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人列传

　　他于是建设他的实有主义、说道：
　　无不可为体。人有立人之体，百姓日用而不知尔，虽无形迹而非无实。使其无也，则生理以何为体而得存耶？......（《正蒙注》卷三下）
　　他所认的实体是什么？就是人的心。他说：
　　过去，吾识也；未来，吾虑也，现在，吾思也。天地古今以此而成，天下之亹亹以此而生。（《思问录．内篇》）
　　他的本体论重要根据，大概在此。我们更看他的知识论和本体论怎么结合。他所谓"真知"是"诚有而自喻，如暗中自指其口鼻，不待镜而悉"（《正蒙注》卷四上）这种知；他名之曰"德性之知"。但他并不谓知限于此。他说：
　　因理而体其所以然，知以天也（超经验的）。事物至而以所闻所见者怔之，知以人也（经验的）。通学识之知于德性之所喻而体用一源，则其明自诚而明也。（《正蒙注》卷三下）
　　又说：
　　谁知有其不知，而必因此（所知者）以致之（即大学致知之致），不迫于其所不知而索之。（《思问录．内篇》）
　　又说：
　　内者心之神，外者物之法象。法象非神不立，神非法象不显。多闻而择，多见面识，乃以启发其心思而令归于一，又非徒恃存神而置格物穷理之学也。（《正蒙注》卷四上）
　　欲知船山哲学的全系统，非把他的著作全部仔细紬绎后，不能见出。船山哲学要点大略如此：
　　一、他认"生理体"为实有。

　　二、认宇宙本体和生理体合一。
　　三、这个实休即人人能思虑之心。
　　四、这种实体论，建设在知识论的基础之上。其所以能成立者，因为有超出见闻习气的"真知"在。
　　五、见闻的"知"也可以辅助"真知"，与之并进。
　　可以说他是为宋明哲学辟一新路。因为知识本质、知识来源的审查，宋明人是没有注意到的。船山的知识论对不对，属另一问题。他这种治哲学的方法，不能不说比前人健实许多了。他著作中有关于法相宗的书两种，或者他的思想受法相宗一点儿影响，也未可知。
　　顾亭林极端的排斥哲理谈-最不喜讲"性与天道"。船山不然。他一方面极力提倡实行，一方面常要研求最高原理。为什么如此呢？船山盖认为有不容已者。他说：
　　人之生也，君子而极乎圣，小人而极乎禽兽。苟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则为善为恶，皆非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下焉者何弗荡弃彝伦，以遂其苟且私利之欲。其稍有耻之心而厌焉者，则见为寄生两间，去来无准，恶为赘疣，善亦弁髦。生无所从，而名与善皆属沤瀑，以求异于逐而不返之顽鄙。乃其究也不可以终日，则又必佚出猖狂，为无缚无碍之邪说，终归于无忌惮。自非究吾之所始与其所终，神之所化、鬼之所归，效天下之正而不容不惧以终始，恶能释其惑而使信于学？......（《张子正蒙注．自序》）
　　船山之意以为，要解决人生问题，须先讲明人之所以生。若把这个问题囫囵躲过不讲，那么、人类生活之向上便无根据，无从鞭策起来。否则为不正当的讲法所误，致人生越发陷于不安定。船山所以不废哲理谈者，意盖在此。
　　船山虽喜言哲理，然而对于纯主观的玄谈，则大反对。他说：
　　经云"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递推其先，则曰"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盖尝论之。何以谓之德？行焉而得之谓也。何以谓之善？处焉而宜之谓也。不行胡得？不处胡宜？则君子之所谓知者，吾心喜怒哀乐之节，万物是非得失之几，诚明于心而不昧之谓耳。......今使绝物而始静焉，舍天下之恶而不取天下之善，堕其志，息其意，外其身，于是而洞洞焉，晃晃焉，若有一澄澈之境，......庄周、瞿昙氏之所谓知、尽此矣。然而求之于身，身无当也；求之于天下，天下无当也。行焉而不得，处焉而不宜，则固然矣。于是曰："吾将不行，奚不得？不处，奚不宜？"乃势不容己，而抑必与物接，则又洸洋自恣，未有不蹶而狂者也。......有儒之驳者起焉，有志于圣人之道，而惮至善之难止也，......于是取《大学》之教，疾趋以附二氏之途，以其恍惚空明之见，名之曰：此明德也，此知也，此致良知而明明德也。体用一，知行合，善恶混，介然有觉，颓然任之，而德明于天下矣。乃罗织朱子之过，而以穷理格物为其大罪。天下之畏难苟安以希冀不劳无所忌惮而坐致圣贤者，翕然起而从之。......《大学衍补传》
　　船山反对王学的根本理由大概如此，他所以想另创新哲学的理由亦在此。有志研究的人，请把他所著《正蒙注》、《思问录?内篇》做中坚，再博看他别的著作，或者可以对他的哲学全系统有一个了解。
　　自将《船山遗书》刻成之后，一般社会所最欢迎的是他的《读通鉴论》和《宋论》。这两部自然不是船山第一等著作，但在史评一类书里头，可以说是最有价值的。他有他的一贯精神，借史事来发表。他有他的特别眼光，立论往往迥异流俗。所以这两部书可以说是有主义有组织的书。若拿出来和吕东莱的《东莱博议》（东莱，南宋吕祖谦的外号。《东莱博议》是他读《左传》所作的史论，全称《东莱左氏博议》）、张天如的《历代史论》（天如，明末复社领袖张溥的字。《历代史论》是他读历代正史所写的人事评论，凡二编）等量齐观，那便错了。"攘夷排满"是里头主义之一种。现在事过境迁，这类活倒觉无甚意义了。
　　船山本来不是考证学派，但他的经说，考核精详者也不少。邓湘皋说："当代经师，后先生而兴者无虑百十家，所言皆有根底。然诸家所著，有据为新义，辄为先生所己言者，《四库总目》于《春秋裨疏》曾及之。以余所见，尤非一事，盖未见其书也。"湘皋这话很不错，越发可见船山学问规模之博大了。
　　船山学术，二百多年没有传人。到道光、咸丰年间，罗罗山（泽南）像稍为得着一点。后来谭壮飞（嗣同）研究得很深。
　　○王闿运
　　王闿运（1832--1916），字壬秋，一字壬父，湖南湘潭人。
　　幼颖慧，三岁识字。十九补诸生，有文名。与李篁仙等结"兰林词社"，号"湘五子"。治经通训故章句，二十余即有志著述；作《仪礼演》十三篇。咸丰丁巳，举本省乡试。以贫就食四方。尝主山东巡抚崇恩所。己未，礼闱报罢，大学士肃顺素钦其才，延馆于家，奉之若师保，机要咸与咨访，左文襄之狱因以得解。
　　值天下方乱，将帅多开幕府招致才俊，曾文正尤称好士，肃顺既败，乃走依文正祁门军。时幕下布衣或起家为藩臬，裸身来，归资巨万；先生独以客自居，不受事。说公屏仪节，虚衷延纳，重法以绳吏胥，严刑以殛好宄，多见采用。迨公益贵，宾僚率著籍称弟子；先生仍为客，往来军中，每旬月数日即归。会走谒文正于金陵节署，公未报，但遣使召饮。先生笑曰："相国以我为餔餟来平！"迳携装乘小舟去，追谢弗及。盖文正丧归再出，遽变节为巽顺，虽复功成，勋业冠代，而先生笑其避事，文正且不自信也。又尝说胡文忠公据湘鄂独立，徐平发捻，逐清建夏，文忠谢不敏。复说文正日："南洋诸埠，土皆我辟，而英、荷占之，且假道窥我，今士犹知兵，敌方初强，曷略南洋以蔽闽粤。"文正亦谢不敏。至是，知事成之由命，毁誉之无真，乃退息无复用世之志，惟出所学以牖后进。
　　丁文诚公宝桢礼重之，聘任成都尊经书院院长。至之日，进诸生而告曰："治经于《易》，必先知易字含数义，不当虚衍卦名。于《书》，必先断句读。于《诗》，必先知男女赠答之辞，不足以颁学官，传后世。一洗三陋，乃可言《礼》。《礼》明然后治《春秋》。"又曰："说经以识字为贵，而非识《说文解字》之字为贵。"又曰："文不取裁于古则亡法，文而毕摹乎古则亡意。"当清李，蜀学晦塞，久鲜通儒，闻先生言，始知研诵注疏诸史文选等。院生日有记，月有课，暇则习礼，--若乡饮投壶之类，--三年而士风丕变。其后廖平、戴光、胡从简请人，蔚为经师，咸守家法，较之诂经、学海所造就者殆有过无不及焉。蜀学成，还生长沙校经书院，继移衡州船山书院，而所得士少逊于蜀矣。
　　宣统间，湘抚岑春蓂以所著诸书奏闻，得旨赐翰林院检讨晋侍读。入民国，征为国史馆馆长。甫发凡起例，遽卒。年八十八。
　　先生于学，初由礼始，考三代之制度，详品物之所用，然后达《春秋》微言，张公羊，申何学。见夫乾嘉来学者习注疏文章，皆法郑、孔，有解释，无纪述，重考证，略论辩，读者竟十行辄隐几卧，慨然曰："文者，圣之所托，礼之所寄；史赖之以信后世，人赖之以为语言。词不修则意不达，意不笔则艺文废，俗且反乎混饨。况乎孳乳所积皆仰观俯察之所得。字曰文，言其若在天之星象，在地鸟兽蹄迹之迹，必其灿然者也。今著此，文之道几乎息矣！"故其为文，悉本《诗》、《礼》、《春秋》，而通乎庄生之旨；汪洋纵肆，曲直而达之于理，使闻者有所解悟，发其蒙而悦其心。末世争利，则言利害人心，其祸有甚于杀；群言淆乱，则推拨乱之道，其要必本诸修身。括中外之学说，探赜索隐，举折衷于圣人。昧者不察，或以为滑稽玩世，或以为高远不中世情，莫知微妙去通，薪传之所自来，徒赏其文辞，目为文士；而通经致用，悲天悯人之衷，自弱冠以至旄期无一日而或息者，虽及门问学之士，朝夕相处，或莫之能喻也。
　　所著《周易说》十一卷，《尚书笺》三十卷，《尚书大传补注》七卷，《诗经补笺》二十卷，《礼经笺》十七卷，《周官笺》六卷，《礼记笺》四十六卷，《春秋公羊传笺》十一卷，《论语训》二卷，《尔雅集解》十九卷，凡皆简要，而兼采今古。《湘军志》十六卷，是非之公，推唐后良史第一。《庄子注》二卷，《墨子注》七卷，《鹖冠子注》一卷，《楚词释》十一卷，亦多新义。《文集》八卷，散体溯源董、贾，骈偶不沿六朝纤靡。《诗集》十四卷，有步兵、太冲之风。更辑《八代诗选》若干卷，《唐诗选》十三卷。群弟子复述绪论，仿《郑志》作《王志》二卷。合刊为《湘绮楼全书》。余稿尚多，末投梓。
　　○王懋竑
　　王白田，名懋竑（hong），字与中，江苏宝应人，生康熙七年，卒乾隆六年（1668-1741），年七十四。他是康熙间进士出身，改授教官，雍正间以特荐召见授翰林院编修，不久便辞官而归。他是一位极谨严方正的人。王安国（1694-1757，念孙父，字书城，号春圃，江苏高邮人，雍正榜眼，官至吏部尚书）说他："自处闺门里巷，一言一行，以至平生出处大节，举无愧于典型" （《王文肃公集?李子年谱序）。他有一部著作，曰《朱子年谱》，四卷，附《考异》四卷。这部书经二十多年，四易稿然后做成，是他一生精力所聚，也是研究朱学唯一的好书，要知道这部书的价值，先要知道明清以来朱王两派交涉的形势。
　　朱子和陆子是同时讲学的朋友，但他们做学问的方法根本不同。两位见面和通信时已经有不少的辩论，后来两家门生，越发闹成门户水火，这是公然的事实，无庸为讳的。王阳明是主张陆学的人，但他千不该万不该做了一部书，叫做《朱子晚年定论》。这部书大意说，朱子到了晚年，也觉得自己学问支离，渐渐悔悟，走到陆象山同一条路上去了。朱子学问是否免得了支离两个字，朱陆两家学问谁比谁好，属另一问题。但他们俩的出发点根本不同，这是人人共见的。阳明是一位豪杰之士，他既卓然有所自信，又何必依傍古人？《晚年定论》这部书，明明是援朱入陆，有高攀朱子、借重朱子的意思。既失朱子面目，也失自己身份。这是我们不能不替阳明可惜的。
　　王守仁于明正德十年编成《朱子晚年定论》，其中也收入朱熹早年部分言论，遭到尊崇朱学的罗钦顺指斥，并由此引起两派辩论。晚明时候，有一位广东人陈建（陈建，号清澜，明弘治至隆庆间人，《学蔀通辨》著于嘉靖二十一年。时朝议陆九渊可从祀孔庙，陈建遂著此书斥王守仁《朱子晚年定论》"颠倒早晚"、并指责陆学"阳儒阴释"）著一部《学蔀通辨》专驳王守仁。后来顾亭林的《日知录》也有一条驳《晚年定论》，驳得很中要害。而黄梨洲一派大率左袒阳明。内中彭定求的《阳明释毁录》最为激烈（彭定求1645-1719，字勤止，号南昀，江苏长洲人。康熙状元，官至翰林院侍讲学士。自称生平最服膺"明七子"棗陈献章、王守仁、邹守益、罗洪先、顾宪成、刘宗周、黄道周棗均为王学系统名人。著有《明儒蒙正录》、《姚江释毁录》、《阳明释毁录》、《儒门法语》等，均为王学张目）。
　　争辩日烈，调停派当然发生。但调停派却并非第三者，乃出于两派之自身，一边是王派出身的孙夏峰，一边是朱派出身的陆桴亭，都是努力想把学派学说异中求同，省却无谓的门户口舌。但这时候，王学正值盛极而衰的末运，朱学则皇帝喜欢他，大臣恭维他，一种烘烘热热的气势。朱派乘盛穷追，王派的炮火渐渐衰熄了。这场战争里头，朱派态度很有点不对。陈建的书纯然破口漫骂，如何能服人？陆稼书比较稳健些，但太褊狭了，一定要将朱派造成专制的学阀，同样也行不通。尤可恨的，许多随声附和的人，对于朱陆两派学说内容并未尝理会过，一味跟着人呐喊瞎骂，结果当然引起一般人讨厌，两派同归于尽。乾嘉以后，"汉学家"这面招牌出来，将所有宋明学一齐打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