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范

　　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财，厚生以养民也。]当此之际，则轻甲胄[在身曰甲，在头曰胄。]而重诗书。[诗谓雅颂之诗，非寻章摘句之诗也。
　　书谓上古圣贤所遗之书，非勾抹缮写之书也。]是知文武二途，舍一不可，[非文不治，非武不定，故定之以武，守之以文。夫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辅助也。文之所加者深，武之所服者大，故缺一不可。]与时优劣，各有其宜。[时乱则尚武，时平则尚文。文武之任，各要合其时事之宜。]武士儒人，[武艺忠勇之士，儒学贤德之人。]焉可废也。[二者不可偏废也。]
　　此十二条者，帝王之纲也。[《书》曰：若网在纲。纲者，网之总也。言上项十二事者，是为帝王大略之纲领。]安危兴废，咸在兹焉。
　　[咸，总也。言安平危乱，兴起废坠，总在于此。]人有云，非知之难，惟行之不易；行之可勉，惟终实难。[此《商书说命》之辞也。说拜稽首曰：“非知之艰，行之唯艰。”言知之易，行之难，以勉劝高宗，克终于善道也。]是以暴乱之君，非独明于恶路；[言暴虐荒乱之君，不是独见行恶之人也。]圣哲之主，非独见于善途。[言圣明哲智之主，不是独见行善之途也。]良由大道远而难遵，[《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求耳。子归而求之，有余师。”以此思之，何远之有？遵，循行也。]邪径近而易践。[《老子》曰：大道甚夷，而人好迳。迳者，小路也。故云易践履也。]
　　小人俯从其易，不得力行其难，故祸败及之；[东莱先生曰：始遇其易，即以易为常。以易为常，祸之门也。]君子劳处其难，不能力居其易，故福庆流之。[东莱先生曰：先遇其难，必以难为常。以难为常，福之阶也。]故知祸福无门，惟人所召。[《左传》闵子马曰：祸福无门，唯人所召。又《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此岂非人自召乎？]欲悔非于既往，[孔子曰：既往不咎。又《国策》有曰：见兔顾犬，非以为晚也；亡羊补圈，非以为迟也。以往非违之事，虽悔何及？是不可悔也。]唯慎祸于将来。[《易》之“坤”
　　初六曰：履霜，坚冰至。《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此岂人防渐虑微慎终于始之大戒也。故君子治未病，不治已病；治未乱，不治已乱也。将来，未来也。]当择圣主为师，毋以吾为前鉴。[《蜀志》先生语其子曰：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唯贤唯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可效也。是以太宗得此义，故以自贬抑而谕太子：汝当可选上古圣哲之主为师范，勿用我之所行，以为鉴戒。毋，音无，禁止之辞。]
　　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孔子曰：取法于天而则之，斯为其上。颜孟取法于孔子而近之，才得其中。后儒取于颜孟而远之，则为其下矣。既为其下，何足法乎？为儒者，当取法孔子、颜子、孟子；为君者，当取法于尧、舜、文王。]自非上德，不可效焉。
　　[非有高上大德之君，不足慕耳。]吾在位以来，所制多矣。[言我自登君位以来，从前至今，制作多矣。]奇丽服锦绣珠玉，不绝于前，此非防欲也；[自贬其奢也，防戒也。]雕楹刻桷，[《春秋》庄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宫楹；二十四年春，刻桓宫桷。《左传》曰：皆非礼也。御孙谏曰：臣闻之：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纳诸大恶，无乃不可乎？楹，柱也。桷，椽也。《字林》曰：齐鲁谓榱为桷。]高台深池，每兴其役，[役，谓工役，役烦其民也。]此非俭志也；[自贬其侈也。]犬马鹰鹘，无远必致，此非节心也；[自贬其荒也。节，制也。]数有行幸，以亟劳人，此非屈己也。[自贬其游田也。屈，曲也，又抑也。数，所角切，言频烦也。]斯事者，吾之深过，[此等之事，乃我平日之大过错。]勿以兹为是而后法焉。[毋以此等之事，以为后之法度，从而效之耳。]
　　但我济育苍生其益多，[苍生，谓万物。苍，苍然之生，又庶众小民也。济，救也。育，养也。益，利也。言我除隋之荒乱，救济、育养、利益人民甚众。]平定寰宇其功大，[言我平治安定天下，为民除害，其功劳甚大。]益多损少，人不怨；[怨，咎也。]功大过微，德未亏。
　　[亏，妨也。]然犹之尽美之踪，于焉多愧；尽善之道，顾此怀惭。
　　[鲁《论》曰：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言我虽平定寰宇、治育苍生，有功于天下，亦有奇丽服玩、行幸盘游之好，不能尽善尽美。每回顾此等之事，甚惭愧于心也。]况汝无纤毫之功，[此谓高宗，言何况汝并无纤细毫末之功绩也。]直缘基而履庆？[径因父祖基业而登履庆位。直，径也。缘，因也。]
　　若崇善以广德，则业泰身安；[如能崇尚善道，以充广其德，庶得基业康泰，身位平安。]若肆情以从非，则业倾身丧。[如放肆情欲，以嗜邪淫，必是基业倾危，身位丧败。]且成迟败速者，国基也；失易得难者，天位也。可不惜哉？[《商书》伊尹申诰于太甲曰：呜呼！
　　唯天无亲，克敬唯亲；民常怀，怀于有仁；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
　　天位艰哉！德唯治，否德乱。与治同道，不兴；与乱同事，不亡。
　　终始慎厥与，唯明明后。诚哉斯言！此伊尹当阿衡之任，曰“天位艰哉”一句，其激切之至也。于此太宗深得此理，唯忧唯惧，故发成迟败速、失易得难之痛诫也。为人君者念哉鉴哉，不可忽也。艰，即难也。]【译述】如果追求善道，弘扬美德，那么就会基业康泰，身位平安。相反，如果放肆情欲，贪嗜邪恶，那么就会基业倾危，身位丧败。要知道，国家的基业，确实是形成很慢而败亡很快；皇帝的宝座，也确实是得到很难而失去很易啊！自己怎么能不珍惜呢？面对前代的治乱兴衰，成败利钝，一定要格外谨慎小心啊！
　　崇文释评《庄子》曰：“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
　　《老子》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像庄子和老子这样的哲学家，惯常以逆挽法起笔。上述两则论述，就是从结尾说起，然后追溯形成此结果的根由。他们很少从正面去说应该怎样施行仁义礼乐，而是更多地从反面警示人们不施行仁义礼乐的恶果和危害。毋庸讳言，今天的学术界有许多人对道家哲学存有很强的偏见和很深的误解，最典型地表现在对“清静无为”思想的理解上。不少人片面而肤浅地认为，所谓“清静无为”就是什么事都不做，只是坐在那里等机会，因而把“清静无为”看作是一种消极悲观的思想。持论者甚至把无欲无求、清心寡欲、不与人争等命题也曲解为是保守倒退、不思进取等等。殊不知，道家的这些思想并不是僵死教条、万古不变的人生准则，而贯溢其中的却是鲜活的生命的律动和制止妄为，反对暴虐的呼唤。老子和庄子面对春秋战国的刀光剑影以及由战祸摧毁了的世道人心，真可谓泪干心枯、往事成灰。兵灾由何而起，荒败由何而生，还不是源于人性之恶？人性之恶的表现又是什么呢？答案是欲望没有止境，争伐没有尽头。在这个意义上来看，道家从扼制人性之恶入手，大概比儒家单纯张扬礼乐之兴，仁义之作更深刻也更有说服力。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道家哲学的出现，是对儒家哲学盲目煽动进取有为因而不断导致罪恶产生的一种制衡，是一种正本清源，更是一种拔乱反正。
　　当人们集体无意识般地沉迷于儒家哲学的有欲有为中时，道家哲学确实称得上是一味厚重的清醒剂，它既矫正了人类的自大狂，更尖锐地揭示了儒家哲学“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穷凶极恶的偏谬，起到了匡时救世的积极作用。正因为祸乱不已，所以才要清心寡欲；正因为征伐无度，所以才要清静无为；正因为争斗不息，所以才要抱朴守拙。那些用脚底板思考的人，又哪里知道，儒家思想在正面鼓励人们奋发图强的同时，又是多么巧妙地掩盖了其欲壑难填的恶劣倾向。环顾历史，人类的各种各样的欲望，又给自身带来了多少难以克服的灾难啊！我们也必须明白，道家哲学并不是要否定人的欲求，而是试图疏导人们有所克制地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如果说儒家哲学是更多地从正面教育人们应该去做什么的话，那么，道家哲学就是更多地从反面训导人们不应该去做什么。因而从本质上说，道家哲学不仅不是冷眼旁观的哲学，相反却是热心救世的哲学；不仅不是消极悲观的哲学，相反却是积极乐观的哲学。当然，任何哲学都只可能揭示出相对真理。儒家哲学在讲求修齐治平的同时，业已潜藏着纵欲的危机，而道家哲学在强调无为而治的同时，分明也孕含着虚无的色彩，这是我们必须予以警惕的。
　　儒家与道家相比，前者更重建设，而后者更重破坏。尤其是在礼乐文化方面，儒家可谓建树颇多，影响颇深，贡献颇大。试以孟子的一段话为例：“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斑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儒家的祖师爷孔子，则告诫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他更明确地提出“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的著名主张，以此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规范，强化人们的道德修养。
　　《论语》、《孟子》、《荀子》，作为儒家经典，其核心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阐扬仁教德化义礼智勇。它对于炎黄子孙性格的塑造和熔铸，对于中华民族礼仪典章的形成和确立，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不用说古代，即使在今天，我们所遵循和奉行的仍然是以儒家之道为主的精神内核和文化传统。比较而言，先秦百家以及后来的诸如宋明理学等传统，显然或消声匿迹或退居其次。在某种意义上说，儒学思想在我们这个缺乏宗教信仰的民族中，几乎演化成了一种国教、一种官方哲学、一种深入人心并历久弥新的理论准则。
　　传统儒家虽然普遍存在着忽视乃至贬斥法治刑名的倾向，但它在重教兴学方面的突出建树，又是其它百家所望尘莫及的。从孔子的施仁政、办私学，到孟子的行王道、废霸道，再到荀子的法后王、重后学，一以贯之的主导思想，几乎无一例外地是诗书继世、礼乐兴邦的优良传统。
　　这一传统一个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它不断导引封建时代的政治家们弃武修文、经邦济世。其具体的表现则是把马上得天下，诗书致太平作为最高的统治之术。因而，制礼作乐、文教德化、尊贤重道，几乎成为了历朝历代政治家们的终极关怀。自然，进德修业的课题也长盛不衰地被提到一个崇高的位置。如《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十八年，太子李治初立时，散骑常侍刘洎的一番议论就极具代表性。他说：“至若生乎深宫之中，长乎妇人之手，未曾识忧惧，无由晓风雅。虽复神机不测，天纵生知，而开物成务，终由外奖。..窃唯皇太子玉裕挺生，金声夙振，明允笃诚之美，孝友仁义之方，皆挺自天姿，非劳审谕，固以华夷仰德，翔泳希风矣。然则寝门视膳，已表于三朝；艺宫论道，宜弘于四术。虽当于春秋，饬躬有渐，实恐岁月易往，堕业兴讥，取适晏安，言从此始。”
　　同年，太宗有感于此，把自己教育太子的殷切之情坦言于大臣。他说：“古有胎教世子，朕则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诲谕，见其临食将饭，谓曰：‘汝知饭乎？’对曰：‘不知。’曰：‘凡稼穑艰难，皆出人力，不夺其时，常有此饭。’见其乘马，又谓曰：‘汝知马乎？’对曰：‘不知。’曰：‘能代人劳苦者也，以时消息，不尽其力，则可以常有马也。’见其乘舟，又谓曰：‘汝知舟乎？’对曰：‘不知。’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见其休于曲木之下，又谓曰：‘汝知此树乎？’对曰：‘不知。’曰：‘此木虽曲，得绳则正，为人君虽无道，受谏则圣。此《传说》所言，可以自鉴。’”太宗这一套教育方法，固然与其借鉴前代陈例有关，实则亦与时贤劝诫关系更切。贞观二年，大臣张蕴古上表曰：“今来古往，俯察仰观；唯辟作福，为君实难。宅普天之下，处王公之上；任土贡其所有，具僚和其所唱。是故恐惧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转放。岂知事起乎所忽，祸生乎无妄。固以圣人受命，拯溺亨屯，归罪于己，推恩于民。大明无偏照，至公无私亲；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礼以禁其奢，乐以防其佚。”蕴古之说，仍落结于礼乐，其意在于为太宗提供驾驭天下之纲领，防微杜渐之方略。观诸太宗于贞观二十二年所作《帝范》一书之《崇文》篇中深自反省悔恨一节，则知确是由来有自。太宗之所以反省悔恨，大概是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吧，而其反省悔恨的依据，似乎又可以追溯到贞观十一年魏征的奏疏。
　　魏征说：“知存亡之所在，节嗜欲以从人，省游畋之娱，息靡丽之作，罢不急之务，慎偏听之怒。”
　　回想太宗刚即位时的情景，我们又不禁想到魏征的另一番忠告之辞。
　　魏征说：“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太宗欣然接受，并奉为的矢。“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谓乱离之后，风俗难移，比观百姓渐知廉耻，官民奉法，盗贼日稀，故知人无常俗，但政有治乱耳。
　　是以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异端，自然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