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

　　○考次经文《礼记。乐记》“宽而静”至“肆直而慈”一节，当在“爱者宜歌商”之上，文义甚明。然郑康成因其旧文，不敢辄更，但注曰：“此文换简，失其次，‘宽而静’宜在上，‘爱者宜歌商’宜承此。”

　　《书。武成》定是错简，有日月可考。蔡氏亦因其旧而别序一篇，为今考定《武成》最为得体。

　　其他考定经文，如程子改《易。系辞》“天一地二”一节，于“天数五”之上；《论语》“必有寝衣”一节，于“齐必有明衣布”之下。苏子瞻改《书。洪范》“曰王省惟岁”一节，于“五曰历数”之下；改《康诰》至止于信“于”未之有也“稽首之上。朱子改《大学》”曰《康诰》至止于信“于”未之有也“之下；改”《诗》云‘瞻彼淇澳’“二节，于”止于信“之下；《论语》”诚不以富“二句，于”齐景公有马千驷“一节之下；《诗。小雅》以《南陔》足《鹿鸣之什》，而下改为《白华之什》，皆至当，无复可议。后人效之，妄生穿凿。《周礼》五官，互相更调。而王文宪。作《二南相配图》、《洪范经传图》，重定《中庸章句图》，改《某棠》、《野有死麇》、《何彼矣》三篇于王风。仁山金氏本此，改”敛时五福“一节于”五曰考终命“之下，改”惟辟作福“一节于”六曰弱“之下。使邹、鲁之《书》传于今者，几无完篇，殆非所谓”畏圣人之言“者矣。

　　董文清槐改《大学》“知止而后有定”二节于“子曰听讼，吾犹人也”之上，以为传之四章，释“格物致和”，而传止于九章，则《大学》之文元无所阙，其说可从。

　　凤翔袁楷谓：“《文言》有错入《系辞》者‘鸣鹤在阴’已下七节，自‘天佑之’一节，‘憧憧往来’已下十一节，此十九节皆《文言》也，即‘亢龙有悔’一节之重见，可以明之矣。”遂取此十八节属于“天玄而地黄”之后，于义亦通。然古人之文，变化不拘，况《六经》出自圣人，传之先古，非后人所敢擅议也。

　　●卷八○州县赋税王士性《广志绎》曰：“天下赋税，有土地肥瘠不甚相远，而征科乃至悬绝者。当是国初草草，未定画一之制，而其后相沿不敢议耳。如真定之辖五州二十七县，苏州之辖一州七县，无论所辖，即其广轮之数，真定已当苏之五，而苏州粮二百三万八千石，真定止一十万六千石。然犹南北异也，若同一北方也，河间之繁富，二州十六县；登州之贫寡，一州七县，相去殆若莛楹，而河间粮止六万一千，登州乃二十三万六千。然犹进隶、山东异也，若在同省，汉中二州十四县之殷庶，视临洮二州三县之冲疲，易知也，而汉中粮止三万，临洮乃四万四千。然犹各道异也，若在同道，顺庆不大于保宁，其辖二州八县，均也，而顺庆粮七万五千，保宁止二万。然犹两郡异也，若在一邑，则同一西南充也，而负郭十里，田以步计，赋以田起；二十里外，则田以ㄌ量，不步矣；五十里外，田以约计，不ㄌ矣。官赋无定数，私价亦无定估，何其悬绝也！惟是太平日久，累世相传，民皆安之，以为固然，不自觉耳。夫王者制邑居民，则壤成贼，岂有大小轻重不同若此之甚哉。且以所辖州县言之，真定三十二，西安三十六，开封、平阳各三十四，济南三十，成都三十一，而松江、镇江、太平止三县，汉阳、兴化止二县，潼川之七县，俨然一府也；而其小者或至于无县可辖。且明初之制，多因元旧，平阳一路共领降州，殆据山西之半。至洪武二年，始以泽、潞、辽、沁四州直隶山西行省，而今尚有五州。若蒲州，自古别为一郡，屡次建言，皆为户部所格。归德一州，向属开封，至嘉靖二十四年始分为府。天下初定，日不暇给，沿元之非，遂至二三百年。然则后之王者，审形势以制统辖，度辐员以界郡县，则土田以起征科，乃平天下之先务，不可以虑始之艰而废万年之利者矣。

　　《太祖实录》：洪武八年三月，平阳府言：“所属蒲、解二州，距府阔远，乞以直隶山西行省为便。”未许。至天启四年，巡按山西李日宣，请以二州十县分立河中府，治运城，以运使兼知府事，运同兼清军，运副兼管粮，运叛兼理刑。事下户部，户部下山西，山西下河东，河东下平阳府议之，竟寝不行。此所谓欲制千金之裘，而与狐谋其皮也。且商、洛之于关内、陈、许之于大梁，德、棣之于济南，颍、毫之于凤阳，自古不相统属。去府既远，更添司道，于是有一府之地而四五其司道者，官愈多而民愈扰，职此之由矣。昔仲长统《昌言》谓：“诸夏有十亩共桑之迫，远州有旷野不发之田。”范晔《酷吏传》亦言：“汉制宰守旷远，户口殷大。”而《后汉。马援传》：“既平交耻，奏言：”西于县户有三万二千，远界去庭千余里，请分为封溪、望海二县。‘许之。“《华阳国志》：”巴郡太守但望。上疏言：“郡境南北四千，东西五千，属县十四，土界遐远，令尉不能穷诘奸凶。时有贼发，督邓追案，十日乃到，贼已远逃，踪迹绝灭。其有犯罪逮捕，证验文书诘讯，从春至冬，不能究讫。绳宪未加，或遇德令。是以贼盗公行，奸宄不绝。太守行农桑，不到四县；刺史行部，不到十县。欲请分为二郡。’其后遂为三巴。”《水经注》：“山阴县，汉会稽郡治也。永建中，阳羡周嘉上书，以县远，赴会稽至难，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为吴，以东为会稽。”此皆远县之害，已见于前事者也。《北齐书》：“赫连子悦除林虑守，世宗往晋阳，路由是郡，因问所不便。子悦答言：”临水、武安二县，去郡遥远，山岭重叠，车步艰难。若东属魏郡，则地平路近。‘世宗笑曰：“卿徒知便民，不觉损。’子陪答以‘所言因民疾苦，不敢以私润负心。’”嗟乎，今之牧守，其能不徇于私而计民之便者，吾未见其人矣。

　　○属县自古郡县之制，惟唐为得其中。今考《地理志》属县之数，京兆、河南二府各二十，河中、太原二府各十三，魏州十四，广州十三，镇州、桂州各十一，其他虽大，远过十县者。此其大小相维，多寡相等，均安之效不可见于前事乎？后代之王犹可取而镜也。但其中一二县之郡亦有可并。宪宗元和元年，割属东川六州，制曰：“分疆设都，盖资共理。形束壤制，亦在稍均。将惩难以销萌，在立防而不紊。故贾生之议，以楚益梁；宋氏之规，割荆为郢。酌于前事，宜有变通。”此虽一时之言，亦经邦制郡之长策也。

　　○州县品秩汉时县制，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唐则州有上、中、下三等，县有京、畿、上、中、中下、下六等，品各有差。《太祖实录》：“吴元年，定县有上、中、下三等，税粮十万石已下为上县，知县从六品，县丞从七品，主簿从八品；六万石已下为中县，知县正七品，县丞正八品，主簿从八品；三万石已下为下县，知县正七品，丞薄如中县之秩。”“洪武六年八月壬辰，分天下下府为三等，粮二十万石已上者为上府，秩从三品；二十万石已下者为中府，秩正四品；十万石已下者为下府，秩从四品。”后乃一齐其品，而但立繁简之目，才优者调繁，不及者调简。古时列爵惟五之意，遂尽亡之矣。◎府汉曰郡。唐曰州，州即郡也。惟建都之地乃曰府，唐初止京兆、河南二府；武后以并州为太原府；玄宗以薄州为河中府，益州为成都府；肃宗以岐州为凤翔府，荆州为江陵府；德宗以梁州为兴元府。惟兴元以德宗行幸于此，其余皆建都之地也。后梁以汴州为开封府，后唐以魏州为兴唐府，镇州为真定府。至宋，而大郡多升为府。王明清《挥麈录》曰：“太祖皇帝以归德军节度使创业，升宋州为归德府，后为应天府。太宗以晋王即位，升并州为太原府。真宗以寿王建储，升寿州为春府。仁宗以升王建储，升建业为江宁府。英宗以齐州防御使入继，以齐州为兴德军。神自颍王升储，升汝阴。为顺昌府。哲宗自延安郡王升储，升延州为延安府。徽宗以端王即位，升羰州为肇庆府。钦宗自定王建储，前已升定州为中山府。太上以康王中兴，升唐州为德庆府。今上以建王建储，升建安为建宁府。宣和元年六月，刑州民董世多进状，以英宗尝为钜鹿郡公；又知岳州职勰进言，英宗尝为岳州防御使，诏加讨论。时刑州巳升安国军，遂以刑州为信德府，岳州为岳阳军。是岁十月，又诏以列圣潜邸所领地，再加讨论。以真宗尝为襄王，升襄州为襄阳府。仁宗尝为庆国公，升庆国为庆阳府。英宗尝为宜州刺史，以宜州为庆远军。神宗尝为安州观察使，以安州为德安府；又尝为光国公，以光州为光山军。哲宗尝为东平军节度使，以郓州为东平府；尝为均国公，以均州为武当军。徽宗尝为宁国公，以宁州为兴宁军；又尝为平江、镇江军节度使，并升为府。又以太宗尝为睦州防御使，升睦州为遂昌军。今上即位之初，升隆兴、宁国、常德诸府，皆以藩拥麾之地也。”《玉照新志》曰：“徽宗尝封遂宁郡王，升遂州为遂宁府；尝封蜀国公，升蜀州为崇庆府。沿至于今，无郡不府。而狭小之处，如滁、和、泽、沁、郴、靖、邛、眉之类，犹以州名。又有隶府之州，特异其名，而亲理民事与县尹无别。”县之隶于州者，则既带府名，又带州名，而其实未尝管摄于州，体统乖而名实淆矣。窃以为宜仍唐制，凡郡之连城数十者，析而二之三之，而以州统县，惟京者乃称府焉，岂不画一而易遵乎？

　　○乡亭之职《汉书。百官表》：“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二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三百石。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夫职听论，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高帝纪》：“二年二月，令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为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此其制不始于秦、汉也，自诸侯兼并之始，而管仲、敖、子产之伦，所以治其国者，莫不皆然。而《周礼。地官》自州长以下，有党正、族师、闾胥、比长，自县正以下有鄙师、ガ长、里宰、邻长，则三代明王之治亦不赵乎此也。夫惟于一乡之中，官之备而法之祥，然后天下之治若网之在纲，有条而不紊。至于今日，一切荡然无有存者。且守令之不足任也，而多设之监司；监司之又不足任也，而重立之牧伯。积尊累重，以居乎其上，而下无与分其职者。虽得公廉勤干之吏，犹不能以为治，而况托之非人者乎！后魏太和中，给事中李冲上言：“宜准古五家立一邻长，五邻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邻长复一夫，里长二，党长三，所复复征戍，余若民。三载无愆则陟用，陟之一等。”孝文从之，诏曰：“邻里乡党之制，所由来久。欲使风教易周，家至日见，以大督小，从近及远，如身之使手，斡之总条，然后口算平均，义兴讼息。”史言立法之初，多称不便，及事既施行，计省昔十有余倍，于是海内安之。后周苏绰作六条，诏书曰：“非直州郡之官，皆须善人。爱至党族、闾里、正长之职，皆当审笃，各得一乡之选，以相监统。”隋文帝师心变古，开皇十五年，始尽罢州郡乡官。而唐柳宗元之言曰：“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由此论之，则天下之治始于里胥，于天子，其灼然者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兴亡之途罔不由此。

　　汉时啬夫之卑，犹得以自举其职。故爰延为外黄乡啬夫，仁化大行，民但闻啬夫，不知郡县。而朱邑自舒桐乡啬夫，官至大司农。病县死，属其子曰：“我故为桐乡吏，其民爱我，必葬我桐乡，后世子孙奉尝我不如桐乡民。”及死，其子葬之桐乡西郭外，民共为起冢立祠，岁时祠祭，至今不绝。二君者，皆其县人也。必易地而官，易民而治，岂其然哉。

　　今代县门之前多有榜曰：“诬告加三等，越诉笞五十！”此先朝之旧制，亦古者悬法象魏之遗意也。今之谓不经县官而上诉司府，谓之越诉。是不然。《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七年四月壬午，命有司择间高年老人公正可任事者，理其乡之词讼。若户婚、田宅、斗殴者，则会里胥决之。事涉重者，始白于官。”若不由里老处分而径诉县官，此之谓越诉也。惟其大小之相维，详要之各执，然后上不烦而下不扰。唐至大历以后，干戈兴，赋税烦矣。而刘长卿之《题溪李明府》曰：“落日无王事，青山在县门。”盖县令之职犹不下锓，而小民得以安其业，是以能延国命百有余年，迄于僖、昭而后大坏。然则鸣琴载星有天下者，宜有以处之矣。

　　洪熙元年七月丙申，巡按四川监察御史何文渊言：“太祖高皇帝令天下州县设立老人，必选年高有德、众所信服者，使劝民为善。乡闾争讼，亦使理断。下有益于民事，上有助于官司。比年所用，多非其人。或出自隶仆，规避差科。县官不究年德如何，辄令充应，使得凭藉官府，妄张威福，肆虐闾阎。或遇上司官按临，巧进谗言，变乱黑白，挟制官吏。比有犯者，谨已按问如律。窃虑天下州县类有此等，请加禁约。”上命申明洪武旧制，有滥用匪人者，并州县官皆置诸法。然自是里老之选轻而权亦替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