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集释

　　杨用修曰，舜典，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百姓有爵命者也。为君斩衰三年，礼也。四海遏密八音。礼不下庶人，且有农亩服贾力役之事，岂能皆服斩衰，但遏密八音而已。此当时君丧礼制。
　　朱子作君臣服议，曰，古之所谓方丧三年者，盖曰比方于父母之丧云尔。盖事亲者，亲死而致丧三年，情之至、义之尽也。事师者，师死而心丧三年，谓其哀如父母而无服，情之至，而义有所不得尽者也。事君者，君死而方丧三年，谓其服如父母，而分有亲疏，此义之至而情或有不至于其尽者也。当参度人情，斟酌古今之宜，分别贵贱亲疏之等，以为降杀之节。且以嫁娶一事言之，则宜自一月之外许军民，三月之外许士吏，复土之后许选人，祔庙之后许承议郎以下，小祥之后许朝请大夫以下，大祥之后许中大夫以下，各借吉三日，其大中大夫以上则并须禫祭然后行吉礼焉。官卑而差遣职事高者从高，迁官者从新，贬官者从旧。如此则亦不悖于古，无害于今，庶乎其可行矣。
　　太仓陆道威【原注】世仪。尝创为君丧五服之图，其略谓，嗣君及勋戚大臣斩衰三年，文武臣一品以下斩衰期年，四品以下斩衰九月，七品以下斩衰五月，士庶人斩衰三月，庶君臣之情不至邈焉相绝，而服有降杀，亦不至扞格难行。盖本朱子之意，而实出于魏孝文所云，群臣各以亲疏、贵贱、远近为除服之差，庶几稍近于古，易行于今之说。然三代之制，亦未尝不然。所谓为君斩衰三年者，诸侯为天子，卿大夫为其国君，家臣为其主。若庶人之为其国君，但齐衰三月。【原注】白虎通曰，王者崩，京师之民丧三月何？民贱，故三月而已。又曰，王者崩，臣下服之有先后何？恩有深浅远近，故制有日月。服问曰，君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为君也，世子不为天子服。注曰，不服，与畿外之民同。【杨氏曰】此亦如九族服制，诸侯为天子之子。则大夫乃其孙也，余以此推之。而诸侯之大夫以时接见乎天子，则繐衰裳，牡麻绖，既葬除之。杂记曰，大夫次于公馆以终丧，士练而归。大夫居庐，士居垩室，【原注】此言国君之丧。正义以为位尊恩重、位卑恩轻之等。檀弓曰，公之丧，诸达官之长杖。是其所以别亲疏，明贵贱者，则固有不同矣。今自天子之外，别无所谓国君，而等威之辨则未尝有异于古。苟称情而制服，使三代之礼复见于今日，而人知尊君亲上之义，亦厚俗之一端也。【原注】朱子曰，百官如丧考妣，此其本分。四海遏密八音，以礼论之，则为过也。为天子服三年之丧，则是畿内，诸侯之国则不然。礼，为君为父但服斩衰。君谓天子、诸侯及大夫之有地者。大夫之邑以大夫为君，大夫以诸侯为君，诸侯以天子为君，各为其君服斩衰。诸侯之大夫却为天子服齐衰三月，礼无二斩故也。民则畿内者为天子齐衰三月，畿外无服。公之丧，诸侯达官之长杖。达官谓通于君得奏事者，各以其长。其长杖，其下者不杖可知。问，后世不封建诸侯，天下一统，百姓当为天子何服？曰，三月，天下服。地虽有远近，闻丧有先后，然亦不过三月。
　　丧礼主人不得升堂
　　济阳张尔岐言，今人受吊之位，主人伏哭于柩东，宾入门，北面而吊。拜毕，主人下堂，北面拜宾。相习以为定位，鲜有知其非者。不知方伏哭柩东时，妇女当在何所乎？女宾至，主人避之否乎？主人避而宾又至，又将何所伏而待乎？既失男女内外之位，又妨主宾拜谢之节。考之士丧礼，主人入坐于床东，众主人在其后，西面。妇人侠床，东面。此未敛以前，主人室中之哭位也。其拜宾则升降自西阶，即位于西阶东，南面拜之，固已不待宾于堂上矣。及其既敛而殡也，居门外，倚庐，唯朝夕哭，乃入门而奠。其入门也，主人堂下直东序，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宾继之，北上。门东，北面西上。门西，北面东上。西方，东面，比上。主人固不复在堂上矣。所以然者，其时即位于堂，南上者唯妇人，故主人不得升堂也。今主人柩东拜伏之位，正古人主妇之位也。若依周公、孔子之故，未敛以前，则以床东为位，既敛而殡，则堂下直东序西面是其位也。主人正位于此，则内外之辨，宾主之仪，无适而不当矣。
　　南史孔秀之遗令曰，世俗以仆妾直灵助哭，当由丧主不能淳至，欲以多声相乱。魂而有灵，吾当笑之。【张氏曰】闻京师之俗，有丧者用仆隶代哭，济南城中人间有用之者，名曰号丧。盖误读文公家礼代哭之文而致此谬也。家礼本用仪礼、士丧礼云乃代哭，不以官。郑注云，代，更也。孝子始有亲丧，悲哀憔悴，防其以死伤生，使之更哭不绝声而巳，人君以官尊卑，士贱以亲疏为之。三日之后，哭无时。周礼挈壶氏，凡丧，县壶以代哭。
　　居丧不吊人
　　礼，父母之丧不吊人。情有所专，而不及乎他也。孔子曰，三年之丧，练不群立，不旅行。君子礼以饰情，三年之丧，而吊哭，不亦虚乎？谷梁子曰，周人有丧，鲁人有丧，周人吊，鲁人不吊。天子之丧犹可以不吊，而况朋友故人之丧乎？【原注】孔氏曰，若有服者则往哭。或疑末世政重事繁，有丧之人不能不出，独废此礼，有所难行。是亦必待既葬卒哭之后，或庶乎其可耳。
　　像设
　　古之于丧也有重，于祔也，有主以依神，于祭也，有尸以象神，而无所谓像也。左传言尝于太公之庙，麻婴为尸，孟子亦曰弟为尸，而春秋以后不闻有尸之事。宋玉招魂始有像设君室之文。尸礼废而像事兴，盖在战国之时矣。【原注】汉文翁成都石室设孔子坐像，其坐敛跖向后，屈膝当前，七十二弟子侍于两旁。
　　朱子白鹿洞书院只作礼殿，依开元礼，临祭设席不立像。
　　正统三年，巡按湖广监察御史陈祚奏，南岳衡山神庙岁久颓坏，塑像剥落，请重修立。依祭祀山川制度，内筑坛●，外立厨库，缭以周垣，附以斋室，而去其庙宇塑像，则礼制合经，神祇不渎。事下，礼部尚书胡●以为，国初更定神号，不除像设，必有明见，难以准行。今按凤阳县志言，洪武三年，诏天下城隍止立神主，称其府某州某县城隍之神，前时爵号一皆革去。未几，又令，城隍神有泥塑像在正中者，以水浸之，泥在正中壁上，却画云山图。像在两廊者，泥在两廊壁上。千载之陋习，为之一变，后人多未之知。嘉靖九年，诏革先师孔子封爵塑像，有司依违，多于殿内添砌一墙，置像于中，以塞明诏。甚矣，愚俗之难晓也。
　　宋文恪【原注】讷。国子监碑言，夫子而下，像不土绘，祀以神主，数百年陋习乃革。是则太祖已先定此制，独未通行天下尔。【汪氏曰】今曲阜孔林犹有大塑像。又孔氏有画本，传是子贡所画，晋顾凯之重摹，其信然耶？若唐吴道子画先圣立像、行像及七十二弟子像，杭州府学有石刻，南宋太学之遗也。【梁氏曰】一庙之中，或像或主，则歧矣。尝读元姚牧庵汴梁学记云，泥像非祀圣人法，后世莫觉其非而为之。郡异县殊，不一其状，短长丰瘠，老少善恶，惟其工之巧拙是随。就使尽善，亦岂其生时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无声无臭之道也。曩长安新庙成，绘六十一人与二十四儒于庑，画工病其为面之同，纵人观之，而择贵臣图其上，盖肖今人之貌，而冠以先贤之名。使过而识者，抵掌语曰，是某也，是某也。未见其起敬于他日，顾先来不恭于一时。是邦如是，安必他邦之不为是？一岁再祀，第借位于先贤，以俎豆夫今之人也，其可哉！【左暄曰】后稷庙所铸金人，明堂四门墉所画尧舜桀纣，周公抱成王以朝诸侯之图，见于家语。越王命工以良金写范蠡之状而朝礼之，见于国语。土偶人与桃梗相语之说，见于国策。是画像、塑像、金像、木像，汉以前皆有之。若孔圣之有画像，其来已久。汉孝景时，太守文翁作石室，刻石像。韩敕修孔庙后碑立于桓帝永寿三年，而碑中有改画圣像语。后汉书蔡邕传，灵帝光和元年，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此见于史书及金石之文可考者。至塑像则不知其所始，或疑肇自魏兖州刺史李仲璇。然兴和三年，仲璇修孔子庙碑，第云修建容像，则固不自仲璇始矣。明张璁令天下学官尽撤塑像，论者韪之。而国朝邵长蘅又有复孔子像议，恐非。
　　从祀
　　周、程、张、朱五子之从祀。定于理宗淳佑元年。颜、曾、思、孟四子之配享，定于度宗咸淳三年。自此之后，国无异论，士无异习。历元至明，先王之统亡，而先王之道存，理宗之功大矣。【原注】宋史赞言，身当季运，弗获大效。后世有以理学复古帝王主治者，考论匡直辅翼之功，实自帝始。
　　十哲
　　【汝成案】度宗咸淳三年，官祭酒是陈宜中。黄氏所云祭酒，当指宜中。第考宜中传不纪此事。
　　孟子言，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之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慈溪黄氏【原注】震。曰，门人以有若言行气象类孔子，而欲以事孔子之礼事之。有若之所学何如也？曾子以孔子自生民以来未之有，非有若之所可继而止之，而非贬有若也。有若虽不足以比孔子，而孔门之所推尚，一时无及有若可知。咸淳三年，升从祀，以补十哲，众议必有若也。祭酒为书，力诋有若不当升，而升子张。【原注】宋史礼志，度宗咸淳三年正月戊申，封颛孙师陈国公，升十哲位。不知论语一书，孔子未尝深许子张。【原注】按理宗作颛孙子赞，其末语云，色取行违，作戒后人。似亦不足之辞。据孟子此章，则子张正欲事有若者也。陆象山天资高明，指心顿悟，不欲人从事学问，故尝斥有子孝弟之说为支离。奈何习其说者不察，而创攻之于千载之下邪？当时之论如此。愚按论语首篇即录有子之言者三，而与曾子并称曰子，门人实欲以二子接孔子之传者。传记言孔子之卒，哀公诔之。有若之丧，悼公吊焉。其为鲁人所重，又可知矣。十哲之祀，允宜厘正。【原注】孟子不曰有若似孔子，而曰有若似圣人。史记乃云有若状似孔子，谬甚。【沈氏曰】张能鳞玉甲视学江南，谓总督、巡抚具题崇祀先贤、先儒详文，谓先贤如有子子有、宓子子贱、南官子子容、原子子思，或以孝弟着论，或以君子成德，或以君子尚德、或怀独行君子之德，皆孔门高弟，不让于宰我、冉有，当跻之十哲之列。盖十哲之名，第因从游陈蔡而追思之，不必限定十人之数也。若孟夫子高弟如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陈子，七篇内书法悉以子称，亦如孔门之有颜、曾、闵子诸人也。至万子、公孙子，议论问答独详，亦有功于后学，皆当补祀诸两庑者也。宋范文正公手授中庸于张横渠，开关闽风气之先，举胡安定为教授，教化大行，当与欧阳子并祀两庑。若谓无传注之功，可援江都、昌黎之例也。香祖笔记载郑端简之言曰，有若之言四见于论语，大类圣人。公西赤志于礼乐，有为邦之才，不远优于宰我、冉求乎？求我言行不必远征诸史传，论语中多有之矣，其视二子优劣何如？宜进祀二子于殿上，改求我于庑中。此论亦公平也。
　　嘉靖更定从祀
　　古人每事必祭其始之人，耕之祭先农也，桑之祭先蚕也，学之祭先师也，一也。旧唐书，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二月壬申，诏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贾逵、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等二十二人，【原注】太宗纪无贾逵，止二十一人，今依礼仪志增。又按，唐六典祠部名有贾逵。然贞观时未祀七十二弟子，则为二十二人。开元八年敕，七十二子并许从祀，则卜子夏已在其中，而先儒止二十一人。六典国子祭酒司业条云七十二弟子及先儒二十二贤，则亦误也。代用其书，垂于国胄。自今有事于太学，并令配享宣尼庙堂。盖所以报其传注之功。迄乎宋之仁英，未有改易，可谓得古人敬学尊师之意者矣。神宗元丰七年，始进荀况、扬雄、韩愈三人。此三人之书虽有合于圣人，而无传注之功，不当祀也。祀之者为王安石，配享王雱，从祀地也。【原注】宋史礼志，神宗熙宁七年，从晋州州学教授陆长愈言，以孟子同颜子配享殿上，封荀况兰陵伯、扬雄成都伯、韩愈昌黎伯，并从祀于左丘明等二十二贤之间。徽宗政和三年，封王安石舒王，同颜子、孟子配享殿上。安石子雱临州伯，从祀诸贤之末。此封三人，为增入从祀之始，而不及董仲舒。至元文宗至顺元年，方进仲舒从祀。【沈氏曰】明太祖洪武二十九年，上纳行人司副杨砥言，黜杨雄，进董仲舒。据杨疏，谓仲舒先时未与祀典，不知何故。理宗宝庆三年，进朱熹。【沈氏曰】国朝康熙五十二年，特进朱子于十哲之列，配享先圣。淳佑元年，进周颐、【原注】避光庙讳，去惇字。张载、程颢、程颐。景定二年，进张栻、吕祖谦。度宗咸淳三年，进邵雍、司马光。以今论之，唯程子之易传，朱子之四书章句集注、易本义、诗传及蔡氏之尚书集传，胡氏之春秋传，陈氏之礼记集说，是所谓代用其书，垂于国胄者尔。【原注】成化三年五月乙卯，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刘定之，请以元儒陈●以胡安国、蔡沈例从祀。敕下江西，考其行事以闻。南轩之论语解、东莱之读诗记抑又次之。而太极图通书、西铭、正蒙，亦羽翼六经之作也。【沈氏曰】元史祭祀志，至正十九年，胡瑜牒请宋杨时、李侗、胡安国、蔡沈、真德秀五先生名爵从祀。二十二年，俱追赠太师，封国公，未之从祀也。至有明嘉靖九年，欲以制礼之功盖其丰昵之失，而逞私妄议，辄为出入，殊乖古人之旨。【原注】去戴圣、刘向、马融、贾逵、何休、王肃、王弼、杜预，改郑众、卢植、郑玄、服虔、范宁祀于其乡，二十二人之中惟存九人。成化初，刘定之议以为左丘明以下经师二十二人，虽其中不无可议，然当世衰道微，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魏晋之时，而此二十二人者守其遗经，转相付授，讲说注释，各竭其才，以待后之学者，则其为功殆亦犹文武成康之子孙，虽衰替微弱，无所振作，尚能保守姬姓之宗祀谱牒，以阅历春秋、战国，不亡而幸存者也。虽有大过，亦当宥之，况小失乎。又曰，愚窃以为仲尼，素王也。七十子，助其创业者也。二十二经师，助其垂统者也。【杨氏曰】戴圣治九江，多不法，子及宾客为群盗。马融为梁冀草奏，害李固。王肃三反王弼，为清言之俑。杜预赂权要。如何可因其传注之功，遂列圣人之左右乎？夫以一事之瑕，而废传经之祀，则宰我之短丧，冉有之聚敛，亦不当列于十哲乎？弃汉儒保残守缺之功，而奖末流论性谈天之学，于是语录之书日增月益，而五经之义委之榛芜，自明人之议从祀始也。有王者作．其必遵贞观之制乎？【沈氏曰】万历四十六年八月丁卯，山西提学副使吕纯如，请以来资政殿大学士范仲淹、我朝霍州学正曹端从祀，其言云云。请曹端从祀，乃万历四十二年正月，已有御史董定策一疏矣。【又曰】国朝康熙五十四年，江南学院余正健，题奏先儒范仲淹从祀孔庙，亦举延胡瑗入太学、勉张载读中庸二件，且谓，会变通于大易，着褒贬于春秋。又请于朝，俾所在州县立学校，以祀先圣、先师等事，皆大有功于圣道者也。当援横渠，明复、涑水诸贤之例，以补码百年祀典之阙。从之。【胡氏曰】从祀之贤，七十子无得而议焉，其余则历代所损益也。是以进而俎豆，退而黜夺，莫不经众贤所论，以求众心所同，而后跻于先圣先师之侧。进仲舒，尊王道也。进后苍，传礼也。进王通、胡瑗，师法后人也。进杨时，辟新经，为卫道也。进胡安国、蔡沈，注书、春秋也。进真德秀，大学衍义一书可佐人主治天下也。夫尊王道，传经义，师法后人，为书佐人士，黜邪说以卫道，皆有益于天下后世者也，天下后世所欲得而师之也。进而祀之，非有私于其人，盖其道无日不在人心也。黜荀卿，言性恶也。黜扬雄，仕王莽也。黜王弼，崇老庄也。黜杜预，为短丧也。黜马融，附势家也。黜刘向，进方士书于人主也。黜吴澄，以其事元为失节也。夫言性恶，崇异端，短通丧，附权奸以杀忠直，进方士书于人主而失名节，皆有害于天下后世者也。天下后世所大戒，虽其人或以他端著称，而此事不可训也，是以黜之，非有憾于其人，以其事不当在师法之地也。其中刘向犹有可原，鸿宝之书，少时所为，他日直谏之节足以法矣，举而弃之，是不许改过也。若欧阳修之从祀，相传以濮议得之，人臣逢迎主欢，而傅以古义，其心不可问也。如修者，师其直言于朝，不当后邹浩、刘安世而先及。师其教化于乡，未闻有蓝田吕氏之懿范也。彼祀而此祀焉，尤非所安也。莫如黜修而进杨万里，万里之学本于诚意，纯正可法，且正气直词，见诸论说者，皆足扶纲常，淑人心，有功于后世，进而祀之，不为过也。【张氏曰】嘉靖九年，罢公伯寮等十三人。夫寮之当黜，不待言矣。秦冉、颜何二人，则以疑史记误书而罢。愚谓过而废之，不如过而存之，是当仍议复也。扬雄之事莽，戴圣之赃吏，马融之附势，王肃之画篡逆策，吴澄之忘宋仕元，俱无容平反。他如荀况、刘向、贾逵、何休、王弼、杜预，并以学术有疵罢，非如雄等之大伤名教，即不得复列两庑，亦当祀于乡，如林放例可也。【方东树曰】孔庭从祀，自唐以来，代有更正，明徐溥有言，诸儒从祀，非有功斯道不可。善矣。然在宋以前，义理未着，人未知训诂之非学，经与人分之不可。况秦火以后，汉儒实有保残守缺之功，魏晋诸儒实有训诂名物之益，纵有遗行，当从宽假。唐贞观之祀，以代用其书，垂于国胄，祀之所以报其功，宜也。在宋以后之儒，经程朱讲辨，义理昭著，则必经行合茂而后可否，则宁取其行，不得以著述偏重。杨廷和等无识，执著述有无以泥胡安定、薛文清之从祀，非也。顾氏目击明儒心学纵恣之失，及语录空疏之病，创为救敝之论，专重著述。以为当从贞观之制，谓荀况、扬雄、韩愈三人之书虽有合于圣人，而无传注之功，不当从祀。则不知颜闵诸贤曾着何书而世竞以虚车剿说为有功圣道矣。从来汉学诸人祖此偏宕之论，遂乃蔽罪程朱，痛斥义理，专重著述，奉康成、叔重为极至，与议从祀之恉又一局矣。使亭林在今日，见之必悔其言之失也。【汝成案】欧阳文忠以议濮园为世訾毁，然实非傅会经义，迎合人主。胡氏讥之，欲黜其从祀，过也。刘子政虽进方术，而忠诚端亮，言合儒先，胡氏以为其失可原，直谏可法，不宜黜退，信矣。戴圣委法，虽传礼经，奚逭其过？第其赃罪，恽子居曾博考辨之。林放、秦冉、颜何三贤，我朝久为升复。嘉靖所黜，亦间有复者。从祀名儒，先止有陆清献一人，近复进孙夏峰、汤文正、唐陆宣公、明黄忠端、刘忠介、吕省吾。尊儒奖义，既异徒语性天，亦非专矜训诂，如先生及方氏讥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