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四书大全说

　　盖人之难知，不在于贤不肖，而在于枉直。贤之无嫌于不肖，不肖之迥异于贤，亦粲然矣。特有枉者起焉，饰恶为善，矫非为是，于是乎欲与辨之而愈为所惑。今且不问其善恶是非之迹，而一以枉直为之断。其直也，非，可正之以是也，陷于恶，可使向于善也，则举之也。其枉也，则虽若是焉若善焉，而错之必也。如此，而人不相饰以善，不相争于是，不相掩于恶，不相匿于非，而但相戒以枉。枉者直，则善者著其善，不善者服其不善，是者显其是，非者不护其非，于以分别善恶是非而不忒，又何难哉！此所谓知人之方也。以此通乎仁之爱人，近譬诸己，以为施济，先笃其亲，以及于民物，亦不患爱之无方矣。
　　乃方者，事所从入之始功也。始之为方者约，而继之为事也博，故方有未可以该事者。以方该事，而或流于术，此迟之所为再疑也。今使规规然舍贤不肖之迹，而一从直与不直以求之，则是操术以深其察察之明，而于御世之大权，或以纤用而不给于行远，则“能使枉者直”之效，亦未必其不爽。而子夏之以事征其必然者，既可以证圣言之不虚，且舜、汤之以治天下，道不外是，则非一曲之方术。而知人之大用与其大功，通始终，包遐迩，无不富有于两言之内；则方者即事，而非仅其从入之径，故曰“然后有以知之”；则施为之次第条理，为要为详，统无不喻，故曰“包含无所不尽”也。
　　曰“直”，曰“枉”，非尽乎贤不肖之词也。枉者固不肖，而不肖者固不尽于枉；贤者必直，而直非贤之极致。乃极而论之，则极乎贤者，亦但极乎直。故皋陶、伊尹，德亦盛矣，而要其所备之德，总以无所掩冒者为盛。故举直者，必若举皋陶、伊尹而后为极致。则始以为方，或可于不能贤之中姑取其直；而终以大其事，则极直之致，于无不贤之中得其无不直。要不可谓于举直之外，别有知人之法也。此所谓“语近不遗远，语远不舍近”者也。而后知人之事，洵无异量，则可无忧人之不易知。以此例之，亦可知人之无难爱矣。
　　程子、尹氏之意，大都如此。特其为言，简要疏远，既不易晓了，而其取义务实，不似曾氏之尖新可喜，则或以浅近忽之。乃必欲求圣贤之大旨，自当以此为正。
二一
　　曾氏之说所以不当者，以不择而爱，不可谓爱；知而不能容，不可谓知。使爱不肖亦如爱贤，爱疏亦如爱亲，则其于亲贤亦薄矣。使一味苛察，绝无回互，则徼以为知，其不知者多矣。如此而后可疑知爱之相悖。岂樊迟之拙，亦至于是？
　　将圣人言语，作此理会，即令樊迟粗疏不审，而夫子“爱人”、“知人”二言，说得直恁分晓，原不曾说博施其爱而无别，察用其知以吝于爱。曰“爱人”，自然是知所爱；曰 “知人”，自然是欲知可爱者而爱之。如日昱乎昼，自然施明于月；月昱乎夜，自然映明于日。又何足疑之有！
二二
　　即欲如曾氏之说，亦但可如小注云“仁里面有知，知里面有仁”理会。双峰云“举直错枉，依旧是从仁上发来”，此说斡旋较可。“能举直，则是发此天理之公，是亦仁也”。大学说“唯仁人能爱人，能恶人”，孟子说“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皆将举错作仁者之用，故可云仁中有知，知中有仁。
　　集注未免徇曾氏太过，将“举直错枉”作知，“能使枉者直”作仁，便成大渗漏。“ 举直错枉”是作用，“能使枉者直”是效验，岂知有作用而不见效，仁待知以得效而本无功乎？且曾氏云二者相悖，既谓知悖爱，亦谓爱悖知也。今此但释知不悖爱，而不及爱不悖知，又岂知能统仁，而仁不能统知乎？
　　且以此言知以成仁，则虽不必并举，而亦当令其义可通于仁以成知之旨，然后举一而达二。试令以此例，为仁以成知作一转语，其可云泛爱天下而贤不肖之品自清乎？仁以成知一边，既不能下一语，但在知以成仁上说此两句，以释相悖之疑，则是知可成仁，而仁不能成知也。是帝王之治世，学者之成德，但当务知，而不必求仁矣。仁为四德之首，今乃为知所统，而不能为功于知，不亦傎乎！
　　故必不获已，亦当从朱子语录及双峰之说，无徒拘集注以为曾氏墨守，犹贤乎尔。
二三
　　小注“或问圣人何故但以仁知之用告樊迟，却不告以仁知之体？”此等问头极劣。想来，此公全未见道，又不解思索，只管胡问。在朱子婆心，犹为解释，以愚当此，直付之不答可也。仁知之体，如何可以言语说得！不但圣人不言，门人亦未尝问也。
　　问答之例，答者必如其所问。问仁知之用，则以用答，问为仁知之功，则以功答。“ 先难后获，务民之义”，“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以功问，以功答也。此则以用问，以用答也。当其问也，必有其辞。使记者全举之，则寻行数墨人可无用疑矣。缘记者无此闲笔舌，为此曹分疏，遂使疑樊迟问何者为仁，何者为知一般，直得惭惶杀人！
　　圣人答问仁者，直迨颜渊，从不一言及体。五经、四书，亦但言仁则曰仁，言知则曰知而已，即此为体，而更无可引喻而博说之者。朱子于仁，说个“心之德，爱之理”，锤炼极精。然亦必知有仁者，而后能知其心之所得、爱之所秩。学者不省，而益其迷误者不少。至于知，则朱子亦不能以训诂显之。下此，则如韩退之言“博爱之谓仁”，一出口便成疵病。
　　仁之为仁，知之为知，其为体也，唯有者能见之，见者能喻之。苟非所有，则非所见；非所见，则非所喻；非所喻，则虽引譬博说，而祗益其昏瞀。倘漫然未识而问焉，不答可也。
　　盖凡天下之为体者，可见，可喻，而不可以名言。如言目，则但言其司视，言耳，则但言其司听，皆用也。假令有人问耳目之体为何如，则其必不能答，而亦不足答，审矣。
　　北人有不识稻者，南人有不识麦者。如欲告之，则亦曰麦似稻，稻似麦，以其有饱人之用，一也。若令以一言蔽其体之何若，便通身是口，也不得亲切。即能亲切于吾言，亦必不能亲切于彼心，固矣。今试令为此问者言仁之体，亦不过曰“心之德、爱之理”而已。此自祖朱子之言尔。彼且不能自喻，而况喻诸人乎？
　　故善问者必不以体为问，善答者必不以体告人。圣门诸贤，于仁知之体，已反身而自见，故但于其工夫作用请事，终不似晚宋诸公，除却先生言语，自家一如黑漆。如将欲行而问何者为足，将欲视而问何者为目，徒腾口说，争是非，而终其身于盘籥以为日也。乃以己之愚，疑圣言之未著，其可哀也夫！
子路篇
一
　　胡氏立郢之论，双峰辨其非是，甚当。孟子所言易位者，唯贵戚之卿可耳。据冯厚斋所考，子路此问，在辄立十二年之后，虽贵戚之卿，为之已晚矣。春秋书齐“弑其君商人” 。商人弑君之贼，齐人君之而又杀之，则书“弑”。岂有十二年之后，业已为之臣，而敢行废置者乎？胡氏此等议论，极粗疏，墨守其春秋之家学而误焉者也。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夫子不拒，而但言“正名”，则固许委贽于卫辄之廷矣。子贡“夫子不为”之说，在辄初立之时；子路此问，在十二年之后。圣人因时措宜，视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岂介介焉必立郢而后可哉？
　　且考之春秋传，公子郢非能为子臧、季札者也。其辞而不受者，知蒯瞆之父子之安忍无亲，而不欲罹于祸耳。灵公薨，郢可以遵治命而有国矣，而且曰“亡人之子辄在”，则是郢之终不肯立也。盖灵公之于其子，非真有深恶痛绝之心，受制于悍妻而不能不逐之耳。以义，则辄可以立，以先君之志，则且欲立辄以寄其不忍于蒯瞆之心，故蒯瞆逐而辄可以容于卫。使郢受大夫之扳而遂立焉，是亦违分义以替先君之志，因便窃位，而何贤于辄耶？郢固终不听焉，则徒为乱首，而终无济于卫，岂夫子而为尔哉？
　　论及此，夫子即为贵戚之卿，亦不能任立郢之事。能任此者，其唯有道之天子、方伯乎！乃辄之罪不在于得国，而在于拒父。则灵公初薨，辄未称兵以拒蒯瞆，即为天子、方伯者，立辄亦无不可。天子、方伯固立辄，辄固不立而让其父，然后以大义抑辄而使立焉，仕蒯瞆于王国可也，迎蒯瞆以终养可也。蒯瞆怙恶不听，天讨且加，而后辄可逃也。辄逃而君卫者，犹有灵公之嫡孙疾在，而不必郢。此中子之所以君孤竹也。
　　然凡此者，天子、方伯任之，而非臣子之事。故夫子且许之为政，而曰“必也正名乎！”则亦就其既陷于罪之后，弭其拒父之恶，去祢祖之名，迎父以归养而已。蒯瞆之争，辄激之也。辄之逆，南子之党成之也。辄而正名以迎养，得夫子以为之相，则蒯瞆之安于归而就养也，亦可十九得也。使其不然，而辄乃有逃之一策在。顾其逃也，须待之蒯瞆归而不戢之日。为臣子者，何事豫为非常之举动，轻与废立，效董卓、桓温之所为哉？父子君臣之际，自当力为其难，不可率然任意于一掷也。
二
　　宋光宗之不孝，而方踞大位，赵汝愚废之，立宁宗，乃以奉光宗为上皇，而社稷未尝不安。朱子固深许赵相之忠，而深哀其死矣。以此推之，则父废子立，亦何不可哉！
　　或疑光宗昏愞，而蒯瞆凶悍。然公子郢之以义立辄而国人安之矣，则蒯瞆亦何足以有为？况以圣人处此，强齐可服，三都可堕，而奚有于蒯瞆？蒯瞆以失其应得之国而争，较瞽瞍之无故而欲杀其孝子者，情犹可原。以圣人为之，瞽瞍且允若，而况蒯瞆乎？
　　处此等大变，只是至诚动物，顺道而无忧；才弄手段，图轻快，便是私意。但不能尽诚孝于己，便生许多忧虑怨尤，故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人臣则利害计深，怕向旧窠中寻兔，铲地舍却他父子，别立一主，则大小安贴。赵忠定贬死衡州，也只为宁宗是光宗之子，到底无恩而有怨；使别立一人，则居然门生天子，居不拔之地矣。君子欲以尽大伦而安社稷，岂可作此思量！
　　唯为君者，将社稷作公器，信天理而不疑，却于自家父子天性，与不立乎其位一般，尽敬尽爱，则何忧何怨！为臣者，但依著天理人情，一直担任，不计利害，成则为伊、周，败亦为赵相，又奚事张皇妄作哉？故立郢之说，非天理之安，而利害乱之也。
三
　　蒯瞆初无怨于辄，所恨者南子之党耳。奸人惧祸，遂为“不拒父祢祖则辄不可立”之说，而辄童昏听之。圣人见得名之既正，辄未尝不可君卫，则奸人无所售其奸矣。若云必须立郢，则正堕奸人术中。故见道不弘者，不足与权也。
　　徐有贞只“今日之举为无名”七字，弄出许多倾危伎俩。李南阳从容打破此言之妄，上心冰释。处人家国者，不可不知此意。
四
　　聘礼，大夫受命不受辞。“专对”者，谓以己意应对合宜，不必君命也。朱子云“不假众介之助”，未是。虽正使辞诎，亦无众介聚讼一堂之理。
五
　　所谓政者，谓刑赏科条之下于民也。鲁、卫俱秉先王之遗教，而昭、定、灵、出之际，初务更改，以圮先法，其隳弃旧章者已多，而特不若齐、晋之尽弃周礼耳，故曰“兄弟也 ”。卫之为政，于春秋无考，是以传注家难言之耳。若君臣父子之大伦，虽夫子尝以此为政，答齐景之问；乃鲁虽见逼于强臣，自与齐之田氏、晋之六卿等，不至如卫之父子称兵，灭绝天理也。苏氏之说不审。
六
　　朱子谓“圣人为政，一年之闲，想见已前不好底事都革得尽”，不如南轩所云“三年之所成者，即其期月所立之规模”，为深见王道施行之次第也。儒者任天下事，有一大病，将平日许多悲天闵人之心，因乘权得位，便如郁火之发于陶，迫为更改，只此便近私意，而国体民命，已受其剥落矣。
　　且将孔子相鲁观之。自宣公以来，履亩而税，是民闲一大病；而三桓逐君立君，是朝廷一大贼。于此稍动一分意气，则罢亩税，逐三桓，岂非第一吃紧当革之弊，而孔子何尝如此？微独孔子，即如舜之相尧，位极尊，权极重，君臣推任之诚，无有加矣，而共、鲧同朝者二十八载，则兴利之先于除害，必矣。今人粗心，说“害不除，利不可兴”者，都是一往之气。天下大器，自非褊衷所能任。
　　想来，圣贤开治平之业，与为学一致。为学而先遏欲，做得十分上紧，浅之只得个“ 克、伐、怨、欲不行”，深之则流入于寂灭。为治而先革弊，到头只是哄闹一场，引身而退。盖正气未昌，与邪战而恒见不敌也。故为学必先存理，而后欲可遏；有戒慎不睹、恐惧不闻之本，以贞胜于敬义，而慎独之功乃以不惑。为治必先建德，而后弊可革；有关雎、麟趾之精意，行乎家国，则兔罝之野人，江汉之游女，无患其雄心冶志之不一向于正也。医家有谷气昌之说，正合此理。若悁悁然以革弊为先，恐乌、附、硝、黄之以误人不少。况当夫子之时，尤久病羸弱之国，不可以壮年盛气之法疗之者哉？
七
　　双峰云：“才要速成，便只是见得目前小小利便处。”使然，则但言“欲速”，而“ 大事不成”因之矣，何须如此分项说下！见大者，亦或欲速；不欲速者，亦或终身于小利之中。如禹之治水，是为天下万世兴大利，除大害，便欲急切堙之决之，岂必其利之小，而徐治之八年之后也？只同此一利，非速则利小而缓则利大也。宋襄公不重伤，不禽二毛，不可谓见小利也。只为欲伯功之速成，便致伤败。王介甫立意亦尽从容，他本意要复燕、云，却云“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不可谓欲速也。乃其铢铢絫絫，积财以为用兵之地，在小利上收拾，故终不能成大事。举此二端，则“欲速”“见小利”之不相因也，明矣。圣言如江河行地，条派分明，不用曲为扭合，大都如此。