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湖自撰年谱

　　146十二月，省城不守，王抚军殉难于城上。余闻省城已失，乃计算归里；浙江人之避难在上海者，多备席请余，并有馈余旅费者；乃搭火轮船由九江同李肇卿归。余家子侄闻余归，多有迎至凉亭河者。
　　147是年，皇上驾崩于热河。皇后与太子皆至热河，太子即在热河登极。端华与随行各大军机同心辅政；另有图书，凡颁行天下政令，非用同心辅政图书，则不准行，于是皆知肃顺之跋扈也。

　　●同治元年壬戌（公元一八六二年）

　　148七月，抚军左札来，着余赴宁波筹饷。是时，宁绍台道已放史士良，士良亦有信来，请余同往宁波。士良先由江西至安庆，余亦随至安庆，具履历，见曾中堂。中堂见余履历，告赵蔗泉曰：浙江二次失守，于段镜湖无关，余前不知也。居安庆数日，同史士良赴九江，搭轮船先至上海。时宁波殷户，皆在上海逃难未回。史士良往拜各绅，皆不肯见面，亦不敢回拜。余谓宁绍人曰：诸君不愿还乡乎？史士良新放宁绍台道，何可置之不理也。宁波人知余要同史士良劝捐，皆曰：他人不知，大人岂不知我宁波人苦况。现在家室全无，即欲劝捐，非我宁绍人不思报効，但款项从何而出？诸人皆叹，有泣者。余对诸人言曰：若言宁绍苦况，我先欲泣，昔日贼踞南京，浙江供应军饷多取之宁绍，此时我等只思保住南京大营，则浙江可守，故每年一次宁绍捐款不下数十万。当日浙江巡抚黄，与大营向军门约，浙江每年供大营军饷，每月六万，每年七十二万，如浙江有急，大营必分兵救之。后浙江咸丰十年贼来，大营救之不及，以致浙江不守，是我等劝捐之人，已无以对宁绍士民矣。迨王抚军来浙江，我又戴罪赴宁波劝捐，数月之间，捐至六、七十万。此时宁绍之人，已觉身无完肤，乃捐甫解省，贼又复来，是我劝捐之人，罪能更仆数哉。今诸君因地方失守，大家带同老幼避乱于夷场之内，我犹欲向诸君劝捐，岂惟诸君之痛心，我尤念之而更难为情矣。余言及此，一时伤感于衷，不觉放声大哭。久之，相对无语。余曰；春间我在开化见抚军，亦言及浙江百姓，相与流涕。抚军以湖南人来为浙江剿贼，其念民苦而流涕者，亦知筹饷之难。知筹饷之难，而不能不筹饷者，不能不剿贼也。浙江当两次失守之后，何以知贼必可剿？我前目击楚军亲自担水，亲自炊锅，略无兵勇习气，此乃节制之兵，不比前有用之饷，徒供无用之兵也。且皇上驾崩热河，幼主登极，太后亲政，气象一新，居然仍归北京；肃顺弟兄跋扈，居然俯首就刑；其余不法之臣，亦皆自赴京师，俛首听勘，是本朝气运尚未衰也。我等皆本朝士庶，眼前就同勉供军饷，转瞬共享太平，亦意中事也。诸人齐声应曰：谨如所命。但目下从何下手？余曰：只要大众齐心，自然另有生法。自是，人有拜史士良者，乃与各绅商议，借宁波会馆之在上海者，邀集宁波绅衿殷户，至会馆议捐。宁绍之在上海为商为贾，除捐江苏厘金外，再捐本省军饷；其殷户之现居上海者，即在上海捐局书捐；其殷户之已归里者，皆赴宁绍台道衙门书捐。事已议定，史士良赴任，又邀余同往宁波。杨憇棠乃将自备轮船送史道赴任，余亦同坐船，驶入海中，忽然遇风，虽轮船亦颠播波浪之中，余一时头昏目眩口吐，遂宿夷目舱内。次日，抵宁波，余住顾阆风宅以作公馆。是时，贼居省城，绍兴亦为贼窟，宁波虽复，亦是孤城，所以一面筹饷，一面招勇。史道又向余求带勇之官，余乃保一杨姓武官，曾随余当过营中差使者。不数日，集勇五百名，由史道下札委之，将勇册造就，带勇进城，请史道同余点阅，由西门进宁波。本地守城兵勇，将杨新招之勇拦住不许入城，并扯碎杨弁衣服、花翎、靴帽。问是何故，皆云：所招之勇，尽是前日「长毛」，并杨亦是「长毛」头子。人来告余，余谓：日前贼至宁波，勇中未必无乘机掠抢者，若说杨是「长毛」，无乃言之失实。宁波人皆曰：杨乃段大人所举，何乃说是「长毛」。史士良亦以拦者为不是，勇乃于是招定。一日坐公馆中，东阳侍郎李春皋至。李名芳，曾分己丑会试房官，故太邑李国■〈木巳〉乃其门生也。前年，余至东阳，春皋犹备席请余。衣白布长衫，足下并无长袜。余惊问：大人何以至是？乃告以被难情形，闻宁波现已收复，特来避难，现居江北岸店中。与余共叙各人近日景况，坐久告辞。余送之出大门，忽遇史士良至。春皋与士良向不认识，春皋既去，余回馆与士良坐谈，问余送何人？余悉告之，且曰：彼告老归家，尚可粗安，今遭贼掠如此，亦太苦矣。士良沈吟良久，谓余曰：镜翁明日见面时，只问春皋先生，前分会房，房中有安徽太湖姓李者乎？若是，则是我太老师矣。余曰：莫非尚遇救星。士良与余商量筹饷兵事毕，亦回署。次日，余往江北岸拜李春皋；春皋适不在店中，只有其子在焉，貌却不扬，言语伶俐。余问曰：令尊大人曾分过会房，房中曾中太湖姓李名国■〈木巳〉乎？答曰：不差。余告之曰：现任道台史士良，乃李国■〈木巳〉会房门生，尔令尊大人，是史士良太老师，尔转告之尊大人。余去矣。
　　149余于宁波捐务定后，仍回上海劝捐，即在夷场租房子一处，贴劝捐捐条子，夷人不肯。宁波人之在上海交易者，多与夷人交好，谓夷人曰：段大人深得宁波民心，故上宪特请段大人来劝宁波捐；公馆之设在上海者，亦是我宁波人情愿，亦只劝我宁波人捐，外国人无须管此事也。余于是又居上海劝捐矣。上海生意，宁波人甚多。是时东南大局，又只在上海一丸之地。江苏浙江两省军务，皆须筹饷于斯。上海又是江苏所辖地方，于此筹饷，岂不为江苏所忮？幸宁波人皆顾本省公事，故帮余者甚多，或分设委员，或邀集绅董，不数月而捐又办成。间有一二进出大宗，经余与宁波人设法办成；江苏地方官见其利甚巨，从中阻挠，实欲夺之，余亦不与之争，而宁波人乃止而不办。可见取利于民，要出自人家情愿也。
　　150绍兴张广川，其先人亦以生意起家者也，至广川时，而财名愈大。杭州胡墉，以市侩而夤缘省城上宪，故绍兴一府捐款，其解省银两，非胡墉经手，则省局不收。张广川以本城殷户，绍兴之开店铺者多行其资本。胡墉手下走狗亏欠绍兴人洋蚨二十余万，胡墉心不能平，欺诳省中大宪，谓绍城洋钱极多，一时下札着绍兴府，即在张广川店中先提洋蚨十万。绍兴人乃与胡墉说和，其走狗所亏之洋，亦情愿不要。胡墉又娶绍兴一孀妇为妾，绍兴人愈不服胡墉。绍兴失守，署府廖子成死，胡墉又使子成之侄在湖南省具禀，谓子成之死，由张广川邀集乱民戕害。京城有旨，着浙江巡抚查问。左抚军亦明知张广川无罪，然乐得藉此派捐。知张广川现住上海，行文到上海，要张广川赴行营听候查办。绍兴人心愈不平。余谓绍人：徒袖手旁观，心虽不平，于张广川何补。目下绍兴犹陷贼中，抚军已向绍兴众人筹饷。若云廖太守死由张广川鸣锣集众，此事乃余所目击，一人鸣锣前行，后面跟着者数百人，口中乱叫，要杀「长毛」头子；余问：「长毛」头子是谁？答曰：本府。后众人将本府围住，尚有王都堂与余在旁边解劝，是鸣锣明明有人，于张广川何干？尔等皆绍兴人，戕官人众，即不能全知姓名，而鸣锣为首之人，岂有不知，何不代张广川一为分辩？绍兴绅士共十人，公具一禀上左抚军。绅士有谢姓一人，由翰林散馆归里，作宁波府学教官；绍兴人具公禀，以谢名居首。抚军批禀有廖太守尽忠为绍兴殉难，尔等不知感激，乃反庇护一倡乱之人；谢教官亦有官守，宁波失城，到底亦当查办否？绍兴人愈加着慌。余问绍兴人曰：尔等具禀，何以致词？皆曰：总以张广川平日本是安分，戕官并无其事。余曰：此系奉旨查办之案，鸣锣戕官，实系尔绍城中事，尔等禀中不指明鸣锣之人，其能为张广川辩乎？刻下绍城尚为贼踞，将鸣锣者姓名指出，抚军其如此人何？况此等平空造乱之人，大众亦不必为之回护也。现在湖南有一郭云仙，由翰林院编修在军营中办事，李中丞来署江苏巡抚，曾中堂使随李中丞来，前日在中丞处席上，亦曾言及此事，我已将原委说明，云仙一一知之；但其捐款，非十万银子不可。皆曰：广川虽富，家破之后，十万捐款尚可勉强。后经余调和，乃捐洋十万元，挽郭云仙写信于左抚军，张广川于是免罪。胡墉之遇事倾人，真可畏哉！
　　151九月，贼在上海境上，李中丞亲自督战；有夷兵助战，贼却。自是官军稍长，李中丞实授江苏巡抚。遂连复太仓等处城池。官军进逼苏州城外。
　　152十月，克复江苏省城。城未下时，李中丞船抵苏州河中，贼首数人，出城请降，遂至中丞舟中，中丞许之降，因而杀之，遂入苏州城，数日乃定。中丞娶赵氏夫人于苏州城中。是年，中丞胞兄李小荃已任广东布政，喆儿时官广东，赵岵存有女未字，常与喆儿家眷来往，李中丞元配病故，其太夫人每欲为中丞再娶，小荃告知喆儿寄信于余，嘱余向中丞作媒，小荃亦有信通知中丞，故中丞见余，先告以太夫人之意，余亦从中赞成。
　　153十一月，至腊底，共计各项捐款有四十万之数，遂在上海公馆中度岁。

　　●同治二年癸亥（公元一八六三年）

　　154将至浙江见左抚军，带现银七万，搭轮船至九江。时左抚军已收复金华府，驻扎严州。余过安庆，顺将所捐成数报曾中堂，中堂批云：当疮痍未复之日，捐数至如此之多，其平日见服于民可知。更饬沿江巡船护送。正月中旬抵九江，再换江西船至玉山；左抚军已饬差官迎接，由旱道至常山，再换浙江船赴严州。过衢州。因衢州道苏，乃太平县人，入署见之，留便饭，并送水礼。苏道时护藩篆，浙江藩司蒋益澧尚带兵各处攻打。
　　155二月，至严州见抚军。抚军留饭，所谈多军务。抚军将复余原官，要看前抚奏明免罪文书；余呈前抚札饬。左抚军为奏有：臣初入浙境，即闻前臬司段光清循声卓著，舆论翕然等语；故朝廷复余原官，降旨亦有此语。住严州五日，每日进见抚军必留饭，席间谈及严州难民苦况，抚军每日施粥，其随员亦各愿出私资帮助施粥费用。余谓抚军曰：大人既施雨露，深思于水深火热之后，革司亦愿将路费银两，勉助四百。抚军问余回家何事？答曰：上年蒙大人厚德回家，已寻得两处尚可安葬先人，无如向年月俱有不利，今年可以安葬，是以急思回家安葬三代祖坟，安葬之后，再来听大人差遣。抚军遂问：回家尚有盘费否？答曰：盘费尚可随处设措。遂坐原船回常山。过玉山，换江西船。过河口，有太湖茯苓公所备席请余。船至吴城，再换宿松小船渡江。过下仓铺，岸上两边乱喊云：长毛又至。余催船速行。过泊湖，抵黄雅林沟，家乡人无论老少男妇避难如蚁众，农民并有牵猪、牵牛连鸡带犬而至者。祝夫人已引儿女买船二艘，避难于斯，余遂共居船上。河边戚友，间有席请者，余亦造其宅受席，且更以在外带回礼物，略为馈赠。在船住将一月，闻贼已退远，再着家丁各路采探，知贼果退，余遂先归。祝夫人亦随余归里，儿女仍寄居唐姓宅内。余至家，遂择日安祖坟。
　　156六月，余病犹未全愈，上海捐局委员屡有信来催余赴上海。祝夫人谓余曰：长子尚在广东，三儿死矣，二儿、四儿年少，不任家事，君可不出去矣。余曰：我出去非为图官，因我在宁绍台道任内，尚欠短解银六万两，我出，或可设法弥补，不出，恐后来必为子孙之累也。夫人乃不言，余于是由陆路赴九江，住陈武孝廉行内；再搭轮船至上海，住赵朴斋店内；养病数日，愈后乃至公馆。委员因余已复原官，新制轿伞。余笑曰：老姑夫复作新女婿乎？委员中有余元配石氏夫人族侄，亦吃吃而笑。越数日，又接左抚军札饬办盐务。盖从前承平之日，浙盐运司专管宁、绍、嘉、淞盐务，至长毛扰后，浙江运司亦未放人。江苏先复，已有盐捐。淞江虽有盐大使，其税岂能归之浙江？献策者云：将盐地变价，民间自报开垦，官为升科。办之数月，盐地居民虽有勉强应允者，终未见有成效。又浙江定海、岱山地方俱是海岛，其民造盐不用火煎，只将木板浇海水于其上，日出晒之，可以成盐；每板可晒十余斤，一日可晒两板。其产盐地方盐价甚贱，只有私贩往来，官欲收税，则聚众殴官。私贩卖盐之所，尽是苏淞地界，故官盐愈不能营销。私贩往来海上，只怕盗船抢刼，于是又谋另雇轮船护送，盐船来往，每盐一斤，捐钱二文，名为护盐巡费，实欲阴抽盐厘，业经另租轮船，派一姓王人专管。浙江省中又委秦道来申另开盐局；而岱山盐厘又抽不成功。是年，余在上海公馆中度岁。

　　●同治三年甲子（公元一八六四年）

　　157正月，闻左抚军已到余杭，抚军行营先至宁波。时史道已同夷人将绍兴收复，北路已被蒋布政收复海宁，贼只孤守杭州省城，故至余杭无阻。
　　158二月，见抚军放行营，遂宿营中，彻夜更声不断。居营中数日，每日与抚军同餐，席间谓抚军曰：今贼势已日穷蹙，不久省城收复，收复之后，又有数件要紧大事，必须又开大捐也。抚军问：数件云何？余曰：考棚贡院，城外钱塘江义渡，海宁、仁和地方海塘，其余应办事件，一时亦难枚举。但考棚贡院一件，浙江读书人多，将来必有人为首倡修。义渡一事，是宁绍出入要路，捐钱者必多，前司于长发未扰时，亦曾捐银千两，各衙门亦皆有捐，交胡墉经管，收复之后，胡墉亦不能置之不办。惟海塘一件，需费太多，不修，则为害最烈；欲修，恐无人过问。抚军问：是何故？答曰：当日国用足时，石塘居中，内有土塘以衬石塘，塘外有行路沟漕，沟漕之水，再加柴坝以保卫之；每年柴埽之工，总用银三十万，以为岁修之费。康熙、雍正、乾隆历代南巡，必须亲阅海塘，盖重其工也。石塘土塘之内，或十里、二十里、三十里不等，又再加一备塘，以防海塘决口；可见前人作事规模甚大，用心至细也。其后承平日久，居民遂于备塘之内，辟地开田，结庐兴桑，土地肥美，人烟稠密，盖几不复知有海水之患。乾隆皇上南巡阅海塘，是时国富民殷，地方官图悦皇上耳目，于塘外柴埽更加修理整饬；皇上巡至塘上，亦称：柴埽工好，只每年将柴塘修好，石塘土塘自然一律完固。有人奏：柴塘修理亦须加工，适年近地竟乏取土之处。皇上指备塘而言曰：修好柴塘，备塘亦可不用，不妨取备塘之土以加柴塘。此言一出，每年修理柴塘，皆取备塘之土，岁月久远，遂将备塘取空。当国家盛时，国用充足，海水又庆安澜，故备塘似乎无关紧要；乃自道光以来，国用艰难，海塘又常遇狂澜，每年虽用岁修银二十五万，而柴塘尚有多冲决，柴塘坏，而石塘亦危矣。道光二十六年，梁中丞进京陛见，皇上问及海塘云：浙江每年用盐库银二十五万以修柴埽，到底有事否？梁中丞未能将实在情形直奏，只回省嘱属员：每年岁修银必须大为减少，只许每年用六万两。夫二十五万尚不足以弥缝，六万其有济乎？是以柴塘决，而行路沟漕不知归无何有之乡矣。石塘决，而土塘更不可以保矣。海涛直入，内无备塘，沿海之民尽为鱼鳖，昔日成阴之桑林，海水一浸，立见枯槁，将来嘉、湖、苏、淞亦皆不免咸水内灌之患。大人收复浙江，是救民于火矣；海水为患，安可不救民于水？欲救民于水，非修海塘不可。然海塘之修，经列圣相承，不知用银几千百万，而后有此工程；今塘身皆坏，一时从何处下手。抚军乃曰：须待浙江收复以后，再为相事而行。余辞抚军回上海。过路留夏，有随营委员在此留余宿。蒋藩司云：慕镜翁为人久矣，今日相遇，岂能不留一饭。至日将晚，始将所备之席送至余处，并派一委员代作东道。询其故，盖因藩司是日见抚军，不知有何语言，两相争执，藩司回至留夏，自食鸦片以寻短见，乃自叹曰：何以对镜翁！急催委员陪余受席。次日，遇杭州城外，见难民宿于荒郊破屋之中，有易子而食者，余买一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