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之馀

　　华夷译语
　　洪武十五年正月丙戌，命编类华夷译语。上以前元素无文字号令，但借高昌书制为蒙古字，以通天言语。至是，乃命翰林侍讲火原洁与编修马沙亦黑等以华言译其语，凡天文、地理、人事、物类、服食、器用，靡不具载。复取元秘史参考，纽切其字，以谐其声音。即成，诏刻行之，自是使臣往来朔漠，皆能通达其情。
　　校勘斛斗秤尺
　　《实录》：“洪武元年十二月王子，诏中书省，命在京兵马指挥司并管市司，每三日一次校勘街市斛斗秤尺，稽考牙会姓名，时其物价。在外府州各城门兵马，一体兼领市司。”
　　断百官酒肉
　　《魏书食货志》：“正光後，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国用不足，有司奏断百官常给之酒，计一岁所省米五万三千五十四斛九升，蘖谷六千九百六十斛，面三十万五百九十九斛。其四时郊庙、百神群祀，依式供营。远蕃使客不在断限。尔後盗贼转众，诸将出征，相继奔败，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内外百官及诸蕃客廪食及肉，悉二分减一，计岁省肉百五十九万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二石。”
　　禁小说
　　《实录》：“正统七年二月辛未，国子监祭酒李时勉言：‘近有俗懦，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翦灯新话》之类，不惟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乞敕礼部行文内外衙门及提调学校佥事、御史并按察司官，巡历去处，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焚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为邪妄所惑。’从之。”
　　谶兆
　　汉孝昭帝时，上林苑中大柳断仆地，一朝起立，生枝叶，青虫食其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及昌邑王废，更立昭帝兄卫太子之孙，是为宣帝，帝本名病已。
　　《魏受禅碑》立于黄初二年，而其文有曰“改元正始”，正始，齐正芳年号。
　　汉後主改元炎兴，贾充闻之，曰：“吾闻谯周之言，先帝讳‘备’，其训具也；後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于人也。今中权军名，而汉年极于炎兴，此殆天意矣。”明年八月，武帝嗣晋王位，遂以受禅。
　　魏时起安世殿，後晋武帝居之。安世，武帝字也。
　　桓玄于南州起斋，悉画盘龙于上，号为“盘龙斋”。刘毅小字盘龙，及克玄，遂居之。
　　会稽王道子，于东府造土山，名曰灵秀山。未几，孙恩作乱，再践会道子所封。灵秀，孙恩字也。
　　後周《华岳颂》立于天和二年，而其文有曰：“会一区寓，纳之仁寿。”及隋文帝立，改元仁寿。
　　唐玄宗开元二年八月，太子宾客薛综光献《东都九鼎铭》，其《豫州铭》武後自制。文有曰：“上玄降监，方建隆基。”紫微令姚崇等奏曰：“圣人启运，休兆必彰，请宣付史馆。”
　　邠国公《功德碑》立于长庆二年，而其文有曰：“主历天齐。”及敬宗即位，改元宝历。
　　宣宗制《秦边陲曲》，其词曰：“海岳咸通。”及帝崩，懿宗即位，改元咸通。
　　《外史梼杌》：蜀人击拂，以初人为“孟人”。又王氏宫殿皆题匠人盂得姓名。有徐延璚者，王衍舅也。其作私第华侈，衍常幸之，于壁上戏题曰“孟入”字以戏之，盖蜀中以盂为不佳故也。他日，孟知祥到，盖先兆云。
　　蜀王孟昶，每岁除日命翰林为词，题桃符，正旦置寝门。末年学士辛寅逊撰词，昶以为非工，自命笔题曰：“新年纳馀庆，佳节兆长春。”和以其年正月降王师，即命兵部侍郎吕馀庆知成都府，而长春乃太祖诞圣节名也。
　　《癸未杂识》云：“李方叔《师友谈记》及《延漏录》、《铁围山录》载，仁宗晚年不豫，渐复平康。忽一日，命妃嫔主游後苑，乘小辇向东，欲登城楼，遥见小亭榜曰“迎曙”，帝不悦，即回辇。翌日上宾，而英宗登极。盖曙字，英宗御名也。
　　又寇宗忠愍《杂说》：“哲宗朝，尝创一堂，退绎万机。学士进名皆不称旨，乃自制曰‘迎端’，意谓迎事端而治之。未几，徽宗由端邪即大位。”
　　又云：“汴梁宋时宫殿，凡楼观栋宇窗户往往题‘燕用’二字，意必当时人匠姓名耳。及金海陵修燕都，择汴宫窗户刻搂工巧以往，始知兴废皆定数，此即先兆也。”
　　金大定二十二年，重修中岳庙。黄文纳撰碑文，有曰：“洪惟主上，纂明昌之绪。”及章宗立，改元明昌。
　　元文宗天宝五年，司徒香山言：“陶宏景《胡笳曲》，有“负扆飞天历，中是甲辰君”之语，今陛下生平纪号实与之合，此实受命之符，乞录付史馆，颁告中外。”诏令翰林诸臣议之，以为“陛下绍统于今四年，薄海内外，罔不归心，无待旁引曲说以为符命。”从其所言，恐起谶纬之端，非所以定民志。事遂寝。（赵世延作《蒋山钟铭》有曰“大明未东”。）
　　谲觚十事
　　仆自三十以後，读经史辄有所笔记。岁月既久，渐成卷帙，而不敢录以示人。语曰：“良工不示人以朴。”虑以未成之作误天下学者。若方舆故迹，亦于经史之暇时一及之。而古人之书既已不存，齐东之语多未足据，则尤所阙疑而不敢妄为之说者。忽见时刻尺牍，有乐安李象先（名焕章）《与顾宁人书》，辩正地理十事。窃念十年前与此君曾有一面，而未尝与之札，又未尝有李君与仆之札；又札中言仆读其所著《乘州人物志》、《李氏八世谱》而深许之，仆亦未尝见此二书也。其所辩十事，仆所著书中有其五事，然李君亦未尝见，似道听而为之说者。而又或以仆之说为李君之说，则益以微李君之未见鄙书矣，不得不出其所著以质之君子，无惮贻误来学，非好辨也，谅之。
　　来札：（据李君谓仆与之札。）孟尝君封邑在般阳，不当名薛。薛与膝近，《孟子》篇中齐人将筑薛。此足下泥古之过。汉淄川郡即今寿光，今淄川即汉淄川郡所属之般阳。孟尝封邑在淄川今寿光地，墓在寿光西四十里朱良镇。後人以淄川之般阳为淄川，如以琅邪之临沂为琅邪，乐安之博昌为乐安，孟尝封邑偶名同薛国耳。不然，今肥城有薛王城考其地去膝颇远，当何说也？
　　鄙著《日知录》有辩“淄川非薛”一事曰：汉鲁国有薛县。《史记公孙弘传》：“齐菑川国薛县人也。”言齐，又言留川，而薛并不属二国，殊不可晓。正义曰：“《表》云：‘菑川国，文帝分齐置，都剧。’《括地志》云：‘故剧城在青州寿光县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县界。’《地理志》：‘薛县属鲁国，’按薛与剧隔兖州及泰山，未详。”今考《儒林传》言，“薛人公孙弘”，是弘审为薛人。上言齐菑川者，误耳。今人有谓孟尝君之封在留川者，太史公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馀家矣。”若在菑川，其壤地与齐相接，何不言齐而言邹鲁乎？又按《後汉志》云：“薛，本国，夏车正奚仲所封，冢在城南二十里山上，”《皇览》曰：“靖郭君冢在鲁国薛城中东南陬，孟尝君冢在城中向门东。向门，出北边门也。”《诗》云：“居常与许。”郑玄曰：“常，或作‘尝’，在薛之旁，孟尝邑于薛城。”《括地志》曰：“孟尝君家在徐州滕县五十二里。”益可信孟尝君之封不在菑川也，又曰：又按《地理志》菑川国三县：剧、东安平、楼乡。剧在今寿光县西南，东安平在今临淄县东南一十里，楼乡未详所在，今之淄川不但非薛，并非汉之留川，乃般阳县耳。以为汉之菑川，而又以为孟尝君之薛，此误而又误也。
　　仆所考论如此，乃言孟尝君之薛不在般阳，不曰孟尝君封邑在般阳而不当名薛也。李君之辩既已失其指矣；且凡考地理，当以《水经》、《皇览》、《郡国志》等书为据，昔人注书皆用之，若近年郡邑志乘，多无稽之言，不足信。今曰孟尝君墓在寿光，其昉于何书邪？《史记孟尝君传》：“湣王即位三年，封田婴于薛。”正义曰：“薛故城在今徐州膝县南四十四里。”今曰孟尝封邑偶同此名，是古人之所传皆非也？又《汉书》有曹川国，无淄川郡，而般阳县自属济南。今日汉淄川郡所属之般阳，李君既博考地理，何乃舍近而求远，并《史记入《汉书》而不之考邪？
　　来札：营丘在临淄，今营丘营陵俱非，此足下泥古之过。大公初封齐营丘，即今临淄。齐三迁，一蒲姑，今博兴；一营陵，今昌乐；後又迁临淄，统名营丘，後改临淄而营丘之名遂废。
　　鄙著无此一事，今考《史记》：“武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正义曰：“《括地志》云：‘营丘在青州临淄北百步外城中，大公後五世胡公徙都蒲姑。’”正义曰：“《括地志》云：‘蒲姑城在青州博昌县东北六十里，胡人弟献公徙治临菑。’”据此所引《括地志》，营丘与临菑乃一地。又考《汉书》，齐郡治临淄，北海郡治营陵，或曰营丘。二郡并云师尚父所封，而臣玻与应劭之说各主其一，则当时已不能明矣。今昌乐、潍县之间亦有营丘城，按《史记》云“营丘边莱”，而不言献公之临菑即大公之营丘，则《括地志》谓营丘在临淄者失之也。
　　来札：潍水今呼淮水，古滩字似淮，当是点画差讹，此足下泥古之过。伏生授《书》曰：“潍淄其道。”欧阳生、儿生、张生诸博士岂考究之未详邪？史韩淮阴破龙且潍水上，以淮阴故，如浙水国钱镠曰钱圹，姚水固曹娥曰曹江，笼水因颜文姜曰孝妇河也。如以厶隹似淮，则潍水在今潍邑，不闻古作厶隹县也。
　　鄙著《日知录》有辩淮河一事，曰：潍水，土人名为淮（户佳反）河。《齐乘》云：“《汉书地理志》：潍，或作‘淮’，故俗亦名淮河。”《诸城志》：“俗传箕屋山旧多产櫰，（《尔雅》：櫰，槐大叶而黑。《汉书西域传》：奇木檀、櫰、梓、竹、漆。）水从櫰根出，故呼为淮河，以音之同也。”并误。愚按古人省文，“潍”字或作“维”，或作“淮”，总一字也。《汉书》：“或作淮者”，从水，从鸟隹之隹，篆作隹，即“潍”字而省其中“系”耳。今呼为淮，则竟为“江淮”之淮，从水，从“佳人”之佳，篆作佳。于隶则差之毫厘，于篆则失之千里矣，如开封之氾水，《左传》本音凡，从水从巳，而今呼为“檬汜”之汜，音祀，亦以字形之似而讹也。又曰：又如《三国志吴主传》：“作堂邑涂圹，以淹北道。”《晋书宣帝纪》：“王凌诈言吴人塞涂水。”《武帝纪》：“琅邪王伷出涂中。”产是“滁”字。古“滁”省作“涂”，与“潍”作“淮”正同。韵书并不收此二字。
　　户佳反之音出于土俗，本不足辩，仆与李君皆臆为之悦尔。审如所言，欲表韩侯之功，则木罂所渡之津，破赵所背之水，皆可名之为淮，而地志中又添一西淮、北淮之目，岂不益新而可喜乎？
　　来札：孔子虽圣，亦人尔，何能泰巅一千八百里外现吴门之马？足下来深思，故有此疑。曲阜城有吴门直吴，如苏州北门曰齐门之类是也。
　　鄙著无此一事。今之曲阜并无吴门，古之鲁城亦不载有此，李君何以知之？且此事本出王充《论衡》云，书或言：“颜渊与孔子俱上鲁泰山，孔子东南望吴阊门外，有系白马，引颜渊指以示之，曰：‘若见吴阊门乎？’颜渊曰：‘见之。’孔子曰：‘门外何有？’曰：‘有如系练之状。’孔子抚其目而上之，因与俱下。下而颜渊发白齿落，遂以病死，”今详其文，于泰山则系以“鲁”，于阊门则系以“吴”，古人之文不苟如此，安得谓是鲁城之门？又云：“人目所见，不过十里，鲁去吴千有余里，使离朱望之，终不能见，况使颜渊，何能审之？”此又《论衡》之言，而非仆之言也。
　　来札：景公墓在临淄东南十二里淄河店桓公墓旁。又民在长白山下今长山境内，又云周景公墓。景姓稀少，更无多为官者，必景延广。延广，陕州人，後晋出帝与桑维翰同时，非周臣，又不当云周景公墓，考《五代史周列臣传》：“景范，邹平人。世宗显德中，官宰相。显德六年罢。”故云周景公墓。墓在邹平，今割入长山界。在临淄淄河店者，春秋周齐景公墓，非周世宗景公墓也。
　　鄙著《金石文字记》有《後周中书侍郎景范碑》一目，曰：邹平县南五里，有景相公墓。《通鉴》：“五代周显德元年七月癸巳，以枢密院直学士、工部侍郎长山景范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此地唐时属长山也。景氏之裔，自洪武间有两举人，今亦尚有诸生，不能记其祖矣。不知何年谬传为晋之景延广，而邑志载之。以後《山东通志》等书袭舛承讹，无不以为延广墓。後有令于此者，谓延广于晋为误国之臣，遂至笞其後人而毁其祠。昔年邑之士大夫，亦有考五代事而疑之者。予至其邑，有诸生二人来，称景氏之孙，请问其祖为谁。予乃取《通鉴》及《五代史周世宗纪》示之，曰：“显德相公近是。”又示以《景延广传》，曰：“延广，字航川，陕州人也，距此远矣，”乃谢而去。间一日，往郊外，视其墓碑，其文为“翰林学士朝议郎尚书水部员外知制诰柱国扈载”撰，虽剥落者什之一二，而其曰“故中书待郎平章事景公讳范”，字甚明白。且生封上柱国、晋阳县开国伯，没赠侍中，而其文有曰：“我大周圣神恭肃文武孝皇帝，建大功于汉室，为北藩于魏郡。”又曰：“今皇帝嗣位，登用旧臣。”又曰：“冬十一月，薨于淄川郡之私第。”其未曰：“显德三年岁次丙辰十二月己未朔，越十日戊辰。”因叹近代士人之不学，以本邑之人书本邑之事而犹不可信，以明白易见之碑而不之视，以子孙而不识其先人，推之天下郡邑之志如此者多矣，又曰：王元美作李于鳞友人《袭克懋妻景氏墓志铭》，亦以为延广之後。虽本其家之行状，然王，李二公亦未尝究心于史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