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伪经考

　　三十七年。荧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忧之。司星子韦曰「可移于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于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岁。」景公曰「岁饥民困，吾谁为君！」子韦曰「天高听卑，君有君人之言三，荧惑宜有动。」于是候之，果徙三度。
　　太史公曰「《春秋》讥宋之乱，自宣公废太子而立弟，国以不宁者十世。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以上《宋世家》
　　按：《世家》叙宣公事，以为立弟成义，子复享之；叙襄公事，讥其得祸致怨。皆用《左氏》义。汉人之学皆有家法，何以同一《世家》，《赞》讥宣公之乱宋，褒襄公之礼让，独用公羊义？一文矛盾，何至于是！其为歆所窜入，最为易见。以此推之，《秦本纪》《鲁世家》之「君子」，亦为窜入无疑矣。《秦本纪》引「君子」凡二条，以其无关《春秋》书法，故不录。「分野」为歆伪撰，辨见卷十四。
　　
　　凡所引《史记》窜入诸条，皆确凿无可疑者。考《史记》一书，《太史公自序》称「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自完具。唯班固所见，已云「十篇有录无书。」《汉书艺文志》《司马迁传》而褚少孙补之，《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张晏说故《索隐述赞》云「惜哉残缺，非才妄续。」然自褚少孙后，续者尚多。《后汉书班彪传》「武帝时，司马迁着《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章怀注「好事者，谓杨雄、刘歆、阳城衡、褚少孙、史孝山之徒也。」《史通正史篇》云「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杨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若杨终之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后汉书杨终传》犹不数也。当成帝时，东平王宇以叔父之尊，上疏求《太史公书》，朝廷不与，《汉书东平思王传》则外人见者绝少，其唯刘歆肆行窜入，至易也。《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张晏曰「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成列传》。」则张晏见本，序目有《兵书》也。颜师古注《汉书司马迁传》曰「序目本无《兵书》，张云亡失，此说非也。」刘奉世曰「《兵书》即《律书》，盖当时有尔。」盖史迁有《兵书》无《律书》，师古据其所见歆本误言之，盖《律书》亦歆所窜补者也。赵氏翼论《史记》为后人增窜甚详，惜未知即为刘歆所窜，而频疑褚少孙耳，今全录于此：
　　
　　《廿二史箚记》【褚少孙补《史记》不止十篇】条云「《汉书司马迁传》谓：‘《史记》内十篇有录无书。’颜师古注引张晏曰‘迁没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成列传》，凡十篇。元、成间，褚少孙补之，文辞鄙陋，非迁原本也。」是少孙所补只此十篇。然细按之，十篇之外，尚有少孙增入者。如《外戚世家》增尹、邢二夫人相避不相见，及钩弋夫人生子，武帝将立为太子，而先赐钩弋死，又卫青本平阳公主骑奴，后贵为大将军，而平阳公主寡居，遂以青为夫等事。《田仁传》后，增仁与任安皆由卫青舍人选入见帝，二人互相举荐，帝遂拔用之等事。又《张苍申屠嘉传》后，增记征和以后为相者，车千秋之外，有韦贤、魏相、丙吉、黄霸，皆宣帝时也；韦玄成、匡衡，则元帝时也。此皆少孙别有传闻，缀于各传之后。今《史记》内各有‘褚先生曰’以别之。其无‘褚先生曰’者，则于正文之下另空一字以为识别，此少孙所补显然可见者也。又有就史迁原文而增改者。《楚元王世家》后叙其子孙有地节二年者，则宣帝年号也。《齐悼惠王世家》后叙朱虚侯子孙有至建始三年者，则成帝年号也。此则皆在迁后，而迁书内见之，则亦少孙所增入也。又《史记匈奴传》，太初四年，且鞮侯单于立。其明年，浞野侯亡归。又明年，汉使李广利击右贤王于天山，又使李陵出居延。陵败降匈奴，则天汉二年也。又二年，汉使广利出朔方，与匈奴连战十余日，广利闻家已族灭，遂降匈奴，则应是天汉四年事。然《汉书武帝纪》，天汉二年李陵降匈奴，与此传同；而广利之降则在征和三年，距天汉四年尚隔七年，殊属歧互。不知者必以史迁为及身亲见，与班固事后追书者不同，自应以《史记》为准。然征和元年巫蛊事起，二年太子斩江充，战败自杀；而广利之降，则以太子既死之明年。广利出击匈奴，丞相刘屈牦饯于郊外，广利以太子既死，属屈牦劝上立昌邑王为太子。昌邑王者，广利妹李夫人所生子，广利甥也。此语为人所告发，帝遂诛其家，广利闻之，乃降匈奴。是广利之降在卫太子死后，而太子之死实在征和二年。此等大事，《汉书本纪》编年记载，断无差误，则广利之降必不在天汉四年明矣。再以《汉书匈奴传》核对，则李陵降匈奴以前皆与《史记匈奴传》同。陵降后二年，广利出兵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无所得，乃引还，并未降匈奴也。又明年，匈奴且鞮侯单于死，狐鹿姑单于立，是为汉太始元年。狐鹿姑立六年，遣兵入寇上谷、五原、酒泉，汉乃又遣广利出塞，战胜追北，至范夫人城，闻妻子坐巫蛊事被收，乃降匈奴。计其岁年，正是征和三年之事，与《武帝纪》相合，则知《史记匈奴传》末所云天汉四年广利降匈奴者，非迁原本也。迁是时目击其事，岂有错年岁至此？盖迁所作传，仅至李陵降后二年广利出塞不利引还便止。迁《自叙》谓「讫于太初」，则并在陵降匈奴之前而褚少孙于数十年后，但知广利降匈奴之事，不复细考年代，即以系于天汉四年出兵之下，故年代错误也。可知《史记》十篇之外，多有少孙所窜入者。
　　【《史记》有后人窜入处】条云「《史记田儋传》赞忽言：‘蒯通辨士，着书八十一篇，项羽欲封之而不受。’此事与儋何涉，而赞及之？《司马相如传》赞谓‘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杨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讽一，犹驰骋《郑》《卫》之音，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余采其语可论者着于篇’云云。按：雄乃哀、平、王莽时人，史迁何由预引其语？此并非少孙所补，而后人窜入者也。《汉书相如传赞》正同，岂本是班固引雄言作《赞》，而后人反移作《史记》传赞邪？《外戚世家》叙卫子夫得幸之处，不曰‘今上’而曰‘武帝’，此或是少孙所改耳。」
　　
　　观瓯北所考《史记》之经后人窜乱，无足疑者。此外尚多，以文繁不复录，学者可观省而自得焉。
　　
　　汉书艺文志辨伪第三上
　　按：刘歆伪撰古经，由于总校书之任，故得托名中书，恣其窜乱。东汉主张古学，若贾逵、班固、马融、张衡、许慎之伦，皆校书东观者，其守古学弥笃，盖皆亲见中古文经，故惑之弥甚。通学之徒皆已服膺，其风灭天下，力固宜然。故原伪经所能创，考古学所以行，皆由《七略》也。《汉书》为歆所作，人不尽知；《艺文志》即《七略》原文，人皆知之。今将《艺文志》之《六艺略》条辨于先，则歆之伪尽见矣。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
　　按：《七略》之出于刘歆，此为明条。《六艺略》为歆专职，以承父向校经、传、诸子、诗、赋也，故尤得恣其改乱，颠倒五经也。秦火虽焚，而六经无恙，博士之职不改，孔氏世世不绝，诸儒师师相受，微言大义至今具存，以为「乖绝」及「书缺简脱，礼坏乐崩」，皆歆邪说，攻今学真经而创古学伪经也。且所谓「微言大义」，即孔子改制之学也：申公、辕固生、韩婴、伏生、高堂生、田何、胡母生、董仲舒，四百年传之不绝。自歆伪经出，托之周公，而后孔子之微言大义乃乖绝，实乖绝于歆也。《春秋》有公、谷而无左氏，更无邹、夹；《诗》有齐、鲁、韩，而无毛氏；《易》出于田何，施、孟、梁丘起于宣帝后，战国前安有数家之传？叙仲尼七十子后，即以己伪撰之经入之，以涂学者耳目。首倡秦焚而书简缺，言绝而诸家争，学者开卷，诵之习熟，弥满胸臆，此所以丰蔀二千年而莫之解也。刘向所撮录，大率为歆所改。今以刘向《新序》《说苑》《列女传》校之，说皆不同，知《七略》中无向说矣。其云「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移太常书》并以「书缺简脱」四字诬为诏书。考《史记》《汉书儒林传》皆载武帝制，只有「礼废乐崩，朕甚愍焉」八字。盖博士具官，未有进者，六艺之学，朝廷未重，故以为「礼废乐崩」，非谓「书有缺脱」也。《儒林传》制诏元文既无此语，则「书缺简脱」四字，为歆增加，以证佐伪经之说，明甚。刘歆伪撰古文，既妄以传授源流强诬古人，并诬其父，又诬其君，无忌惮之小人，亦至此乎！按古今总校书之任者，皆有大权，能主张学术，移易是非，窜乱古书。先征之今，国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群书纪昀主之，算法则戴震主之。而《四元玉鉴》为中国算学最精之术，戴震于《测圆海镜提要》云「按：立天元一法，见于宋秦九韶《九章大衍数》中，厥后《授时草》及《四元玉鉴》等书皆屡见之。」则戴震必见其书，而乃不为着录，盖欲独擅其术也。《提要》之及其目者，乃其不觉流露，不及校删者耳纪昀力攻朱子，述董亨复《繁露园集》之野言，讥《名臣言行录》不载刘元城者数条，其它主张杂学，所以攻宋儒者无不至，后生多为所惑。近世气节坏，学术芜，大抵纪昀之罪也。校书者心术若坏，何所不至！幸生当国家明盛，群书毕备，故不至大为窜乱。若刘歆挟名父之传，当新莽之变，前典校书之任，后总国师之权；加汉世书籍皆在竹帛，事体繁重，学者不从大师，无所受读，不如后世刻本流行，挟巨金而之市，则捆载万卷，群书咸备也。若中秘之藏，自非马迁之为太史，则班嗣之有赐书，杨雄之能借读，庶或见之，自余学者无由窃见。故歆总其事，得以恣其私意，处处窜入。当时诸儒虽不答，师丹、公孙禄虽奏劾，然天下后世则皆为所丰蔀而无由见日矣。孔子六经不亡于秦政之烧书，而乱于新歆之校书，岂不痛哉！王允谓「不可令佞臣执笔。」若校书之权任，尤先圣大道所寄，岂可使佞人为之哉？徒以二千年经学乖讹，有若聚讼，童年而搜研章句，白首不能辨厥要归，科罪刘歆，犹未当其狱也。
　　《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师古曰「《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
　　《易传周氏》二篇。字王孙也
　　《服氏》二篇。师古曰：「刘向《别录》云‘服氏，齐人，号服光’」
　　《杨氏》二篇。名何，字叔元，菑川人
　　《蔡公》二篇。卫人，事周王孙
　　《韩氏》二篇。名婴
　　《王氏》二篇。名同
　　《丁氏》八篇。名宽，字子襄，梁人也
　　《古五子》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说《易》阴阳
　　《淮南道训》二篇。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号九师说
　　《古杂》八十篇，《杂灾异》三十五篇，《神输》五篇，图一。师古曰：「刘向《别录》云：《神输》者，王道失则灾害生，得则四海输之祥瑞。」
　　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说》三篇；京氏、段嘉十二篇。苏氏曰「东海人，为博士。」晋灼曰「《儒林》不见。」师古曰：「苏说是也。嘉即京房所从受《易》者也，见《儒林传》及刘向《别录》。」
　　《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
　　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
　　《易》曰「伏羲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効，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兴，田何传之。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