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集释

　　窃疑古时有尧典无舜典，有夏书无虞书，而尧典亦夏书也。【孙氏曰】案左传文十八年明云虞书数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云云，安得谓之有夏书无虞书乎。窃意古人盖以二典为虞书，大禹谟以下为夏书也。孟子引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殂落，而谓之尧典，则序之别为舜典者非矣。【赵氏曰】案孟子咸丘蒙章引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阻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孟在未焚书之前，必亲见尚书真本，而引之为尧典。则此明是尧典之文，而晋人分在舜典中者，误也。况史记尧本纪直至禅位后二十八年殂落始毕，凡今舜典所载察玑衡，定巡狩，封山浚川，制刑法，诛四凶等事，皆在尧本纪中。班固称迁作史记多从安国问，故安国乃治古文尚书者，而迁本之作尧纪。如此可知古文尧典原不止于厘降二女，而必至遏密八音方止也。【姚氏曰】据史记以遏密八音以上为尧典，月正元日以下为舜典，文气仍是割裂。经文直叙舜事，无容中画也。盖别有舜典而今亡之，不必分截以足之。左氏传庄公八年引皋陶迈种德，僖公二十四年引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赋纳以言，文公七年引戒之用休，襄公五年引成允成功，二十一年二十三年两引念兹在兹，二十六年引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哀公六年引允出兹在兹，十八年引官占惟先蔽志。国语周内史过引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而皆谓之夏书，则后之目为虞书者赘矣。【原注】正义言马融郑玄王肃别录题皆曰虞夏书，以虞夏同科。何则，记此书者必出于夏之史臣，虽传之自唐，而润色成文不无待于后人者，故篇首言曰若稽古，以古为言，明非当日之记也。世更三圣，事同一家。以夏之臣追记二帝之事，不谓之夏书而何。夫惟以夏之臣而追记二帝之事，则言尧可以见舜，不若后人之史，每帝立一本纪，而后为全书也。【赵氏曰】左传称为夏书者，典谟原系夏时史官追记，故春秋时犹仍旧称。孔子删定题为虞书者，以其事皆虞廷之事。如隋书修于唐，而谓之隋书，唐书修于宋而谓之唐书也。
　　帝曰，来，禹，汝亦昌言。承上文皋陶所陈，一时之言也。王出在应门之内，承上文诸侯出庙门俟，一时之事也。序分为两篇者，妄也。
　　书序
　　益都孙宝侗仲愚谓，书序为后人伪作，逸书之名亦多不典。至如左氏传定四年祝佗告苌弘，其言鲁也曰，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其言卫也曰，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其言晋也曰，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是则伯禽之命康诰唐诰，周书之三篇，而孔子所必录也。今独康诰存，而二书亡。为书序者，不知其篇名，而不列于百篇之内，疏漏显然。是则不但书序可疑，并百篇之名亦未可信矣。其解命以伯禽为书名伯禽之命，尤为切当，今录其说。【钱氏曰】亭林不信书序，然书序不可废。
　　正义曰，尚书遭秦而亡。汉初不知篇数。武帝时有常蓼侯孔臧者，安国之从兄也，与安国书云，时人惟闻尚书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谓为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今考传记引书，并无序所亡四十二篇之文，则此篇名亦未可尽信也。
　　丰熙伪尚书
　　五经得于秦火之余，其中固不能无错误。学者不幸，而生乎二千余载之后，信古而阙疑，乃其分也。近世之说经者，莫病乎好异，以其说之异于人而不足以取信，于是舍本经之训诂，而求之诸子百家之书。犹未足也，则舍近代之文，而求之远古。又不足，则舍中国之文，而求之四海之外。如丰熙之古书世本，尤可怪焉。【原注】鄞人言出其子坊伪撰。又有子贡诗传，后儒往往惑之。曰箕子朝鲜本者，箕子封于朝鲜，传书古文，自帝典至微子止。后附洪范一篇。徐巿倭国本者，徐氏为秦博士，因李斯坑杀儒生，托言入海求僊，尽载古书至岛上，立倭国。即今日本是也。二国所译书，其曾大父河南布政使庆录得之，以藏于家。按宋欧阳永叔日本刀歌，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盖昔时已有是说，而叶少蕴固已疑之。夫诗人寄兴之辞，岂必真有其事哉。日本之职贡于唐久矣，自唐及宋，历代求书之诏不能得，而二千载之后庆乃得之，其得之又不以献之朝廷而藏之家，何也。【原注】宋咸平中日本僧奝然以郑康成注孝经来献，不言有尚书。至曰箕子传书古文自帝典至微子，则不应别无一篇逸书，而一一尽同于伏生孔安国之所传。其曰后附洪范一篇者，盖徒见左氏传三引洪范皆谓之商书。【原注】文公五年引沈渐刚克高明柔克，成公六年引三人占从二人，襄公三年引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正义曰，箕子商人所说，故谓之商书。而不知王者，周人之称。十有三者，周史之记，不得为商人之书也。禹贡以道山道水移于九州岛之前，此不知古人先经后纬之义也。【原注】孔安国传道岍及岐即云，更理说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是自汉以来，别无异文。史记夏本纪亦先九州岛而后道山道水。五子之歌，为人上者奈何不敬。以其不叶而改之曰可不敬乎。谓本之鸿都石经。据正义言，蔡邕所书石经尚书止今文三十四篇，无五子之歌，熙又何以不考而妄言之也。【原注】五子之歌乃孔氏古文，东晋豫章内史梅赜所上，故左传成公十六年引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哀公六年引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杜预注并以为逸书。国语周单襄公引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单穆公引关石和钧王府则有，韦昭解亦以为逸书。夫天子失官，学在四裔，使果有残编断简，可以裨经文而助圣道，固君子之所求之，而惟恐不得者也。若乃无益于经，而徒为异以惑人，则其于学也，亦谓之异端而已。愚因叹夫昔之君子，遵守经文，虽章句先后之间犹不敢辄改，故元行冲奉明皇之旨，用魏征所注类礼撰为疏义成书上进，而为张说所驳，谓章句隔绝，有乖旧本，竟不得立于学官。夫礼记二戴所录，非夫子所删，况其篇目之次，元无深义，而魏征所注则又本之孙炎。【原注】字叔然，汉末人。以累代名儒之作，申之以诏旨，而不能夺经生之所守，盖唐人之于经传其严也如此。故啖助之于春秋，卓越三家，多有独得，而史氏犹讥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谓后生诡辩，为助所阶。乃近代之人，其于读经卤莽灭裂，不及昔人远甚，又无先儒为之据依，而师心妄作。刊传记未已也，进而议圣经矣。更章句未已也，进而改文字矣。此陆游所致慨于宋人，原注】陆务观曰，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赵汝谈至谓洪范非箕子之作。而今且弥甚。徐防有言，今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轻侮道术，浸以成俗，呜呼。此学者所宜深戒。若丰熙之徒，又不足论也。【原注】近有谓得朝鲜本尚书，于洪范八政之末添多五十二字者。按元王恽中堂事记，中统二年，高丽世子禃来朝，宴于中书省。问曰，传闻汝邦有古文尚书及海外异书。答曰，与中国书不殊。是知此五十二字者，亦伪撰也。汉东莱张霸伪造尚书百二篇，以中书校之，非是。霸辞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诏存其书。后樊并谋反，乃黜其书。而伪逸书嘉禾篇有周公奉鬯，立于阼阶，廷登赞曰，假王莅政之语，莽遂依之，以称居摄。是知惑世诬民，乃犯上作乱之渐，大学之教禁于未发者，其必先之矣。
　　卷三
　　诗有入乐不入乐之分
　　鼓锺之诗曰，以雅以南。子曰，雅颂各得其所。夫二南也，豳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原注】诗谱，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为正经。颂也，诗之入乐者也。邶以下十二国之附于二南之后，而谓之风。鸱鸮以下六篇之附于豳，而亦谓之豳。六月以下五十八篇之附于小雅，民劳以下十三篇之附于大雅，而谓之变雅。诗之不入乐者也。【原注】释文曰，从六月至无羊十四篇，是宣王之变小雅。从节南山至何草不黄四十四篇，前儒申公毛公皆以为幽王之变小雅。从民劳至桑柔五篇，是厉王之变大雅。从云汉至常武六篇，是宣王之变大雅。瞻卬及召旻二篇，是幽王之变大雅。正义曰，变者，虽亦播于乐，或无算之节所用，或随事类而歌，又在制礼之后，乐不常用。今按，以变雅而播之于乐，如卫献公使太师歌巧言之卒章是也。【全氏曰】古未有诗而不入乐者，特宗庙朝廷祭祀燕享不用，而其属于乐府，则奏之以观民风，是亦乐也。是以吴札请观于周乐，而列国之风并奏，不谓之乐而何。古者四夷之乐尚陈于天子之廷，况列国之风乎。亭林于是乎失言。况变风亦概而言之，卫风之淇澳，郑风之缁衣，齐风之鸡鸣，秦风之同袍同泽，其中未尝无正声，是又不可不知也。【汝成案】释文止云前儒申毛，先生误作申公毛公。十月章笺云，刺厉王。正用鲁诗说，见汉书谷永传注。则申毛云者，当是伸毛之义，非申公毛公也。乐记子夏对魏文侯曰，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朱子曰，二南正风，房中之乐也，乡乐也。二雅之正雅，朝廷之乐也。商周之颂，宗庙之乐也。至变雅则衰，周卿士之作，以言时政之得失。而邶墉以下，则太师所陈，以观民风者耳，非宗庙燕享之所用也。但据程大昌之辩，则二南自谓之南，而别立正风之目者非。【原注】大昌字泰之，孝宗时人，着诗论一十七篇，朱子当日或未见。【杨氏曰】泰之诗论直云诗无国风之名，不但立正风之名之非而已。愚所见十五篇，无十七篇。【陈氏曰】二南雅颂之入乐，载于仪礼之燕礼乡饮礼及内外传。列国燕享所歌无论已，至鲁人歌周乐，则十三国继二南之后，周礼钥章，迎寒暑则龡豳诗，祈年则龡豳雅，祭蜡则龡豳颂。大戴投壶礼称可歌者八篇，则魏风之伐檀在焉。汉末杜夔能记雅乐，则伐檀之诗与鹿呜驺虞文王并列。十三国变风之入乐又历历可据也。宋程大昌谓有南雅颂而无国风，自邶至豳十三国诗皆不入乐，岂非妄说乎。彼特见苏氏释鼓锺篇以雅以南，误以为二雅二南，故生此说耳。苏氏之谬，前辨之已悉矣，见小雅鼓锺篇。程又谓季札观乐，自邶以下，左传但纪国而不言风，故知无国风之名。不知二南之诗不尽得于境内，兼得之于南国。周召之名不足以尽之，故言南。南指其地，非以为诗名也。十三国之诗皆得于境内，自应举国名以概之。言国言南皆据实而言，其为风一而已。且季札闻邶墉卫则云是其卫风，闻齐则云泱泱乎大风，风之名较然着矣。案吕氏春秋云，禹省南土，涂山氏女命妾往候，女作歌曰，候人猗兮。实始为南音，周公召公取风焉。程以南为诗名，或本于此。然吕览言取风，不言无风也，况吕览岂传信之书耶。【又曰】诗篇皆乐章也，然诗与乐实分二教，经解云，诗之教温柔敦厚，乐之教广博易良。是教诗教乐其旨不同也。王制曰，乐正立四教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是教诗教乐，其时不同也。故叙诗者止言作诗之意，其用为何乐则弗及焉。即鹿鸣燕群臣，清庙祀文王之类，亦指作诗之意而言，其奏之为乐偶与作诗之意同耳。叙自言诗，不言乐也，意歌诗之法自载于乐经，元无烦叙诗者之赘，及乐经今已不存，则亦无可考矣。集传于正雅诸诗皆欲以乐章释之，或以为燕享通用，或以为祭毕而燕，或以为受厘陈戒，俱以诗之相似，亿度而为之说。殊不知古人用诗于乐，不必与作诗之本意相谋，马端临文献通考论之甚悉。如射乡之奏二南，两君相见之奏文王清庙，何尝以其词哉。况舍诗而征乐，亦异乎古人之诗教矣。朱子尝答陈体仁书，言诗之作本以言意，非为乐而作，斯语甚当。及传诗，则傅会乐章以立义，与己说相违，不可解也。【汝成案】陈氏雅南说云，文王世子胥鼓南，郑氏释为南夷乐。左传南钥，杜氏以为文王乐。俱不云二南。又后汉陈禅传引诗云，以雅以南，韎任朱离。注引韩诗云，南夷之乐曰南，四夷之乐惟南可以和于雅。又言毛诗无韎任朱离，盖见齐鲁诗。即注语观之，薛君南义既同，而齐鲁诗复列于四夷乐名，可见南为南夷，古义皆然，则程氏说益无据。
　　四诗
　　周南召南，南也，非风也。豳谓之豳诗，亦谓之雅，亦谓之颂，【原注】据周礼钥章。而非风也。南豳雅颂为四诗，而列国之风附焉，此诗之本序也。【原注】宋程大昌诗论谓无国风之目，然礼记王制言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即谓自邶至曹十二国为风无害。【杨氏曰】泰之云诗之有风，其原误于左氏荀氏，王制之云非所疑也。
　　孔子删诗
　　孔子删诗，所以存列国之风也，有善有不善，兼而存之。犹古之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而季札听之，以知其国之兴衰。正以二者之并陈，故可以观，可以听。世非二帝，时非上古，固不能使四方之风有贞而无淫，有治而无乱也。文王之化被于南国，而北鄙杀伐之声，文王不能化也。使其诗尚存，而入夫子之删，必将存南音以系文王之风，存北音以系纣之风，而不容于没一也。是以桑中之篇，溱洧之作，夫子不删，志淫风也。叔于田为誉段之辞，扬之水椒聊为从沃之语，夫子不删，着乱本也。淫奔之诗录之，不一而止者，所以志其风之甚也。一国皆淫，而中有不变者焉，则亟录之，将仲子畏人言也，女曰鸡鸣相警以勤生也，出其东门不慕乎色也，衡门不愿外也。选其辞，比其音，去其烦且滥者，此夫子之所谓删也。后之拘儒不达此旨，乃谓淫奔之作，不当录于圣人之经。是何异唐太子弘谓商臣弒君，不当载于春秋之策乎。【原注】旧唐书高宗诸子传。黄氏日钞云，国风之用于燕享者，惟二南，而列国之风未尝被之乐也。夫子之所言正者雅颂，而未及乎风也。桑中之诗明言淫奔，东莱吕氏乃为之讳，而指为雅音，失之矣。真希元文章正宗，其所选诗一扫千古之陋，归之正旨。然病其以理为宗，不得诗人之趣。且如古诗十九首，虽非一人之作，而汉代之风略具乎此。今以希元之所删者读之，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何以异乎唐诗山有枢之篇。良人惟古欢，枉驾惠前绥」，盖亦邶诗雄雉于飞之义。牵牛织女意仿大东，兔丝女萝情同车舝。十九作中无甚优劣，必以坊淫正俗之旨严为绳削，虽矫昭明之枉，恐失国风之义。六代浮华，固当芟落，使徐庾不得为人，陈隋不得为代，无乃太甚。岂非执理之过乎。【钱氏曰】四朝闻见录云，考亭先生晚注毛诗，尽去序文，以彤管为淫奔之具，以城阙为偷期之所。陈止斋得其说而病之，谓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与三代之学校为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窃所未安。独藏其说，不与考亭辩。考亭微知其然，移书求其诗说。止斋答以公近与陆子静斗辩无极，又与陈同父争论王霸矣，某未尝注诗，所以说诗者不过与门人学子讲义，今皆毁之矣。盖不欲佐陆陈之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