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斋四存编

　　陈氏渊曰：“伊川自涪归，见学者凋落，多从佛教，独龟山先生与谢丈不变。因叹曰：‘学者皆流于异端矣！惟有杨、谢二君长进。’”　　尝观孔子殁，弟子如丧父母，哀恸无以加矣；又为之备礼营葬，送终无以加矣；又皆庐其墓三年，惓恋无以加矣；余情复见于同门友之不忍离，相向而哭皆失声。其师弟情之笃而义之重，盖如此也。迄后有宋程、朱两门，以师弟著于乾坤，不惟自任以为真继孔子之统，虽当时及门亦以为今之孔子矣，后世景仰亦谓庶几孔门师弟矣。而其殁也，不过一祭一赞，他无闻焉。仆存此疑于心久矣，亦谓生荣死哀之状必别有记载，寡陋未之见耳。殊不意伊川生时，及门已如此其相负也！涪之别也，日月几何，而遽学者凋落，相率而从于佛也！又孰知所称杨、谢不变者，下梢亦流于禅也！然则真承程子之统者谁也？非因二程失古圣教人成法，空言相结之不固，不如实学之相交者深乎！抑程门弟子之从佛，或亦其师夙昔之为教者去佛不远也。程子辟佛之言曰：“弥近理而大乱真。”愚以为非佛之近理，乃程子之理近佛也。试观佛氏立教，与吾儒之理，远若天渊，判若黑白，反若冰炭，其不相望也，如适燕适越之异其辕，安在其弥近理也！孟子曰：“治人不治，反其智。”伊川于此徒叹学者之流于异端，而不知由己失孔子之教，亦欠自反矣。
　　问：“龟山晚年出，是不可晓。其召也以蔡京，然在朝亦无大建白。”朱子曰：“以今观之，则可以追咎当时无大建白。若自己处之，不知当时所当建白者何事。”或云：“不过择将相为急。”曰：“也只好说择将相固是急，然不知当时有甚人可做。当时将只说种师道，相只说李伯纪，然固皆尝用之矣。又况自家言之，彼亦未必见听，据当时事势亦无可为者，不知有大圣贤之材何如耳。”　　当时所称大儒如龟山者，既自无将相材，又无所保举。异世后追论，亦无可信之人，不过种、李二公而已。然则周、程、张、邵棺木尚新，其所成之人材皆安在哉？世有但能谈天说性，讲学著书，而不可为将相之圣贤乎！　　或言“择将相为急”，何不曰“当时龟山便是好将相，惜未信用”，乃但云“也只好说择将相”，盖身分亦有所不容诬也。噫！儒者不能将，不能相，只会择将相，将相皆令何人做乎？末又云“当时事势亦无可为者，不知有大圣贤之材何如耳”。是明将经济时势让与圣贤做，尚得谓之道学乎？至于李公字行，种公名呼，此朱子重文轻武不自觉处。其遗风至今日，衣冠之士羞与武夫齿，秀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装，父兄便以不才目之。长此不返，四海溃弱，何有已时乎？独不观孔门无事之时，弓矢、剑佩不去于身也，武舞干戚不离于学也！身为司寇，堕三都，会夹谷，无不尚武事也。子路战于卫，冉、樊战于齐，其余诸贤气象皆可想也。学丧道晦，至此甚矣！孔门实学，亦可以复矣！
　　问：“龟山当时何意出来？”曰：“龟山做人也苟且，是时未免禄仕，故乱就之”云云。问：“或者疑龟山为无补于世，徒尔纷纷，或以为大贤出处不可以此议，如何？”曰：“龟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后人又何曾梦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极好。”　　余尝谓宋儒是理学之时文也。看朱子前面说“龟山做人苟且，未免禄仕，故乱就之”，此三语抑杨氏于乡党自好者以下矣。后面或人说“大贤出处不可议”，又引胡氏之言比之柳下惠，且曰“极好”；又何遽推之以圣人哉？盖讲学先生只好说体面话，非如三代圣贤，一身之出处，一言之抑扬，皆有定见。龟山之就召也，正如燕雀处堂，全不见汴京亡，徽、钦虏；直待梁折栋焚而后知金人之入宋也。朱子之论龟山，正如戏局断狱，亦不管圣贤成法，只是随口臧否。驳倒龟山以伸吾识，可也；救出龟山以全讲学体面，亦可也。
　　上蔡为人英果明决，强力不倦，克己复礼，日有课程。所著论语说及门人所记遗语，行于世。　　要推尊上蔡，便言其“克己复礼，日有课程”。后面要说程门诸人见皆不亲切之故，又言是“无头无尾，不曾尽心”，毋乃自相矛盾乎？此处殊令人疑。
　　上蔡直指穷理居敬为入德之门，最得明道教人之纲领。　　朱子称“上蔡直指穷理居敬为入德之门，最得明道教人纲领”，仆以为此四字正诸先生所以自欺而自误者也。何也？“穷理居敬”四字，以文观之甚美，以实考之，则以读书为穷理功力，以恍惚道体为穷理精妙，以讲解著述为穷理事业，俨然静坐为居敬容貌，主一无适为居敬工夫，舒徐安重为居敬作用。观世人之醉生梦死，奔忙放荡者，诚可谓大儒气象矣；但观之孔门，则以读书为致知中之一事。且书亦非徒占毕读之也，曰“为周南召南”，曰“学诗”、“学礼”，曰“学易”、“执礼”，是读之而即行之也。曰“博学于文”，盖诗、书六艺以及兵农、水火在天地间灿著者，皆文也，皆所当学之也。曰“约之以礼”，盖冠婚、丧祭、宗庙、会同以及升降周旋，衣服饮食，莫不有礼也，莫非约我者也。凡理必求精熟之至，是谓“穷理”；凡事必求谨慎之周，是谓“居敬”。上蔡虽贤，恐其未得此纲领也。不然，岂有“居敬穷理”之人而流入于禅者哉！
　　明道以上蔡诵读多记为玩物丧志，盖谓其意不是理会道理，只是夸多斗靡为能。若明道看史不差一字，则意思自别。此正为己为人之分。　　谢良佐记问甚博，明道谓之曰：“贤却记得许多，可谓玩物丧志。”良佐身汗面赤。明道曰：“此便是恻隐之心。”可见大程学教犹不靠定书本。仆掀阅至此，悚然起敬，以为此正明道优于伊川、紫阳处，又未尝不爱谢公之有志也。使朱子读此亦为之汗身赤面则善矣；乃曲为之说，谓渠是夸多斗靡，不是理会道理，又引程子看史事证之，总是不欲说坏记诵一道，恐于己读尽天下书之志有妨也。不知道理不专在书本上理会；贪记许多以求理会道理，便会丧志，不得以程子看史一字不差相混也。
　　问：“上蔡说横渠以礼教人，其门人下梢头低，只溺于刑名、度数之间，行得来因无所见处，如何？”曰：“观上蔡说得偏了，这都看不得礼之大体，所以都易得偏。如上蔡说横渠之非，以为欲得正容谨节，这是自好，如何废这个得！如专去理会刑名、度数固不得，又全废了这个也不得。”　　宋儒胡子外，惟横渠之志行井田，教人以礼，为得孔、孟正宗。谢氏偏与说坏，讥“其门人下梢头低，溺于刑名、度数”，以为横渠以礼教人之流弊。然则教人不当以礼乎？谢氏之入禅，于此可见。二程平昔之所以教杨、谢诸公者，于此可想矣。玩“行得来因无所见”一语，横渠之教法真可钦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此圣贤百世不易之成法也。虽周公、孔子，亦只能使人行，不能使人有所见；功候未到，即强使有所见，亦无用也。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道者，众也。”此固叹知道之少，而吾正于此服周公、孔子流泽之远也。布三重以教人，使天下世世守之，后世有贤如孟子者得由行习而著察，即愚不肖者亦相与行习于吾道之中，正中庸所谓“行而世为天下法”，历八百年而犹在，几百余年而未衰。此周公、孔子之下梢头原如是其低也，而其上梢头亦未尝高。制礼作乐，遵行遍天下，而周公之心，虽亲贤之召公不尽知也。博文约礼，服习遍三千，而一贯之秘，虽聪颖之端木未之闻也。相随半生，尚以“多学而识”认夫子，然则未闻性道之前，端木子与三千人不同以文礼为道乎？则横渠之门人，即使皆认刑名、度数为道，何害也！朱子既见谢氏之偏而知横渠之是，即宜考古稽今，与门人讲而习之，使人按节文，家行典礼，乃其所也。奈何尽力诵读著述，耽延岁月！迨老而好礼，又只要著家礼一书，屡易稿始成，其后又多自嫌不妥，未及改正而没，其门人杨氏固尝代为致憾矣。考其实，及门诸公不知式型与否，而朱子家祠丧礼已多行之未当，失周公、孔子之遗意者矣。岂非言易而行难哉！
　　尹彦明见伊川后，半年方得大学、西铭看。此意思好，也有病。盖且养他气质，淘潠去了那许多不好底意思，如学记所谓“未卜禘，不视学，游其志也”之意。此意思固好，然也有病者。盖天下有多少书，若半年间都不教他看一字，几时读得天下许多书？所以彦明终竟后来工夫少了。　　伊川虽失孔子学教成法，犹知不可遽语人以高深，犹知不全靠书册，故迟半年方与门人大学、西铭看。至朱子则必欲人读天下许多书，是将道全看在书上，将学全看在读上，其学教之法又不逮伊川矣。吾谓大学可即与看，若西铭，虽姿性聪敏者，再迟数年与看，未为晚也。
　　和靖涪州被召，祭伊川文云：“不背其师则有之，有益于世则未也。”因言：“学者只守得某言语，已自不易；少间又自转移了。”　　吾读甲申殉难录，至“愧无半策匡时难，惟余一死报君恩”，未尝不凄然泣下也！至览和靖祭伊川“不背其师有之，有益于世则未”二语，又不觉废卷浩叹，为生民怆惶久之！夫周、孔以六艺教人，载在经传，子罕言仁、命，不语神，性道不可得闻，予欲无言，博文约礼等语，出之孔子之言及诸贤所记者，昭然可考，而宋儒若未之见也。专肆力于讲读，发明性命，闲心静敬，著述书史。伊川明见其及门皆入于禅而不悟，和靖自觉其无益于世而不悟，甚至求一守言语者亦不可得，其弊不大可见哉！至于朱子追述，似有憾于和靖而亦不悟也。然则吾道之不行，岂非气数使之乎！
　　问：“伊川门人如此其众，后来更无一人见得亲切。或云游、杨亦不久亲炙。”曰：“也是诸人无头无尾，不曾尽心在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会得透。如邵康节从头到尾，极终身之力而后得之，虽其不能无偏，然就他这道理，所谓成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资禀便较高，他也去仕宦，只他这所学，自是合下直到，所以有成。某看来，这道理若不是拚生尽死去理会，终不得解。”　　伊川门人甚众，后更无一人见之亲切，非因伊川所教诸人所学俱失孔子实学之故乎！朱子乃云“是诸人无头无尾，不曾尽心在上面”，试观游、杨、谢、尹诸公，果是“无头无尾，不曾尽心”者乎？又云“各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会透；康节极终身之力而后有得；茂叔亦去仕宦，只他资禀高，合下直到”；然则必欲人不仕宦，不作事，终身只在书室中，方可得道乎？
　　与叔文集，煞有好处，他文字极是实；说得好处，如千兵万马，饱腾伉壮。上蔡虽有过当处，亦自是说得透。龟山文字却怯弱，似是合下会得易。游、杨、谢诸公当时已与其师不相似，却似别一家。谢氏发明得较精彩，然多不稳贴。和靖语却实，然意短，不似谢氏发越。龟山语录与自作文不相似，其文大段照管不到；前面说如此，后面又都反了，缘他只依傍语句去，皆不透。龟山年高，与叔年四十七，他文字大纲立得脚来健，多有处说得好又切，若有寿，必然进。游定夫学无人传，无语录。　　如何只论人文字言语长短，语录有无，非失圣门学宗，不实用功于明亲，故无实事可称举乎？今有人议诸先生专在文字言语用功，或云只在言语文字论人品，必至群相哗之曰，“彼大儒，不止是也。”乃考其实则竟如此！较欧、苏诸公，但多讲论性道之语，内地静敬之功耳。试想三代前君臣奖赞，师弟叙述，或后人论断前圣贤，曾有此口吻比例否？噫！恐不啻冰玉之相悬也！
　　上蔡之学，初见其无碍，甚喜之。后细观之，终不离禅的见解。　　予于程朱、陆王两派学宗正如是。
　　龟山未见伊川时，先看庄、列等文字。后来虽见伊川，然而此念熟了，不觉时发出来。游定夫尤甚，罗仲素时复亦有此意。　　圣人教人六艺，正使之习熟天理。不然，虽谆谆说与无限道理，至吃紧处依旧发出习惯俗杂念头。
　　一日，论伊川门人，云“多流入释、老”。陈文蔚曰：“只是游定夫如此，恐龟山辈不如此。”曰：“只论语序便可见。”　　朱子论游、杨入释、老处不知何指，但既废尧、舜，周、孔六府、六艺之学，则其所谓不入释、老者又果何指也！仆尝论汉人不识儒，如万石君家法，真三代遗风，不以儒目之；则其所谓儒，只是训诂辞华之流耳。今观朱门师弟一生肆力文字光景，恐或不免为游、杨所不屑也。
　　看道理不可不仔细。程门高弟如谢上蔡、游定夫、杨龟山辈，下梢皆入禅学去。必是程先生当初说得高了，他们只目卓见上截，少下面著实功夫，故流弊至此。　　仆意朱子未觉程门教法之失，既觉而复蹈之，何也？倘因此便返于实学，岂非吾道之幸哉！“下面著实功夫”，是何物乎？将谓是静敬乎？程门诸子固已力行之矣。将谓是礼、乐、射、御、书、数之属乎？朱子已云补填难，姑不为之矣。将谓是庸德庸言乎？恐礼、乐、射、御、书、数所以尽子、臣、弟、友之职者既不为，又何者是其不敢不勉者乎？考其与及门日征月迈者，则惟训解经传，纂修书史，死生以之。或其所谓“下面著实功夫”者，未必是孔子所云“下学”也。
　　韩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说甚好。看来资质定了，其为学也只就他资质所尚处添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学者贵公听并观，求一个是当处，不贵徒执己自用。今观孔门诸子，只除颜、曾之外，其他说话便皆有病。　　平日讲学主变化气质，此处却云，“其为学也只就资质所尚处添些小好而已。”盖诸先生认气质有恶，不得不说变化，此处要说诸贤各得其性之所近，故又说“气质已定，只添些小好”。且下云“学贵公听并观，求一个是当”，如果有此妙法，而诸贤徒执己见求之，固可憾矣；乃吾夫子亦不为之一指点也，何朱先生之大智而圣门师弟之大愚乎？则朱子所见之道与所为之学、所行之教，与圣门别是一家，明矣！至于求诸贤之短，又何不著实体验诸贤之造诣何如，吾辈较之何如，乃只论其说话有病无病乎？仆谓不惟七十子之品诣非可轻议，便是二千九百余人，既经圣人陶镕，亦不易言也。自战国横议后，重以秦人之焚坑，汉儒之训诂，魏、晋之清谈，历代之佛、老，宋、元之讲读，而七十子之身分久不明于世矣。吾尝谓孔子如太阳当空，不惟散宿众星不显其光，即明月五星亦不出色，若当下旬之夜，一行星炯照，四国仰之如太阳然矣。故孔子奠楹后，群推有子为圣人，西河又推卜子为圣人。当时七十子身通六艺，日月至仁，倘有一人出于后世，皆足倡学一代，使人望为圣人，非周、程以下诸先生所可比也。近法干王子有言：“后儒稍有不纯，议庙典者动言黜退。圣门如冉求之聚敛，宰予之短丧，何可从祀？”予曰：“贤弟未之思耳。冉有固有亏欠处，其学却实。如此案即缺一角，仍是有用之巨器，岂可舍也！故圣门一推政事之科，一在言语之列，不比后人虚言标榜，书本上见完全也。”王子曰：“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