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道编

　　学者问处世之难。予因举濂溪曰：“诚则无事矣，至易而行难；果而确，无难焉”以答之。学者有疑，予因举平生居乡立朝所经验者告之曰：诚无造作谓之无事，实理自然谓之至易，伪害诚谓之行难，决行固守则无不能诚谓之果确无难，然必久而后易，故君子之道，黯然而日章。今世变日下，人多好名嗜利，失其本心，无所不至，吾将奈之何哉！亦惟果确自修、以尽其在己，不怨不尤、以听其自然，如此久之，人情亦（0）将自定，亦自相信，彼之智巧亦自无所施矣，至此，始知诚之为益，伪之无益也。故曰：“仁者、先难而后获”，此吾平生所尝试者，试思之可知矣。
　　学者气质难变，皆系于风声气习。我朝立国以来，不知何自变为好名尚气节之习，如当时前辈及吾乡前辈有务此者，其居官居乡，虽在人伦至亲，上下交际，为之已甚，言之可骇，至今历历在人耳目，不可胜数。其风声流传，故至后进之士与吾乡党之士，每以好胜急功利之心，文以立名，尚气节之为，以行其私，虽语之以道德，终身不悟。气质最为难变，何也？盖立名、尚气节者，但知名节为大，而不知圣人之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亲戚、故旧、上下、交际，处之皆有其道，故古者忠臣去国，不挈其名；大夫出疆，必使人先导，使之可仕；父为子隐，子为父隐；黜妇不显其恶，使之可嫁；绝友不出恶声，使之可交；小愤不废懿亲，故旧无大故不遗；上下交际，皆有忠厚之道。后世不知有道，惟欲立己之名，成己气节，一切反之而不恤，忍心残薄，乃自以为贤、为得计，其弊遂至不可救，故古人以名节为道德之薄，为学者之戒，论人者、乃以为圣贤事业在此，或取之为理学名臣，不知其流愈趋愈下。故今之仕者，争以殊诡标名，惟恐其不异；刻虐称才，惟恐其不极；颠倒乱真，惟恐其不奇；坚忍毁成，惟恐其不特；要其心皆阴怀巨利，阳示不欲，内存刻薄，外施仁义。论世者犹以天下事非此才力不能为，非此风声不能振，岂不为世道之害，国家生民之祸哉！陈仲子之廉，孟子所以辟之者，正以其充类至义之不可，况其弊至此，犹以为贤、为可法、不知为戒，可乎？此等风声习气，自一方至四方，专以好胜、急功利为事，虽语以道德，皆以虚明势利视之，卒不能变其气质，盖由不知圣贤所务，在道德而不在立名、尚气节也。苟志道德，道德既成，未有无名、无气节者，是以名为大德之名，气为浩然之气，节为甘节之节矣。
　　前辈皆以立名、尚气节为事，惟吾祖文毅公、自为秀才时，退然以圣人为师，知圣人之学不在于言语、章句之间，深造躬行，有得于圣人至谦、至定、至一、至诚，故见于庸言、庸行，必信、必谨，自闺门以至于宗族乡党，自乡党以至于朝廷天下，无一不尽其道。下之，虽儿童臧获之微，无一言之苟，一事之欺，莫非典则之所在。故见于居官，如在选部，后先十八年，开门延客，求天下之才，不以嫌疑自避，而人无毫发可指。方石先生尝云：“每见其喜，则知君子之得进；每见其忧，则知小人之不得退。”直道而行，终始不变，而人无可怨，行之惟尽其心，而未尝市恩卖直。取人以身，见其善不啻若己有，虽至小官卑职，无不以身体其心，而使之德所。或有知而来谢，则曰：“此朝廷公道，于我无与。”或事有不可，则执之，而堂上长官至有推案凭怒，犹拱立不去；怒解，又言之，如是再三，而色愈和、言愈逊、持之愈坚。堂上卒从之。及出，又不使人知，但曰：“此堂上之公也。”或在僚友有未善，必委曲喻之，必从而后已。田主事，屯田时号浊曹，吾祖莅官而名益起；顾为同官所忌，镞恶吏诬之，而德益彰。及为选部郎中，巧进者恶其沮己，阴使东厂官校，侦之再三，无纤毫过失，反重而见称。真可谓“磨而不磷，涅而不淄”者矣。惟其自立如此，故能为天下得人，为天下变其士风，不待大臣法而小臣皆廉矣。故自宪庙储积，至孝庙而得人为最盛，虽至武庙逆瑾变乱之时，大臣犹知守国家典章，不敢尽废，至瑾诛，天下卒赖以安，识者皆归功于吾祖。由此观之，则知求圣人之学之有益如此。视专事立名、尚气节者为如何？有志于学者，皆可省矣。
　　古之君子，检身若不及，与人不求备。今之人皆反之，与人多求备，检身多自恕。此古今人所以不相及也。
　　□□□之欢，不竭人之忠，所以全交也，此古人处□□□□□□□□□□□〖君〗臣，父子、夫妇、长幼皆□□□□□□□□□□□□□□□扩充□全□也，《大学》又云：“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此用其全，故中能扩充以全之也。扩充之义，如此而已，非谓恻隐为仁之端绪未足以尽仁，羞恶为义之端绪未足以尽义，辞让为礼之端绪未足以尽礼，是非为智之端绪未足以尽智，必由其端绪扩充之，而后能尽仁、义、礼、知。以此为学，故后世心术皆偏，经纶无本，而生民所以久不蒙至治之泽也。
　　卷第三
　　孟子言圣人之同，使“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而不为”；孔子言：“吾之于人，谁毁谁誉，如有所誉，则必有所试”；不但行不义、杀不辜，虽毁誉亦不可苟，此皆圣人之心。
　　凡事云有鬼神知之，此意最好。鬼神之为德，无幽不明，无微不察，人心才动，鬼神即知，人则可欺，鬼神则不可欺。知其至明至察而不可欺，此皆为学自修之助也。故子路请祷，夫子不曰不可祷，不曰不必祷，但曰“某之祷久矣”，则知夫子平日所为，无有不可白之鬼神。故《易》曰：“鬼神合其吉凶”，《中庸》曰：“质诸鬼神而无疑”。予尝验之平生，凡有举心动念，鬼神皆临之，不待言语事为之著，而鬼神已知之矣。鬼神之为德，可畏如此，人可不知而欺之哉！
　　小学之教，始于洒扫、应对、进退之节，成于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所谓养其良知、良能，以立大学基本，此为学之先务。今学无传，自幼稚至成童，所急所趋，功利而已。所以人才日衰，世变日下，不可胜言。吾为童子时，见乡里前辈训童蒙，犹以《孝经》、《小学》讲解，以此先人，故当时人才风俗不至大坏；近年识大坏，皆由师道无人，《孝经》、《小学》不惟不知讲，且皆不读。夫举业虽为功利之习，然圣学于此未必不可求，但顾立志如何耳。且时制欲人明经，经存圣人之心，于此求圣人之心，以求圣人之道，非徒资口耳、事文藻而已。今皆不知求，而但事口耳、文藻，此举业之所以为弊也，学者可不知所事哉！
　　象山曰：“《孝经》十八章，孔子于践履实地上说出来，非虚言也。”予尝读之，信乎象山之知学知道也，人若不实践，岂知《孝经》之切于身而为圣学之的也！《孝经》一书真不在《大学》、《中庸》之下。
　　“中庸”二字，“中”字、己尧所谓“允执厥中”。“庸”字、乃夫子所添。夫子于“中”字之下添一“庸”字，千古至道，皆在于此；圣学之明，无过于此。但人终日终身在此“庸”之中而不知其为“庸”，此君子之道所以难也。故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或问周子云“无极”，云“无欲”。程子云“无心”、“无情”，与《易系辞》所谓：“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又所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义相默契。予曰：周子、程子云“无”，其“无”字实本于禅宗，乌可掩哉？《系辞》之云“无思无为，寂然不动”，盖发明文王《彖辞》：“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之旨。己《彖传》所谓“艮，止也。”此言其体也，言其止而不动如此，非言无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己《彖传》所谓“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之旨。此言其用也，言其动而变通如此，非言无也。凡感则思，通则为。何以言之？思乃心之官也，儒则经世之学也，感必有思，通必有为，“故”者，事因、旧迹也。未有通天下之事因，合天下之旧迹，可无思而无为者。但考自古圣人，凡涉天下之故，曾有何事是无思而成、无为而已者！若禅，感而无感，故无思；通而无通，故无为。若儒，而犹云“无思无为”，此乃王衍之徒，清虚所以亡晋；达磨以来，禅宗之所以乱学也。若孔子云：“从心所欲，不逾矩”，此孔子年十五志学，历三十而立，历四十而不惑，历五十而知天命，历六十而耳顺，至七十而始云：“从心所欲，不逾矩”，盖由积累之久，义精仁熟之后，而后云此；若在当年为学，则不可云此。盖圣人于事非不思，但较众人为省力耳。有为正圣人所以经世，岂可言无哉！其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盖孔子每以言语训弟子，弟子皆以言语求夫子，不知夫子之道，皆在于德行。故夫子以此警之，使励于德行，此与“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意旨实同。盖天以至诚默存于中，并无言语告诏于人，但见其四时行，百物生，则天之至诚皆可见矣。其诚而存于中者，即艮止之体也。此体天然皆同，所谓“上帝降衷于下民”、“皇建其有极”者此也。然夫子言各有为而发，岂可概引以为无思无为之证。且凡圣人之言，必有体用，岂可混体用为一哉？其误甚矣！
　　朋友师生之间，道宜直谅，教宜尽心，故古人又有不屑之教诲以尽其教诲，在今日行之甚难。苟不直谅，尽其教诲，无以竭忠告之益，每竭之，或非其人反以此致怨、来毁谤者多矣。此皆予不知人浚恒之故，深用自责，故识于此。
　　人之应事接物，只宜以诚，且不可用术。诚者、五常之本，当仁而仁，当义而义，当礼而礼，当智而智，当信而信，久则纯熟，自然中道。人无不感动，无不信从，所济甚多，任人搜检，终无破败，久则益彰，所谓“至诚如神”者也。若用术，只是私智，上焉者、虽有奇才异能，伟绩丰功，笼络一世，下焉者、虽有巧谋伪计，笼络一时，久则人必不信，必不感动，不须搜寻，自然破败，所谓“作伪、心劳日拙”者也。昔者盆城括仕齐，孟子曰：“死矣，盆城括！”既而见杀，门人问何以知之，孟子曰：“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夫小有才者，用术也；君子之大道，诚也。未闻者，未知其诚也，所以必杀其身而已。有志于学者，可不以用术为戒哉！古人云：“宁范我驰驱，终朝而不获一；不愿诡遇获禽，一朝而获十。”此真圣贤明训，凡有志者，所当知也。
　　宋儒云：“求士于三代之前，惟患其好名；求士于三代之后，惟患其不好名。”此言甚有弊。盖圣人之学，以志道、据德、依仁、游艺为务，才云好名，则必为名所夺，而不知有道、有德、有仁、有艺矣。此后世所以人才之衰，风俗之坏，皆由于好名，好名可不为深戒哉！
　　今日师生朋友，皆不以求道、立德为心，而以称誉、布名为事。故相与议论之间，切磋为最难，稍涉切磋，每致怨忌，故皆以便佞、善柔为得计，此实道实德之所以难成也。吾党于此，非真有志，何以自力？
　　象山曰：“见人标末盛，便荒忙，却自坏了。”此言极切今日之弊，不可不深味也。
　　学以致知为先，必真见物则之当然，不容已、不容增、不容减方有得。自语默、动静，至辞受、出处，至利害死生，无一而非物则之当然。若尧之禅舜，舜之禅禹，禹之传子，汤之放桀，武王之伐纣，文王之三分事殷，伊尹之放太甲于桐，微子之去纣，箕子之佯狂为奴，比干之谏而死，太伯、仲雍之逊季历，皆物则之当然也。孟子言：伊尹、伯夷、孔子，使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不为，子思言“威仪三百，礼仪三千”，“庸言之信，庸行之谨”，皆物则之当然也。
　　吾乡士子，资质颇有可语者，予极欲成之，只是好虚名，不肯实用工。或有所沮，或有所畏而不敢，虽有信者，亦为惶惑而懈怠。予之所欲成者，圣贤道脉，彼之所沮惑者，援党求胜；彼所欲胜者，但知目前势利之为大，而不知道脉之系，实千载之一时；失其时而未光，不惟斯道之不幸，亦吾乡士子之不幸也。
　　昔以道心致人非笑者，由以禅学为宗，别立一种言行，人见其迂阔不近人情，故皆非笑之。此岂人之过哉？皆在我有以致之。惟实明圣人之学，则言行无迂阔皆近人情，真有所谓“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矣。
　　学者读书极难，四子、六经之外，有宋儒濂洛关闵之著作、注解，此外又有性理群书：《性理大全》、《近思录》、《近思续录》、《伊洛渊源录》、《伊洛渊源续录》、《理学名臣录》，此外又有何北山、王鲁斋、吴草庐、金仁山、许白云、方逊志、薛敬轩、吴康斋、陈白沙、（0）胡敬斋诸君子之文集及注解之类多矣。要皆不出宋儒之学，其源流皆本于宋儒，而非尧舜以来之传。其言满世，况为时制所重，资以取士，学者不能不读，亦未可尽非，亦未可尽是，要皆语焉而不详，择焉而不精者多矣；若真有志圣人之学，则必当有辨，此读书之所以难也。
　　近日士大夫作文每事欺诳，惟任己之好恶，因时之趋尚，因人之所欲，肆口言之，略不检核，以究理之是非，事之诚伪，此实文字之衰，风俗之弊。吾见赵东山为宋太史作《潜溪集后序》，有不安，以书与宋太史请改之，书曰：“鄙文中有数字未安，其一二处恐是绣梓时改入者，笔稿日新多却一‘而’字，似不可读。前辈云，文章如铁墼子累墙，区区何敢言此，然‘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固昌黎律令也。‘久游于黄公之门’，添一‘久’字，味便浅，不若无之，有包涵。旧云‘侍讲黄公’，官当在姓上也；曰‘文献黄公’，则姓不可在谥上矣。‘最是’后面有‘二公之所指授’两语，而前出‘先师’二字，攀附矜恃之章，遂不可掩，使虞门先进见之，岂无兀者齐执政之讥乎？虽然，又有请焉，弟子称先师，三代遗礼也。但后世事体，各自不同，汉儒传授甚陋，然得称先师者，以其专门也；当秦火之后，固以经学为重矣。后来如韩欧门人最多，然曾子固出于欧，陈无己出于曾，其师资分谊又非如韩门弟子、苏门学士而已，二公乃未闻有先师之称。关洛门人终身严事，宜称先师，而文字间未之见；至朱子没，门人始皆称先师，则事体又非汉儒比矣。虞先生海涵地负，广大精微，又尝显仕于朝，区区登门最晚，管窥蠡测，韩太师包子厨中缕葱丝者犹有愧焉，故平日窃尝称学生，称门人，独不敢称先师，此一节自合就正。”观此一书，可知前辈作文之不苟，即此不苟，则知凡学者皆不可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