚子，追尊孝宣皇帝曰中宗。”
　　〔二一０〕“一岁”，类聚卷三九引作“一年”。
　　〔二一一〕“陛下识知寺舍”，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云：“风俗通曰：‘寺，司也。诸官府所止皆曰寺。’光武尝从皇考至南顿，故识知官府舍宇。”
　　〔二一二〕“眴”，原误作“□”，聚珍本作“眩”，御览卷七四一引亦作“眩”，按“眴”与“眩”，二字通。
　　〔二一三〕“广室”，御览卷七四一引作“庙室”。按当作“广室”。范晔后汉书阴兴传李贤注云：“洛阳南宫有云台广德殿。”通鉴卷四三胡三省注云：“余谓广室者，寝殿也。据晋书元帝纪有司奏太极殿广室施绛帐，帝令夏施青练帷，冬施青布，则广室之为寝殿明矣。”
　　〔二一四〕“甘露降四十五日”，此句原无，聚珍本有，今据增补。按御览卷一二引云：“光武帝时，甘露降四十五里。”又卷八七二引云：“光武时，甘露降四十五日。”合璧事类卷一九引同。所引皆未明言具体年代，范晔后汉书、后汉记、通鉴诸书亦未载降甘露事，聚珍本系于建武二十年，不知何据。
　　〔二一五〕“二十五年”，此下三句原无，聚珍本有，类聚卷九五亦引，今据增补。御览卷九一二引作“建武二十五年，乌桓诣阙朝贺，献貂皮”。
　　〔二一六〕“乃自益其俸”，此句聚珍本作“今益其俸”，王先谦后汉书光武帝纪集解引作“□今益其奉”。
　　〔二一七〕“初作寿陵”，此句至“乃令陶人作瓦器”一段文字原引作“四月，始营陵地于临平亭南。诏曰：‘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迭兴之后，亦无丘垄，使合古法。今日月已逝，当豫自作。臣子奉承，不得有加。’乃令陶人作瓦器”。而御览卷五五七引云：“二十六年春正月，初作寿陵，将作大匠宝融上言：‘园陵广袤，无虑所用。’帝曰：‘古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车茅马，使后世之人不知其处。太宗识终始之义，景帝能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独完其福，岂不美哉！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陵地，裁令流水而已。’”卷九０又引云：“临平望平阴，河水洋洋，舟船泛泛，善矣夫！周公、孔子犹不得存，安得松、乔与之而共游乎！文帝晓终始之义，景帝所谓孝子也，故遭反覆，霸陵独完，非成法耶？”今综合各处所引增订。聚珍本所辑重复窜乱。“寿陵”，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云：“初作陵未有名，故号寿陵，盖取久长之义也。汉自文帝以后皆预作陵，今循旧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