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正义

　　传曰“文王基之，武王凿之，周公内之”，谓其道同，终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为正经。○正义曰：此传以作室为喻也。言周国之兴，警如为室，文王始造其基，武王凿其榱栋，周公内而架之，乃成为室。犹言文王受命，武王因之，得伐纣定天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以成之，故《中候》曰：“昌受命，发行诛，旦弘道。”是其终始相成，故比合其诗，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为正经。凡书非正经者，谓之传。未知此传在何书也。
　　其用於乐，国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飨宾或上取，燕或下就。○正义曰：以诗者乐章，既说二雅为之正经，因言用乐之事。变者虽亦播於乐，或无筭之节所用，或随事类而歌，又在制礼之后，乐不常用，故郑於变雅下不言所用焉。知国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者，以《乡饮酒》云“乃合乐《关雎》、《鹊巢》”，则不言乡乐。《燕礼》云：“遂歌乡乐《周南·关雎》、《召南·鹊巢》。”燕诸侯之礼，谓《周南》、《召南》为乡乐。乡饮酒，大夫之礼，直云“合乐”。大夫称乡，得不以用之乡饮酒？是乡可知，故不云乡也。由此言之，则知风为乡乐矣。《左传》晋为穆叔《文王》、《鹿鸣》别歌之，大雅为一等，小雅为一等。风既定为乡乐，差次之而上，明小雅为诸侯之乐，大雅为天子之乐矣。且乡饮酒，乡大夫宾贤能之礼也。言宾用敌礼，是平等之事合己乐，而上歌小雅，为用诸侯乐。然则诸侯以小雅为己乐，而穆叔云“《文王》，两君相见之乐”，歌则两君亦敌，明歌大雅为用天子乐。故知诸侯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矣。乡射之礼云：乃合乐《周南》、《召南》等。注云：不歌、不笙、不间，志在射，略於乐。不略合乐者，风，乡乐也，不可略其正。大射，诸侯之礼，所歌者，明亦诸侯之正乐也。其经曰“乃歌《鹿鸣》三终，乃下管《新宫》三终”，亦不笙、不间，又不言合，明亦略乐不略其正，是小雅为诸侯之乐，於是明矣。自然大雅为天子之乐可知。若然，小雅之为天子之政，所以诸侯得用之者，以诗本缘政而作，臣无庆赏威刑之政，故不得有诗。而诗为乐章，善恶所以为劝戒，尤美者可以为典法，故虽无诗者，今得进而用之，所以风化天下，故曰“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因其节文，使之有等。风为夫妇之道，生民之本，王政所重，欲天下遍化之，故风为乡乐。风本诸侯之诗，乡人所用，故诸侯进用小雅。诸侯既用小雅，自然天子用大雅矣。故《乡饮酒》、《燕礼》注云“乡乐者，风也。小雅为诸侯之乐，大雅、颂为天子之乐”，是也。彼注颂亦为天子之乐，此不言颂者，此因风与二雅为尊卑等级，以见其差降，故其言不及颂耳。国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举其正所当用者。然而至於飨宾或上取，燕或下就，天子不纯以大雅，诸侯不纯以小雅，故下郑分别说之。
　　何者？天子飨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诸侯歌《文王》，合《鹿鸣》。诸侯於邻国之君，与天子於诸侯同。○正义曰：郑既言有上取下就之义，因自问而释之，故云“何者”以发端也。知歌、合如此者，《左传》曰：“穆叔如晋，晋侯飨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鸣》之三，三拜。韩献子使行人子员问之，对曰：‘《肆夏》，天子所以飨元侯也，使臣弗敢与闻。《文王》，两君相见之乐也，使臣不敢及。《鹿鸣》，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又《鲁语》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飨元侯也。工歌《文王》、《大明》、《绵》，则两君相见之乐也。臣以为肄业及之，故不敢拜。今伶箫咏歌及《鹿鸣》之三，君之所以贶，使臣敢不拜贶！”由此二传论之，天子食元侯歌《肆夏》也，则非元侯者不得歌之。《肆夏》，颂之族类，颂下唯有大雅，故知於诸侯歌《文王》已。传文又言“《文王》，两君相见之乐”，是诸侯於邻国之君亦歌《文王》，与天子於诸侯同也。乡饮酒、燕礼合乐皆降於升歌，歌《鹿鸣》合乡乐，则知歌《文王》者当合《鹿鸣》，歌《肆夏》者当合《文王》也。故郑於此差约而知之。传言金奏《肆夏》，此云歌者，凡乐之初作，皆击金奏之。《春官·钟师》以钟鼓奏《九夏》，《论语》云：“始作翕如也。”郑云：“始作，谓金奏。”晋为穆叔发初歌《肆夏》，故云金奏也。言金奏者，始作乐必先击钟以奏之。《左传》曰：“歌钟二肆。”是歌必以金奏之，言金奏《肆夏》亦歌之。《文王》、《鹿鸣》因上有金奏之文，不须复云金奏，故直云歌。其实《文王》、《鹿鸣》亦金奏，《肆夏》亦工歌，互言之，故知歌《肆夏》也。此歌在堂上，故《郊特牲》曰：“歌者在上，贵人声也。”其合乐则在堂下。故《仪礼》注云：“合乐，谓歌乐与众声俱作。”明在堂下众声也。由在堂下轻，故降升歌一等。元侯者，元，长也，谓诸侯之长。杜预云：“元侯，牧伯也。”牧伯与上公，则为大国，故《仪礼》注云：天子与大国之君燕，升歌颂，合大雅。以《肆夏》，颂之族类，故以颂言之。牧伯为元侯，则其馀侯伯为次国，子男为小国，非元侯也，故总谓之诸侯，故用乐与两君相见之乐同。《仪礼》注云：“两君相见，歌大雅，合小雅。天子与次国、小国之君燕亦如之。”於次国与小国，与此诸侯同也。此先陈天子於诸侯，以诸侯於邻国亦如之。彼据传之正文先言两君相见，以天子於次国、小国亦如之，故与此倒也。天子於诸侯，总次国、小国为一等。诸侯相於，与天子於诸侯文同，则亦总次国、小国为一等。则次国相於，小国於次国、於小国，皆是诸侯於邻国之君，同歌《文王》，合《鹿鸣》也。《仲尼燕居》云：“大飨有四焉。两君相见，升歌《清庙》，下管《象》。”彼两君元侯相於法也。天子於元侯，与诸侯不同，则元侯相於，与诸侯亦异也。诸侯相於，与天子於诸侯同，则元侯相于，亦与天子於元侯同，不歌《肆夏》，避天子也。以此明之，则言诸侯於邻国之君，无元侯，可知也。其元侯於次国、小国，亦当与诸侯於邻国同也。天子以大雅，而飨元侯歌《肆夏》；国君以小雅，於邻国歌《文王》，是飨宾或上取也。
　　天子、诸侯燕群臣及聘问之宾，皆歌《鹿鸣》合乡乐。○正义曰：燕礼者，诸侯燕其群臣及聘问之宾之礼也。经曰“若与四方之宾燕”，言若以辨异，则以燕已群臣为文，而兼四方之宾也，其礼歌《鹿鸣》，合乡乐也。诸侯以小雅取燕群臣及聘问之宾，而合乡乐；天子以大雅取燕群臣及聘问之宾，歌小雅，合乡乐，是皆为下就也。推此，则天子於诸侯合《鹿鸣》，亦在下就之中矣。若然，前云“飨宾或上取”，上既言天子飨元侯，歌《肆夏》，於元侯飨则下之。诸侯於邻国之君，与天子於诸侯同歌《文王》者，皆谓飨矣。飨宾当上取，而言有下就者，以飨宾之中，天子於元侯歌《肆夏》，诸侯相於歌《文王》，皆为上取。据多言之，故郑属上取於飨。其实飨中以兼下就，合《鹿鸣》是也。言或上取者，天子於元侯合《文王》，於诸侯歌《文王》；诸侯於邻国合《鹿鸣》，皆是己乐，非上取，故言“或”，见其不尽上取也。言燕或下就者，诸侯燕群臣及聘问之宾，歌《鹿鸣》，是已乐，非下就，故亦言“或”。案《仪礼》注云“颂为天子之乐”，则天子自当用颂矣，而谓飨元侯为天子上取者，诗为乐，王者尽用之，但郑从风为乡乐以上差之，使大雅为天子之乐耳，故不得不以《肆夏》为上取也。此郑直以差等为说耳，不可以已所得用则为已乐也。何者？元侯相飨歌颂，与天子於元侯同。诸侯相於，与天子於诸侯同；诸侯燕群臣及聘问之宾，又与天子燕群臣及聘问之宾同，则风、雅、颂皆为诸侯所用矣，岂得皆谓之为诸侯之乐乎？明郑以等差言之可知矣。既以等差定之，使天子定用大雅，诸侯定用小雅，非此者，皆谓之上取、下就。《仪礼》之注尽论《诗》为乐章之意，既以风为乡乐，小雅为诸侯之乐，而大雅之后仍有颂在，故因言大雅、颂为天子之乐。欲明雅、颂尽为乐章，所以与此异也。必知天子亦有上取者，以此《谱》文先定言国君、天子之用乐，即云有上取、下就之事，明上取、下就亦宜同矣。《燕礼》注云：“合乡乐者，礼轻者逮下。”诸侯燕臣子合乡乐为下就，明天子於诸侯合《鹿鸣》者亦是下就也。诸侯於邻国之君歌大雅为上取，则知天子於元侯歌《肆夏》亦上取也。若然，天子、诸侯皆有上取、下就，自由尊用之差。而云飨或上取，燕或下就，似上取、下就以飨、燕为别者，以穆叔曰：“《肆夏》，天子所以飨元侯。”《礼记》曰“大飨有四”，为两君相见之礼。《仪礼·燕礼》是诸侯燕群臣、宾客之礼，因此成文，故天子、诸侯於国君皆云飨，於臣皆云燕，所以见尊卑之礼异。臣与国君别其等，使上取以飨为文，其实国君与臣飨、燕皆有。何者？《周礼·掌客职》曰：“上公三飨三燕。”是天子於诸侯飨、燕俱有也。《鹿鸣》，天子小雅，而序曰“燕群臣嘉宾也。既饮食之”，笺云“饮之而有币酬，即飨所用”。是天子於群臣飨、燕皆有也。《左传》曰：“晋侯使士会平王室，定王飨之。”又曰：“晋士文伯如周，王与文伯燕。”是天子於聘问之宾，飨、燕俱有也。《秋官·司仪职》曰：“凡诸公相为宾，致飨食。”《左传》曰：“公与晋侯燕於河上。”是诸侯相於，飨、燕俱有也。《左传》曰：“穆叔如晋，晋侯飨之。”《聘礼》曰：“公於宾再飨一燕。”是诸侯於聘问之宾，飨、燕俱有也。《左传》曰：“季文子如宋致女，复命，公飨之。”《燕礼》“燕已之臣子”。是诸侯自於群臣，飨、燕俱有也。国君与臣并有飨、燕，而郑异其文，见尊卑之礼殊，为上取、下就之例耳。此因尊卑异其文，则其用乐也，由尊卑为差，不由飨、燕为异。此飨、燕之文互见耳，则飨、燕用乐同也。且燕礼燕邻国聘问之宾歌《鹿鸣》，晋侯飨穆叔歌《鹿鸣》之三，三拜，是其用乐同文也，故《仪礼》注引穆叔之辞乃云：“然则诸侯相与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与次国、小国之君燕亦如之。与大国之君燕，升歌颂，合大雅。”所言用乐，与此飨同。是天子、诸侯於国君飨、燕同乐之事也。若然，用乐自以尊卑为差等，不由事有轻重而升降。《乡饮酒》、《燕礼》并注云：“乡饮酒升歌小雅，礼盛者可以进取。燕合乡乐，礼轻者可以逮下。”似为礼有轻重，故上取、下就。与此不同者，彼以燕礼，诸侯之礼，乡饮酒，大夫之礼，工歌《鹿鸣》，合乡乐，故郑解其尊卑不同，用乐得同之意，因言由礼盛可以进取，礼轻可以逮下，所以用乐得同。彼言解燕礼与乡饮酒礼异乐同之意，其实不由飨、燕有轻重也。此用乐之差，谓升歌、合乐为例。其舞，则《燕礼》云“若舞则《酌》”，是诸侯於臣得用颂，与此异也。又《郊特牲》曰：“大夫之奏《肆夏》，自赵文子始。”注云：“僣诸侯。”明诸侯得奏《肆夏》。故《郊特牲》又曰：“宾入门而奏《肆夏》，示易以敬。”注云：“宾，朝聘者也。”又《大射》、《燕礼》纳宾皆云“及庭，奏《肆夏》”，及《周礼》注杜子春云“宾来奏《纳夏》”之等，皆谓宾始入及庭，未行礼之时，与升歌、合乐别也。
　　此其著略，大校见在书籍。礼乐崩坏，不可得详。○正义曰：飨、燕用乐，皆推《礼》、传而知。事不详悉，是其著明质略，其大校见在於书籍也。其馀笙、间、管、舞之诗，无以言焉，由礼乐崩坏，不可得详审也。故《仪礼》注“天子约诸侯於国君燕用乐”之下云“其笙、间之篇未详闻”，是也。案《乡饮酒》及《燕礼》升歌小雅，其笙、间之篇亦小雅，则此笙、间之篇宜与所用升歌同。而云未详闻者，以其虽知同在小雅、大雅，仍不知是何篇，故曰“笙、间之篇未得详闻”也。
　　大雅《民劳》、小雅《六月》之后，皆谓之变雅，美恶各以其时，亦显善惩过，正之次也。○正义曰：《民劳》、《六月》之后，其诗皆王道衰乃作，非制礼所用，故谓之变雅也。其诗兼有美刺，皆当其时，善者美之，恶者刺之，故云“美恶各以其时”也。又以正诗录善事，所以垂法后代。变既美恶不纯，亦兼采之者，为善则显之，令自强不息；为恶则刺之，使惩恶而不为，亦足以劝戒，是正经之次，故录之也。大雅言《民劳》，小雅言《六月》之后，则大雅尽《召旻》，小雅尽《何草不黄》，皆为变也。其中则有厉、宣、幽三王之诗，皆当王，号谥自显；唯厉王，小雅谥号不明，故郑於下别论之。如是，则大雅《民劳》至《桑柔》五篇，序皆云厉王。通小雅《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四篇，皆厉王时诗也。又大雅《云汉》至《常武》六篇，小雅自《六月》尽《无羊》十四篇，序皆言宣王，则宣王诗也。又大雅《瞻卬》、《召旻》二篇，序言幽王；小雅自《节南山》下尽《何草不黄》，去《十月之交》等四篇，馀四十篇，唯《何人斯》、《大东》、《无将大车》、《小明》、《都人士》、《绵蛮》六篇不言幽王，在幽王诗中，皆幽王诗也。《本纪》曰：“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大夫芮良夫谏厉王，不听，卒以荣公为卿士，使用事焉。王行暴虐，国人谤王。召公谏曰：‘民不堪命。’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三十四年，王益严虐，国人不敢言，道路以目。王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召公又谏，不听。於是国人不敢出言，三年，乃相与叛，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周、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十四年，厉王崩於彘。”如迁此言，厉王积恶有渐，三十年而甚，三十四年益虐，又三年而出奔，三十七年乃流彘也。《板》曰：“善人载尸。”笺云：“厉王虐而弭谤。”《荡》笺云“厉王弭谤，穆公不敢斥言王之恶”，则流彘前事也。《桑柔》，芮良夫所作，云“贪人败类”，则与所谏云“荣夷公专利”事，同三十年后事。《雨无正》云“周宗既灭，靡所止戾”，则是流彘之后。此其可验者也。《楚语》云“卫武公九十五矣，作《懿》以自儆。”韦昭云：“《懿》，今《抑》诗。”则作在平王之时。然检《抑》诗，经皆指刺王荒耽，仍未失政，又言“哲人之愚，亦维斯戾”，则其事在流彘之前，弭谤时也。韦昭之言，未必可信也。《民劳》，召穆公谏王，令息京师之民；《十月之交》，言后党专权，有权可专，有民可役，则事在流彘前也。《小旻》，戒王无沦胥以败；《小宛》，诲王无忝尔所生，皆教王为善以导民，其事亦在流彘前矣。则厉王小雅《雨无正》一篇，事在大雅之后，其馀不可详矣。厉王大雅，事类大同，所次之意，盖以王者所以牧民，今反劳苦，故先《民劳》。民之所以劳者，由王政反常，纲纪废缺，故次《板》、《荡》，王恶甚焉。而《抑》刺王之荒耽，《桑柔》责贪人败善，皆为恶之次，故又次焉。小雅《十月之交》，以谴自上天，小人专恣，恶莫甚焉，故以为先。由恶之甚，致覆灭宗周，无所安定，故次《雨无正》也。《小旻》刺王谋之不臧，《小宛》伤天命之将去，论怨嗟小，故为次焉。《小旻》笺云：“所刺列於《十月之交》、《雨无正》为小，故曰《小旻》。”此郑解篇次之意也。前检《小宛》，谓事在《雨无正》之先，今而处流彘之后者，以《诗》之大体，虽事有在先，或作在后，故大雅文、武之诗多在成王时作。论功颂德之诗可列於后，追述其美，则刺过讥失之篇，亦后世尚刺其恶。《本纪》又曰：“宣王即位，二相辅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归宗周。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於羌氏之戎。四十六年，宣王崩。”如迁此言，则宣王自三十九年以前无他过恶，唯败於千亩为始衰耳。而小雅有箴规诲刺，其事有渐矣，则王衰亦有渐矣。皇甫谧云：“三十年伐鲁，诸侯从此而不睦。”盖周衰自此而渐也。大局宣王之美诗多是三十年前事，箴规之篇当在三十年之后。王德渐衰，亦容美刺并作，不可以限断也。其大雅六篇，小雅自《六月》至《鸿雁》及《斯干》、《无羊》七篇，皆宣王德盛时作。其事多在初年，以王承衰乱之弊，百事草创，任贤使能，征伐安集，初则当然，亦不可定其年月也。自《庭燎》尽《我行其野》，是王德衰乃作，多在三十九年之后。而三十九年以前，诸侯不睦，各不朝宗，《沔水》之等，或亦作也。而三十九年之后，则王政大衰，刺诗为常，故宜多也。《祈父》传曰：“宣王之末，司马职废，羌戎为败。”推此，则其馀亦多败后事也。其诗之次，大雅以宣王承乱，遇灾而惧，忧民之本，故先《云汉》也。王既忧百姓，天下复平，五岳生佐，故次《嵩高》也。神生贤哲，王能任用，又锡命之，故次《烝民》、《韩弈》也。既能锡命，贤哲任用，其力可以征讨不服，以立武事，故次《江汉》、《常武》也。此则先忧百姓，次用臣以征伐为后。而小雅与之反，以蛮荆玁狁南北交侵，急须出兵，以匡中国，故先《六月》、《采芑》也。虽俱征伐，以《六月》见侵之急又先。《采芑》以夷狄既平，当修车甲，大会诸侯，因蒐狩，故次。《车攻》、《吉日》以田猎征伐之类，故使次焉。以田猎选车徒会诸侯，又盛於从禽接下，故又使《车攻》先《吉日》也。是以《车攻序》曰：“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境土，修车马，备器械，复会诸侯於东都。”言非徒外攘夷狄，又复会诸侯於东都，是序此篇之意也。既言征伐事终，外无兵寇，可以安集万民，故次《鸿雁》也。然宣王承衰乱之后，民先逃散，岂得不早安集，而待田猎之暇也？明初即安集之，得其力用，乃平四方耳。诗不以事之先后为次也。宣王，中兴贤君，末而德衰，衰有其渐，故次《庭燎》，美其能勤，因以箴之。箴之不改则规正之，规而不变则教诲之，诲而不从则刺责之，故次《沔水》、《鹤鸣》、《祈父》也。以为王恶渐大，故责正稍深，此《沔水》、《鹤鸣》其作不必在《祈父》之前，但次之以见其渐耳。王既废其官，则贤人逃去，故次《白驹》也。贤人既去，则知礼教不行，则室家相弃，故次《黄鸟》、《我行其野》也。宣王，中兴之君，不能终始皆善，录者虽兼恶以示戒劝，亦贵成人之美，故终以《斯干》考室，《无羊》考牧。若言终始之善，见仁者之过亦不甚也。《斯干》说造立宫室寝庙，生男女，明其始时之事。《无羊》类之，当为同时可知。今反在箴刺之下，见宣王终始之善明矣。《本纪》又曰：“幽王三年，嬖褒姒。生子伯服。竟废后及子，而以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国人皆怨。故申侯与缯、西夷犬戎共攻幽王。杀王丽山之下。”迁止言竟废后，去太子，不言废去之年月。皇甫谧云：“三年，褒人以褒姒自赎时，即与虢石父比而谮申后、太子，尹氏及祭公导王为非。八年，竟以石父之谮废申后，逐太子。九年，王废高明而近谗慝，使虢公专任於外，褒姒固宠於内，王室始骚。”谧言与迁事相终始，则幽王之恶，自三年之后为渐，八年、九年则其极，故《郑语》云：“九年，王室始骚。十一年而被杀也。”幽王大雅《瞻卬》曰“哲妇倾城”，褒姒乱政之事也。《召旻》云“蹙国百里”，王道衰弱之极也。序皆云“大坏”，当在八年之后也。《正月》云“赫赫宗周，褒姒灭之”；《车舝序》云“褒姒嫉妒”；《小弁》言太子之放逐；《白华》言申后之废黜；《鱼藻》笺云“幽王惑於褒姒，万物失其性”，此五篇经、注皆有惑褒姒、黜申后之事，则多在八年之后也。其馀则无文可明，大局是恶盛之时，八年之后者，盖多矣。大雅之次，先《瞻卬》，后《召旻》者，武王数纣之罪云：“牝鸡之晨，惟家之索。”而《瞻卬》疾“妇有长舌，维厉之阶”，故处先也。王妇言是用，政事荒乱，致朝无贤臣，土境日蹙，故《召旻》以闵天下无如召公之臣也。其小雅《节南山》以下，至《何草不黄》，其次篇之义，盖以类相聚，故《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皆陈古以刺今。其馀次义，既无明文，不可臆说。此三王变雅，善者不纯为大雅，恶者不纯为小雅，则雅诗自有体之大小，不在於善恶多少也。《关雎序》曰：“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为随政善恶，为美刺之形容以正物也。所正之形容有小大，所以为二雅矣。故上以盛隆为大雅，政治为小雅，是其形容各有区域，而善者之体，大略既殊，恶者之中，非无别矣。详观其叹美，审察其讥刺，大雅则宏远而疏朗，弘大体以明责；小雅则躁急而局促，多忧伤而怨诽。司马迁以良史之才，所坐非罪，及其刊述坟典，辞多慷慨。班固曰：“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也。夫唯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难矣哉！”又《淮南子》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是古之道又以二雅为异区也。幽王小雅四十四，而大雅惟二，自大体者少也。厉王大雅有五，而小雅惟四，自小体者少。是小大不相由也。推此而论，则二雅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作者之初，自定其体，作既有体，唯达者识之，则容得有小雅无大雅，有大雅无小雅者矣。诸儒以厉王无小雅，准此故也。但文、武、成王，正经也；厉、宣、幽王，变雅也，小大之体，时俱有作，故采者并存，以示二体本自小大异区，非徒以意中分也。或说变雅，美诗则政大入大雅，政小入小雅；刺诗则恶大入小雅，恶小入大雅。考之经文，殊无其验。何则？《小旻》、《小宛》，正责厉王，谋犹回遹，不用善道，其恶固小。於《板》云“下民卒瘅，善人载尸”；《荡》云“敛怨以为德”，纲纪之大坏也；《瞻卬》云乱生妇人，“罪罟不收”；《召旻》云“实靖夷我邦，日蹙国百里”，其恶固当大於鼓锺作乐，不与德比。《采绿》，妇人思夫，“怨旷”也。又宣王安集天下之民，征御四夷之寇，其功岂徒比於封一元舅之申伯，赐一朝觐之韩侯哉！此类多矣，略举一二，足明不以善恶之大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