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元集

论勅式，细注引程伊川之言曰：「介甫之见，毕竟高于世俗之儒。」
　　新法之行，大程与荆公合，后以书生阻挠者多，遂不执做。今因论勅式，注引程伊川之言云：「介甫之见，毕竟高于世俗之儒。」然则两程亲见荆公而皆服之，固可征荆公之是，韩、马之非；亦可见两程之儒尚不似晦庵腐愚之甚，不随世人訾詈荆公也。
淮南盗贼发，赵仲约以金帛、牛酒使人买觅他去。范文正谓：「和解得去，不残破州郡亦自好。」
　　大盗，宋人以岁币事；小盗，亦以金帛、牛酒款，文正公却夸好。此等识见，宋人皆教人以之自期待，辱两宋可也，辱千古矣。宋人之腐套不除，其书不尽焚，使人全无羞恶，无复人气矣。伤哉！
太宗朝人多尚文中子，盖见朝廷不振，而文中子颇说治道故也。
　　文中子未必即孔门正传，然尚留得样象；宋初尚此学，宋事犹可为也。至周、程画图说话，而孔学变矣；再障而训诂、禅宗，而后尧、舜、周、孔之道尽亡。
国初人便已崇礼义，尊经术，但未说透，至二程出，始说透。
　　宋家国初便崇礼义，尊经术，但说未透；说未透正是好处，至二程说透，学、治俱坏矣。
李文靖若有学，便可做三代事。
　　有学可做三代，至言也；但如先生之学，欲做三代，则适越而北辕矣。
文正献图诋吕相，吕不乐，由是落职。后元昊犯边，吕乃以文正经略西事。
　　吕相用人不拘格序，正其超迈宋代人物处。文正偏献图诋之，吕不乐，宜矣。后知其才大，用之，真宰相量。
文正尝奏记吕公云：「相公有汾阳之心、之德，仲淹无临淮之才、之力。」后欧阳公为范公神道碑有「欢然相得，戮力平贼」之语，正谓是也。公之子尧夫乃以为不然，遂刊去此语。前书今集中亦不载，疑亦尧夫所删。
　　文人此等心最可恶，只主意不合，其文集便删去素交，依若欲没其人，并没其交情，使无一人知之方快者。推此意也，即秦桧之杀武穆，史贼之杀节夫，永乐之削去让皇帝纪，只是欲有我无彼。即朱子亦复如此。看龙川集往来许多书，且辄言新妇附拜，不惟有交，且有亲谊矣，而以意见不合，遂断绝之；至门人且欲杀之，其风味可畏也。今之君子却亦如此，总以欺世盗名、相忌嫉之心为病根耳。
范文正杰出之才。
　　真宋人中杰出者，汉、唐英雄笑之矣，况五臣十乱乎？
某尝谓：天生人才，自足得用。且如一范文正公，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今则所谓负刚大之气，且先一笔勾断云云。
　　天生一代人才，原足供一代之用，只为若辈学术所误，遂无人才耳。吾尝东西朔南游览各二千里，不惟成章之品未睹一二，即粗向天运、国祚留心者，亦未见其人；即有肖似，亦断不在「之、乎、者、也」局中。
范文正尝云：浙人轻佻易动，切宜戒之。
　　名言。
吕夷简最是个无能的人，其所援引皆是半间不界无状之人。
　　惜当时无人详其所谓「半间不界无状」之状，令我闻之。要之，道学所厌，便是人才。
范文正招引一时才俊之士，聚在馆阁，如苏子美、梅圣俞之徒。此辈虽有才望，虽皆是君子党，然轻儇戏谑，又多分流品，一时许公。张安道、王拱辰之徒皆深恶之。又卖纸会，尽招两军女妓作乐烂饮，作为傲歌。王胜之句云：「欹倒太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云云。」
　　文正招引一时才俊苏子美、梅圣俞之徒，称才望君子党。而卖纸会，招伎烂饮，作为傲歌，侮天骂圣，放废狂荡甚于竹林。馆阁之士，乃如此乎？着之书册，必以希文自期，待误天下后世乎？文正乎！非宋朝在上第一流乎，其行如此乎？朱子乎！非在下第一流乎，其识如此乎？
　　宋家一代人主、人臣，称仁宗时为最。详玩此段，史氏妆点大人物作欺世局面者都是甚样气象，甚等人品，岂非二帝、三王罪人耶？吾故曰：学术败坏，人才污鄙，莫甚于宋。其史传、鉴纪有圣王、真儒，俱当焚毁更修，勿令误其一代世道，并误千百世也。
　　可怪宋家一代文人、理学，自误一生，并误其君之社稷，民之性命，而偏劲主定一派无用文局，无用禅宗、训诂。要改抹前二千年尧、舜、周、孔之道，来冒认在他套样中；要妆饰后二千年文字、训诂人物，去笼盖那英俊杰秀都出他下风，只无真个斡旋乾坤人物压世人，遂尽力推起温公、文正二人。噫！其可充汉、唐豪杰仆御否耶？
仁宗惩才士轻薄之弊，这几个承意旨，尽援引纯朴持重之人，以愚仁宗云云。
　　纯朴持重之人自是好，奈何说以愚仁宗？朱子说话尝如此背谬，如上段轻儇戏谑，无复人状，还说是君子党。只本领做事豪杰便扼为小人，加罪名矣；乾坤非先生辈坏之，将谁咎耶？
后汉名节至于末年，有贵己贱人之弊，故遂衮缠至唐，至本朝然后此理复明。
　　贵己贱人，莫甚于宋儒，眼中并无古今人物。莫道高、光英主，三杰、云台、凌烟豪杰看不上，虽孔门高贤，卜、端以下，皆摘訾之。此辈道学益盛，尧、舜、周、孔之道学益衰。盖霸术之盛者拟于王，即不王矣，而其霸业犹足以持气运，福生民。杨氏之精实似义，墨氏之博爱似仁，即不仁义矣，而其「为我」、「兼爱」犹足以自全庇物，而生民亦犹食其福，气运犹受其持。刑名家不仁不义矣，而火烈鲜死，威力把捉，而生民亦犹受其不仁中之仁，不义中之义，而阴受祸中之福，气运亦犹降而不降。惟至宋儒，积乾坤百害之成：其闭目静坐、禅宗也；著书、讲解、训诂也；集撰、古文大家也；吟咏、诗人也。衮缠至此，一无习行本领，而尧、舜、周、孔之真斯尽亡矣。生民何赖，天地何依哉！
「本朝道学岂是衮缠」？先生曰：「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孙明复、石守道、胡安定诸人，后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但数人皆天资高，知尊王黜伯，明义去利，但只是如此便了，于理未见，故不得中。」
　　安定之门人刘彝，善治水，所至兴水利，有一部诗解，处处作水利说，好笑，熟处难忘。
　　处处作水利说，正佳。朱子之笑，何从来乎？
问：「风俗如何可变？」曰：「如何可变，只且自立。」
　　只问到肯綮处，朱子便推开。
安定规模虽少疏，然却广大着实；如陈古灵文字极好，尝见一丰碑说孔子之道，甚佳。此亦时世好，故此辈人出，有「鲁一变」气象。其后遂有二先生，若当时稍加信重，把二先生义理继之，则可以一变；而乃为王氏所坏。
　　幸有王氏，若早信重伊川，久已北辕东海矣。
问：「当时如此积渐将成，而坏于王氏，莫亦是有气数？」曰：「然。」
　　惟王氏未大被其害，惜救弊不胜耳。
胡安定、石守道诸人说话虽粗疏，却尽平正；如古灵文字都好，只如谕俗一文，极为平正简易。
　　为文字得此四字，可爱，为人、为治得此，更可爱。
孙、石辈忽然出来发明一个平正道理云云。○孙明复恶胡安定。○石守道只是粗，若其名利、嗜欲之类，直是打迭得伶俐。
　　连味数段，胡、石、孙大约胜周、程，大约未染禅宗，去道未远。惜其学无人传，不获见其详耳。安定之学则得孔子之正传矣，孙先生恶之，则别是一派也。
胡安定于义理不分明，然是甚气象。
　　试看孔子之门，「性与天道不可得闻」，惟以「三物」与及门「学而时习之」。宋人发明义理，正是达么义理之宗也。先生议安定于义理不分明，岂知正是安定过于周、程处乎？
「安定讲论今有传否？」曰：「并无。薛士龙尝以书问之，回书云『并无』，如当时取湖州学法以为太学法，今此法无。今日法乃蔡京之法。」又云：「祖宗以来，学者但守注疏，其后便论道，如二苏直是要论道；但注疏如何弃得？」
　　安定说得义理平正明白，无一些玄妙。近有一辈人别说一般惹邪的详说话，禅亦不是如此。只是不曾见那禅师，便是被他笑。
　　方叔珪称「本朝人物甚盛，而功业不及于汉、唐，只缘是要去小人」。先生曰：「小人如何不去得？自是不可合之物，观仁宗用韩、范、富诸公是甚次第。只为小人所害，及韩、富再当国，前日事都忘了。富公一向畏事，只是要看经念佛，缘是小人在傍故耳。」
　　人物甚盛，而功业不及汉、唐，有此理乎？或其所谓人物，非真人物也。又谓「只缘要去小人」，仆更伤心矣。世有恶衣菲食，昼夜焦劳，为社稷生民办边疆、选兵将之小人乎？世有袖手吚唔，不习行一业，不斡旋一事，间谈间着，在下在上皆苟安忍耻，岁币媚敌之君子乎？
陈烈【字季慈。】行甚高，然古怪太甚，使其知义理之正，是如何样有力量？惜其只一向从一边去。
　　季慈行高，使朱子目为「古怪太甚」，则其为学必有异于人；若知先生辈之义理，早为无用人矣，乌能佐十五太尉起兵匡济乎？
陈好行古礼，其妻厌之而求去。
　　元不才，勉行古礼四十年，妻妾无异辞，每以其无志期作女圣为憾。今见季慈之妻厌礼求去，乃觉天之福我妻妾之可幸矣。
神宗与群臣说话，往往领略不去。才与介甫说，便有「于吾言无所不说」的意思。可惜有「咸有一德」之君臣，而宋人之成习反胜。卒致大谋不就，三百年痼疾莫之或疗，殆天祚辽、夏、金、元而祸时夏，非人之所能为也。
何万着论云：王文正公当国以来，庙论主于安静，凡有建明，便以生事归之。英宗要改作，神宗尤欲更新天下，难得恰好却又撞着介甫出来承当，所以作坏得如此。
　　看是作坏。朱子亦不解此。
「荆公遇神宗，可谓千载一时，惜渠学术不是」。曰：「渠初来要做事，到后为人所攻，便无去就，不观荆公日录，无以知其本末，它直是藐视一世。」
　　宋家一世原该藐视。只有程明道、常彝甫颇晓此中滋味，而担当骨力又不足。
明道、横渠初见时，皆许以峻用。
　　明道、横渠在宋儒中原有可爱处，只不幸而生于宋，亦被人坏耳。
富韩公当再用时，与韩魏公在政府十余年，皆无所建明，不复如旧时；若范文正公当此，定不肯回。
　　弼原无本领，只是念佛人耳。看在政府十余年，一无建明，本色见矣。文正亦第文人之雄，非有为之人也，观办西事可见。
荆公作参政，第二日便措置理财，徧置回易库以笼天下之利，谓周礼泉府之职正如此。却不知周公之制只为天下之货有不售云云，初未尝以此求利息也。
　　孔明治蜀、交吴识力，人都不晓，只子敬颇略见的，孙权、周瑜皆梦昧如隔山。神宗、荆公苦心高识难为宋人道，故托周礼泉府法为之。其实一朝臣子，二百年南北史官，皆梦想不到肯綮处，皆开间口，睁冷眼，指摘热肠人举动。呜呼伤哉！
国家百年承平，其实规模不立，特幸其无事耳，若有大变，岂能支耶！
　　既知如此，而不以荆公为是，何也？
新法之行，虽明道不以为不是，盖那时也是合变时节；但王氏行得来有害，若使明道为之，必不至恁地狼狈。
　　他处朱子皆明道、伊川为一，当时作史者亦无明文，不知大程与二程已是两家，与朱子更两家。但史书与宋儒书皆与荆公冰炭，吾亦谓明道亦犹伊川、朱子矣，见是编乃知明道不以新法为非。故荆公当群阻新法之时，独与明道议，特用为条例司。朱子既抹倒荆公经济，因明道望高，又不敢非之，故又为「使明道行之不至狼狈」之说。噫！古今是非，尽由书生之口哉？
新法之行，荆公用明道作条例司，皆是望诸贤之助。想见其意好，后来尽背初意，所以诸贤不从。明道行状不载条例司事。
　　为何不载？书生之心，蔽偏甚矣。
神宗尝问明道云：「王安石是圣人否？」明道曰：「『公孙硕肤，赤舃几几』，圣人气象如此。王安石一身尚不能治，何圣人为？」曰：此言最说得荆公着。
　　观神宗一问，明道一对，吾许公为三代后第一人，殆不误矣。
　　圣人之问，以其德行、经纶兼优也；「公孙」之对，以其遭阖朝挠阻，不及周公处流言之变，不失其常度也。神宗之问固推拟过分，程子之对亦止言其非圣人耳，非贬斥也。
荆公德行，学则非。
　　直口许荆公德行，朱子亦有不得不服荆公处；但学术不合，遂非之耳。岂知自己学术更非耶？
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术足以杀人，正如医者将砒霜与人吃，云云。
　　荆公所办，正是宋家对症之药，即治疮之砒霜，破块之巴、黄，犹之治虚劳之参、苓也；惜为书生妄谈医理所乱耳。
因语荆公，陆子静云：「他当时不合于法度上理会。」语之云：「法度如何不理会？只是他所理会非三代法度。」
　　朱子只向文字口纸上理会，亦是不理法度的；只与象山拗，便如此说，若遇荆公，他又口说「正心、诚意」了。
问：「荆公节俭恬退，素行亦好。」曰：「他当时作此事已不合『中』，如孔子于饮食、衣服之闲，亦岂务灭裂？它当初便只苟简，要似一苦行然。」
　　当宋时，与宋君、宋臣而言「中」，便是乡原话。一代君臣，先生辈道学，并不曾上正路头去走，并言不得「过」、「不及」，更何从与之言「中」乎？荆公苦处只自知耳。吾友法干王氏为吾辩宋儒，明尧、孔旧道，怒叫曰：「兄真王安石也。」予曰：「然。荆公，赵家社稷生民之安石；仆，孔门道脉学宗之安石也。」如今世盈世章句、帖括，静坐、著述，文人耳；曾无一人在「三物」道上。只与讲「去口笔，为习行」，「去禅宗，为经济」，尚敝舌无用，又何暇言莫紧「过」，莫漫「不及」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