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伪经考

　　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畮，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
　　《中庸》为子思作，云「今天下书同文。」则皆用籀体，安得「文字异形」？此古学家伪说。钟鼎字虽多异，不知皆伪作者。
　　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
　　「小篆」与《史籀》相同，但颇省改，而《仓颉》《爰历》《博学》俱小篆，犹可考，则籀、篆及汉儒文字无异也。
　　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
　　秦未有作「隶书」，隶书但承变而成，辨见《艺文志》。
　　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汉兴有「艹书」。《尉律》「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
　　《汉志》《史籀》仅十五篇，下云「凡《仓颉》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按《志》云「闾里书师合《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仓颉篇》。」不过三千三百字耳。《志》下又谓「杨雄作《训纂》，易《仓颉》重复之字。」是《仓颉》并有复字，不足三千三百字之数。《志》又云「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仓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廷中，杨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仓颉》，又易《仓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乃仅得五千三百四十字。《志》又云「臣复续杨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乃始有九千字。籀文在汉初安得九千字？殆刘歆欺人之辞，许慎为所欺绐耳。
　　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
　　按：《汉志》作「又以六体试之」，「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此云「八体」者，盖《八体六技》，刘歆所伪撰，许慎用其说也。
　　今虽有《尉律》，不课，小学不修，莫达其说久矣。孝宣时召通《仓颉》读者，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时，征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
　　杜林为歆传法，则所谓父业及外祖张敞，皆歆门附会之辞。爰礼、秦近贵显于莽世，与涂恽、王璜皆歆所授，假借莽力令说文字于未央廷中，借以惑众，以行其学。辨见《艺文志》。
　　黄门侍郎杨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仓颉》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壁中书」者，鲁共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仓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
　　古文为歆伪撰，古文与鼎彝相似，又云「鼎彝即前代之古文」，然则鼎彝为歆所伪明矣。以歆奥博，作为鼎彝，必有可观，至于后世，益奇古矣。近世金学大兴，如《楚公钟》《曶鼎铭》，形体奇异，盖蔚成大国矣。然京师、山东市贾多能售其欺伪，即制度色泽瑰玮奇古，不为黄长睿、刘贡父之所欺，亦出于歆等所为耳。若出于歆手制，通学多为所蔽，宜哉！
　　而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诸生竞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苍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俗儒鄙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艺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究洞圣人之微旨。又见《苍颉篇》中「幼子承诏」，因号古帝之所作也，其辞有神仙之术焉。其迷误不喻，岂不悖哉！《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言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今亡也夫！」盖非其不知而不问。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邪辞，使天下学者疑。
　　今文与古文，必不相合，真伪不相并立，相攻如仇雠。故古文伪经始出，博士不答，孔光不助，龚胜解绶，师丹大怒，奏「歆非毁先帝所立」，公孙禄奏「国师颠倒五经，毁师法」，范升奏「左氏为异端」。光武立《左氏传》，则诸儒哗然。杨雄所采，甄丰所定，共王所得，皆歆伪造，西汉以前所不经见，诸儒「大共非訾、以为好奇」，乃其守道辨伪之宜也。许慎受业于贾逵，逵父徽受业于歆，为歆三传弟子，主张古学。既从逆矣，盗憎主人，各为其主。乃以今学诸儒为「俗儒鄙夫」，斥为「迷误」，亦不足异也。其云「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艺而善野言。」即歆《七略》所谓「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也。许慎不学妄言，真所谓「怪旧艺而善野言」，「迷误不喻」者。不幸古学大行，今学昧没，而许书遂若日中天，为后人钻仰。唐立书学，以《说文》为宗，自是奉为金科玉律矣。元行冲所嗤「父康成，兄许慎，宁言孔圣误，讳言郑、服非」矣。是非无常，真伪谬易，操、懿篡统，人咸戴之，王凌、稽绍且为之致命尽节矣。近世尊许尤甚，岂知其为伪学之毗佐哉！
　　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万物咸睹，靡不兼载，厥谊不昭，爰明以喻。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
　　许慎述所称经皆古文，而又云「《易》孟氏」，已可疑。今考《说文》引《易》无与孟氏同者，而虎部「履虎尾虩虩」与马同，角部「其牛觢」与郑同，井部「井法也」则直为郑注之文，告部「僮牛之告」与九家同。皆见《经典释文》马、郑、荀为费《易》的传，而《说文》皆与之合。然则许慎盖用费《易》，其「孟」字特误文耳。许慎纯古学家，不似郑玄古今杂揉也。门人梁启超说
　　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
　　
　　
　　
　　经典释文纠谬第十
　　元朗生当隋、唐，今学尽亡，耳濡目染，师友讲授，皆伪古学，盖五百余年矣。习非成是，不足纠绳。唯其书甚重于世，经学家所共钻仰，不可使留伪说以惑众听也。今条其瞀谬，劾之如下：
　　次第
　　五经六籍，圣人设教，训诱机要，宁有短长？然时有浇淳，随病投药，不相沿袭，岂无先后？所以次第互有不同。如《礼记经解》之说，以《诗》为首；《七略》《艺文志》所记，用《易》居前，阮孝绪《七录》亦同此次；而王俭《七志》，《孝经》为初。原其后前，义各有旨，今欲以著述早晚，经义总别，以成次第，出之如左。
　　「时有浇淳，随病投药」，二语甚精。惜其不从《经解》之次第，而惑于刘歆，曲为附从耳。然阮孝绪先从之，安能责元朗哉！
　　周易
　　虽文起周代，而卦肇伏羲，既处名教之初，故《易》为「七经」之首。《周礼》有三《易》，《连山》久亡，《归藏》不行于世，故不详录。
　　《史记儒林传》及西汉以前经子传记，无言「《易》有三」者，至刘歆伪撰《周官》，始着三《易》，然其为《艺文志》，不敢着也。《周易正义论三代易名》云「《周礼太卜三易》云‘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云‘《连山》伏羲，《归藏》黄帝。’郑玄《易赞》及《易论》云‘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郑玄又释云‘《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郑玄虽有此释，更无所据之文。按：《世谱》等群书‘神农一曰连山氏，亦曰列山氏。黄帝一曰归藏氏。’」以上《正义》皆古学附会之辞也。此云「《连山》久亡，《归藏》不行于世。」《隋志》云「《归藏》十三卷，晋太尉参军薛真撰。」又云「《归藏》汉初已亡，按晋《中经》有之。」则东汉人述古学者所为无疑也。《隋志》又云「唯载卜筮，不似圣人之旨，以本卦尚存，故取贯于《周易》之首，以备《殷易》之缺。」则《隋志》已了其伪，但未决之，较德明似稍有知识也。
　　古文尚书
　　既起五帝之末，理后三皇之经，故次于《易》。伏生所诵，是曰「今文」，阙谬处多，故不别记。马、郑所有同异，今亦附之音后。
　　直谓「伏生阙谬」，可谓无知而悍犷矣。然古学盛行，于是五百余年，积非成是，盗憎主人，奚足记哉？唯「不别记」，则今文遂亡，德明不能无罪焉。
　　毛诗
　　既起周文，又兼《商颂》，故在尧、舜之后，次于《易》《书》。《诗》虽有四家，齐、鲁、韩世所不用，今亦□□不取。
　　三礼
　　《周》《仪》二礼并周公所制，宜次文王。《礼记》虽有戴圣所录，然忘名已久，又记二礼阙遗，□□相从，次于《诗》下。「三礼」次第，《周》为本，《仪》为末，先后可见。然古有《乐经》，谓之六籍，灭亡既久，今亦阙焉。
　　「三礼」之谬，辨见《汉书艺文志》篇。唯云「《周》为本，《仪》为末」，据《中庸》「《礼经》三百，《威仪》三千」而附会之。于是尊刘歆之伪《周官》，而抑孔子之《仪礼》，公孙禄所谓「颠倒五经，毁师法」也。
　　春秋
　　既是孔子所作，理当后于周公，故次于《礼》。左丘明受经于仲尼，公羊高受之于子夏，谷梁赤乃后代传闻。「三传」次第自显。
　　按六经之序，自《礼记王制、经解》《论语》《庄子徐无鬼、天下》《列子仲尼》《商君书农战》《史记儒林传》，皆曰《诗》《书》《礼》《乐》《易》《春秋》，无不以《诗》为先者。《诗》《书》并称，不胜繁举，辨见卷二者，无疑义矣。自歆定《七略》，改先圣六经之序，后世咸依以为法，则无识也。元朗盖为歆所惑，故其序如此。云伏羲「既处名教之初，故《易》为‘七经’之首」，《书》「既起五帝之末，理后三皇之经，故次于《易》」，《诗》「既起周文，又兼《商颂》，故在尧、舜之后，次于《易》《书》」「《周》《仪》二礼并周公所制，宜次文王。」附会疑有序焉。不知六经皆孔子所作，而兴必以《诗》，教小子先以《诗》。六经先《诗》，圣教之序，刘歆务求变乱，德明妄立次第，失之矣。
　　
　　注解传述人
　　伏羲氏之王天下，仰则观于天文，俯则察于地理，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或云因河图而画八卦因而重之，为六十四。
　　按：《史记周本纪》「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日者传》「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法言问神篇》：「《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汉书杨雄传》「是以伏羲氏之作《易》也，绵络天地，经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错其象而彖其辞。」《汉书艺文志》「《易》曰‘伏羲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论衡对作篇》「《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图八，自演为六十四，故曰‘演’。」《正说篇》「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也。」自《系辞》至汉人之说，莫不以重卦为文王，虽刘歆亦不敢生异论。自商瞿传授，不经秦火，西汉前更无异说，至足据也。东京以后，异论横兴，郑康成以为神农重卦，孙盛以为夏禹重卦，见《周易正义论重卦之人》响壁虚造，不知从何得来？盖自刘歆多为伪说，惑乱正经，令学者耳目纷纭，从无可从，信无可信，于是马、郑之徒敢以疑似杜撰，自是经学之中异端蜂起。推所自来，亦歆作俑之罪也。《周易正义论重卦之人》云「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按《系辞》，神农之时已有盖取《益》与《噬嗑》，以此论之，不攻自破。其言神农重卦，亦未为得。今以诸文验之：按《说卦》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创造之谓也。神农以后，便是述修，不可谓之‘作’也；则‘幽赞用蓍’，谓伏羲矣。故《干凿度》云‘垂皇策者羲。’《上系》论用蓍云：‘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既言圣人作《易》，十八变成卦，明用蓍在六爻之后，非三画之时，伏羲用蓍，即伏羲已重卦矣。《说卦》又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既言圣人作《易》‘兼三才而两之’，又非神农始重卦矣。又《上系》云：‘《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此之四事，皆在六爻之后。何者？三画之时，未有彖繇，不得有‘尚其辞’。因而重之，始有变动；三画不动，不得有‘尚其变’。揲蓍布爻，方用之卜筮。蓍起六爻之后，三画不得有‘尚其占’。自然中间‘以制器者尚其象’，亦非三画之时。今‘伏羲结绳而为罔罟’，则是制器，明伏羲已重卦矣。又《周礼》小史‘掌三皇、五帝之书’，明三皇已有书也。《下系》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盖取诸《夬》。’既象《夬》卦而造书契，伏羲有书契，则有《夬》卦矣。故孔安国《书序》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又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是也。又八卦小成，爻象未备，重三成六，能事毕矣。若言重卦起自神农，其为功也，岂比《系辞》而已哉！何因《易纬》等数所历三圣，但云伏羲、文王、孔子，竟不及神农，明神农但有‘盖取诸《益》’，不重卦矣。故今依王辅嗣，以伏羲既画八卦、即自重为六十四卦为得其实。其重卦之意，备在《说卦》，此不具叙。」按：孔冲远引《说卦》、伪《周官》、伪《孔序》俱不论，至于以《系辞》神农之时已有盖取《益》与《噬嗑》为伏羲重卦之证，此未确也。《朱子语类》云「十三卦所谓‘盖取诸《离》’、‘盖取诸《益》’者，言结绳而为网罟有《离》之象，非观《离》而始有此也。」卷六十五又云：「不是先有见乎《离》而后为网罟、先有见乎《益》而后为耒耜，圣人亦只是见鱼鳖之属，欲有以取之，遂做一个物事去拦截他；欲得耕种，见地土硬，遂做一个物事去剔起他。却合于《离》之象、合于《益》之意。」卷七十五沈寓山《寓简》云「《大传》言‘盖取诸《益》’、‘取诸《睽》’凡一十三卦，盖圣人谓耒耜得《益》、弧矢得《睽》耳，非谓先有卦名乃作某器也。」番禺陈氏澧曰「《系辞》所言‘取诸’者，与《考工记轮人》‘取诸圜也’、‘取诸易直也’、‘取诸急也’文义正同。《轮人》意取于圜，非因见圜物而取之也；意取易直与急，非因见易直与急之物而取之也。」说「取」义最通。又曰「此以伏羲创始牵连于用蓍，又以用蓍傅合于六画，已纡曲矣。且三画非创始，六爻乃为创始乎？六爻诚用蓍矣，何以知三画不可用蓍乎？《周礼龟人》郑注引《世本作》曰‘巫咸作筮’，贾《疏》云‘伏羲未有揲蓍之法，至巫咸乃教人为之。’然则‘幽赞用蓍’非谓伏羲也。言‘作’亦非必谓创始。‘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孔疏》固以为文王、周公矣。」按：从来无谓伏羲造书契者，伪《孔序》、伪《周官》不足据，冲远附会之，益谬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