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之馀

　　二十五年，命僧录司造《周知册》颁于天下僧寺，时京师百福寺隐囚徒逋卒，往往易名姓为僧，游食四方，无以验其真伪。于是命造周知之册，自在京及在外府州县寺院僧名以次编之，其年甲、姓名、字行及始为僧年月与所授度牒字号，俱载于僧名之下。既成，颁示天下僧寺。凡游方行脚至者，以册验之，其不同者许获送有司，械至京师，治之重罪。容隐者罪之。
　　二十七年正月，命礼部榜示天下僧寺、道观，凡归并大寺，设砧基道人一人，以主差税，每大观道士编成班次，一年高者率之，余僧、道俱不许奔走于外，及交构有司，以书册称为题疏，强求人财。其一二人于崇山深谷修禅及学全真者听，三四人勿许，仍毋得创庵堂。若游方问道，必自备道里费，毋索取于民间，民亦毋得辄自侮慢。凡所至僧寺，必揭《周知册》以验其实，不同者获送有司。憎道有妻妾者，许诸人捶逐。相容隐者罪之。正统六年《实录》云：“旧例，僧有妻者，诸人得捶逐之，更索其钞五十锭，无钞殴死勿论。”愿还俗者听。亦不许收民儿童为憎，违者并儿童父母皆坐以罪。年二十以上愿为僧者，亦须父母具告，有司奏闻，方许，三年径赴京考试，通经典者始给度牒，不通者杖为民。有称白莲、灵宝、火居及僧道不务祖风，妄为议论沮詅者，皆治重罪。
　　二十八年十月己未，礼部言：“今天下僧道数多，皆不务本教，宜令赴京考试，不通经典者黜之。”诏从其言，年六十以上者免试。
　　永乐五年正月，直隶及浙江诸郡军民子弟私披剃为僧，赴京师冒请度牒者千八百余人。礼部以闻，上怒甚，曰：“皇考之制，民年四十以上始听出家，今犯禁若此，是不知有朝廷矣。”命悉付兵部，编军籍，发戍辽东、甘肃。九月庚午，直隶苏州府嘉定县僧会司奏：“县旧有僧六百余人，今仅存其半，请小民之愿为僧者，令披剃给度牒。”不听，上谕礼部臣曰：“国家之名民，服田力穑，养父母，出租赋，以供国用。僧坐食于民，何补国家？度民为僧，旧有禁令，违者必罪。”
　　六年六月辛巳，命礼部移文中外，凡民于弟憧奴自削发冒为僧者，并其父兄送京师，发五台山输作；毕日，就北京为民种田及卢龙牧马。寺主僧擅容留者，亦发北京为民种田。
　　十五年闰五月癸酉，禁僧尼私建庵院，上以洪武年间天下寺院皆以归并，近有不务祖风者仍以僻处私建庵院，僧尼混处，屡犯宪章。乃命礼部榜示天下，惮守清规，违者必诛。
　　十六年十月癸亥，上以天下僧、道多不通经典，而私簪剃，败辱教门，命礼部定通制，今後愿为僧道者，府不过四十人，州不过三十人，县不过二十人。限年十四以上、二十以下，父母皆允，方许陈告有司，行邻里保勘无碍，然径得投寺观从师受业。俟五年後，诸经习熟，然後赴僧录、道录司考试，果谙经典，始立法名，给与度牒；不通者罢还为民。若童子与父母不愿，及有祖父母、父母无他子孙侍养者，皆不许出家。有年三十、四十以上，先曾出家而还俗，及亡命黥刺者，亦不许出家。若寺观住持不检察而容留者，罪之，仍命礼部榜谕天下。
　　宣德元年七月卒酉，上罢朝，御右顺门。谓行在礼部尚书胡溁曰：“今僧道行童请给度牒甚多，中间岂无有罪之人潜隐其中。宜令僧、道官取勘，如果无之，尔礼部同翰林院官、礼科给事中及僧、道官同考试，能通大经则给与度牒。在七月十九日以後及不通经皆不给。”
　　二年七月戊子，罢僧童四百五十一人为民。时僧童陈达高等，请给度牒，考试皆不通梵典。行在礼部请惩以法，上曰：“此愚民欲苟逃差役耳，”宥之、发归为民。
　　十二月庚午，行在礼部奏：“永乐十六年人宗皇帝定制，凡愿出家为僧、道者，府不过四卜人，州不过三十人，县不过二十人，额外不许乱收。俟五年後考试，如果精通经典，给与度牒。今天下行童僧、道赴京请给度牒者，多系额外滥收，且不通典者多，请如例悉遣归；若系额内之数，亦待五年考试给与。”从之。
　　七年三月王戌，申严僧人化缘之禁。上谓都察院右都御史顾佐曰：“佛本化人为善，今僧人多不守戒律，不务祖风，往往以创造寺院为名，群界佛象，历州郡化缘，所得财物皆以非礼耗费。其申明洪武中禁令，违者必罪之。”
　　十一月丙午，天界寺僧达英以寺为京都大刹，又缺住持，请命高僧领其众。上谓礼部曰：“此僧为自营计，勿听。”
　　八年三月戊寅，湖广荆州府荆门州判陈襄言：“各处近有惰民不顾父母之养，安从异端，私自落发，贿求僧司文凭，以游方化缘为名，遍历市井乡村，诱惑愚夫愚妇，靡所不为，所至官司以其为僧，不之盘诘，好人得以恣肆。乞敕天下有司关津，但遇削发之人，捕送原籍治罪如律。果是僧，止居本处，不许出境，庶绝奸弊。”从之。
　　宣德十年八月癸卯，广东按察使佥事赵礼言：“各处寺观多因田粮浩大，与民一体当差，是致混同世俗。如南海县光孝寺，该粮三千馀石，每当春秋耕敛，群僧往来佃家，男女杂坐，嬉笑酣饮，岂无污染，败坏风俗？乞依钦定额数设僧人，府四十名，州三十名，县二十名，就于本寺量给田亩，听其自种自食，馀田均拨有丁无田之人耕种纳粮。”上命行在礼部依所言行之。
　　正统元年九月己未，都知监太监洪宝保，请度家人为僧，许之，凡度僧二十四人。
　　十月甲戌，行在礼部尚书胡溁等奏：“洪武间，天下僧、道给过度牒者，令僧录司、道录司造册，颁行天下。寺、观凡遇僧、道，即与对册，其父兄、贯籍、告度日月如有不同，即为伪冒。迨今年久，前令寝废，有亡没遗留度牒未经销缴为他人有者，有逃匿军民及囚犯伪造者，有盗卖影射者，及私自簪剃者，奸弊百端，真伪莫辨，乞自今以後，给度牒者仍造册，颁行天下寺观，以防奸诈。”从之。
　　五年正月辛未，给僧童一万人度碟。进士张谏有希求请给数千百众庵至京师之疏。
　　十一年九月辛巳，有僧四人私建佛寺于彰义门外，监察御史林廷举等奏付法司，坐当杖充边卫军，从之。
　　十四年四月甲戌，上御奉天门，谓礼部尚书胡溁等曰：‘旧制，僧道之数，府四十，州三十，县二十。其行童度牒之请，悉由里老并所司勘实，方得申送。近闻多不通本教，及来历不明之人妄报贯籍，一概冒请。尔礼部即行文，请诸司待三年後，凡有应给牒者，先令僧、道衙门勘试，申送该管有司，审系额内并贯籍明白，仍试其精通本教经典，如行童令背《法华》等经并诸品经咒，道童令背《玉皇本行集》等经并诸品科范，番僧审通坛场十个，方许申送札部复试，中式然後具奏请给。敢仍前滥保，事发，其经由诸司官吏、里老，具重罪不言。”
　　景泰十五年十一月辛卯，云南虚仁驿驿丞尚褫言：“近年以来，释教盛行，聋替士民诱煽男女，廉耻道丧，风俗扫地。此盖前之掌邦礼者屈于王振之势，今年日度僧，明年曰度僧，百十万亿，日炽月盛。今虽云止度裁抑，不过示虚文、应故事而已。臣以为宜尽令长发，敕使归俗务农，庶邪术不兴，沴气自息，”
　　《元史张珪传》言：“僧道出家，屏绝妻孥，盖欲超出世表，是以国家优视，无所徭役。且处之官寺，宜清静绝俗，洗心诵经祝寿。比年僧道往往畜妻子，无异常人。如蔡道泰、班讲生之徒，伤人逞欲，坏教干刑者，何可胜数。惮奉词典，岂不亵天渎神？臣等议僧、道之畜妻子者，宜罪以旧制，罢遣为民。”
　　二十以上不许为僧
　　《实录》：“洪武二十年八月王申，诏民年二十以上者，不许落发为僧。年二十已下来请度牒者，俱令于在京诸寺试事三年，考其廉洁无过者，始度为僧。”
　　僧地没官
　　《实录》：正统十二年二月庚戌，弥陀寺僧奏：“本寺原种宛平县土城外地十八顷有奇，近蒙户部委官踏勘，令臣输税。然臣空寂之徒，乞赐蠲免，”上曰：“僧既不能输税，其地令没官。”
　　僧尼之滥
　　《洛阳伽蓝记瑶光寺》：“永安三年，尔朱兆人洛阳，纵兵大掠。时有秀容胡骑数十人人寺淫秽，自此後颇获讥诮。京师语云：‘汝阳女儿急作髻，瑶光寺尼夺女婿。’”
　　《辍耕录》引唐郑熊《番禹杂记》：“广中僧有室家者，谓之火宅僧。”宋陶谷《清异录》：“京师大相国寺僧有妻曰梵嫂。”
　　《癸辛杂识》：“临平明因尼寺，大刹也。往来僧官，每至必呼尼之少艾者供寝。寺中苦之，于是专作一寮，贮尼之尝有违滥者，以供不时之需，名曰尼站。”
　　元时，妇人一切受戒，自妃子以下至大臣妻室，时时延帝师堂上，戒师于帐中受戒诵咒作法，凡受戒时，其夫自外归，闻娘子受戒，则至房不入。妃主之寡者，问数日，则亲自赴堂受戒，恣其淫污，名曰“大布施”，又曰“以身布施”。其风流行中原，河北僧皆有妻，公然居佛殿两庑，赴斋称师娘。病则于佛前首谢，许披袈裟三日。殆与常人无异，特无发耳。
　　僧寺之多
　　自魏有天下，至于掸让。佛经流通，大集中国，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以後，天下多虞，工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狠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馀万矣，其寺三万有余。
　　南唐後主普度诸郡僧，建康城中僧徒殆至数千。
　　禁女冠尼姑
　　宣德四年六月，有顺天府大兴县真元观女冠成志贤等九人，诣行在礼部，请给度牒。礼部言：“太宗皇帝时，命尼姑皆还俗，今成志贤等亦宜还父母家。”上命先朝令，仍申明妇女出家之禁。
　　造寺写经并无功德
　　《洛阳伽蓝记崇真寺》：“比邱惠凝死，一七日还活，经阎罗王检阅，以错名放免。惠凝具说过去之时，有五比邱同阅，一比邱云是宝明寺智圣，坐禅苦行，过升天堂。有一比邱是般若寺道品，以诵四十卷《涅盘》，亦升天堂。有一比邱云是融觉寺昙漠最，讲《涅盘》、《华严》，领众千人。阎罗上云：‘讲经者心怀彼我，以骄凌物，比邱中第一粗行，”令唯试坐禅诵经，不问讲经。昙漠最曰：‘贫道立身以来，唯好讲经，实不明于诵，阎罗王敕付司，即有青衣十人，迭昙谟最向西北门，屋舍皆黑，似非好处，有一比邱云是禅林寺道弘，自云：‘教化四辈檀越，造一切经人中象十躯。’阎罗王曰：‘沙门之礼必须摄心守道，志在禅诵，不干世事，不作有为。虽造作经象，正欲得他人之财物，既得他物，贪心即起；既怀贪心，便是三毒不除，具足烦脑。’亦付司，仍与昙漠最同入黑门，有一比邱云是灵觉寺宝明，自云：‘出家之前，尝作陇西太守，造灵觉寺成，即弃官入道，虽不禅诵，礼拜不缺。’阎罗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在法，劫夺民财，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劳说此？’亦付司，青衣送入黑门。太後闻之，遣黄门侍郎徐纥依惠凝所说，即访宝明寺。城东有宝明寺，城内有般若寺，城西有融觉、禅林、灵觉等三寺，问智圣、道品、昙谟最、道弘、宝明等，皆实有之。即请坐禅僧一百人，常在殿中供养之。诏不听持经象，沿路乞索，若私有财物造经象者任意。凝亦人白鹿山，居隐修道。自此以往，京邑比邱悉皆禅诵，不复以讲经为意。”
　　太祖皇帝御制《龙兴寺碑》曰：“立刹之意，留心岁久，数欲为之，恐伤民资，若将民资建寺求佛，福从何来？”
　　罗整庵钦顺《困知记续录》：“梁武帝问达摩曰：‘朕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纪，有何功德？’答曰：‘并无功德。’帝曰：‘何以无功德？’答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又宗杲《答曾侍郎书》有云：‘今时学道之士，只求速效，不知错了也。却谓无事省缘、静坐体究为空过时光，不如看几卷经，念几声佛，佛前多礼几拜，忏悔平生所作罪过，要免阎家老子手中铁棒，此是愚人所为。’呜呼，自佛法入中国，所谓造寺、写经、供佛、饭僧、看经、念经种种糜费之事，日新月盛，但其力稍可为者，靡不争先为之。导之者固其徒，向非人心之贪，则其说亦无缘而入也。奈何世之谄佛以求福利者，其贪心惑志缠绵固结而不可解。虽以吾儒正色昌言恳切详尽，一切闻如不闻。彼盖以吾儒未谙佛教，所言无足信也。达摩在西域，称二十八祖人中国，则为禅家初祖。宗杲擅名一代，为禅林之冠，所以保护佛法者，皆无所不用其心，其不肯失言决矣。乃至如上所云种种造作以为无益者，前往如出一口，此又不足信耶。且夫贪、嗔、痴三者，乃佛氏之所深戒也，谓之三毒。凡世之造寺、写经、供佛、饭僧、看经、念佛，以为有益而为之，是贪也；不知其无益而为之，是痴也；三毒而犯其二，虽活佛在世，亦不能为之解说。乃欲谄事土佛、木佛，以侥幸于万一，非天下之至愚至愚者乎！凡吾儒解惑之言，不可胜述，孰意佛书中乃有此等本分说话。人心天理，诚有不可得而泯灭者矣。”
　　“今之道家盖源于古之巫祝，与老子殊不相干。老子诚亦异端，然其为道主，于深根固蒂，长生久视而已。《道德》五千言具在，于凡祈祷、禁祷、经咒、符宗等事，初未有一言及之，而道家立教乃推尊老子，置之三清之列，以为其教之所从出，不亦妄乎！古者用巫祝以事神，建其官，正其名，辨其物，盖诚有以通乎幽明之故，故专其职掌，俾常一其心志，以导迎二气之和，其义精矣。去古既远，精意浸失，而淫邪妖诞之说起。所谓经咒、符宗，大抵皆秦汉问方士所为，其泯灭而不传者，计亦多矣，而终莫之能绝也，今之所传，分明远祖张道陵，近宗林灵素辈。虽其为用不出乎祈攘、爕祷，然既已失其精意，则所以交神明者，率非其道，徒滋益人心之惑，而重为世道之害尔，望其消灾而致福，不以远乎！盖老氏之善成其私，固圣门所不取；道陵辈之涛张为幻，又老子之所不屑为也。欲攻老氏者，须分二端，而各明辨其失，则吾之说为有据，而彼虽架黠，亦无所措其辞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