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正辩

　　（问曰：“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今佛说生死鬼神之务，此殆非圣哲之语也。”牟子日，“经云：‘为之宗庙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时思之。’周公为武王请命曰：‘旦多才多艺能事鬼神。’夫何为也？佛经所说，非此类邪了？”）

　　圣人所谓鬼神者，天地人而已。举天神，则凡丽乎天者皆属焉。举地只，则丽乎地者皆属焉。举人鬼，则夭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二、庶人祭于寝，皆其祖考，非有他也。天子祭天地、七庙，诸侯不得僭焉。诸侯祭社稷、五庙，大夫不得僭焉。此非固为等路也，犹人不敢以他人之祖考祭于己之宗庙耳。故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谲也。”其者，指物之名，分定之论也。是故“为之宗庙以鬼享之者”，享我之先也。“春秋祭祀以时思之者”，思我之所祭也。“多才多艺能事鬼神者”，事我之所得事也。其道岂不简要明白，天下可以共由哉？若佛氏所谓鬼神者，则异乎此矣。十王、五道、马首、牛头之类，不知何所据而云乎？佛经既言之，其名号不可胜数，而道家亦复言之，其名号与佛经所载几同，或异，而互相非毁，何者为是邪？圣人无证则不言，无实则不言，不可行则不言，不可信则不言。无证、无实，不可行，不可信，是理之所无也。理之所无而言之，自谓真实无妄，乃妄之至极，不可复加者也。

　　（问：“子日！‘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孟子讥陈相学许行之术，曰：“吾闻用夏变夷，末闻用夷变夏也。’子学尧、舜、周、孔之道，而今舍之，更学夷狄之术，不已惑乎？”牟子曰：“孔子所言矫世法，孟子所云疾专一尔。佛经所说上下周极，含血之类，皆属佛焉，是以吾复尊而学之也。”）

　　人必有目而后可责其见，必有耳而后可责其闻。今求见闻于土石草木，虽千岁而不可得矣。是以圣人教人致其知识以尽事物之理，洞然无疑，然后意可诚、心可正、其身可修、推而齐家、治国、平天下无所不当。岂有世间世外之限哉？凡溺于佛者，必为此言曰：“儒者所明，治世之具耳，非出世之道也。”然佛氏固不能戴地而复天也，固不能冬葛而夏裘也，固不能鼻饮而口嗅也，固不能水车而陆舟也。以一身受天地万物之用，皆无以异于人，而独于人伦至理则毁除之，以为非出世法，而鄙天地万物谓之幻妄。则何异食饭而曰此非饭也，乃土也；饮水而曰此非水也，乃火也，而可信乎？故圣人恶异端之害正术，恶邪说之溺良心，恶似是而非者。谨华夷之辩，以扶持人理，不使沦胥于夷狄、禽兽而罔觉也。

　　（《列子》曰：“太宰嚭问孔子曰：‘子圣人欤？’对曰：‘丘博识强记，非圣人也。’又间：“三王圣人欤？”曰：‘三王善用智勇，圣非丘所知。’又问：‘五帝圣人欤？’曰：‘五帝善用仁义，圣非丘所知。’又问：‘三皇圣人欤？’曰：“三皇善用时，圣非丘所知。’太宰大骇曰：‘然则孰为圣人乎？’夫子从容有间曰：‘丘闻西方有圣人焉，不理而不乱，不官而可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人无能名焉。’”据斯以言，孔子深知佛也。时绿未升，故默而识之。）

　　孔子删《诗》、定《书》、系《周易》、作《春秋》，正道术，不使邪妨正也。《诗》杂出于民言，故取其止于礼义者，于三千篇中十得其一耳。鸿荒之世，文教未备，故断自唐、虞，而下至于秦穆公之誓。千余年间，所得者百篇而已。《八索》之书，乱《易》者也，故赞《易》而黜《八索》。乱臣贼子，人道之大残也，故作《春秋》而讨乱贼。其文不繁，而天下之理则尽矣。后世有杨、墨之道、刑名之学，皆不能乱圣经之正，则孔子之功也。如《列子》所称，何其谬诞之甚邪？盖御寇有化人之论，寓言幻诡，乃借重于孔子耳。仁赞又从而附会之，殆亦画蛇增足之类乎！

　　（《文中子》：“或问佛，文中子曰：‘佛，西方之圣人也，施于中国助泥。’”）

　　孔手曰：“道之不明也，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智者过之，愚者不及也。”过者，言过于中道耳。天地万物无不有自然之中，中者，道之至也，性之尽也，理之全也，心之公也，无不该也，无不偏也。佛自以为识心见性，而以人伦为因果，天地万物为幻妄，洁然欲以一身超乎世界之外，则其心不公、其理不全、共性不尽、而其道不至，知有极高明，而无见于道中庸；徒谎形面上者，而不察形而下者；慕斋戒，洗心退藏于密，而不知吉凶舆民同患；欲无思无为，寂然不动，而不能感通天下之故；举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而不能中节于喜怒哀乐既发之后：正所谓过之者也。孔子之立教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子恩传之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孟子传之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本末、内外、精粗、隐显，其致无二。中国有道者明之曰：“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正心诚意可以平治天下，洒扫应对进退可以对越上帝。此之谓圣学矣。文中子之言，虽中国知夷狄之异宜，而于佛学则亦未之穷也，故推之为圣人。审其道与尧、舜、文王、孔子同归于圣，则无不可施于中国之理。不可施于中国，则非圣人也。而尧、舜、文王、孔子之道所以处夷狄者，则无施而不可，方册所载尽之矣。

　　（宋世祖大明三年，有羌人高阖反，事及沙门昙票标。下诏曰：“佛法讹替，沙门混杂，专成逋数，无状屡闻，可付所在，精加沙汰。后有违犯，严其追坐。自非戒行精苦，并使还俗。”诏虽严重，竞不施行。）

　　佛氏使人持护戒律，而不为犯戒破律之法加之于其身。乃要之于地狱果报茫昧之事，施于人听不见。保奸护邮，自相欺罔，明君所恶也。宋世祖区处之，存其戒行精苦者，汰其混杂逋数者，岂非宽典邪？而仁赞乃云：“韶虽严重，竟不施行。”其诏逆理而不可行邪？抑世主中变其意而自不行也？如曰逆理而不可行，则世祖代佛用规，肃清其教，不俟后世之报，自用当时之法，使戒行者劝，逋数者惧，河为不可也？如曰世主中变而不行，则是宋祖见善不明，去恶不勇，俄是而忽非，初得而终失，乃君道之丑，正术之病，邪说之利，小人之便，后世之永鉴也！

　　（魏世祖好《庄》、《老》，司徒崔浩不信佛。会盖吴反于杏城，开中骚扰。帝西征至长安，甜息寺中。沙门饮从官酒，入其便室，见有财产，弓裘及牧守富人所寄藏物以万计。乃下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敕四方一依长安行事，如有容隐者，皆门诛之。又下诏曰：“自今已俊敢有事胡神及造其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诸有佛像及胡经者，皆击破焚蒸。沙门无少长悉坑之。”是岁真君七年三月。至十三年二月，因疠而崩。）

　　凡僧人犯罪，所以尤可疾恶者，为其所言，自处于至清甚高之地，世俗之人皆不足以望我也。见饮酒者曰昏其神志，见食肉者曰必受果报；见有妻子者曰俗缘爱染，见用刑杀戮者曰彼此一如；见积殖货财者曰诸有非乐。其言岂不美哉！方其落发受戒之时，听之于师，誓之于佛，固当终身服鹰而不失矣。而饮酒、食肉、通奸、利谋、乱逆，载于史传者，班班而是。如魏祖所见，乃其万分之一耳。推类言之，大抵然也。何者？佛虽设戒周密，而其道以空为宗。一遣之于空，则其所设之戒虽千条为端，或犯或毁，曰此皆空也，何不可哉？守戒者少而犯法者众，其弊不可胜言，以其逆理故也。自有天地以来，必饮洒，圣人教人使不乱耳。自有天地以来，必食肉，圣人教人使勿纵耳。男女必配合，教之使有礼耳。有生必有杀，教之使用恕耳。利用不可缺，教之使尚义耳。此中庸之道，通万世而无弊者也。其或不循搜法者，饮酒则沈酗，食肉则饕餐，淫于色而邪滥，役于怒而残虐，贪于财而攘败，陷罪恶而丽刑辟，则人孰不以为当哉？岂敢著书立言以形怨谤也？魏世祖因沙门之罪而行废斥，美政也。然于其间亦有过举焉，焚其书、销其像、毁其器、人共人，则可矣。不以有罪无罪悉坑之，则滥刑也。凡处事立制，必得中道，则人不骇而政可行。不然，未有不激而更甚者。此亦明君贤相之来鉴也。仁赞记此，其意既为长安沙门雪耻，又快魏世祖之卒。人亦惑之，谓世祖不当如此。然行法之后六年乃崩，亦已久矣。彼不行此法者，岂皆不死邪？唐宪宗躬迎佛骨，斥逐谏臣，未及一年，为闱宦所杀，仁赞乃不知邪？

　　（周高祖时，有识记，忌于黑夜，谓沙门中次当袭运，故行废荡。平齐既讫，自以为减法之福佑也，改元宣正。至五月日，疠而崩。）

　　梁萧衍以入主之尊而为沙门最苦之行，盖未有及之者也，宜其眉寿千百，享国无穷矣。而垂老之年，为叛贼所困，饥肠莫救，围急而憋。当是时，使侯景因疠而死，乃佛法报应之明验也。何为反加虐于奉佛之主，不祸于叛逆之人邪？仁赞恨忮，必曲为之说，人皆信之，吾得不辩乎？凡人未有生而不死者。天有六气偏值，则成疾。双林终命，乃以背疽。佛自兴法，何为身受此苦邪？武王去暴除残，出民于涂炭，成王致俗刑措，增光于文、武，孔子垂世立教，传道于无穷，皆不免于有疾。其时佛说未人中国也。而此数圣人者岂不知爱生邪？胡为而爽节宣之养哉？人君致思于谨守正道，严恭寅畏，日慎一日，不敢自逸，犹以疾而死。则亦命之不可移，非人所致，无如之何，顺受而已，虽有诱胁之言，安能惑邪？

　　（唐高祖武德末年，僧徒多僻，下诏曰：“朕兴隆教法，情在护持，使玉石区分，薰获有辩。长存妙道，永固福田。端本澄源，宜从沙汰。”）

　　人君立法出令，不可不审。如其审，定一令不反；如其未定，则当劫毖而后发，岂可轻也。法已良，令已善，必行而已，谁得阻之？辟之用兵，小小胜负，固不系兵之大体也。唐高祖不能区处其子之玉石，安能分别夫僧之玉石乎？沙汰之令岂不甚美，然终不能绝其根本。《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高祖非其人故也。

　　（周世宗尹府，嫌空门繁杂，欲奏请沙汰僧录。道丕曰：“天下疮痍未合，乞待后时。”及世宗登位，果下敕毁寺立僧帐。享年不永而国祚有归，抑亦毁废之明验矣。）

　　周世宗毁无用之铜像，铸有用之锅钱，其言曰：“佛不惜头目脑髓以利众生，而况像乎？”此破奸之正术，佛氏之所深恶也。故仁赞记之如此。人生修短，国祚永促，此固有至理，未可遽论。姑据仁赞之言而孜之，奉佛无出于萧衍者，而其效乃尔。则世宗享年不永，历数有归，必不由毁寺而立帐矣。

　　（石虎语曰：“世尊，国家所奉，闾里小人得事否？为沙门皆当贞正精洁。今或有奸宄避役，可料简之。”中书王度奏曰：“王者郊天地、祭百神，故礼有恒享。佛生西域，非中华所奉，漠初惟听西域人立寺都邑。魏承漠制，请趟人不听铬寺。已为沙门者遣还初服。”朝士多阂此议。虎曰：“联出边成，宜从本俗。”）

　　王度言汉初惟许西域人立寺都邑。予欲沿此意而谨华夷之辩，明人伦之理，凡欲为僧者当住天竺国。以天竺国佛之所生，立教之地也。二十七祖般若多罗谓逢磨曰：“南方惟好有为功德，不见佛理，汝至彼不可久留。”其后陆磨不用其言，卒中毒药。夫以达磨传法之祖，尚不能自存于华夏，而况后世涉猎口耳之流乎！且入之大经，各有伦理，中国必不能弃父子君臣而从夷俗，西域必不能背中国礼义而阐夷风。自佛法人中国，至今几千年，其事可验矣。故予谓人主无道力德改以绝其教，莫如立法，使愿为其学者载其书归于其国。则华夷之辩谨，人兽之理明，而历古反道败德、蠹耗生民之患息矣。

　　（宋元嘉中，沙门惠琳为太祖所赏，每升独榻礼之。颜延之曰：“此三台之座，岂可使刑余居之？”帝变色。）

　　昔者同子骖乘，袁丝变色。慎夫人厕帝后之座，袁盎却之。君尊如天，不可贰也。有如尊德乐道之君，于其所受教之臣，致敬尽礼以承其教，则有之矣。亦未闻引之共辇同榻，坐之于其所不当坐也。使坐于其所不当坐，则是怙宠夸俗之鄙人，非抱道怀德之君子矣。此王导所以不敢升御床也。颜廷之所论甚正，元嘉帝变色而拒之，殆亦苻坚摧权翼之技耳，岂明主之道哉！

　　（萧摹之，宋元嘉十二年为丹阳尹，奏称：“佛化于中国已历四代，塔寺刑像所在千计。自顷以来，敬情未平，更以奢竞为重，达中越制，宜加检裁。请今后铸铜像、造塔寺，先诣所在，陈事列言，待报听造。”）

　　摹之所言，有去邪之意，而未尽善也。以吾观之，当遣其徒裁其书归天竺国，破其像而毁其居，乃上策也。或未能行此，不若并小寺人大寺，僧愿归农，及选其无戒律不通经论者，皆还之为民。凡毁钢铁铸像，糜金朱为饰。印造经文，创立浮屠，逃业出家，舍施僧物及受施者，并严为之禁。所谓试经拨放，给卖度牒，不复施行。明君贤相力守此法三十年，则乱华之风变矣。

　　（庐愿仕来为中书，明帝以故居地起湘宫寺，制度宏壮。愿曰：“劳役之苫，百姓贩妻贸子，吁嗟满路。佛若有知，念其有罪，佛若无知，作之何益！”）

　　昔年韩维侍郎守许州。一日，有君子谒之，过市，见群僧为佛事甚盛，云侍郎所命也。君子同韩曰：“彼何为者邪？”韩曰：“为百姓祈福耳。”君子曰：“能福百姓者，不在太守而在群僧乎？’韩而莫对。凡人主所以典造寺宇、广度僧尼者，皆惑于福田利益之说，不知以梁萧衍为监者也。财用力役无一不出于民，民衣食之不给，而驱之运土伐木，掊敛其资生之具，为广官大厦，金碧髹朱，前后辉映，以贮土木之偶人，群惰农奸夫而居之，中国之大残也。乃反以为福田利益，佛欺人甚矣。而世主甘心焉，果何理欤？为人上有可以兼利万物之势，不以其道行之，顾区区于异端之奉，以冀非望之福，其愚岂不太甚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