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伪经考

　　凡中世承平，右文渐盛，则金石渐兴，宋之刘敞、黄长睿，欧阳《集古》、明诚《金石》皆然。明及国朝，此风弥扇，而伪钟鼎、伪碑版遂蜂涌其间。京师市贾皆擅此技，山东贾人且开炉专铸古铜，正不独《岣嵝之碑》为杨慎伪撰、「垂露」诸体为梦英伪作，其余「吉日癸巳」之刻、《比干铜盘》之铭亦然。且即有三代文字，历世既邈，又字多异体，势难尽识，不出于勉强傅合，则必将杜撰伪作。故谈金石学者，未有不自欺而附会者也。汉自武、宣后，郡国山川往往出彝鼎，士人渐有好之。当时上好符瑞，方士媚上伪为之，真者殆无一二。且道家兴于汉、魏，后作为符篆诸体，虞集识之，凡七十余体，则方士所伪造应不少。《汉书郊祀志》「美阳得鼎献之，张敞好古文字」，按鼎铭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赐尔旗鸾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丕显休命。’」盖当时识古文者唯有敞。然今所见鼎铭皆出于王命，而书体绝异，此鼎铭不知何体？歆「古文」二字大体从此撰出，其以《左传》附于张敞亦以此。然恐张敞识古文字,亦歆所杜撰耳。杨雄、刘歆皆以绝特之学兼好奇字，如近世金石大盛，硕学之徒罕有不通之者。其许慎云「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则当时实有奇字，于是杨雄好之，而作《训纂》。侯芭、歆子棻皆从问之，亦歆所为也。歆既好博德通，多搜钟鼎奇文以自异，稍加窜伪增饰，号称「古文」，日作伪钟鼎，以其古文刻之，宣于天下以为征应。以刘歆之博奥，当时不能辨之，传之后世，益加古泽。市贾之伪，不易辨其伪作，况歆所为哉！许慎谓「鼎彝即前代之古文。」古文既伪，则鼎彝之伪，虽有苏、张之舌不能为辨也。歆窥其时学者破碎，枝叶丛蔓，说五字之文至二三万言，乘其空虚，挟校书之权，藉王莽之力，因以伪文写伪经，别为《八体六技》以惑诱学士，昭其征应。《说文》序称「孝平时，征爰礼等百余人，说文字于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亡新居摄，使大司甄丰等校文书，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三曰‘篆书’，即小篆；四曰‘佐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又称「壁中书者，鲁共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然《史记》共王无得古文事，张苍传授亦歆伪托，则是实无古文。歆既位国师，为王莽所尊信，爰礼、杨雄、甄丰皆其私党，杜林事莽，亦其私人，王璜、涂恽受其古文伪《书》，徐敖、陈侠受其《毛诗》，皆藉歆力擢至贵显。两次诏求古文、奇字，集之王庭，天下学者耳目咸为所涂，几以为真壁中古文矣。杜林为张敞外孙，既夙有师承，易于托附，故西州漆简为东汉伪古文书之胎祖，而复为《苍颉》《训纂》《苍颉故》以乱旧文。贾逵传父徽所受涂恽之学，和帝中受诏修理旧文，传之许慎，今所传《说文》是也。《汉志小学》诸书，见近人所辑，仅得十一于千百，然半为歆所窜定者。许慎主张古学，其文字九千三百五十三。封演《闻见记》：「后汉和帝时，始获七千三百八十四字；安帝时，许慎特加搜采，九千之文始备。」和帝时或未数班固书也。其书自古文、籀文外，小篆诸体亦皆自古文变出，其说经说礼皆古说，则纯乎歆之伪学也。当是时，古文之学最盛，扶风曹喜工篆，而曰「小异斯法而甚精巧。」蔡邕采之为古文杂形，诏于太学立石碑，刊载五经，题书楷法多是邕书。后开鸿都，诸方献篆，书画奇能莫不云集，于时张揖着《埤苍》《广雅》《古今字诂》，陈留邯郸淳亦与揖同时，博古开艺，特善《苍》《雅》、八体、六书，又建《三字石经》于汉碑之西。又有京兆韦诞、河东卫觊，并能古文篆，皆述歆、慎之余波。于是《说文》《字林》《三苍》《尔雅》盛行，为「小学」之轨则。唐世立之于学官，以课试天下之士，于是歆、慎之学统一天下，尊无二上矣。
　　凡六艺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着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至于五学，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
　　《诗》虽有三家，其归一也；《书》皆出于伏生；《礼》皆出于高堂生；《易》皆出于商瞿，尤无异论；《春秋》出于公羊、谷梁；经传纯全，安得谓为「乖离」？歆伪为古文，不攻旧说之乖，无以见新学之是。是时古文之出，孔光、龚胜、师丹、公孙禄及诸博士皆不从之，故歆又以学者为不「阙疑」，「安其所习，毁所不见」为大患，皆歆抑真今、崇伪古之微言也。
　　《六艺略》之作伪，略见于此。而其大端有五罪焉：一，颠倒六经之序。《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序，孔子手定；孔门旧本，自《经解》《庄子》、史迁无不以《诗》为首，《书》次之，《易》后于《诗》《书》《礼》《乐》而先于《春秋》，靡有异说。辨见前而歆以《易》为首，《书》次之，《诗》又次之。后人无识，咸以为法，自是《释文》《隋志》宗之，至今以为定制。倒乱孔子六经之序，其罪一。二，西汉以前但有博士之经，即秦火不焚之本、孔氏世传不绝之书，无阙文亦无异本也。歆伪作古文以窜易六艺，或增或改，诸经皆遍，以其伪古经文加于孔子今文经之上。如《易经》本上下二篇，而云「《易经》十二篇」，此歆所增改者也。「《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经》二十九卷」，上《古文经》者，歆作也；下《经》者，博士传孔子之《经》也。「《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上《古经》，歆伪也；下《经》，博士传孔子之《经》也。「《论语》古二十一篇，《齐》二十二篇，《鲁》二十篇」，《论语》古，歆伪也；齐、鲁《论》者，七十子所传也。「《孝经》古孔氏一篇，《孝经》一篇」，《古孔氏》者，歆伪定也；《孝经》者，博士所传孔门之旧也。以己伪经加孔子真经上，悖谬已极，其罪二。博士传孔子学者，《诗》止齐、鲁、韩三家，《礼》止高堂生十七篇，《乐》止制氏，《春秋》止公、谷二家。歆伪为《毛诗》《逸礼》《周官大司乐章》及《乐记》《左氏传》，于是论议之间，斥三家《诗》「取杂说非本义」「《士礼》不备，仓等推而致于天子」「制氏《乐》仅知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公、谷二家口说失真」，诋之唯恐不至，而盛称其伪作之书。后人无识，竟为所惑，孔子真经微而几亡，伪经盛行。其诬毁篡圣，大罪三。六经皆孔子笔削，包括天人，至尊无并。虽以《论语》《孝经》之美，《王制》《经解》《学记》《庄子》《史记》不以并称。至于「小学」，尤为文史之末技，更无可与经并列者。歆伪作古文以写伪经，创为训诂以易经义，于是以《论语》《孝经》并六艺，又以伪作之《尔雅》《小尔雅》厕《孝经》家，自是六经微言大义之学亡，孔子制作教养之文绝。自后汉以来，训诂形声之学遍天下，涂塞学者之耳目，灭没大道，其罪四。六经笔削于孔子，礼、乐制作于孔子，天下皆孔子之学，孔子之教也。歆思夺之，于《易》则以为文王作上、下篇，于《周官》《尔雅》以为周公作。举文王、周公者，犹许行之托神农，墨子之托禹，其实为夺孔子之席计。非圣无法，大罪五。歆作伪经，定《七略》，其罪如此，不知天下后世犹甘尊信之否乎？
　　《论语》：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孟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又：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荀子非十二子篇》「是子张氏之贱儒也；是子夏氏之贱儒也；是子游氏之贱儒也。」而《儒效篇》发大儒之效尤详。《礼记儒行篇》「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欤？’」《庄子秋水篇》「知儒、墨之自然而相非，则趣操睹矣。」《徐无鬼篇》「庄子曰‘然则儒、墨、杨、秉四与夫子为五。’」《墨子公孟篇》「程子曰‘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韩非子显学篇》「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太史谈论「六家」指要：「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见《史记太史公自序》《史记酷史传序》「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郦生传》「沛公不好儒，未可以儒上说也。」诸子、传记所言「儒」皆如此，不能遍举，仅每家择录一、二耳凡所云「儒」者，皆与异教对举而言。盖孔子改制后，从其学者皆谓之「儒」。故「儒」者，譬孔子之国号，如高祖之改国号为汉，太宗有天下之号为唐，艺祖有天下之号为宋，皆与异国人言之。至于臣民自言，则云「皇朝」「圣朝」「本朝」「国朝」，人自明之，不待称国号也。孔子之学，秦时已立博士。《史记秦始皇本纪》云「非博士官所职，敢有藏《诗》《书》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则博士以《诗》《书》为职可知。《贾山传》：「祖父祛，为魏时博士。」则秦、魏亦从孔子之教。意自子路居卫，曾子居鲁，子贡居齐，子张居陈，子夏居西河，澹台子羽居楚，七十子各「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虽以七国之无道，盖无不从孔子之教矣。老、墨后起，揭帜与孔子争；而义理精密，大势已成，终不能敌。而道日尊，名日盛，故战国诸子，名、法、农、战，蜂涌并兴，莫不欲夺孔子之席，日与孔子为难。高祖入鲁，以太牢祀孔子，亦以其一时教祖，因而尊之。至于文、景，虽好黄、老，博士仍具官待问。然诸子之言纷然淆乱，孔子之道虽大行，仍与诸教相杂，未能别黑白而定一尊，犹文王之化行江、汉，三分有二，未大一统也。至武帝时，董仲舒请「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绝勿进；丞相田蚡亦好儒术，公孙弘请广厉学官之路，立太常博士弟子，设甲乙科；元帝时郡国遍立校官。于是天下仰流，百川赴海，共归孔子之学，则天下混一，诸家息灭，无复「儒」、「墨」之可对言，亦无九流之可并立。故太史公特为孔子立《世家》，其《赞》曰「言六艺者，折衷于夫子，可谓至圣矣！」于《周本纪》《十二诸侯年表》《列国世家》，皆特书「孔子卒」，盖尊为一统共主也。其七十子，则立《仲尼弟子列传》以尊之。其后学以孟、荀为大宗，亦立传焉。斯真史迁之高识别裁也。太史谈之以「儒」列于「六家」者，谈本老学，其时未绝异教，故以「儒」与「道」、「墨」班，犹辽、夏之人乐与宋并称，夜郎欲与汉比，亦其宜耳。若史迁即不尔。至于向、歆之世，则天下之受成于孔学者，久以六经为学，教出于一，既无异论，亦无异学，凡义理、文字、书册莫不统焉。歆之编《七略》也，既独尊六艺为一略，统冠群书以崇孔子，犹编《汉书》者之尊高祖为《本纪》，编《宋史》者之尊艺祖为《本纪》矣。即七十子后学者如子思、孟子、孙卿，犹高祖之有文、景、武、昭，艺祖之有真、仁、英、神也；不尔，亦与七十子同为宗室诸王也。其后学若陆贾、贾谊、董仲舒之徒，则其将相大臣也。编书之例与编史之例同，则七十子后学者，亦宜为《五宗世家》《萧曹世家》之比，宜附于《本纪》之后，不与《外夷列传》班者也。屈原之文皆引经艺，亦陈良之俦传仲尼之道者，则「诗赋家」亦古《诗》之流。以《太史公书》附《春秋家》后例之，亦宜附《诗家》之末。然勿混正统，则与《兵书》《数术》《方技》各分为略，附于六经七十子后学记之后，如《文苑》《方术》之各立专传，尚无不可。唯名、法、道、墨者，本各自为教，如汉之有匈奴、西域，宋之有辽、夏、金、元，自为异国，不相臣服。史家于《文苑》《方术》之下立《外夷传》，俾其事得详而其体不与中国敌，体裁至善也。循斯为例，则名、法、道、墨诸家，其道不能废者，宜为「异学略」，附于《七略》之末，如《晋书》之有《载记》，乃为合作也。今歆编《七略》，以儒与名、法、道、墨并列，目为「诸子」，外于六艺，号为「九流」，是陈寿之《三国志》，崔鸿之《十六国春秋》，萧方等之《三十国春秋》也。且「儒」者，孔子之教名也，既独尊孔子之六经，而忽黜其教号、弟子与衰灭之教并列，则是光武修汉高之实录，而乃立《汉传》《匈奴传》《西域传》《西南夷传》并列，俾文景武昭、萧曹绛灌与冒顿、乌孙、身毒齐类而并观；高宗修宋艺祖之实录，而又立《宋传》《辽传》《夏传》《金传》《元传》，俾真、仁、英、神、赵普、曹彬、韩琦、富弼之伦与耶律德光、耶律休哥、阿骨打、赵元昊、成吉斯齐类而并列。有是史裁，岂不令人发笑哉！且九流之中，唯道、墨与儒显然争教，自余若「农家」之学，则《书》存《无逸》，《诗》存《七月》《生民》，非「农」而何？《论语》言「正名」，《易系》「明罚勅法」，非名、法而何？《典》重「授时」，《礼》贵《筮日》，非「阴阳家」而何？若夫为命之重，刍荛之采，则「纵横家」、「小说家」何尝不兼纳之其中？今乃以之与儒并列，而皆以为出于古先一官之守。夫「儒家」，即孔子也，七十子后学者，即孔子之学也。其中如《系辞》《丧服传》《公羊传》之类，附经已久，七十子之书与孔子不能分为二学也。以七十子之学仅出于司徒之一官，足以顺阴阳、明教化而已。则是孔子之教，六经之学，仅得司徒一官，少助教化，其它则无补。而十家之术，虽「纵横」、「小说」反复鄙琐，亦得与孔子之道「犹水火之相生而相灭，仁义之相反而相成，宜各舍短取长，折衷之以备股肱之材」。不知歆何怨何仇于孔子，而痛黜之深如此？出之异教之口犹可，出于歆家承儒业者，岂不大异哉！孔子之道，范围天下，子思所谓「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譬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歆乃公然贬之，大书《七略》以告天下。千古谤圣毁贤，无如此极，非狂禅之呵佛骂祖比也。考歆终日作伪，未必有甄综九流之识，盖为操、莽之盗汉，非为金、元之灭宋也。特自伪《周官》，欲托身为周公以皋牢一切，故兼收诸子，以为不过备我学一官、一识之守，因痛抑孔子，以为若而人者，亦仅备一官守，足助顺阴阳、明教化而已，阳与之，实所以夺之者，至矣！唐人尊周公为先圣，而以孔子为先师，近世会稽章学诚亦谓周公乃为集大成，非孔子也，皆中歆之毒者。但群蒙谤日，终不能以只手遮天，孔子之道自尊也。唯自歆列「儒家」于诸子，而叙七十子于其中，后世因之。自荀勖《中经簿录》，隋、唐《经籍》《艺文志》以下，至国朝《四库全书总目》，莫不从之。传仲尼之正统者，仅列九流之一家；讲「小学」之伪文者，乃为六经之附庸，颠倒悖逆，至于此极！二千年中，云霾雾塞，如堕深阱，未有人变易之者，天下尚有公是邪？宜乎为孔子之学者日衰也。《传》曰「见无礼于君者，如鹰之逐鸟雀。」今大声疾呼，以当鸣鼓之攻，别采群书为《七十子后学记》，以附六经之后，以备孔门之学。庶学者知所严崇兴起，而革刘歆以「儒」平列九流之逆说。其详见《七十子后学记凡例》，今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